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才（1892年，也有1895、1896、1897年等说-1970年7月13日），原名盛振甲，初字德三，后改晋庸，辽宁省开原人，原中国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新疆督办。

盛世才出生于1897年1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1917年在亲友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五四运动期间，回到中国参加爱国运动，后投笔从戎考入李根源主办的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并与教官郭松龄关系密切。毕业后，盛世才追随郭松龄加入奉军，被郭松龄保举于1924年进入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期间回到中国参与郭松龄倒奉。郭松龄失败被杀后，盛世才逃回日本，在孙传芳等人的资助下完成学业。1927年，盛世才毕业回到中国加入国民革命军，1930年受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派秘书长鲁效祖招募，进入新疆金树仁政府，因镇压叛乱有功被称为“常胜将军”。1933年，盛世才在两次新便中倒戈金树仁政府，成为新疆督办，此后统治新疆地区二十余年。统治新疆初期，盛世才采取亲苏亲共的政策，使得新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为了防止别人背地里做出不利于他的事，盛世才于1934年成立特务组织，后又制造“阴谋暴动”排除异己，从而对新疆实行专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盛世才觉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阻碍了他对新疆的专制统治，开始“反苏反共”，在新疆制造多起冤案，将中共中央驻迪化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李云扬、李宗林等人逮捕并杀害，转而投身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因国民政府官员在新疆与盛世才政府不和，盛世才再次制造冤案驱逐新疆境内的国民党，最后被蒋介石以农林部长之职调离新疆。

盛世才在新疆大肆敛财，他走后新疆人民发起讨盛高潮，写《盛世才祸新纪略》，向国民政府控告盛世才的罪行。盛世才被蒋介石革职查办，但在盛世才的贿赂下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盛世才曾在武汉市行营任职，1949年跟随国民党败退台湾，曾短暂出任台湾蒋介石政府的“国策顾问”，后一度从商。盛世才晚年从事著述，著有《新疆十年回忆录》等，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病故于台北市。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邓发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盛世才出生于1897年1月8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六），原名盛振甲，初字德三，后改晋庸。盛世才家住辽宁省开原市，家中属清廷汉军旗。盛世才少时就读于西丰县小学、沈阳市第五高小，中学时进入沈阳农林中学读书，后考入上海中原地区公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于1915年正式毕业。

1917年，盛世才在亲友的资助下，赴日本留学，在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两年后，五四运动爆发，盛世才受留日东北学生同乡会举荐，随请愿团回到中国上海市参加全国学生会组织的争取收回青岛市的活动。回到中国后，盛世才间中国政局混乱，决定弃笔从戎，后考入李根源主办的云南讲武堂韶州分校第二期步兵科。在讲武堂受训期间，盛世才与自己的教官郭松龄交往密切。

盛世才从云南讲武堂毕业时，恰逢郭松龄到张作霖的奉军当旅长，盛世才跟随郭松龄加入奉军第八旅，初任排长，后接连升迁，历任东三省振威上将军府警卫团上尉连长、中校参谋。郭松龄对盛世才也多有栽培，在盛世才原配妻子去世后，郭松龄将自己的义女邱芳介绍给盛为妻。

直奉战争之后，张作霖锐意整军，选派少壮军官出国深造。在郭松龄的保举下，盛世才于1924年被保送到陆军大学学习军事。次年，郭松龄倒戈反奉，盛世才受郭松龄邀请从日本回到中国，在其军中任营长，参与郭松龄的反奉事件。郭松龄反奉失败被杀，盛世才仓皇逃到日本，但是被张作霖取消了官费留学资格。盛世才利用自己的关系，通过江苏省都督齐燮元联系到了时任浙江省都督的孙传芳，由孙传芳作保盛世才得以继续完成学业，之后盛世才还得到了冯玉祥的资助。

1927年，盛世才从日本陆军大学校毕业，回到中国后盛世才在国民革命军贺耀祖部任参谋，后调任国民党革命军总司令部任上校参谋，同时还兼任中央军校附设军官团欧洲战史教官。次年任代理行营参谋处科长，1929年再次调任参谋本部第一厅第三科上校科长。盛世才对科长职位心有不甘，想要谋求发展。经过多方活动，盛世才于1930年到沈阳奉军张学良处谋求东北讲武堂教育长的职位，但遭到拒绝。

