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言（公元1482年7月14日－公元1548年11月1日），字公谨，号桂洲，江西广信府贵溪市（江西省贵溪市）人，明代政治家、文学家，嘉靖年间官至内阁首辅、历任兵科右给事中、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等职。

夏言出身军籍，其父为临清市（聊城市临清）知州夏鼎。正德十二年（1517年），夏言参加科举得中进士，被授予行人一职。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夏言支持分祭天地一事，得到朱厚熜宠信。之后，夏言仕途平步青云，历任侍读学士、少詹事、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等职。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明世宗任命夏言为少傅兼太子少傅，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得以参与机要。李时病故后，夏言接替李时成为内阁首辅。此后，夏言渐失宠于世宗，遭遇三逐三还。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严嵩诬陷夏言与名将曾铣结党图谋不轨。同年十月二日，夏言被明世宗以“结交内侍”的罪名处斩于西市，时年六十七岁。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朱载坖即位后为夏言平反，复其官职，追谥“文”。

夏言一生著作颇丰，其作品主要收录在《桂洲集》《南宫奏稿》《桂洲先生文集》。夏言执政期间颇有政绩，在政治上积极整顿吏治、打击宦官势力；在军事上，加强边防建设、主张收回河套平原失地；在经济上，查勘皇庄、勋贵庄田等行为，为朱厚熜实现嘉靖中兴作出巨大贡献。但夏言成为大学士后倚仗明世宗宠信，变得独断专行骄慢豪奢，激起同僚不满，使得他在朝中处境越发恶劣。后世对夏言颇为同情，根据清代史学家夏燮在《明通鉴》一书的记载，随着严嵩擅权日久，明朝吏治腐败不堪，很多人为夏言之死感到惋惜。

成化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公元1482年7月14日），夏言在京师（北京市）城西莲子巷出生。他祖籍本在江西广信府贵溪市（江西省贵溪市），夏言出生时，他的父亲夏鼎已经得到同乡举荐，带着家人在京师寓居。夏鼎常常鼓励儿子努力读书，待日后官至尚书时，便可以让夏家脱离军籍。

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夏鼎被朝廷任命为严州府（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推官，夏言随父亲一同前往。夏言随父常年在外，因已不通晓方言，偶尔学习地方方言。夏鼎告诫儿子朝中不少官员因方言饱受其累，在辩论时难以机警应对。夏言声音洪亮发音清晰是优点，正适合做给事中一职。夏鼎还劝告儿子不要学习方言。夏言听从了父亲的建议。

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十九岁的夏言为准备乡试，回到江西广信府贵溪市（江西省贵溪市）。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夏言和友人陈北所一同参加乡试，两人未能中举。夏言在《与陈北所节推四首》一诗中，提及自己与陈北所落第后，被大风所阻滞留在章江门（江西南昌）数日。落第后的夏言并没有因此沮丧，更加勤勉地读书。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三月，临清市（聊城市临清）担任知州的夏鼎因病去世，夏言闻讯后北上为父奔丧。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秋，夏言治《诗经》科，以江西省第六名的好成绩通过了乡试。正德九年（公元1510年），夏言参加会试时不幸落榜。此后前往南京国子监生学习，夏言就读期间以文会友广交天下名士，学问大有进益。

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三十六岁的夏言考中进士，被朝廷授予行人一职。此后奉诏多次前往云贵高原等地巡查，与后来的黔国公沐世勋相识，两人结交为友。正德十五年（公元1520年），夏言被提拔为兵部给事中。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四月，朱厚熜即位之初夏言便上疏直言朝中积弊，希望皇帝能够振作精神整顿朝纲，并且提出朝中政事应有大臣裁决，反对宦官干涉朝廷政务。明世宗对敢于直言的夏言非常欣赏，任命夏言同御史郑本公、主事汪文盛等一起制定新的治理朝政的方案。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五月，夏言母亲匡氏在京师（北京）病逝，夏言回乡丁忧。夏言回乡后不久，朝中再次爆发了“大礼议”之争，前内阁首辅杨廷和之子杨慎等武宗旧臣，不满明世宗加封生父兴献王朱祐杬为“恭穆帝”，聚众在宫门外哭谏劝皇帝收回旨意。明世宗大怒，下令将员外郎马理等一百三十四人下狱。夏言因为母丁忧，躲过了此次政治风波。同年十月，夏言以已无适龄男丁可服军役为由，请求豁免夏家军籍，得到了明世宗的特许。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夏言结束丁忧返回朝中，被调任为吏科都给事中。

