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昌（1791年-1849年），原名陈守，字哲臣，号莲史，临桂区（今桂林市临桂区）人，系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三元及第”状元。

陈继昌出身官宦世家，自幼聪慧好学，能诗文、善书法；清爱新觉罗·颙琰二十五年(1820)，高中状元，赐进士出身，授职翰林院修撰；爱新觉罗·旻宁二年（1822年）起，先后典试云南、陕西、甘肃多地；嗣后复又历任直隶（今河北）保定知府、山东州知府、通永河道巡察使、江西省按察使、山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江宁布政使（从二品）等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陈继昌官拜江苏巡抚，年底因病告老还乡；三年后，卒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终年五十九岁。

陈继昌一生身怀抱负，推崇儒学，形成了“经世致用”的一系列思想认知，出任地方官期间，政事勤勉、公正廉明，颇受爱新觉罗·颙琰、道光二帝赏识，故以“循吏”誉之。今有诗集《如话斋诗存》、文章《殿试策》传世。

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陈继昌出生于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临桂区）的一个官宦世家，高祖陈宏谋系乾隆朝东阁大学士，历任清代五部尚书（除兵部）；曾祖父陈鸣珂系乾隆朝举人，官至江西督粮道；祖父陈兰森系乾隆朝二甲进士，官拜刑部郎中；父亲陈元焘亦为乾隆朝举人出身，官至内阁中书。陈继昌幼年即读书刻苦，少年时代便能吟诗作画、为乡里书写对联、文书。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陈继昌在父亲的影响下，首次参加广西乡试，便高中解元（乡试第一名）；嗣后他又四次参加会试，最终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二月夺魁，高中会元；同年四月，陈继昌在京参加殿试，在当年246名贡生中脱颖而出，夺得状元，赐进士出身，继而成为了中国科举史上第十三位“三元及第”者，自此声名大振。殿试前夕，本名陈守叡的他，为在殿试中能够拔得头筹，遂易名为陈继昌。

陈继昌登科后，作为“三元及第”的文魁，颇受嘉庆帝赏识，除按惯例授职翰林院编修外，还特在崇文门内为其赐宅一座。爱新觉罗·旻宁二年（1822年），陈继昌受命出任云南省主考学政，嗣后又相继典试陕西省、甘肃省，视学京、察哈尔省，南下讲学广州市，直至道光十年（1830年），回京担任翰林侍读学士；同年再度外放，受命出任直隶保定知府。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陈继昌改任山东兖州知府，翌年出为通永河巡察使；四年后，升任江西省按察使；赴任伊始，陈继昌即针对江西连年受灾的情况，积极组织民众兴修水利，抗旱防洪；调运赈灾粮米，救济百姓；嗣后他又针对当地蝗灾严重的问题，广泛动员民众扫蝗捉蛹，作为食物充饥，使得江西灾情得到大幅改观，进而受到民众拥戴。

道光十七年（1837年），届已颇具声望的陈继昌，受命调任山西省布政使；此后数年间，他又先后出任了直隶布政使、甘肃布政使、江宁区布政使等职，颇受爱新觉罗·旻宁信任，故以“循吏”誉之。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时年五十五岁的陈继昌，自江宁布政使任上升江苏巡抚；同年十二月，陈继昌因病告老还乡，结束了他二十余年的官宦生涯。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陈继昌抱病卒于临桂区，终年五十九岁。

陈继昌认为，“安民之准，端在知人”“兴贤所以致治”，主张治理国家首要在于用人；至于何以选贤任能，陈继昌则强调重在“观人”，继而提出了“观人必观于其大，立乎大者，可不责其小也；而尤必观乎其小，小无不该，而后乃愈成其大。观人必观其所取，廉于取者，之必多所舍也。而尤必观其所舍，舍不为纵，而后乃为妙于取” 的识人标准，认为可以从“大、小、取、舍”四个方面来考察人才，既要注重考察其治世才能等大节，又要关注诸如品行之类的小节，还需着眼观察其对经济利益的取舍态度，如此才能真正选出一批造福一方的清官贤吏，更好服务于王朝统治。

陈继昌在乡试期间，即对《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四书中，有关“天人合一”的中国传统伦理进行过一定的发挥和阐述。他在继承儒家倡言“顺应天意而生，不搞竭泽而渔”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人要与自然和谐相处，就要‘以心耳，欲不可纵，以性节之’，只有做到“心有余地”，才可能做到‘斯世有余物’目的”的思想旨趣，主张人与自然应当和谐发展。

陈继昌认为，就君臣治世而言，守制和创新是不矛盾的，继而主张治世既要效法前朝，又要灵活变通，认为“帝王之治，因革损益，不必尽同”，反当因时因势而不断变化变革，如此才能保持社会的繁荣兴盛和王朝的长治久安。