1930年夏天，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派秘书长鲁效祖到上海、南京等地延揽军事人才。盛世才通过与鲁效祖关系密切的彭昭贤的介绍，得以与鲁效祖结识。盛世才向鲁效祖表示了自己愿意前往新疆的意愿，被鲁效祖接纳。

同年秋，盛世才辞去参谋本部科长的职务，受新疆主席金树仁之聘，随鲁效祖借道西伯利亚地区前往新疆。盛世才到新疆之初，金树仁因对南京参谋本部的人怀有戒备，故而盛世才始暂未得到重用，仅被委任为督办公署参谋处中校参谋、上校参谋兼卫队营教练等闲职。

盛世才履新之后，常以军事专家自诩，一举一动十分矜持，颇为同行所嫉妒。盛世才对在新疆未能谋取宏图颇有不甘心，他处处隐忍待机，处处小心谨慎，对金树仁也唯命是从。一段时间之后，金树仁被委任为军官学校战术教官，到任后他对学校的学生极力拉拢，在教学上也很受学生的欢迎。

1931年2月，哈密东小堡镇的卡官强取维民阿布都的女儿，引起维民的愤怒。维民愤而将卡官杀死并群起反抗官府。时值哈密郡王因王权被夺，与金树仁的政府深重。哈密郡王所属的维吾尔族农民在“改土归流”中又受到金树仁政府的巧取豪夺，便愈发对金树仁政府仇视。哈密事件发生后，哈密郡王的王府军官和加尼牙孜·阿吉、总管尧乐博斯借机掀起大规模的民族仇杀和维护王权的武装暴动。

事发后，金树仁令驻哈密的省军师长刘希曾前往镇压，又调军前往围剿，都接连失败。和加尼牙孜邀请甘肃省马仲英率部入疆，攻占哈密，威胁乌鲁木齐市。金树仁派鲁效祖为援军总司令，盛世才为总司令部参谋长，开赴哈密与马仲英部作战，被马仲英打败。金树仁又改派伊利屯垦使张培元为前敌剿匪总司令，盛世才仍为参谋长，联合以巴品古特为团长的白俄“归化军”再度向哈密进攻。马仲英于9月败退甘肃，和加尼牙孜亦率部退避八大石山。

哈密解围后，张培元调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改由塔城市镇守使黎海如接替。1932年，和加尼牙孜返回哈密，马仲英投靠了陕西省主席、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后，派出别动队马世明、马占仓与和加尼牙孜联合进攻哈密。盛世才被任命为东路总指挥，率领省军和“归化军”深入八大石山围剿和加尼牙孜，双方历经大小战斗40余次，盛世才将和加尼牙孜大部分阵地摧毁，和加尼牙孜逃往国外。在得到了外蒙的援军后，和加尼牙孜潜回南疆，与马世明部联合深入楼兰、吐鲁番市等地。盛世才又奉命平定南疆。

次年1月，马世明突袭达坂城区，又领兵进攻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盛世才奉命北上解围，在六道湾与马世明部进行了一场遭遇战，大败马世明部。战后，盛世才又乘胜追击，收复了被马世明部占据不久的阜康。在一系列的战斗中，盛世才善用政治手段分化敌军、笼络人心，又能够治军严谨、军纪严明、恩威并重，在战斗过程中善于用兵、多打小仗、进退稳重。因战功卓著，盛世才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拥戴和欢迎，被称为“常胜将军”。

1933年4月12日，金树仁政府的参谋处处长陈中、乌鲁木齐市县县长陶明樾、航空学校校长李笑天，借金树仁政权在当地不得人心，联合“归化军”和当地的牧民发动政变，包围省政府，金树仁仓皇出逃。政变者在归化军指挥部邀集省府官员和当地士绅开会，成立了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推举原教育厅厅长刘文龙为临时省政府主席，后称“第一次新变”。