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调任为吏科都给事中的夏言向朱厚熜建议，将天与地分开进行祭祀，皇帝亲耕与皇后亲蚕仪式应该分别在南郊和北郊举行。夏言的提议与明世宗所想不谋而合，赐给他四品官员服饰作为嘉奖。同年夏四月，明世宗在朝廷之上与众臣提及天地分祭之事。未料此举让大臣对夏言群起攻之。其中以大臣霍韬反对最为激烈，称天地分祭由违祖制，乃祸乱超纲之举。更宣称《周礼》乃是王莽所作的伪书，宋朝儒生关于礼制议论都是胡言乱语。朱厚熜大怒将霍韬下狱，力排众议在南北郊兴修天坛、地坛分祭天地。郊礼之议后，夏言一跃成为明世宗宠臣。

内阁首辅张璁对夏言得宠颇为忌恨，在明世宗面前多次构陷夏言。而夏言也不满张故意打压自己，俩人之间矛盾日益尖锐。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七月，夏言上书弹劾张璁及吏部尚书方献夫等人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而张璁则解释称他与夏言两人因天地分祭一事交恶，夏言弹劾之事并非实情，乃是有意报私仇。朱厚熜对此颇为无奈，亲自出面欲调和夏言与张璁之间的矛盾，但是未有成效。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十月十五日，夏言被明世宗任命为侍读学士，同时仍兼吏科都给事中。十月十九日，夏言奉诏担任经筵日讲官员，负责为皇帝讲解史书经学。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夏言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学士，掌管院事，继续为明世宗讲书。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行人司司正薛侃见世宗无子，向朝廷上书提出可在明朝藩王中取一贤者，作为储君。若有皇子出生，再令藩王出镇地方。明世宗大怒，认为薛侃之言居心测必有幕后主使。夏言与薛侃同科及第，与夏言不和的张璁、彭泽等人趁机机会诬陷夏言为幕后主使，明世宗遂将夏言下狱审查。夏言多次上书为自己申辩，为张璁党羽构陷，而薛侃也坚持说此事与夏言无关。经多次审讯，夏言最终洗除嫌疑被释放出狱。嘉靖十年（1531年）七月下旬，朱厚熜任命夏言担任礼部左侍郎。九月，夏言接替李时升任为礼部尚书。

当时重臣张璁位高权重，对文武百官气使颐指。大臣们极为厌恶张璁为人，唯有夏言敢于和他对抗。夏言礼节下士，深得大家的支持，夏言擅长作文，每当明世宗交代夏言写的文章，夏言不仅写得又快又好，而且还甚是符合明世宗的心思。明世宗对夏言更加宠信，赐他密奏之权，并且称赞夏言“学博才优”。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明世宗的儿子出生，夏言被加太子太保头衔，后来提高为少傅兼太子太傅。润十二月，夏言授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得以参与政务。当时夏言宠眷甚隆，大学士李时不敢与他相争。内阁政事多由夏言决定。至后来顾鼎臣入阁，仗着自己年长且发迹早于夏言，欲与夏言相争。夏言表示不满，顾鼎臣亦不敢再与夏言争权。同年冬，李时病死，夏言成为首辅。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正月，明世宗加夏言为少师、特进光禄大夫、柱国。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五月，世宗巡幸大峪山不满夏言伴驾时迟到，痛斥夏言轻慢无礼，并且索要此前赠予夏言的银章、手谕等物。夏言见明世宗大怒慌忙解释，自己因为生病所以才迟到了，并不是有意怠慢皇帝。皇帝赐予自己的手谕、银章十分珍贵，希望能留给子孙后代。夏言还恳请明世宗不要将手谕、银章等物收回，自己愿意承担其他惩罚。明世宗见夏言迟迟未将御赐之物归还，疑心手谕、银章已遭到毁坏，于是派遣礼部官员前去追讨，并且削去夏言太师职位，勒令他以少保兼尚书、学士致仕。夏言将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以来存在家中的四百道手诏、银印记一颗，奉命归还。没过几天明世宗的怒气消了，就又让夏言留了下来。夏言上书对明世宗表示感激，并且称自己愿意作孤臣，才被众臣忌恨。明世宗大怒，回书中多有诘问，夏言只好上书向皇帝请罪。六月，皇极殿被雷电击中，明世宗派人让夏言与顾鼎臣前去查看情况。明世宗见夏言与顾鼎臣迟迟没有前来汇报大怒，指责夏言傲懒成性。夏言与顾鼎臣以雷击异象请求辞职，明世宗并没有答应。同月，明世宗将之前归还的手谕、银章等物重新赐予夏言。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十一月，明世宗恢复夏言少师、太子太师的官衔，提拔夏言担任为吏部尚书和华盖殿大学士。

