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原子弹事件（英文名：Atomic bombings of Hiroshima，原名：广岛市への原子爆弾投下）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末，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事件。

1945年夏，在德国战败投降、日本国内经济崩溃情况下，日本的败局已定，出于对减少伤亡、加速战争进程、争取战后格局的主导权等方面的考虑，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和军方高层人员决定在日本投掷原子弹以加速战争进程。7月25日，在杜鲁门指示下，史汀生部长下令第20航空空军司令部第509混成航空大队执行投掷原子弹任务。8月6日，由保罗·蒂贝茨上校所领导的509航空大队顺利完成对日本广岛的投掷原子弹任务，造成约7万人左右的死亡，约8万人受伤，广岛损毁约70000栋建筑。随后，杜鲁门又发出波茨坦公告的最后通牒，但广岛被投原子弹的真实消息被日本政府封锁，于是日本仍旧无视波茨坦公告，直到8月9日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另一颗原子弹后，日本天皇才在8月15日发布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对广岛投掷原子弹虽然被当时许多政客认为是对盟军生命拯救的正义之举，但在历史上一直备受争议，部分人认为投掷原子弹有违人道，如美国海军上将李海认为美国不必使用原子弹，也可以促成日本的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主要大国间的原子弹研发竞争最早源于德国。德国化学家奥托·哈恩(Otto Hahn)和菲里茨·舒特拉斯曼(Friedrich Wilhelm“Fritz”Strassmann)在1938年1月首次取得了 235 元素原子核裂变实验的成功，随后论文发表，举世震惊。由此引发了美国科学界的恐慌，他们担心阿道夫·希特勒很可能已经开始着手原子弹的研发。于是，1939年8月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写了一封信，表明如果德国先行造出核弹的话，势必会称霸世界，因此务须先发制人。一个月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罗斯福下达原子弹研发的指令，且到1942年9月为止，为此大量投入，人力逾五十万人、资金在二十亿美元以上，只为赶在德国前研制成功以取得二战胜利。然而，随着1945年5月8日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协议，花费巨额军费研制的原子弹无处发挥效力问题也面临着诟病。于是，伴随着德国无条件投降，日本开始被设定为核打击首要目标。

为先于德国制造出原子弹，由美国主导的曼哈顿工程集中了当时西方国家顶尖的核科学家，动员了10万多人参加这一工程，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最终于1945年7月16日成功地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的一片沙漠地带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并取得了成功。“曼哈顿工程”也顺利地按计划制造出两颗实用的原子弹。随着原子弹的成功研发，美国国防部长史汀生(Mr. Stimson)，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yuhall)和李海海军上将(Admiral Leahy)都被召集与总统谈话以进行美国下一步军事计划的制定。

早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对付日本时是否启用原子弹这一问题始终持保留意见。罗斯福设想不直接在敌国投放原子弹，而是在太平洋某个地方安排一次核爆炸的表演，必要时可以邀请敌对国家的使节观看，以证明美国人的强力和仁慈，敌方若视而不见再使用原子弹。然而，美国当时制造的原子弹只有3颗，浪费一颗原子弹用于表演是较为冒险的。后来，1945 年 4月12日，杜鲁门继位美国总统。当他的继任者杜鲁门从莱斯利·格罗夫斯汇报内容了解到原子弹威力的强大后，成立了一个有关“曼哈顿工程”的专门咨询委员会，其中包括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史汀生部长、贝尔纳斯部长以及布希等3位科学家。该委员会向哈里·S·杜鲁门呈交上了第一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材料，直接揭示了原子弹的本质意义，即“从军事上压制对手，在政治上取得优先权”。于是，杜鲁门上台后坚决停止核表演，转而直接向日本投掷原子弹。