当时盛世才驻扎于距离省城外四十里的乌拉拜，对事变毫无所闻。后得到金树仁的命令，盛世才率部火速回城，期间参与政变的陈中与归化军首脑巴品古诗亦会见盛世才，请他一同参与政变，推翻金树仁政权。4月13日晨，金树仁调集军队进行反攻，归化军招架不住之时，盛世才率部赶到，在“一炮成功”（当地地名）击溃金树仁，迫使其西逃昌吉回族自治州。

次日，盛世才率部入城，参加临时维持委员会和临时军事委员会联席会议。政变军迫于盛世才的军事势力，推举他为新疆省临时边防督办。随后，盛世才发表就职通电，同时宣布了施政纲领八条：实行民族平等、保障信言教自由、澄清吏治、改良司法、整理财政、实施农村救济、扩充教育、推行自治，藉以安定人心。盛世才的施政纲领受到了当地人民的欢迎，4月22日迪化各阶层人民举行了一次游行集会，以示对盛世才新政府的拥护.

马仲英部借政变之机再次发起进攻，与盛世才在阜康、孚远间的紫泥泉激战，马仲英战败后向天山南路逃窜。当时南京国民政府未承认盛世才的政权，想要直接控制新疆，但又鞭长莫及。趁新疆内容未平息，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参谋本部次长黄慕松到新疆进行“宣慰”。

黄慕松到达新疆后，设立宣慰抚署，同乌鲁木齐市各界人士广泛接触，提出废除督办制，改设军事委员会新疆分会，还想邀请郑润成等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将领参与军政工作。“第一次新变”的发动者陈中、李笑天等人力主废除督办制。盛世才见自己督办一职受到威胁，便放弃追击马仲英部，匆匆会师。6月26日，盛世才假意在督办公署东花园设宴，设计将赴宴的陈中、李笑天、陶明枪杀。事后，盛世才捏造“密函”，宣称陈中等人密谋反叛被处决，又故作姿态称自己无才能，请辞前往塔城。临时政府主席刘文龙感到恐惧，也随之请辞。与会之人都倍感危机，对盛世才、刘文龙一再挽留，并向黄慕松请求致电南京维持新疆督办制度，黄慕松被迫同意。

6月30日，盛世才、刘文龙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报告“平叛”功绩，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于8月1日正式任命盛世才为新疆督办、刘文龙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一直处于软禁状态的黄慕松匆匆离开新疆。后成“第二次新变”。

1933年8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派出外交兼司法部长罗文幹到新疆视察，为达到南京国民政府对新疆的控制，想要将新疆制造成盛世才、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屯垦使张培元和南疆马仲英三方对立的形势，以达到三方牵制的目的。当时，对东北义勇军多有依赖的盛世才见东北义勇军将领郑润成等人与马仲英和张培元多有往来，心中对其信任见无。

10月10日，盛世才决定先法制人，他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指控马仲英部“煽动省军哗变”，并派兵“讨伐”，双方在达坂城开展，马仲英部因势力孤单由吐鲁番市退守哈密市。战斗过程中，东北义勇军因溃退而影响战局。

随后，盛世才召开军事会议，以以临阵逃脱的罪名，将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方面的郑润成及二十余名将领逮捕，后以临阵逃脱在罪全部绞杀。盛世才还软禁了省长刘文龙，以年迈多病的老官僚朱瑞墀为省主席，将新疆的军政大权全部包揽在自己手中。

1933年12月，控制乌苏玛纳斯地区的张培元从伊犁进兵迪化，截获了盛世才自塔城市运往省城的军火。盛世才一面争取时间，派人前往伊犁与张培元进行和谈，但遭到拒绝。另一方面，盛世才得知凭借自己的军力难以对抗张培元，在集结兵力的同时，派人向苏联求助。盛世才任命部下刘斌为伊犁警备司令，率东北军骑兵四千余人在西面迎战张培元部杨正中率领的前锋部队一千五百余人。双方在三道河激战，杨正中部败走。

苏联红军应盛世才所求，突然进入新疆攻占伊宁市、绥定、惠远，还没收了张培元的军火物质。张培元心中恐惧，无心再战，在难逃途中经过铁板沟时，发现部众伤亡过半，便在一民舍中留下遗书，举枪自。张培元残部转入南疆，投奔马仲英部。