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朱厚照生母慈圣皇太后去世，明世宗下诏问太子服丧时应穿的服制，夏言回报的奏章上不慎出现了错别字，嘉靖帝十分生气，再次命令夏言以少保、尚书，大学士的身份致仕。夏言上《治边十四策》，建议朝廷加强边疆边防。明世宗怒气稍减，因夏言所撰青词符合自己心意，于是安抚夏言在家中安心养病以备后用。嘉靖二十年（公元1541年）十月，明世宗让夏言重回内阁执政。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正月，夏言再次官复原职。

夏言入阁主政以后，仗着明世宗宠信日益骄横豪奢，对待严嵩等人就像对待自己门客一样。明世宗曾下令，大臣应乘马进入西苑，唯有夏言一人不听，仍然乘车进入。对于明世宗所赠道教衣履、香叶束发巾等物，夏言以不是朝臣的衣服拒绝接受。数事累计，明世宗对夏言日益厌恶，欲让严嵩取代夏言的位置。夏言闻讯后，指使言官上书弹劾严嵩。由于明世宗对严嵩极为袒护，夏言未能如愿。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六月，严嵩入宫朝见明世宗，称夏言多次侮辱自己，历数夏言种种不断之举。同年七月，嘉靖将夏言革职，而严嵩代替了夏言在内阁的位置。

夏言回乡之后，地方官员见夏言迟迟没有被再次起用，对他日益怠慢。夏言为此颇为失落，每逢元旦、皇帝生日，夏言都会上书表示祝贺，以“草土臣”自称。久而久之，明世宗念及夏言以往功劳于心不忍，于是恢复夏言尚书、大学士的职位。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明世宗察觉到严嵩贪污之事，于是将夏言召回朝中，恢复少师等职位。

夏言不愿意与严嵩同流合污，处理政务从来不问严嵩的意见，并将严嵩任用的官员一一罢斥，朝中百官深以为快。严嵩表面不说什么，暗地里拉拢官员，不断陷害夏言，而夏言却没有觉察到。严嵩还从皇帝身边的太监下手，陷害夏言。夏言平日很看不起飞扬跋扈的宦官们，因此对皇帝派来的太监不屑一顾，将他们视为奴才。而严嵩对他们则是恭恭敬敬，还不时以钱财贿赂这些太监们。夏言复出后将“青词”视为苦差事。每次世宗半夜派人分别去察看他们，探子回来都说，夏言早早便睡觉了，而严嵩依靠“内线”的情报，每次等世宗派人来察看，常常半夜仍坐在案前点灯琢磨“青词”。于是严嵩越来越受到完颜雍的喜欢，而夏言则失去了世宗的信赖.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十二月，陕西省总督曾铣上疏力主收复河套平原，在夏言的支持下，他的建议得到朱厚熜的赞赏。可是后来嘉靖又觉得没有把握而犹豫不定。夏言对皇上的反复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上表请皇帝自己裁决，把难题甩给了皇帝，嘉靖帝很生气。而摸透了皇帝心思的严嵩则极力宣扬河套不可收复，并乘机攻击夏言专权。嘉靖帝一怒之下，再次免去了夏言的所有职务，让他以尚书的身份致仕。可严嵩并不满足于夏言只是离开京都，决心置他于死地。于是严嵩让亲信四处散布流言说夏言离朝时心怀不满，口吐怨言，还造谣说夏言收了曾铣的贿赂，两人狼狈为奸。朱厚熜听信谣言，夏言被投入大牢，他的妻子苏氏发配广西壮族自治区，子孙剥夺官职成了平民百姓。严嵩还是不满于此，又再在完颜雍面前说夏言坏话。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月，六十七岁的夏言最终以“结交内侍”的罪名被斩西市。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朱载坖即位后为夏言平反，复其官职，撤免夏言家眷。隆庆四年（公元1570年）,明穆宗追谥夏言“文愍”。

