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官署名，明代设置。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的首席衙门，设立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初始职责有二：掌管宫廷内的一切礼仪，以及纠察宫内宦官中违犯礼法的行为。设置有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宦官刘瑾专权后，司礼监更成“十二监中第一署”。

司礼监设置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初始职责有二：掌管宫廷内的一切礼仪，以及纠察宫内宦官中违犯礼法的行为。从洪武时期到宣德时期，司礼监设置后从由诸多宦官机构演变为宦官的一般衙门，继而成为宦官衙门中的第一署；正统之后，由于皇帝怠政厌政以及幼冲等原因，皇帝经常让司礼监代帝批红，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获得了“批红”权而能够与内阁分庭抗礼。明代历朝擅政的宦官，如王振、刘瑾、冯保、魏忠贤等，均为司礼监太监。随着司礼监权利不断扩大，与内阁形成分庭抗礼的局面，护卫皇权的同时，也干预和影响了明代的中央决策，给明朝政治、经济、军事、司法造成了恶劣的后果。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认为司礼监“有宰相之实”；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郭厚安教授认为，司礼监干政是极端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现代学者黄才庚认为，司礼监专权，彻底破坏了章奏制度、行移关系；现代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张自成则认为，司礼监和内阁在正统以后绝大部分时间内相互合作是好的，是卓有成效的。

明政权建立之前，即已开始设置内廷宦官机构。吴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设置内史监，设监令、丞、奉御、内史、典簿等职位。后来改为设置内使监、御用监，各设令一人、丞二人、奉御、典簿等职位。而到了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设置的内史监奉御就有六十人。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御用监变更为供奉司，又设置了纪事、内正二司，其中内正司职责是“专纠内官失仪及不法者”。随后内正司改为典礼司，又改为典礼纪察司，该司职责为：“司正、副司正，执掌内府所有礼节，记录御前所有文字；凡是圣旨裁决事务，已发或未发的，都要记录清楚、在御前题奏；及时纠察弹劾内官、内使违法不公等问题。”典礼纪察司应是纪事司与典礼司合并而成。

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其职官设置屡有更易变动，宦官人数不断扩充增加，逐步增设有关机构。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调整宫内宦官机构，设立十二监，其中增设的司礼监，令和丞各一人，其职责：“一是掌管宫廷内的一切礼仪。凡是正旦、冬至等节日，命妇朝贺，司礼监则排定其班位、仪注；二是纠察宫内宦官中违犯礼法的行为。”这和原内正司与典礼纪察司的职掌是一脉相承的。

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朱元璋对宦官机构又做了调整。司礼监的职责变更为：“掌管冠礼婚礼丧礼和祭祀等仪式、祭祀所用丝织品、御前勘合所用符契、赏赐的笔墨书画、长随当差的内使等人出门所需马牌等事情，以及监督光禄司供应宴会的事。”

朱元璋曾对侍臣说过，宦官可以负责生活中的琐碎事项，如果不是有特殊的事务需要他们去做，不要让宦官人数太多。还表示：宦官大多是用心险恶的人，如果作为耳目使用，那么会被他们蒙蔽；如果把他们用作心腹，那么必然生出祸患。想要驾驭他们，要让他们畏惧法令，而不能自持功劳骄傲自大。有位内侍侍奉朱元璋最久，暗中谈及政事，朱元璋知道后终其一生不再召见他，同时规定内侍不许读书识字。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朱元璋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并下命令各部门不得与内官监有公文往来。

朱棣曾经说过，他完全遵从太祖的教诲，没有御用宝玺文书，即使是一个士兵一个平民，宦官也不能擅自调用。有私自役使应天工匠的，他当即命锦衣卫逮捕治罪。但随后，朱棣在出使他国、统领军队、监军、镇守等政事中重用宦官。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宦官李兴等人奉命慰问罗国国王；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宦官郑和奉命率军出海；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宦官王安等监察都督谭青等人所率军队，马靖巡视甘肃省；洪熙年间，王安奉命镇守甘肃。