次年初，马仲英趁盛世才军力集中于西部，省城空虚之际，率主力军7千余人，接连攻占盛世才柴窝铺、芨槽、乌拉摆的防线，后又攻破省城近郊，占领了东郊机场和电台。当时省城的守军不足五千，盛世才再度求援苏联。与此同时，盛世才利用从马仲英部俘获的日本间谍大西仲制造舆论，制造马仲英勾结日本，号召新疆人民进行反抗。就在盛世才与马仲英相持之际，苏联红军从霍尔果斯市和塔城分两路进入新疆，在苏联红军的攻势下，马仲英部于2月11日撤围南逃。盛世才率部追击，于3月8日进入吐鲁番，此后马仲英部一直南退进入喀什地区，后又转入和平，不久偕师爷逃往苏联。至此，盛世才基本“统一”新疆境内。

1933年，中国共产党开始向新疆派遣党员开展工作。历经三年战乱的新疆经济崩溃，盛世才在新疆的统治也未稳固，为此盛世才采取了“对内联共、对外联苏”的政策。9月起，盛世才开始与苏联接洽贷款事宜，1935年5月，盛世才以新疆土产公司的名义与苏联驻新疆贸易公司签订了五百万金卢布借款合同，后再向苏联借款二百万金卢布。同年，盛世才还与苏联签订了“聘请苏联专家待遇合同”。为了争取到苏联的援助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持，盛世才标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提出“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六大政策，并悬挂自制的六星旗。

与此同时，消灭了新疆境内的敌对势力之后，盛世才也开始着手恢复经济、行政改革。盛世才以专款、种子、耕牛、马匹、新式农具贷给农民，帮助农民扩大春耕生产，从而使新疆的农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又在新疆裁汰冗员，整顿吏治等，使得新疆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盛世才对人常持怀疑态度，为了防止别人背地里做出不利于他的事，1934年春盛世才成立了督办公署勘探队，作为他的特务组织，专门负责监督和惩处他所认为的危险分子。省银行行长宫振翰以及盛世才的老友赵铁鸣因平时对盛世才的独裁统治多有议论，被盛世才以非议省政的罪名，分别被逮捕和软禁。后又在各机关首脑会议上借此事发挥，警告大家要注意对他的绝对服从和领导。

1937年8月间，他认为省副主席和加尼牙孜·阿吉等人有碍他的政权及所定政策的执行，制造了和加尼牙孜建立反政府组织，阴谋刺杀督办推翻现有政府的“阴谋暴动案”。在一次露天大会上，盛世才指使卫士宣称有歹徒准备跃上主席台谋刺督办，下令将已卸任的精河县长张九泉等人逮捕，逼迫他们承认阴谋刺杀督办。

随后，盛世才又要求他的军法处长冯梁找到民政厅长蓝彦寿，动员其交代交待参加以副主席和加尼牙孜、省府委员蒙古汗王满楚克扎布为首的反政府组织的经过与反动组织的情况。而所交代的言辞则是盛世才预先编造好的，盛世才要求他们声称这个组织是由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国民党所策动的，并且已在新疆吸纳了不少人，同时还受到大批拨款。起初蓝彦寿不肯听从，盛世才一怒之下将其刑讯逼供，迫使其屈打成招，蓝彦寿不得不按照盛世才编制的“口供”将和加尼牙孜、满楚克扎布等几百人都攀拉上。而后，盛世才将他们尽数逮捕。

此后，盛又发动全疆各区公安部门将县的大部行政首脑、地方士绅、大资本家捕押，解送省城，将他们的财产全部没收，后选派自己的亲信到这些部门任职。“阴谋暴动案”不但使得盛世才除掉了自己的政敌，还让自己在新疆地区搜刮了大量金银财宝，收入囊中。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盛世才的赞同下，中共于1938年在乌鲁木齐市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纪念馆，并派遣了一批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进入新疆工作。后来，盛世才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利于他在新疆的独裁统治，加之苏联遭德国入侵自身处境艰难。盛世才决定“反共反苏”，投靠国民党的政策。