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四月，明世宗即位之初，夏言上书建议明世宗振作精神总揽朝纲，不宜将朝政大权交由宦官之手。要求限制宦官权力，以避免武宗在位时期宦官擅权，内阁末能干预的情况。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夏言担任内阁首辅之后，主张内阁专一拟旨，司礼监专一进奏，以确保内阁和司礼监各司其职，防止宦官越权干预政治。同年，夏言下令撤回各地的镇守太监，天下纷纷称快。夏言积极倡导廉洁政治，要求官员以身作则，严于律己。他认为，要实现政治清明节，必须从官员的品行和作风抓起。夏言主政期间严惩那些贪腐腐败的官员，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升降惩处。

夏言为提拔优秀人才，对科举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他积极改革科举，重视对边远地区的教育发展。当时贵州省地处狭远，科举考试多依附于云南省，贵州士子赴考时颇为不便。夏言入阁后，允许贵州开科取士，并且增加了乡试录取名额。他重视地方教官，提高提学官地位，使选拔过程更加公平。夏言要求士子严格遵守学规，合理淘汰生员，提拔那些品德高尚、有着真才实学的士子。

嘉靖初年（公元1522年），夏言奉命查勘顺天八府的皇庄。在查勘过程中，夏言发现有不少民田被重臣勋贵、管庄太监侵占。夏言上书痛斥皇庄种种弊端，要求将侵占的民田还给百姓。在夏言的强烈要求下，明世宗被迫撤回管庄太监归还侵占民田。至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夏言勘各项庄田地土共计二十万九百多顷(其中皇庄地土三万七千五百多顷)，退民田计二万二百多顷。使得部分农民重获土地，缓和了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

明世宗在位期间，北有外族侵扰南有倭寇作乱。对此夏言提拔善战将领，提高士兵待遇，加强军队战斗力。并且作《御边十四策》，提出了加强边防及实行的具体措施。夏言死后，徐阶重新整理《御边十四策》作为成为大明军事改革的总纲。诸多铁血部队，都在这个规划下脱颖而出。

河套地区位于明朝北部边疆，东至山西偏头关，西至宁夏夏镇，南至边墙，北至黄河，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明正统年间随着大明国力衰弱，河套地区被蒙古部落侵占，大同市等重镇屡屡受到蒙古国武装部队侵袭，变得破败不堪。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十二月，时任三边总督的曾铣向朝廷上书建议收回河套地区，并且提出了了“定庙谟、克制纪、市机宜、选将材、任贤能、足饷、明赏罚、修长技”等八条建议。明世宗认为此事事关重大，于是与朝中大臣商议。时任内阁首辅的夏言对曾铣极力支持，他认为曾铣为当世名将善于用兵，此番出兵定能收回河套，解决北方边防之患。明世宗初时对“收复河套”持肯定态度，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7年），明世宗有反悔之意，严嵩趁机诬陷夏言与曾铣内外勾结，“河套之议”乃好大喜功行为。明世宗听信严嵩谗言，将曾铣、夏言下狱处死，收回河套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夏言少时父亲夏鼎对他管教甚严，每当夏鼎问及夏言某书可曾读时，夏言都会寻到此书，彻夜苦读。待几日后夏鼎再问时，夏言表示此书已经熟记于心。待夏鼎考校夏言书中内容时，夏言每次都能对答如流。夏鼎对儿子的表现颇为惊喜，认为夏言天资聪颖有状元之才，不可用常人标准来管束夏言。自此后，夏鼎不再刻意督促儿子读书。

夏言被处死前一天晚上，朱厚熜曾多次在三台星夜观天象，见天象无异便传旨行刑。明世宗旨意刚一传出，就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西市积水达三尺左右。民间有诗云：“可怜夏桂州，晴乾不肯走，直待雨淋头。”

夏言担任大学士时，严嵩曾多次邀请夏言到家中做客，但夏言总是找借口推拒。有一次严嵩快下班时，又邀请夏言前往家中做客，大臣翟銮在一旁也说和，夏言便答应下来。到了约定的日子，夏言傍晚时才到达严府。在宴席上夏言也不与严嵩、翟銮等人交谈，只喝了三勺酒、一勺汤后就起身告辞。翟銮只好也跟随夏言离开，宴会不欢而散，严嵩深以此事为耻。