而到了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朱瞻基朱瞻基设立内书堂，命令大学士陈山教授小内使写字，朱元璋定下的宦官不许识字读书的制度，就此废除了。朱瞻基在位期间，内阁杨士奇等人受命参与批阅奏章，他们被允许把写了批阅建议的小纸条贴在中外奏章上呈现给皇帝看，再由皇帝亲自御批。需要皇帝御批的奏章太多，最后是由在内书堂学习过的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批红。

朱瞻基去世后，即位的是九岁的朱祁镇朱祁镇，由太皇太后张氏听政。张氏不方便亲自处理朝政，下令内阁负责票拟，而批红成了司礼监太监的主要职掌。当时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振深受朱祁镇信任。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太皇太后及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又称“三杨”）等人相继去世或远离权利中心，朝中无人可在压制王振，其权力大增。

正统以后，司礼监职掌陆续扩增。提督东厂、派遣调动出镇内臣、提督京营、会同三法司审录狱囚等权力为司礼监掌握。司礼监逐渐成为十二监中第一署，掌印太监和内阁对柄机要，书、秉笔掌管文书房，等同次相。朱厚熜在位中期，内阁夏言、严嵩交替当权，俨然成为真正的宰相，压制六卿。然而内阁起草的文件，还是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因此宰相的权力其实被司礼监掌握了。

朱祁镇时期的王振、朱见深时期的汪直、朱厚照时期的刘瑾、朱由校时期的魏忠贤，大权独握，皇权受制于宦官之手。

明代中央出版印刷机构以司礼监为主。司礼监下设汉经厂以刻印四部各书为主；番经广刻印佛经为主；道经厂刻印道家著作为主，经厂有一定规模，嘉靖十年（公元 1531 年） 查过一次工匠数额，其中专门从事刻印的有刊字匠 315 人、笺纸匠62 人、裱背匠 293 人、折配匠 189 人、裁纸匠 80 人、印刷匠134 人、黑墨匠77 人、笔匠 48 人、画匠76人，总计 1274 人。

明代五品以下官员的任命、升迁、改调都由吏部通过选来执行。重要职位的人选要由高级官员们讨论会推，中低职位则由吏部直接任命。所有官员的任职都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在原则上，司礼监不能影响官员任免，但实际上，司礼监能干预官员的任命。御史魏允贞说过，吏部官职重要，在会推之前，有关官吏会收到当政之人和司礼太监的的影响。

正统年间，王振曾询问三杨年事已高以后要怎么办，在杨荣说出可选用新人后，王振即推荐曹鼐、苗衷、陈循、高谷等人成功入阁。同时，王振还假传圣旨给自己人升职；对不顺从自己的官员，则是不让其升迁、或寻罪名将其流放、杀害。刘瑾掌司礼监后，对与自己有间隙的大臣，或勒令致仕，或坐事罢免，或寻错枷死；官员想升迁，也只是刘瑾一张纸条的事，都不用经过皇帝批准；有犯错者贿赂刘瑾，罪行不仅被压下，职位还升了；焦芳凭借讨好刘瑾得以进入内阁。

司礼监利用皇帝对自己的宠信，甚至发展到直接对皇帝的决策进行干预和影响。朱祁镇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冬十月，福建省按察佥事廖谟以杖打死驿丞。驿丞的同乡杨溥怨恨廖谟，认为他问罪当诛；廖谟同乡杨士奇要将其罪名改为因公杀人。此事争议不决，交由张太后圣裁。王振以案件相关者是二杨同乡，抵命的惩罚太重，定为因公杀人的惩罚又太轻了，最好的办法是降职。太后听从了王振的意见，降廖谟为同知。由此王振逐渐参与朝中决策。同时，王振凭借英宗对他的信任，教唆英宗用刑管理大臣，以防受大臣蒙蔽。