1940年，爱国民主人士、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因多次在多集会演讲和刊物上撰文，抨击盛政府政治上的种种弊端。盛世才认遂对杜重远深怀恶意，蓄意除之。次年，他蓄意制造了“汪精卫系统的阴谋暴动案”将杜重远逮捕，诬陷杜重远在抗日战争前就同汪精卫有往来，还在汪精卫投日后拉拢党羽入伙进行阴谋活动等。杜重远在监狱中被刑讯逼供，最后被盛世才指示毒死狱中，这一案件牵扯人数多达一千二百余人，著名文人如张仲实、茅盾、赵丹等均遭到迫害。被捕的这一大批人，有的被毒打致死，有的被毒死、绞死，有的被枪杀，有的遭长期监禁，成为新疆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惨案之一。

当时盛世才的四弟盛世琪任新疆机械化旅旅长，曾留学苏联。盛世才怀疑他是共产党员，加之盛世骐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与乃兄持不同意见，盛世才担心自己的弟弟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于是将其暗杀。之后，盛世才借机大作文章，先是逮捕了盛世骐之妻陈秀英和省秘书长邱宗浚(盛世才的岳父)的小妾姚执中，逼迫他们自诬与土产公司经理肖作鑫、马郊通奸，而肖作鑫、马郊二人则拉扯他们与外国人通奸，最后奸夫利用这一关系刺杀了盛世骐和邱宗浚，借机夺取政权。

盛世才利用这一案件大肆进行捕杀，先后将财政厅长臧登峰、教育厅长李一欧、民政厅长周彬、和田警备司令潘柏南、行政长卢毓麟、喀什行政长陈方伯、新疆日报社社长王宝乾、焉耆行政长于德一等任逮捕，后尽行杀害。

事后，盛世才将盛世骐案栽赃到中共方面，制造了称之为“空前的带国际性的错综复杂的阴谋暴动案”，污蔑是中共和苏联领事馆领导的，于1942年9月5日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顾问和驻星星峡的苏联红军。9月17日，再次将中共中央驻乌鲁木齐市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李云扬、李宗林等人逮捕，后将其杀害。在外区工作的中共党员及其家属也被陆续押入狱中被施以酷刑。

盛世才在新疆大力开展“反共反苏”，杀害在新疆的共产党人士的一系列行动，深得蒋介石的赏识。蒋介石也对其极尽拉拢，从1941年冬到1942年，中国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曾五次到迪化。1942年春，盛世才被蒋介石正式任命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同年秋天宋美龄还代表蒋介石到新疆对盛世才表示慰问。

1943年7月，盛世才再被国民党任命为新疆省党部主任委员、督办公署特别党部特派员、中央训练团新疆分团主任、中中央军校九分校主任，以及西北运输委员会副主席。盛世才也随之取消新疆的六大政策，在新疆挂上青天白日旗，以示公开“反苏反共”。

在盛世才公开“反苏反共”后，中国国民党派出大批国民党员进入新疆，在新疆发展国民党组织，传播三民主义等。当时的新疆省党部书记和委员与盛世才共同成立了一个党组，随时对新疆的政治举措提出意见。

在新疆任职的国民党官员居高临下、轻视本地官员，抨击盛世才的政权，一向专制独裁的盛世才认为国民党政权再次威胁到了自己的统治。1943年6月，从重庆市回到迪化后，盛世才开始反对国民党，他经常托病不出席公开的集会，对国民党人员不再表示亲切。

1944年4月，盛世才开始着手驱逐在新疆任职的国民党人，将时为国民党省党部委员、国民党《新疆日报及》社社长宋愈慈、副社长郎道衡、乌鲁木齐市市政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乃中、教育厅长程东白等人逮捕。6月，盛世才再次制造“阴谋暴动案”，召集迪化各大中学在校学生在督办公署大院内训话，称不少人参加“阴谋暴动”，诱骗他们“自首”，以获取政府的“宽大处理”。在场无人愿意“自首”，盛世才在现场掏出名单，将名单中的人押送监狱，此举是为了对时为教育厅厅长的程东白定罪，诬陷他参加了“阴谋暴动案”。