夏言少年时江西星士王玉章曾为他占卜，称夏言虽然现在还是一名书生，日后官位不会低于三公之下，到了晚年时皇帝还会送他一车斤。车斤即斩字，暗示夏言最终会被处斩。嘉靖二十七年（公元1548年）十月二日，夏言在西市被下令处斩，监斩官为主事俞干。夏言死时，俞干突然受惊昏厥，过了很久才醒转过来。没过多久时间，俞干向朝廷上书请求辞职还乡。次年五月，俞干在家中去世。

夏言一生著作颇丰诗歌文词均有涉猎，以善作词曲闻名于世，被誉为“曲子相公”。他所作词有辛弃疾豪放之风，亦不失清丽的婉约之气，题材丰富多样，存词三百六十八首。在曲上夏言主创南戏，现存小令二十八首，套数七篇，多表达生活中的闲情逸致之类。夏言一生创作了一千六百多首诗歌，涵盖了应制、扈从、典礼、馆阁、感述、旅况、青词等题材，部分诗词收录在《夏桂州先生文集》《桂洲集》等书中。夏言的文章主要多以应制和奏疏，内容规整，主要收录于《南宫奏稿》

夏言以才华出众被升至大学士，他在书法上也。有着较深的造诣。他书写的碑文和经文十分珍贵，深受人们推崇。明代文人王世贞认为夏言的楷书、行书刚健优美，但肥过而滞、老过而稚。夏言所写的署书也很不错。

朱厚熜在河套平原之议后曾经痛斥夏言，称其“强君胁众”。

明代文学家沈德符记载，嘉靖年间夏言与张璁两人不和彼此攻讦，夏言一度被诬陷入狱，后被明世宗释放出狱。没过几年，夏言便入主内阁，此后历经三逐三还，最终获罪被斩于西市。在明朝二百年历史中，深受荣宠最后死于极刑的宰相，只有夏言一人。

清代文人余清路过夏言玛丽·居里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柳遮门苍草侵涂，知是前朝姒相居。不有精忠贯日月，那能芳誉溢乡闾。”

清内阁首辅张廷玉《明史》称夏言性情豪迈刚毅擅长辩论，人们不能使之屈服。

清代学者钱谦益称夏言才思敏捷，应制奏疏文章很快就能写好，因此被明世宗赏识。

根据清代史学家夏的记载，夏言为人刚直早年与严嵩一同共事，在处理事情上公正无私，得到世人的赞赏。夏言得到重用之后，肆意打压政敌与朝臣多有结怨。严嵩除掉夏言之后，独断专行大肆收取贿赂，导致明朝政治腐败不堪。随着时间推移，很多人为夏言之死感到惋惜。

近代历史学家蔡东藩认为夏言与朱厚熜两人皆败于性情过于刚强，明世宗性情刚强，几次险些在宫廷内遇害。夏言为人刚强，屡次遭到他人构陷。而严嵩看似温和实则狡诈，明世宗和夏言俩人皆被严嵩蒙骗而不自知。

历史学家魏佐国评道：“夏言作为一个封建地主阶级政治上的代表人物,他进忠言﹑陈兹议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日渐衰落的封建统治，这是他所处的特定的历史地位所决定的。尽管如此，他的这些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与民族也并非毫无裨益。”

学者朱永旗在《论明代著名政治家夏言》指出，夏言对明世宗恭敬不如张璁，而善于迎合圣意上不如严嵩。所以当严嵩诬陷夏言与曾铣勾结时，被下令处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祈谷礼是中国古代非常重要的祭礼，起源于先秦时期，乃人们为祈求农谷丰收所行祭礼，至元时祈谷礼被废除。明代的祈谷礼始于明世宗。关于祈谷礼的提出者，学界观点不一。根据《太常续考》的记载，祈谷礼是夏言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首次提出，夏言“祈谷奉文皇帝配”的建议遭到群臣反对，但夏言并不放弃，再次提出这一建议，最终明世宗折中妥协采取“祈谷二祖并配”。学者石鹏则并不认同祈谷礼是夏言提出的说法，他表示夏言确实对祈谷礼有着重要影响，但在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夏言提出的乃效仿周代明堂配之礼，非祈谷礼。明世宗正是受夏言这一启发，于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制定出祈谷礼。

夏言墓位于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秦峰镇五石村的莲花山，墓穴于民国31年被盗，现尚存断为三截的墓表一通。碑文字迹清楚。1984年将夏言墓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将残碑三截、石桌一方按原貌修补，筑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