在日本船舶的十分之九已被击沉或被损毁、其海空军已溃不成军、其工业已遭到严重破坏以及其人民的粮食供应已十分紧张的种种情况下，它的崩溃早已成了定局。因此，即使不投原子弹，等待也可以让日本投降。但是美国需要依靠原子弹震慑其它盟国，以确立战后大国地位，尤其需要牵制战时的盟国、战后必然的对手——苏联。于是，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更大目的在于“即使日本不能在苏联参战前放下武器，也可以用原子弹来贬低苏联参战的意义，而提高美国在战胜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为更快终结战争并在战后格局中争取主导权，在核试验的最终攻坚阶段，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尽可能地把波茨坦会议日程向后推迟，将原定于7月1日的开幕日期拖了半个多月，以期能用“原子弹”增加政治谈判砝码。后来，在波茨坦会议上，美英两国首脑在第一时间分享了“孩子诞生”(指核试验成功)，但通报约瑟夫·斯大林则是在一周之后。斯大林并未显得很吃惊，暗中却加紧了进攻日本的进程，同时下令莫斯科的原子弹研发工作提速。

此外，在波茨坦会议期间，斯大林曾把日本驻莫斯科大使表示日本愿意和平的消息私下告诉过英国首相丘吉尔。有关日本求和的一些信息，美国当局也通过华盛顿的美国情报机关所知悉，但是为了在远东获得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哈里·S·杜鲁门总统以及他的大多数的主要军事顾问如史汀生、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却仍然希望用原子弹来加速日本的崩溃。甚至为此给参加“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们下达了要不惜一切在苏联向盟国保证对日出战的日子即8月10日前完成投弹最后的准备。

硫磺岛和冲绳岛战役的结果使得盟军对日军的抵抗能力和己方可能的伤亡重新做出评估。在日本，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都有军事经验，男女老幼都持有战死不休、自杀成仁的心态。同时日本还拥有成千上万的自杀式飞机、自杀式潜艇、自杀式人力操纵水雷，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都被教导，要用自爆弹和手榴弹与敌偕亡。于是，1945年2月，盟军在付出约5500~7000人阵亡、19000~22000人受伤的沉重代价后，才占领了硫磺岛。因此，美国诸多军事将领都估算若不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将死伤百万人。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将军、威廉·里西（William D. Leahy）海军上将、尼米兹海军上将、担任联合参谋总长和国防部长的史汀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以及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书籍和函件，以及战后其他文件，都估算死伤人数将超过25万，而在马歇尔将军、史汀生和杜鲁门的文件及另一些文件里，伤亡人数达到100万人。同时，在了解到日本人的自杀式抵抗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表示，如果不投掷原子弹，很可能需要丧失一百万美国人和五十万英国人的生命才能取得胜利。

此外，美国研制原子弹所花费了超过20亿美元巨资，如果原子弹不能发挥任何效力，那么势必激发议会和政府围绕着巨额军费去向问题的矛盾。这也是促使政府最终决定使用原子弹的原因之一。

日本政府在战争末期也面临内部分裂和危机。1945年前后，在是否应该继续战争、战争该如何收场等问题上，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重重。内阁屡次更迭，政府领导力不稳定，比如坚持战争的小矶内阁坚持不到几月就垮台，紧随其后铃木公司内阁上台。1945年7月26日，美国、英国和中华民国发表了《波茨坦公告》，随后在8月8日，苏联也正式声明加入《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从1945年7月27日至8 月1日，美国每天都出动飞机在日本各大城市上空散发《波茨坦公告》 和其他传单。传单上还警告说，如果日本还不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全部内容， 他们将会受到更猛烈的空中轰炸。而且，每次传单散发后一小时，随之而来的便是一次普通炸弹的猛烈轰炸。对于这一种先抚后杀的手法，顽固的日本政府一点也不担心。