宪宗宠爱汪直。汪直说内阁的奏章是司礼监黄赐、陈祖生的主意，目的是为原建宁卫指挥使杨报仇。宪宗马上将黄赐、陈祖生贬斥南京。

早在洪武年间，宦官已经开始插手干预财政。明代中期，司礼监奉皇帝之命，派宦官与户部官员一起办公，参与到明代的经济活动中。例如，正统九年闰七月，户部右侍郎焦宏同司礼监左监丞宋文毅等奉命踏勘坝上。正统以后，经理仓场，提督营造、珠池、银场、市舶、织造等都是宦官管理。到了朱翊钧万历年间，宦官担任的矿监税使遍天下。明代中央政府六部中，主管经济事务的是户部和工部。明代后期，曾设立宦官衙署“户工总理”，授予宦官管理所有户工的权力。

刘瑾服侍武宗时，劝皇帝下令凡是宦官镇守的都要进贡万两黄金，同时又奏请设置皇庄，使皇庄数目增加到三百多所，使京地区大受干扰。河南太监廖堂奏请兼管修河道，剥取民财，用车装了数千辆到京师。户部奏请送各边年例银两，刘瑾以为先朝无此例，下令户部查天顺以前年例银数，顾尚书以以天顺年前无银例回报。刘瑾认为这是户部官员勾结边防巡抚都御史共同盗取银两的明证，将相关人员治罪，罢免了送银的例子。边防银两存储自此一直不足。期间，刘瑾废止盐法开中制度，影响到边军粮食的供给，直接导致宁夏安化王起兵。

宣德时期，明代北部九边都已差派宦官镇守。这些提督太监的派遣照例是由司礼监负责，外廷兵部不得过问。

随着内监越添置越多，边塞都由宦官巡视，各地较大的军事行动都有这些监军存在。监军一般是临时派遣，主要是对出征的军队进行监督。

朱祁镇登基时开经筵，由王振上阅武将台。纪广时任庆右卫指挥佥事，因为投靠了王振，在阅武时被王振定为第一。正统年间，侍讲刘球曾上疏反对征讨麓川，但王振一意孤行发起战争，英宗也偏向王振的意见，导致征讨麓川伤亡惨重，军费开支和封赏的爵位不可胜计。

司礼监参与三堂会审始于正统年间。皇帝派司礼监参与司法主要是对三法司不信任，司礼监监督，保证司法系统的公正性。有时，皇帝会为三法司定调，宦官只是按照皇帝的旨意办事。但宦官假借皇权，干预司法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明代宦官可以同朝臣一样上奏疏言事。在杨溥和杨士奇分别因同乡之情，而对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之事有不同意见时，太皇太后张氏最终采纳王振的建议裁决此事。天顺二年（公元1458年），司礼监太监阮简奏景泰中向皇帝乞大兴县田三顷耕种，现在为人所侵夺，户部覆勘后，明朱祁镇命将其中的八十亩还民。

批阅奏章是皇帝处理政务的主要途径。宣宗令内阁票拟，然而他无法亲自全部批阅这些条旨，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条旨须由他人代为批阅，这样，经过内书堂读书识字训练，代替宣宗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就替代皇帝批阅奏疏。英宗即位时年龄尚幼，由太皇太后张氏听政，受限身份原因，张氏令内阁票拟，批红则落到司礼监太监身上，王振因此得以直接接触各类朝政事务和人事安排。

仁宣以后，司礼监完全参与到明代的政治活动中，立储、监国、顾命等重大政治活动都参与其中。明景帝即位后想易储，太监王诚、舒良为其出谋划策无果，景帝遂召朝臣商量废立太子之事。朝臣不愿意，又不敢反对，司礼监太监兴安厉声威胁，朝臣不敢继续违背皇帝命令，遂定下易储。武宗朱厚照南征朱宸濠时，索性叫宦官“监国”。

