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然法师，生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江苏省东台县栟茶镇（今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人。寂然法师年轻时在栟茶镇寿圣寺出家，在镇江宝华山受戒，在江天禅寺参禅。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寂然法师打开寺门，建立难民营，1937年12月到1938年3月，使23000多人（《寂然上人碑》记载为23000多人，而大初大和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应该有27000多人）得以幸存。因积劳成疾，寂然法师于1939年圆寂。

寂然法师，俗姓严，1893年出生于江苏如东县栟茶镇，弱冠之年出家于栟茶的寿圣寺，法名心湛。他勤奋刻苦，精研佛学，素有济世之心。1928年担任监院，主持寺内外一切事务。寂然主持栖霞寺期间，严于律己，讲求操守，在僧众中很有威信。

公元1938年3月，在南京栖霞寺营救了2.3万名南京大屠杀幸存难民，坚持了4个月，人们称他为“中国的辛德勒”“佛门辛德勒”。

栖霞寺寺藏《寂然上人碑》记载：“（民国） 二十六年（1937年）七月芦沟事起，烽火弥漫， 旋及沪京（指南京），载道流亡，惨不忍睹。（寂然） 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月。道途宁静，始遣之归，真盛德也。事变之后……上人留守栖霞，苦极艰深， 困行忍迈， 铁肩负厄，处之怡然。”

寂然法师，少年出家，受戒于句容宝华山隆昌寺，禅定于镇江焦山定慧寺，他勤奋刻苦，精研佛学，素有济世之心。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寂然进入栖霞寺，初任知客。1935 年初，接替明常和尚，出任监院，主持寺内外一应事物，寂然严于律己，讲求操守，在僧众中很有威信。

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栖霞寺外，南京城里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早就传到了寺庙，而寺庙外充斥着难民痛苦的求助声、孩子凄厉的哭声、伤兵的呻吟声。当家和尚寂然带领着寺里的和尚从正殿出来，打开了寺门，外面已经聚集了几千名难民，其中大多是老人和孩子。寂然法师没有犹豫，他立即打开寺庙大门，给这些可怜的生命提供生存的机会。难民络绎不绝而来，使栖霞寺人满为患，连广场上、千佛洞的佛龛内外也躺着难民。

从1937年冬至1938年春的四个多月中，最多时收容难民2.3万余人，到1938年2月尚有千人。上万人吃饭成了问题，当时寺里存粮有限，一共只有供200个出家人过冬的粮食。原先栖霞寺的僧人一日三餐，为了救济更多的难民，寂然号召僧人一日两餐，以减少饮食，解决难民们的吃饭问题。可是，两万余人的饮食供奉渐渐不支。寂然进一步减少了每个僧人的口粮，保证给难民供应一天两餐的稀粥。

因寂然的徒弟月基14岁时留学日本，和当时管辖栖霞寺的日军指挥官是校友，确保了栖霞寺一段时间的安全。后日军指挥官被换防，也打破了栖霞寺的平静，日军多次骚扰，强奸妇女，杀害孩童，在场难民无比愤怒要与之拼命，寂然法师出面劝解难民，他不希望更多人死去。一个日本兵喝醉了，闯进来要花姑娘，对着楼上放枪，子弹穿过楼板，打死了躲在那里的小孩。群众打死了日本兵，闯下大祸。这2万多人就要被全部殉葬，寂然法师带着精通日语的徒弟月基，到日军司令部交涉，说这个兵是摔死的，他用智慧圆了这个谎，保住了2万多人的性命。寂然法师然后写下了抗议书，通过丹麦工程师伯恩哈尔·辛德贝格转交拉贝先生，翻译成英语递交日本大使，这件事记录在《拉贝日记》中。

在营救的难民中有200多人是抗日军队的军人，其中官职最高的是国民党第二旅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他当时是日军全城搜捕的对象。当时廖耀湘承担的是守护南京城的责任，南京失守后，来不及撤退的他搭上一个农夫的马车躲过日军搜捕，跟随前往栖霞寺避难的人群藏进了寺里。随行的还有5个军人。廖耀湘的到来给原本就不平静的栖霞寺带来了更大的危险。一旦被日本人发现，所有避难民众与僧人都将性命难保。寂然法师不让廖耀湘等出来，每天亲自给他们送饭。但是，寂然法师和廖耀湘都明白，必须想法将廖耀湘送至安全处，才能确保难民的性命无虞。寂然法师在想方设法保护着廖耀湘的同时，努力与当时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取得联系。历尽艰辛，最终栖霞寺僧人联系上当时主持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伯恩哈尔·辛德贝格与京特。廖耀湘在栖霞寺躲藏了大约一周以后，被偷偷地用小船送到了江北，辗转到了后方，再后来，廖耀湘率领中国远征军出师缅甸，与日军再战，终成一代名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廖耀湘带领一些当年躲避在栖霞寺的同僚回到栖霞寺，不仅题写了“六朝胜迹 栖霞古寺 千佛名兰”12个大字，而且还题下了“凯旋还京，与旧友重临栖霞”，以感谢众佛门弟子的救命之恩。2002年底，栖霞寺整修放生池，从淤泥中挖出了一把长枪、一把刺刀、三个手榴弹与数十发子弹，印证了栖霞寺曾经保护过抗日官兵的这一史实，目前保留在寺中。