7月27日，东京时间早晨6 时，日本广播电台收到了波茨坦公告全文。日本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公告的含义和日本应当采取的对策。这时内阁和大本营明显地分为“主和”和“主战”两派，主和派认为，公告显然不是敦促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应以慎重态度对待这一最后通牒。内大臣木户幸一草拟了“收拾时局对策试行方案”，认为应停止战争，建议日本天皇出面干预交涉。主战派则认为，这个公告是极其荒谬的，因此根本不应予以考虑。军部坚持进行本土决战，在6月的第二次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通过了《今后应采取的指导战争基本大纲》，该大纲明确提出要将战争进行到底。7月28日，铃木贯太郎首相甚至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说:“在我看来，波茨坦公告不过是开罗宣言的改头换面而已。因此，政府并不认为它是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对此应不予理会”。同时还声称，日本将“坚决地战斗下去直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7月28日，日本政府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于是后来美国政府便按照原定计划对日本使用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实行“战时管制经济体制”，国民经济完全置于政府的统一控制之下。从1940年开始，日本食物、大宗商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就已经全部实行了配给制。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至1945年，其国内经济已近崩溃边缘，日本国民生活遭受严重影响。期间美国军队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历时9个月，共投弹16万吨，轰炸了日本66座城市，摧毁了日本60%以上的军事 工业，造成平民伤亡55万多人，损毁房屋244万栋。物资匮乏，粮食短缺，人们面临饥饿、疾病和不确定的生活。经济衰退导致恶性通货膨胀，日本政府对大财阀按月支付补偿金，但对中小企业却不闻不问，导致中小企业纷纷亏本倒闭。与此同时，政府实行严格的军事管制，动员大量平民参与国防努力，除了战争的恶化，政府鼓励平民自杀式攻击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反战情绪。

广岛原子弹代号为“小男孩”，使用的核材料是铀-235，是一枚枪法铀弹，其长约3米，直径0.71米，重约4.1吨，威力近1.5万吨三硝基甲苯（TNT）当量 。在枪式结构中，每块核装药不能太大，最多只能接近于临界质量，而绝不能等于或超过临界质量。因此，当两块核装药合拢时，总质量最多只能比临界质量多出近一倍。这就使得原子弹的爆炸威力受到了限制。另外，不同于利用突然增加压力达到超临界的“胖子”原子弹的内爆式结构，小男孩原子弹的枪式结构是在正常密度下用突然增加裂变物质数量的方法来达到超临界，两块核装药虽然高速合拢，但在合拢过程中所经历的时间仍然显得过长，以至于在两块核装药尚未充分合并以前，就由自发裂变所释放的中子引起爆炸。因此，更容易“过早点火”的“小男孩”原子弹爆炸效率低，其核装药的利用率也低。一千克铀235（或239）全部裂变，大约能释放18000吨三硝基甲苯（TNT）当量的能量，一颗原子弹的核装药一般为15～25千克铀235（或6～8千克钚239），以此计算，“小男孩原子弹”的核装药利用率还不到百分之五。

广岛市，地处日本本州岛东南沿海，是日本当时一座陆军之城。它是日本本土防卫军第二总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同时又是日本陆军的一个重要军运港口和日本海军护航舰队的集结地，还是中国（日本地名，相当于中部地区）军管区所在地。广岛附近还有吴海军基地，拥有日本第一流的海军造船厂。而且，据查该地区已有20多天没有降水，房屋干燥；地形平坦开阔，且市中心建筑物密集，是理想的核爆试验、实地考察原子弹杀伤 破坏作用的场所。再者，美国军队已查明这里没有战俘，不必担心伤害战争法规中所保护的第三国人员。

至于其他几个城市，以小仓兵工厂与平安京较受注目。其中，小仓兵工厂是日本大型军火厂之一，那里有日本多种类型的武器和其他防御材料的工厂。从地形上看，对该地区投弹军事意义极大，但政治影响不大。京都是日本的文化古都，出于战后对日本统治的政治需要被排除；东京此前受到过多次轰炸，不容易评定原子弹效果；新潟县是日本重要的铝制品生产基地，但距离过远；小仓是日本九州的重要工业基地，但投掷当天气象条件不佳；经过考虑，美国军队把核攻击目标选定为日本的广岛市和长崎市。广岛是日本的陆军之城，是日本防卫本土的第二总军司令部所在地，所有前往中国、朝鲜、东南亚、南洋诸岛的日本陆军均从广岛起航。长崎则是日本工业特别是造船业的重要基地。