陈继昌在继承儒家“君明臣忠，父慈子孝”道统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君臣之间“上下有必辨之防”的必要性，认为唯有君主和臣子各司其职，各守其道，便可达成“贡赋日增也，人民日益也，版图日廓也”的万年太平，主张天子论赏应当有度，臣子有功亦不自傲，反之则有出现君臣易位灾难的可能，提倡构建君明臣忠的政治生态，以求得君臣之间和谐相处、共创太平。

陈继昌在科举文章中，即已多处引述儒家经典，来论述表达其借古鉴今的社会主义。譬如，在《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一文中，他便引述了《史记·孔子世家》所记孔子少年时，“陈豆，设礼容”，《论语·子罕》篇中孔子所云“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历史典故，对治政“必观其小”的道理进行了强调和论述；再如《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一文中，陈继昌则引述了《尚书·康》一文中，“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的记载，对周代基业创始的艰辛进行了阐述和说明，积极提醒呼吁清代统治者，治世安民当以史为鉴，“居安思危”方能永葆太平。

面对康乾盛世以后的清王朝，陈继昌若要跳出“盛极而衰”的历史周期率，则必须摆脱清代前中期“有为而治”的思想梏，转而施行“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积极推行仁政，与民生息，方能走出国库亏空、民心流失的危机，从而再开创一个像上古夏、商、周三代那样的太平盛世。但他的“盛极而衰”和 “无为而治”思想都只是点到即止，既没有阐明具体缘由，也没有提出解决方案。

在殿试策对当中，陈继昌曾对“立教为先”的重要性作出强调，指出“移风易俗，立教为先”，而就办学的宗旨而言，陈继昌则将其归结为“敦崇实学”四个字。与此同时，他还通过回顾了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发展史，进一步阐发了振兴教育、培养人才，对于振兴清代的重要意义，较为鲜明地表达了他的教育思想旨趣。

陈继昌善长政论诗，一生作有大量相关诗文，在爱新觉罗·旻宁年间具有一定的诗名；譬如道光七年（1827年），视察省学时曾作“奢愿未尝些子事，空谈何补太平民”；出任通永河道巡察使期间，亦曾作“嗷鸿遍野鼻增酸”之句，阐发其关注民间疾苦、倡导以民为本的社会主义主张，后人辑有陈继昌生前诗文集《如话斋诗存》流传于世。该诗集总计收录了他的118首诗篇，大多是五言、七言古体诗和乐府体长诗，内容往往以题赠、唱酬、忆念、纪恩为主，诗文表达含蓄，用字典雅、蕴藉，具有一定的感染力，但缺少形象思维，理性入诗的痕迹较为明显。另有文章《殿试策》和部分书法作品传世。

《中国状元大典》一书认为，“陈继昌虽是‘三元及第’，亦曾历任数地州府要职，但非常遗憾的是，其既没有任何才气横溢的著作行世，也没有卓越出中的政绩可言”；当代学者钱宗范等则认为，“陈继昌不仅是19世纪前期一位著名的清官贤吏，而且是一位有卓越政治见识的爱国思想家和政治家。至于他为何没能取得如其高祖陈宏谋一般的功业，原因主要当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息息相关。”

陈继昌“三元及第”后，消息传回家乡，时任两广总督的阮元颇为兴奋，当即赋诗庆贺之余，复又命人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贡院(今桂林王城)的端礼门上建成一座“三元及第坊”，石坊坐南朝北，飞脊两端雕饰“鲤鱼跳龙门”图案，阮元亲笔在正面横书题刻“三元及第”四个正楷大字，以示流芳千古。

陈继昌历任多省官吏要职，常常位居管钱管财管人的实权部门，同时他本人也颇为喜欢喝酒，但却从不公吃公喝，每次下乡巡视，都会自带一壶家乡临桂区自产的洪洞醪糟，外加一些桂林豆腐乳，以腐乳送酒当餐。

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陈继昌参加广西乡试中解元后，曾三度参加会试科考皆落榜而归，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第四次参加会试方才榜上有名，但当时初拟会试第一人乃系山东安邱籍刘耀春，后因时任山东籍正考官卢荫溥为避同乡之私，陈继昌才得以被擢拔为会试第一人”；嗣后殿试举行，陈继昌仍非初拟殿试第一人，然其间又幸得朝堂大臣擢拔，故而得以位居殿试第一人，始成中原地区科举史上第十三位“三元及第”者。

关于陈继昌殿试高中状元一事，学界关于其前后细节历来存在一些争议。清人李伯元所作《南亭四话》称：“嘉庆庚辰科殿试，初拟第一人本为浙江钱塘籍许乃普，但因其殿试对策卷语句存在不当，遂改陈继昌为殿试第一人，得状元”；清人徐珂所著《清稗类钞》则称：“阅卷大臣初拟陈继昌为殿试第二，然曹振镛认为清代百余年来‘三元’仅一人，不足以彰文明之化，故改前已得解元、会元者陈继昌为殿试第一，得状元”；当代学者林京海考证认为，史料所记曹振倡言“彰文明之化”一说，相对更接近于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