司礼监还可利用转呈章奏、传宣御旨等中介环节干预中枢决策。万历初年（公元1573年），冯保掌管司礼监，又提督东厂，总兼内外事务，权势高涨。内阁首辅高拱授意六科程文、十三道御史刘良弼等，交互向皇帝上书奏事弹劾冯保，而且给事中尊、陆树德又特意上书检举弹劾冯保，高拱授意他们一起请求驱逐冯保。而冯保扣留了他们的奏疏，与张居正合谋，一起逐走了高拱。

明朱由校时，魏忠贤利用手中权力，欺上压下，栽赃诬陷。修撰文震孟针对魏忠贤渐渐专权的情况，曾上疏认为如今大臣上朝上奏朝拜，如同傀儡一般，希望恢复祖制，大臣当面奏事，皇帝当面裁决，君臣相对如家人父子，左右近习则无缘蒙蔽。此疏呈上后，魏忠贤扣留不上奏，趁熹宗观剧时，断章取义，摘取奏疏中“傀儡登场”等语句呈奏，诬陷文震孟将皇帝比作傀儡木偶，不杀他无以警示天下。熹宗信以为真，传旨杖文震孟八十。

明代司礼监还能通过出席阁议干预内阁决策。司礼太监受命作为君主的代表出席阁议，阁臣是无法反对的。宦官出席阁议，不仅有权发表意见，而且常常能够左右阁议。皇帝派司礼监宦官出席阁议，一方面是派他们去监视阁臣；另一方面，明代中后期，一些皇帝很少接见阁臣。在这样情形之下，皇帝命司礼监宦官前往，司礼监代表着皇帝，阁臣对国家政事的讨论就受到皇权的制约。

司礼监对中枢决策的影响有某些制度上的有利因素，而通过依附他们的朝臣，使得他们干预朝政的能力得以扩大。如刘瑾掌握司礼太监的大权以后，首先安插自己的党羽出任内阁要员。如刘宇，先后任兵部尚书及吏部尚书，掌握军政大权，后又入阁，以原官兼文渊阁大学士。另外一党羽曹元，先为兵部尚书兼督团营，后亦任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焦芳告密，刘瑾让他以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办事。刘瑾不仅在内阁中安插自己的亲信，六部尚书也多有其私党，所以刘瑾得意的宣称“满朝公卿，皆出我门”。刘瑾又对反对过自己的大臣加以打击。正德二年（公元1507年）三月，刘瑾召集群臣跪于金水桥南，宣布“奸党”，其中以刘建、谢迁、韩文等人为首的一大批官吏，都被列入名单，勒令致仕。

明代内阁和司礼监出现以后，分享了原来属于宰相而现在属于皇权的一部分权力，保证了明代政务即便是皇帝怠政的情况下国家机关也能够正常运转。在保证国家政务得到充分处理，皇帝充分行使皇权的前提下，司礼监还对以朝臣为主的内阁起到制约作用，明代的内阁阁臣只有在张居正当政时，权力达到巅峰，在大部分时间里，阁臣的权力受到限制，与宰相无法相比，这正是司礼监的功劳。

明代中后期，党争加剧。加剧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大礼议”带来的负面影响，又有张居正“夺情”带来的文官集团的撕裂，而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参与其中则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激烈的党争严重消耗明王朝的内部力量，其余波甚至延续到南明。是明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明代中期以来，司礼监的职权不断扩大，司礼监不仅仅掌握了批红权，还可以上疏，以及奉皇帝的命令参与到工部、户部、兵部等部门的事务中。

随着内阁体制的不断完善，超越了六部权力，也逐渐出现了权力形同以往宰相的首辅。嘉靖时期，首辅制度形成，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人都任过首辅，权力更加集中，而到了万历初年（公元1572年）的张居正当政时，阁权更是完全压倒部权。但是，随着阁权的扩张，司礼监的权力也在日益扩张，司礼监批红代皇帝替行使皇权。司礼监的批红有时是皇帝的意愿，有时体现的是宦官群体的意愿，遂对内阁的票拟有很强的牵制和干预作用。