同样与原子弹投掷紧密联系的轰炸机也在紧张地准备。1945年6月，由曾参加过对德首次轰炸的保罗·蒂贝茨上校担任轰炸任务总指挥，指挥负责投放原子弹的特殊空军支队开始进行系统而周密的战斗飞行训练。这些训练都是采用2至9架编队进行，而且按未来核航弹突袭时的3机编队，多次飞抵日本上空。整个机组在训练之下，都非常熟悉日本空域的气候、地形、地物以及日军防空火力，还有掌握投弹程序。熟练投弹流程后，从1945年7月20日开始，美国军队对日本进行了一连串的空袭实战，在4天内对预投原子弹目标的附近连续进行了约12次轰炸，每次袭击出动飞机2至6架，尽可能地使这些试验性轰炸和将来真的原子弹轰炸相近似。整体投弹准备顺利，在领航程序、高空单机接近、目视投弹以及投弹后迅速脱离等方面，均严格按预想方案实施。这些炸弹是4535千克的炸弹，其弹道也近似原子弹。据称，他们先后进行过4次实战演练，投掷模拟弹38枚，主要使用目视投弹，雷达投弹只试用过8枚。

1945年7月25日，在哈里·S·杜鲁门的指示下，史汀生部长将投弹指示只传达给了主要军事将领：卡尔·斯帕茨（Carl Spaatz）将军，美国陆军航空队战略力量司令部司令；道格拉斯· 麦克阿瑟将军，美国陆军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切斯特·尼米兹将军，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指示即 “第20航空空军司令部第509混成航空大队应于约1945年8月3日后，在天气状况允许目视投弹时，尽快对下列目标之一投弹：广岛市、小 仓、新潟县、长崎市。除投弹机外，另有飞机搭载战争部派出的军职及文职人员，负责观察和记录爆炸效果。观察机应停留在爆点外数英里处。”负责完成此次任务的第20航空空军司令部第509大队五脏俱全，由第393轰炸机中队、第320战略运输机中队、第390空勤中队、第603航空工程中队和第1027航空器材中队组成。之后又来 了一个特殊单位，名为“第一军械中队” ：专门负责原子弹任务要动用七架B-29轰炸机。根据司令总部已经给出了目标排序，保罗·蒂贝茨将担任投弹机的主驾驶，采用目视投弹。由于天气晴朗是关键因素，于是会有三架B-29飞抵一、二、三号目标上空将信息传递给蒂贝茨的座机。如果广岛市天气不好，他就会转向小仓或新潟县。 第五架B-29是备用机，在硫磺岛待命。投弹机如发生机械故障，便会在硫磺岛降落，把原子弹装到备用机上，由蒂贝茨继续执行任务。 另外有两架B-29会和蒂贝茨一同飞往目标城市。它们的职责不是护航，而是观察。一架B-29会装载测量冲击波强度的科学仪器；另一架会携带照相器材，将经过用照片记录下来。投弹前，这两架 飞机会退后，由保罗·蒂贝茨完成投弹任务。

8月5日14时，用蒂贝茨母亲的名字命名、代号为“埃诺拉·盖伊”的B-29飞机装载了原子弹，弹身上满是用铅笔写的给日本天皇的信。这次轰炸在各方面都非常顺利。天气甚佳,机组人员及设备运行绝佳。每个细节都完全按计划完成;炸弹爆炸情况和预期的完全一样。

8月6日，起飞基地天宁岛时间2时45分，装载原子弹的飞机机组共12人也上了飞机。2时45分，保罗·蒂贝茨向刘易斯发出“起飞”的命并推动了操纵杆，装载原子弹的“埃诺拉·盖伊”号开始在跑道上滑行；“埃诺拉·盖伊”号起飞后两分钟，“艺术大师”号起飞了；接着，“91”号在2点49分起飞。

凌晨6:07，“艺术大师号”和“91号”快速向“埃诺拉•盖伊号”靠拢，蒂贝茨绕岛转了12分钟，编好队形。接着范•柯克传给他一个新的航向：向左转13度到327度，几乎是正西北方。沿这个方向飞将会到达距此650英里的四国——他们将最先在那里飞到日本本土上空。接着，在离日本海岸还有1小时20分时，莫里斯•杰普森打开“埃诺拉•盖伊号”弹舱门，走进弹舱。杰普森一只只拔出“小男孩”的表面隔开引爆信号与引信的三只绿色保险插头，换上红色插头。“小男孩”打开了保险。