寂然作为一名手无寸铁的出家人，凭借自己的力量与智慧与日本军人斗智斗勇、多方周旋，而日本兵在寺里寺外烧杀抢掠，也令他感到心力不足。难民走后寺中生活艰难，他的肺炎也未得到有效治疗，拖到1939年已经很严重了。寂然终因积劳成疾，心力交，于1939年10月12日，侧卧而终。法师圆寂了，很多难民闻讯，趁夜赶来为他送行，盛况空前。壮年早逝的寂然法师遗体由弟子们葬于栖霞寺后中峰。

寂然法师所写的抗议日军暴行的抗议书:《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全文：

1927年南京中学校长邰爽秋聘请黄质夫，来栖霞山创办栖霞乡村师范。1934年，栖霞乡师在校东面山头上建一座气象台，乡师学生和栖霞寺僧人发生争执，乃至殴斗，互有人员受伤。南京的《中央日报》《朝报》《南京人报》 《扶轮日报》等多家报社的记者赶来栖霞区采访。1935 年秋，寂然出任监院，第一次和黄质夫的会晤和解，不欢而散。其后一二年里，栖霞寺与栖霞乡师的矛盾有增无减。其后黄质夫渐渐地也感到自己的立场过于强硬，有心与寂然法师和解，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但时局的变换已经让双方失去了坐下来重新何谈的机会。

在民国时期，黄质夫、寂然这两位杰出的人物因地产之争， 由邻居演变为仇家，聚讼频年，乃至酿成学生和僧人的冲突，这轩然大波一度惊动南京国民政府高层， 乃至惊动全国的教育界及佛教界。

1987年9月，19岁的传真法师在南京栖霞寺出家之后，经常听到他的师父们讲述栖霞山的传说与故事， 其中最让他感动的是抗战期间，栖霞寺僧人救助2万多名难民的故事。于是，传真便开始多方收集、整理资料，终于在寺里出土的一块石碑上发现了那段历史记载。不久，他又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的《栖霞山志》、《拉贝日记》中发现了对这段历史的相关描述。

其后，传真法师萌发了将这段传奇故事拍成电影的念头。在创作剧本过程中，他感到自己知识的不足，于是考入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成为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原地区第一个上大学的僧人。通过大学里系统的学习和走访当年寺里见证这段历史的老师父，2003 年初，传真法师写出了剧本《栖霞寺 1937》。有关专家看后，认为影片故事完全胜过《辛德勒的名单》，中国佛教协会、国家宗教局、国家电影局一路绿灯，同意该片拍摄的批文很快发出。电影剧本有了，接下来就是筹集资金，传真法师决定通过化缘来解决。他给政府机关的领导写信，介绍他的拍摄计划，竭力推荐《栖霞寺1937》。拍摄计划引起了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的重视。将影片列为江苏省 2004 年度第一批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时任江苏省委副书记任彦申为传真的挚著而感动，觉得拍摄这样一部爱国爱教的影片非常切合形势，政府应该给予支持，特批了100万元，这是最大一笔赞助款。南京市政府副市长许慧玲也从南京市文艺创作基金中拿出20万元支持，影片开拍后，又追加了30万元。传真法师先后共募集到了480万元现金以及一些汽车、电脑等物品。

2004 年12月13日，电影《栖霞寺 1937》开拍。当时募集到了500 万资金，但还有几百万的资金缺口，传真一方面继续化缘，另一方面积极调动自己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关系。参加影片拍摄的2000多名群众演员都是佛教信徒无偿参与。共青团南京市委还向社会招募了一批志愿者。拍摄场地山西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隆昌寺无偿提供场所拍摄影片。这样就解决了原先预计支出的群众演员报酬、场地租金等费用，节约了一大笔开销。