司礼监同明代的给事中、监察御史风闻言事相比，能够亲临现场，对各部的事务起到监督作用，这种监督比起监察御史、给事中显得更加有效。

内阁的权力逐渐增大，尤其张居正执权时，内阁权力已压制六部权力，但同时司礼监的权力也在增强。内阁起草的文件，还是不得不取决于司礼监的批红，因此宰相的权力其实被司礼监掌握了。另外，在许多情况下，又出现了旨从中下，奏章留中的情况，使内阁处于无权的地位。当司礼监完全控制了政权时，内阁已完全沦为司礼监的办事机构。内阁完全被架空，司礼监掌握着最终的决定权，使明代中央权力出现了非正常的倾斜，权力失去了平衡。

明制规定，章奏必先达司礼监，然后必由秉笔太监呈送皇帝，朱厚照时，司礼监专掌机密，所有奏章、奏疏及皇帝的降敕、批疏，都由司礼监来处理。在这一环节中就为章奏遭致阻断提供了契机，司礼监极有可能拆开奏章，如若这奏章有对自己不利的事，是不可能转给皇上的。冯保和魏忠贤就曾分别通过压下奏章和断章取义排除异己。

厂卫等特务机构的存在，使三法司形同虚设，许多案件都由他们包办审理，三法司只能审理一些民间一些小事。另外，司礼监的会审更使司法受到司礼监的控制和干预，导致明代的冤案增多。另外，特务机构四处捕人，也造成了全国的恐怖气氛，司礼监还利用厂卫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司礼监宦官往往提督东厂，厂卫可以任意捕人不受法律限制。

明初，领五军都督府的都是一些元勋宿将，军制整齐，司礼监派监军、镇守、巡视、分守等内官参与到明代的军事活动中，宦官代表皇帝，具有钦差的特殊身份，但这些宦官不一定都懂军事，而地方督抚、镇将则处处受到监军、镇守、分守等宦官掣肘，明代的军事制度逐渐遭到破坏。早在宣德初年，内官在边者，就仗势恣肆，就连总兵也不能节制。

朱祁镇时期，王振大权独揽，三征麓川、土木堡之变都与王振的错误决策有关。魏忠贤冤杀熊廷弼，使得明王朝在辽东的防务形势急转直下，无法扭转，直至明朝灭亡。

明代中后期，党争加剧。加剧原因比较复杂，既有“大礼议”带来的负面影响，又有张居正“夺情”带来的文官集团的撕裂，而以司礼监为首的宦官集团参与其中则又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激烈的党争严重消耗明王朝的内部力量，其余波甚至延续到南明。是明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因素。

司礼监因负责“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与内阁形成直接的权力互动关系。皇帝、内阁、司礼监组成了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其中皇帝高踞于顶端，内阁和司礼监位于底边的两端，孰长孰短，孰强孰弱，完全视皇帝与其关系的密切和信任程度而定。“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

明代的宦官尽管权势熏灼，但他们只不过是假皇权以肆虐的奴才，为皇帝搏噬巨民的鹰犬而已，没有也不可能皇权构成任何威胁。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评价司礼监：“有宰相之实。”

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郭厚安教授在《假皇权以肆虐的奴才——论明代的宦官》中认为，司礼监干政是极端君主专制的必然产物。

现代学者黄才庚在《明代司礼监专权对奏章制度的破坏》中认为，司礼监专权，彻底破坏了章奏制度、行移关系。

现代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委员张自成在《明代双轨运行中央辅政体制述论》中认为，明王朝的双轨运行政治制度将相权一分为二，使内阁和司礼监共同担负起传统宰相的责任，使皇帝既能够平衡权力，又保证了皇权不致旁落，又使宦官集团受到了有效控制。除了几个特殊的时期，内阁与司礼监在正统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内，相互合作是好的，是卓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