当飞机到达距广岛市30分钟航程的四国时，飞机下方变成一片几乎没有空隙的云层。驾驶舱里，伊瑟利和副驾驶艾拉•韦瑟利（Ira Weatherly）按战前动员的要求继续前进，目视投弹的前景已经开始变得很不明朗，云层遮蔽了大部分地面，“埃诺拉•盖伊号”穿过云层投弹的机会变得很渺茫。第二架天气侦察机“杰比特III号”也报告小仓上空出现了类似天气。只有飞往长崎市的“客满号”报告天空晴朗。

然而，云突然消散了。伊瑟利到达瞄准点以东16英里的起始点时，云层上露出一个大洞，整个城市突然暴露在眼前。这个洞的直径至少有10英里，呈近乎完美的圆形，外围正对应着广岛市的边界。从6英里上空能看到地面的一切：街道、街区、河、港口，甚至还有单个建筑。伊瑟利立即将“直下马桶号”转到云隙上方，向正西方向飞行。引航员费利克斯•桑希尔（Felix Thornhill）检查了高空风速：东南风15节，完全在投弹允许的范围内。汤姆•费雷比选定的T形桥在观测中非常明显，为了确认自己的发现，伊瑟利再次操纵这架B-29轰炸机回头穿过城市。“直下马桶号”的报务员帕斯奎尔•巴尔达萨罗（Pasquale Baldasaro）给后面不到一小时飞行距离的“埃诺拉•盖伊号”发回一封电报。与此同时，观测机的出现也引发了日方的防空警报。

收到“直下马桶号”发来的电报时，“埃诺拉•盖伊号”刚刚上升到29000英尺，还在向最终投弹高度爬升。帕斯奎尔•巴尔达萨罗中士从广岛市上空某处发来的天气报告：中低层云量：二成；15000英尺高度云量：二成；建议：轰炸首选目标。于是，保罗·蒂贝茨打开内部通话器：“目标广岛。”“艺术大师号”和“91号”保持队形，跟在埃诺拉•盖伊号”后面，上午8:30，广岛的警报器刚刚发出解除警报的信号。范•柯克最后一次计算了风速：南风，8节，起始点进入了驾驶舱窗户的视野，云量只有二成，是完美的投弹天气。蒂贝茨将“埃诺拉•盖伊号”轻微地转到一个新的航向上：265度，几乎正西向，目标就在前方16英里的地方。汤姆•费雷比爬入玻璃机鼻，把左眼压在M-9B诺登轰炸瞄准器上，等待投射。9点14分17秒，一架装载着原子弹“小男孩原子弹”的B-29(44-86292)上的视准仪对准了广岛市一座桥的正中时，自动投弹装置被启动了。

在他们后方，“艺术大师号”投下了那三只测量爆炸的铝罐。一脱离弹舱，每只铝罐就都打开了直径16英尺的降落伞。查克•斯威尼立即操纵飞机进入与“埃诺拉•盖伊号”一样的俯冲急转弯——这一次是向左。两架飞机加足油门，发动机飞速向南驶离，空速达到每小时350英里。45秒钟后，原子弹在离地600米的空中爆炸出现了一个直径约为一百五十米的巨大火球，放射出耀眼的异样光芒。火球缓缓上升，直至六千米高空,形成一团蘑菇云。爆炸中心点方圆五百米以内，全部人和物被三千至四千度的高温烧成焦炭。

此时“埃诺拉•盖伊号”距原子弹爆炸处的倾斜距离为11.5英里，冲击波将“埃诺拉•盖伊号”抛在空中，产生了剧烈颠簸。在“艺术大师号”上，三名科学家观察员看到仪表上的指针一下子向右摆到底，示波器屏幕上的一个脉冲在冲击波通过时记录到了它，后来测得这个力量约为1.5万吨，也就是说相当于1.5万吨高爆炸药。紧接着，第二波冲击波朝他们升上来。这是第一波在地面上反射产生的，波前锋的冷凝水汽使它呈现为一道闪亮的环。然而，“埃诺拉•盖伊号”突然进入安全地带。几英里外，“艺术大师号”也摆脱了冲击波。两架飞机都过了冲击波这一关。保罗·蒂贝茨小心翼翼地操纵飞机在2.9万英尺的高度平飞。此时飞机还在以180度驶离广岛市，只有机尾的鲍勃•卡伦能看到广岛。

