大富，1945年9月13日出生于滨海县，1963年被北京清华大学录取，1966年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蒯大富原为清华大学学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

在文化大革命中，蒯大富和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中国地质大学外国语学院的王大宾统称为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４年，蒯大富从1970年接受审查到1987年释放，羁押时间充顶了八年刑期，满刑17年；著有《蒯大富人生权术36则》（载于《天涯》1998年第一期）。

1945年9月13日，蒯大富出生在滨海县，祖父是新四军的战士，父母在解放前后都加入了共产党。

1953年8月，蒯大富开始上小学，他读书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然而他并不是一个书呆子；蒯大富在政治氛围较强的家庭中长大，对政治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也表现出了很强的组织能力；在初中读书时，就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遇事有主见，自理能力强，并且成为学生骨干分子；1960年，进入滨海县八滩中学读书；1963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报的是清华大学；当年9月，被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录取。

蒯大富和很多青年人一样，来到向往以久的北京，格外珍惜在清华念书机会；在清华的前三年里，蒯大富起得早，睡得晚，手不释卷，用功读书，他的各门成绩都很好；除了学业课程之外，蒯大富还十分爱好政治、文学、历史、人物传记方面的书籍， 这开阔了他的视野，也是他后来热衷于政治活动的一个缘由。同学之间有什么矛盾，蒯大富也积极调解，谁有了困难，他也积极出面向学校要求提供帮助，每次组织同学们学习或是开展其他政治活动时，蒯大富总是能结合当前形势，提出新话题；久而久之，在蒯大富的周围，聚集了一批与他一样关心政治的，又有一定组织能力的同学；这些正是蒯大富在“文革”初期能够迅速拉起一支造反队伍的主要原因。

1966年，蒯大富即将进入在清华大学的第四年的学习时，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强大的政治风暴—“文化大革命”；同年6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全国上下兴起了造反运动。蒯大富到一些大学看大字报，不久便要求同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负责人进行公开辩论。1966年6月由于率先提出“炮轰”压制文革的工作组，并要求夺权。工作组认为蒯大富是“假左派，真右派”，蒯大富被打成右派学生。因绝食以示抗议，被开除团籍并关押18天；7月18日，毛泽东指示不用工作组；6月28日，北京市委做出了《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随后全国各地相继跟进，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受到很大鼓舞；7月21日，陈伯达派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来到清华大学看望关押中的蒯大富。7月29日，清华工作组宣布撤销。8月4日，陈伯达等人到清华大学参加批判以王光美为首的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为蒯大富平反。蒯大富获得“解放”，成了著名左派。康生指示从清华大学接蒯大富参加北京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革积极分子”大会。随即蒯大富参与创建清华井冈山兵团并成为第一把手（人称“蒯司令”），当上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副司令。

1966年12月18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单独接见蒯大富，听取了汇报，并布置了打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的任务。蒯大富返回清华大学后，召开了井冈山市总部的会议，传达了这一精神。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余人从清华大学赴天安门广场游行，一路上打着“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到达天安门广场后，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然后分五路以广播车开道在王府井集团、西单、北京站、菜市口等繁华地带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被称为“一二·二五大行动”。

“智擒王光美”：1967年1月6日傍晚，蒯大富给王光美拨电话，谎称王光美的女儿刘平平被汽车撞伤，正在人民医院抢救，需要家长签字。于是刘少奇、王光美驱车来到医院，没有发现女儿，却看到了作为人质扣留的儿子和另一个女儿。后来王光美被扣留并被红卫兵带到清华大学准备批斗，第二天在周恩来的干预下，才得以返回家中。对于此事，蒯大富曾得意地宣称：“为革命造谣是光荣的！”也就是从那时起，蒯大富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率先推向了全国，在“文革”结束，刘少奇冤案平反之后，他导演的这出闹剧成了他人生中一个耻辱的黑点。

1967年1月，蒯大富到上海市参与“一月夺权风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召开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彭真、陆定一、薄一波、蒋南翔参加陪斗；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蒯大富当上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1967年6月上旬，北京造反派组成“揪斗刘少奇火线指挥部”，围困中南海，采用喊口号，贴标语，高音喇叭广播，甚至绝食的方法，勒令刘少奇写检查，低头认罪，接受批斗。蒯大富和他的井冈山市兵团在火线指挥部充当主要角色。

1967年7月25日，林彪接见红卫兵，蒯大富还登上了天安门。27日，武汉“七二〇”事件后在王力授意下蒯大富指挥手下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28日，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小报登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声明。29日晚上，蒯大富手下一批人抄了徐向前的家。1967年10月17日，蒯大富在《井冈山》报上发表《无产阶级大夺权万岁》，大谈“夺权经”。

在蒯大富出尽风头之时，清华大学的另一派红卫兵组织也发展壮大起来，两边队伍谁也不服谁，从1968年3月份开始偶有小型武斗；同年5月，蒯大富组织了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指挥清华大学两派武斗。30日凌晨攻击反对蒯大富的群众组织，导致18人死亡，1100多人受伤，30多人终生残疾，直接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逾1000万元。清华的武斗引起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的大规模武斗。从1968年3月底到7月27日的大规模武斗，一共打了一百多天，这就是著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双方死伤多人。

7月27日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清华大学，却遭到了蒯大富手下的抵抗，开枪造成5名工宣队员死亡，七百多人受伤。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召见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谭厚兰和王大宾“五大领袖”，批评了蒯大富。五大领袖返回学校，动员手下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1968年12月，蒯大富被分配到青铜峡市铝厂（冶金部三〇四厂）任技术员。1970年11月，蒯大富被以清查“五一六”名义被送到清华大学接受审查。1973年审查结束后，被安排到北京石化总厂东风化工厂（一说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

1978年4月19日，在清华大学全校师生大会上，蒯大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布逮捕。1983年3月10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和诬告罪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蒯大富先被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后转移至青海共和县塘格木监狱。1987年10月31日，蒯大富被释放，从1970年接受审查到1987年释放，羁押时间充顶了八年刑期，满刑17年，释放后回到青铜峡市铝厂工作。1988年8月，蒯大富与北京大学78级学生罗晓波在南京市登记结婚，后育有一女。1992年，蒯大富偕妻子到山东省蓬莱区登州镇司家庄振兴实业总公司工作，任总工程师，1993年蒯大富受北京一家街道企业之聘到首都任职，后又受聘于深圳市一家中外合资的网络公司。至2007年，蒯大富经营影音和灯光器材。2011年4月24日，蒯大富参加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活动。

蒯大富是玩火者，也是纵火者；是“文革”的早期产物，也是“文革”的后期弃物；是政治的精品、装饰品，也是政治的牺牲品、试验品。（金羊网评）

40 年前，他是被聚光灯照着的那个声音最高亢，身影最激奋的“蒯司令”，狂飙散尽留青涩；尘埃落定之后，惟有那段初恋刻骨铭心。（《机遇》杂志评）

多有意思的转型啊！红卫兵司令—“四人帮”走卒—私营企业总经理；告别昨天的他，走上了与市场经济合拍的发财致富新路。（大华网-特区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