8月起，盛世才大规模逮捕国民党人员，先后逮捕了国民党省部书记黄如今，委员童世荃、张志智、林柏雅等，后又逮捕了第128师师长柳正欣。盛世才声称是中国国民党内部混进了共产党员，而暴动师由苏联领事馆领导。盛世才再次致电约瑟夫·斯大林要求加入苏联共产党，将新疆划为苏加盟共和，企图重新投靠苏联。

盛世才的主意遭到了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反对，斯大林将电报转给了蒋介石，盛世才被蒋介石调离新疆，任农林部长。盛世才离任前，企图将关押在监狱中的人员全部处死，但其部下未敢执行。

1944年9月11日，盛世才在离开新疆前往重庆时，将在新疆搜刮到的金银财物装了三架飞机仍未装完。9月18日，盛世才在重庆就任农林部长。次年，新疆人民掀起讨盛浪潮，发布“新疆全省民众讨盛檄文”，编写《盛世才祸新纪略》，向国民政府控告盛世才的罪行。

国民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将盛世才撤职查办，但在盛世才的重金贿赂下，该案不了了之。抗战胜利后，盛世才一度出任武汉行营高参。

1949年，盛世才随国民政府败退台湾，出任蒋介石政府的“国策顾问”，后一度从商。盛世才晚年从事著述，著有《如何顺利达成光复大陆的使命》《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时代的过去,民生世纪的来临》《牧边琐记》《新疆十年回忆录》，还和美国学者爱伦·斯·怀汀合作著有《新疆:抵押品还是中枢?》等书。

1970年7月13日,盛世才病故于台北市。

盛世才一向以“新疆王”自居，惟我独尊，他把新疆政府和共产党、国民党合称为中国三大政治集团，又以国共两党以外的第三领袖自居，而且还把自己与斯大林、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蒋介石、毛泽东一起并称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阵线六大领袖。

曾任中共驻新疆代表的邓发评价:“盛世才，就其出身来说，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来说，是个土皇帝；就其行为来说，是个狼种猪。”

盛世才的部下周东郊在回忆盛世才的时候评价他：盛世才为人阴鸷，权力欲和政治野心极为强烈，时时刻刻总在窥伺时机。

盛世才主政新疆初期实行亲苏联共政策，他曾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未能获准。1938年8月，盛世才应斯大林邀请访问莫斯科，在莫斯科，盛世才直接向斯大林提出入党要求。据盛世才的回忆录，斯大林对于盛世才提出的入党要求立刻明确回家可以入党。在盛世才等人返回新疆时，一名官员带着斯大林的指示称立即吸纳盛世才加入苏联共党，还让盛世才签署了服从莫斯科政治局的宣誓书。此后不久，又有一位官员为盛世才带来了党证和党章。

1949年5月17日，盛世才岳父邱宗浚家的厨师刘海清到邱家上班时，发现家中大门敞开，门卫不知去向。刘海清发现房屋的门缝从里往外冒烟，误以为家中起火的刘海清迅速通知灭火大队。大火扑灭后进行清理现场时，才发现家中有数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后经过兰州市警察局先查勘察，共清理出邱宗浚、邱定坤（邱宗浚之子），费伯萍（邱定坤之妻）以及邱定坤的儿子一女，和家中亲友、仆人等共十一具尸体。

凶案发生后引来了当时社会各界的猜疑，后经过侦查确认该案的主谋是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的骑兵师师长蒋德裕。蒋德裕因对邱家在新疆时期的所作所为多有不满，便伙同同样与邱家有恩怨的刘忠贤、臧景芝、尚德荣等5人制造了这一血案。

血案发生后，曾被盛世才和邱家所蹂躏的新疆各族人民极为关注，案犯落网后，新疆各界组成了“慰问英雄致敬团”，到达兰州警察总局进行慰问，还请求当局对案犯从轻发落。在邱案宣判的14天后，兰州解放了，经过人民政府的重新审查，参与者刘玉山等五人先后得到大赦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