1945年8月6日9点15分小男孩原子弹从9.5km高度投向广岛，爆高为 550m 左右，爆炸威力约为15kt。爆炸 50s，飞机先后受到直接冲击波和地面反射冲击波的冲击，形成的烟云在爆后 5min 时直径约4.8km顶高达10km 左右。广岛遭袭击后半小时更进一步地形成了灾难性的火爆。在爆心投影点附近，地表温度达到 3000C4000C，随着距离的增加地表温度迅速下降，但在1200m距离上，仍可高达 1600C。在广岛市，离爆炸中心4,400英尺之内，多层的砖建筑全部被毁，离爆炸中心4000英尺之内，屋顶的瓦片都被闪光的高温所熔化了。核爆之前，广岛建筑物总数为76327栋，核爆后有62.9%被烧毁，24%被严重破坏，5%全部损害，共计91.9%的房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1956年，日美联合调查团根据1945年7月（长崎）和6月31日（广岛）市民口粮供应登记得出广岛市25.5万人、长崎市17.4万人，以这一数字作为爆炸时两市的总人数。核爆后，广岛市约七万人死亡，八万人受伤。在离爆炸中心半径1公里之内，人畜几乎立即死亡，在离爆炸中心半径1公里到 2 公里之间，一些人畜立即死于巨大的爆炸和高温，但大多数受重伤或只是表面受伤。在离爆炸中心半径2公里到4公里之间，人畜受到窗玻璃碎片和其他碎片不同程度的伤害。根据曼哈顿工区的统计，在广岛原子弹事件中，有60%的人因为闪光辐射热或爆炸引起的火灾灼伤而立即死亡，30%的人因为建筑物倒塌落下的碎片而立即死亡。然而，在日本城市中由于原子弹轰炸造成的伤亡总数有巨大的困难。对民用机构(医院、消防部门、公安部门以及政府机构)的大量摧毁,爆炸之后的极度混乱,以及轰炸之前的实际人口不能确定，增加了统计伤亡情况的困难。日本的定期的人口普查并不完整，以及其后因核辐射而罹患被称为“原爆症”的不治之症、最终死于该症者，不计其数，因此，精确的统计至今仍无法完成。

核爆炸会产生冲击波、光辐射、核辐射、核电脉磁冲四种危害，除核电脉磁冲外，其他几种杀伤因素都会直观地导致人员遭受冲击伤、烧伤、核辐射损伤，以及复合伤。原子弹爆炸释放出的强大能量和辐射导致许多人在爆炸后不久或之后的年份内，患上白血病、恶性肿瘤等相关疾病，影响了几代人的健康。爆炸后不满15岁的小儿、青年和老人相继出现白细胞增多症， 1946年1~2月达到最高峰，之后逐渐减少。厚生劳动省（日本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的主要部门）表示，关于原爆症的认定，申请的疾病大多是癌症、白内障等疾病。此外，由于这些疾病也是由原子弹幸存者以外的人发展和影响，关于原爆症的认定也不容易。现在原子弹幸存者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2岁，要确定疾病是由于衰老还是由70多年前暴露的辐射引起的，还需要先进的医学和放射学知识。为此，在听取了由领先的医学和放射学学者组成的合议考试委员会（原子弹疾病幸存者医学小组委员会）的意见后，厚生劳动省决定建立残疾识别审查委员会。