2005年9月，传真法师在接受《中国电影报》采访时说到了对影片的宣发计划，该片于2005年9月19日开始在北京地区全面上映，然后辐射全国发行。同时，香港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都已有公司来联系，还有一个加拿大的华人也联系了传真法师准备在北美地区做宣传。影片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爱国主义影片，对中小学生有非常大的教育意义，以公益放映为主。传真法师还表示，发行这部电影主要突出它的社会意义。

2004 年11月9日，传真法师与南京精汇科技文化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约定：影片由精汇公司负责拍摄，拍摄期限为3个月；以传真法师为主通过各种渠道筹集拍摄资金，精汇公司也应当积极筹措拍摄影片资金；在FAX第一期231万元拍摄资金到位的情况下，精汇公司应把握时机，按时于 2004 年11月15 日正式开拍，后续资金，双方在拍摄过程中共同筹集完成。而针对拍摄资金的监管，由于寺庙不能开发票所以，传真法师专门成立了一个与精汇公司对等的三藏公司，并在合同中，双方对各自的出资及股份情况进行了明确：影片共计投资 800 万元，三藏公司占 60%的股份，精汇公司占 40%，三藏公司 出资 480 万元，精汇公司出资 320 万元。双方针对影片最后的经营情况也作出了约定：如盈利，双方各自收回投资后再按各自投资比例进行分配；如亏损，亏损在 200万元以内的，精汇公司收回投资成本，三藏公司给予精汇公司20万元作为拍摄工资；如亏损在 200万元以上，三藏公司不再给予精汇公司拍摄工资，精汇公司收回投资成本即可。双方还再次明确，精汇公司不得超越权限使用资金，对于未按规定的时间、规定的资金完成规定的项目，精汇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强调精汇公司负责的摄制组，资金使用必须符合国家财务规定。

经过一段时间，传真法师发现摄制组存在账务管理混乱的情况，而拍摄资金基本都是通过募捐得来的，为了给政府和相关单位一个交代，也为了能够还自己的清白，传真多次要求精汇公司核对账目，但精汇公司却以各种理由拒绝。2006年4月7日，传真法师以三藏公司为原告，把精汇公司告上南京市鼓楼区法院。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照合同约定的投资比例向原告三藏公司归还投资余额90万元并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后，引起了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关注。2005年10月8日，南京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因影片拍摄“有省、市政府的资金支持”为由，委托南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对影片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审计。传真法师看到审计报告后觉得案件重大，因为根据审计报告显示，精汇公司很可能根本就没有实际出资，而且费用支出也非常混乱，有挪用、侵占拍摄经费的嫌疑，从而坚定了他诉讼的决心。2006年11月3日，传真法师在南京一家报纸上连续一周刊登了招聘律师的启事，最后，传真法师与江苏天茂律师事务所张律师、南京兴玄武律师事务所万永松律师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经传真法师同意，于2007年2月底向鼓楼区人民法院递交了《增加诉讼请求申请书》，将原诉讼请求的标的额增加至210万元。由于增加的诉讼请求超出了基层法院审理的范围，案件移送给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院于2007年3月初受理了此案。最终法院审理认为，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协议为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判决被告精汇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根据双方投资比例，返还原告108万余元。对于案件中传真法师开公司一事，法学专家认为僧人开公司完全合法。

影片《栖霞寺1937》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这段荡气回肠的历史。 影片讲述了栖霞寺僧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大开寺们收容2.3万多难民。美国记者马丁在收集日本人的罪行时被枪杀，作为证据的胶片被栖霞寺僧人本昌法师带回了寺庙。与此同时，国军参谋长廖文湘乔装打扮辗转到栖霞寺避难。日军为了让寂然法师交出胶皮和国军抗日军官，用尽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影片最后，日军军官再次以炮 轰栖霞寺为要挟， 逼迫寂然法师解散难民营、交出抗日官兵和胶片。 寂然法师大义凛然地说：“如果你要炮轰栖霞寺的话，我将在门口等着你的炮弹落下。”他身着法衣，昂然立在栖霞寺山门前，双手合十，闭目持诵。

大初大和尚在接受《中国民族博览》时，评价道“在危难时刻，寂然法师出于民族大义和佛教的慈悲精神，打开山门接纳难民，确实不简单。在日本侵略者屠城、经济又非常窘迫的情况下，保护和救济难民，体现了高僧大德不惧怕敌人英勇无畏的精神和大慈大悲的情怀。寂然法师不畏强暴、正义慈悲之举在近代佛教史上必然留下深重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