1945年8月7日，哈里·S·杜鲁门总统发表这样一个严正声明：“7月26日波茨坦发出的最后通牒旨在拯救日本民众免遭彻底的毁灭，但他们的领导人物迅速拒绝了这个最后通牒。如果他们现在还不接受我们的条件，他们的毁灭将从天而降。”但连这一消息也被日本政府封锁了，从军部、政府到普通国民，完全不知道受到了何种武器的袭击。1945年8月8日，刊载于《朝日新闻》的“大本营发表”只是说“6日，广岛市受到敌B-29 炸机的攻击发生相当程度的受害。敌在攻击中,似乎使用了新型炸弹其详情目下正在调查。”在东京的主和派——外相东乡建议接受美国人提出的上述条件，但其他人都表示反对，因为在他们看来，广岛上空爆炸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大威力的原子弹，而是几百架飞机同时投弹的结果。这些主战派一致认为，日本目前还未到放下武器的最后时刻，他们决心再在日本本土打一场大的决战。因此，广岛的事件并未使日本立即同意接受波茨坦最后通牒，即无条件投降。他们竭力掩盖广岛市事实真相，对外宣称是有一枚陨石陨落在广岛市，并认为美国军队只有一颗原子弹，还把希望寄托在苏联的调停上。但1945年，日本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的回答是“日本仍在继续着战争，拒绝接受《波茨坦公告》，因此，日本政府请求苏联调停的建议已失去一切根据。苏联政府遵守对国联的义务，接受国联的要求，宣布从8月9日起对日宣战。”于是，就在苏联出兵这天的上午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长崎全城27万人，当日便死去6万余人，从而加速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当长崎原子弹爆炸后不久，日本军部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他们依然坚持原来的主张即“死战到底，决不投降”。但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则一反常态，他在得知伤亡的人数后，当即写给铃木首相一封信，表示了自己的看法“遵从《波茨坦公告》的一切内容，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裕仁天皇抵制住了反对派的种种干扰，亲自在全国广播了投降诏书，表示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

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的甲板上，日本外相重光葵和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在投降文件上签字。签字的时间是9点过4分。接着，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签字。他代表美国、中国、英国和苏联及与日本作战的其他国家接受了日本的投降。

原子弹的使用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而且在战争结束后助长了核军备竞赛，对美苏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早在美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之时，苏联科学家就同时开始关注核能问题，并获得了大量关于原子弹的情报。而在纳粹德国投降，盟军共同的危险基本消除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同盟关系就面临瓦解。8月9日，苏联宣布对日出兵，但就在当日，长崎原子弹爆炸。美国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原子弹的威力和制造原子弹的能力，也基本决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夺得战后占据日本的先机。苏联领导人决定加速研制自己的原子弹。1949年８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宣告了美国核垄断时代的结束。也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

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新闻迅速传播到全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关注和震撼。各国政府、媒体和公众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产生了强烈的认识。对于接连投放2颗原子弹是否合乎道义也产生了诸多争议，不仅美国各地和各个政治派系都发出了警告。也激发了全球范围的反核和和平运动。许多国家的示威者走上街头，呼吁核武器的禁止和全球核裁军。这些示威活动推动了国际和平运动的发展，其中一些反核组织，如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和平奖，日本出身的广岛原爆幸存者瑟罗节子（旧姓中村）代表领奖。长崎原子弹爆炸引发了大量的国际社论和文学作品，包括各国媒体的评论、作家的小说、诗歌等。这些作品反映了人们对于战争、和平、人性和科技的思考。

原子科学家们自己的意见也是分歧的。万尼瓦尔·布什博士(Dr. Vannevar Bush)曾助力过争取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史汀生支持使用原子武器，温斯顿·丘吉尔的科学事务私人顾问彻韦尔勋爵(Lord Cherwell)(以前的林德曼教授(Professor Lindeman))也是原子武器的主要倡导者。与此相反，另一批以詹姆斯·弗兰克教授(Professor James Franck)为首的核能科学家，向史汀生提交了一份报告，做出了不同的结论：“用原子弹突然袭击日本而得到的种种军事上的好处和拯救美国人民免于牺牲，要是和因此而激起遍及全世界的恐怖和厌恶情绪相比，那是得不偿失的。如果美国首先对人类投下这种毁灭一切的新武器，它将丧失全世界公众的支持，引起军备竞赛，并妨碍对于此种兵器未能管制达成国际协定的可能性。从这些考虑出发，我们相信，用原子弹对日本进行一次早期袭击，是不可取的。”对原子弹使用的反对者里还有曾反对过富兰克林·罗斯福使用生化武器的建议、历任罗斯福总统和哈里·S·杜鲁门总统的参谋长李海海军上将，他不赞成用这种武器来攻击城市平民。他表示，“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要是首先使用这种武器，那我们所采用的道德标准简直同黑暗时期野蛮人的道德标准一模一样的了。我没有受过这样作战的教育，战争决不能用杀害妇孺来取得胜利。”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进行试验以前，英国已在7月4日原则上同意使用这种武器。最后的决定当时是取决于拥有这种武器的杜鲁门总统；但是我始终没有怀疑过他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事后也没有对他作法的正确性表示过怀疑。对于应否使用原子弹来迫使日本投降的决定，从来就没有人提出争议过，这是一个永不改变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后代必然会加以判断的。至于在当时的会议桌上，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自动的，和毫无疑义地赞同这样做法；我也从来没有听到有人作过丝毫的暗示说我们不应该这样做。”

李海海军上将：“首先使用这种武器，那我们所采用的道德标准简直同黑暗时期野蛮人的道德标准一模一样的了。我没有受过这样作战的教育，战争决不能用杀害妇孺来取得胜利。”，“在广岛和长崎使用这类野蛮武器，就我们打日本来说，并无什么重大帮助。日本已经被击败和准备投降了，因为海上封锁和用常规武器进行轰炸都已见效。”

联合国第九任秘书长古特雷斯：“七十六年前的今天，一枚核武器给广岛这座城市的人民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瞬间杀死了数万人，其后还有数万人死亡，随后几年则有更多人丧生。”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这在访问广岛期间，尤为触动我的是幸存者对于这一爆炸的描述。当仔细聆听他们的叙述时，会发现他们涉及到了在这些会议上讨论的核弹带来的人道后果的各个方面。在听取幸存者的经历时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核武器造成的社会心理影响——他们在战争期间经历的心理创伤以及在之后的岁月所遭受的歧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日本画家平山郁夫：“当时日本的国家领导层，如果早一个月，甚至早两周接受波茨坦宣言，就可以避免广岛市和长崎市遭受核航弹轰炸，可以避免30万无辜平民的死亡。”

广岛和平纪念公园位于广岛市中心，建于 1945 年 8 月 6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原子弹爆炸的震源附近，以期创造持久的世界和平。公园里有许多纪念馆和纪念碑，包括原爆死没者慰灵碑、广岛和平纪念馆、国立广岛追悼原子弹死难者和平祈念馆等等。除了原爆圆顶馆这一世界遗产外，这座公园还有原爆死没者慰灵碑，所有遇难者的名字都刻在这里，还有其他一些纪念碑。 广岛和平纪念资料馆致力于记录核爆炸的真实情况，每年吸引来自日本和国外的 170 多万游客。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事件76周年之际，联合国第九任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表示很荣幸向广岛和平纪念馆发表致辞向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和幸存者致敬，并强调，“不使用核武器的唯一保证是彻底消除核武器。”

2020年7月，出生于广岛市市的核爆受害者、现居加拿大的瑟洛节子致信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要求承认该国曾参与开发向广岛和长崎市所投原子弹的美国“曼哈顿计划”，作为政府对此表示遗憾。此外还要求批准禁止拥有和使用核武器的《禁止核武器条约》。

2023年11月28日，日本政府决定将拍摄于1945年8月6日小男孩原子弹投下后的1532张照片和两段视频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作为保护历史性重要文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的候选对象。将在投下原子弹80周年的2025年，由执委会审查是否进行了登记。如果获得接受，将标志着与原子弹有关的文件首次被添加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中。

《广岛生变图》的作者平山郁夫于1930年出生于广岛市。1945年，15岁的平山郁夫成为广岛原爆的幸存者，1952年，他从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广岛生变图》现藏于广岛县立美术馆，画作内容为“不动明王”立于燃烧的广岛上空。佛教中，不动明王为五大明王之首，以威力大著称，降魔时作愤怒状，以唤醒世人，吓退顽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