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士敦，（英文名：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年－1938年），英国苏格兰人，清代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外籍老师。

庄士敦早年因父亲喜欢酗酒，母亲喜欢挥霍不擅长持家等原因，促使其产生远离家庭的想法，1894年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又获得牛津玛格德林学院的学士，并在1898年通过英国殖民部的考试来到香港特别行政区。1901年自修获得牛津大学历史硕士学位。1902年开始了对中原地区民风民俗的探索，在1904年出任威海卫代理华务司，与儒家文化结缘。1906年至1918年，庄士敦先后游历了中国20余省，出版《从北京到曼德勒》《佛教中国》等书。1919年在李鸿章之子李经迈的推荐下，成为爱新觉罗·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在担任“帝师”期间，除了给溥仪教授英语、天文、欧洲法制史等知识外，还给溥仪普及国内外的社会变革，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后在庄士敦的帮助下逃往日本使馆。1927年庄士敦重回威海卫，负责交还威海卫的相关事宜，于1930年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便卸任回国。1931年归国后的庄士敦担任伦敦大学汉学教授以及英国外交部顾问，并于1934年买下了苏格兰克雷格尼希湖的小岛，后在1938年因病去世，享年64岁。

庄士敦一生留有《紫禁城的黄昏》《从北京到曼德勒》《狮龙共存威海卫》等著作，其中《紫禁城的黄昏》被改编成知名电影《末代皇帝》。

庄士敦1874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爱丁堡的一个中产家庭，他的父亲罗伯特·约翰斯顿（Robert Johnston）是一名律师，但喜欢商业投机和酗酒，而母亲也喜欢挥霍，不擅长持家，因此早年的庄士敦想远离家庭。19世纪的英国致力于扩大海外殖民地，这给了庄士敦机会，1894 年，他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进入牛津大学的玛格德林学院学习现代历史、英国文学和法理学，并获学士。在1898年通过了英国殖民部的考试，以殖民部东方见习生的身份来到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工作，到港后不久庄士敦被华民政务司的骆克哈特（Lockhart）赏识，成为了当时港英政府的正式官员，很快就升任辅政司助理和港督私人秘书。

1901年庄士敦通过自修获得牛津大学历史硕士学位。1902年7月庄士敦的父亲去世，可他没有利用假期回国参加葬礼，而是选择穿越云南省、越南到缅甸和泰国进行探险，途中庄士敦接触到了佛教，开始信奉佛教哲学，并且开始对中国民风民俗展开探索。

1904年庄士敦被调到了山东威海卫出任代理华务司，与骆克哈特共事。同年8月庄士敦奉命将英王爱德华七世的肖像送给孔子的后人孔令贻，并与儒家文化结缘。庄士敦在威海卫研读中国儒家经典和古典文学，还采用《论语》中的“士志于道”给自己取了个“志道”的号。在威海卫任职期间，庄士敦树立了“父母官”的形象，他经常走村串户去调查社情民意，还用威海方言与百姓交流，很快就被威海各界人士接受。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庄士敦提议应将威海卫归还中国，或者与清廷重签租约。不然英国继续呆在威海卫是违反其国际义务的，最终必将损害到英国的利益，这一建议并没有被英国采纳。

1906年初，庄士敦为了更好了解中原地区文化，开启长达10个月的长途旅行，他从北京出发，随后南下，到达长江中游的汉口后，逆江而上深入中国的西部和西南地区。一直到1918年底，庄士敦先后游历了中国20余省，他深入了解所经之地的风土人情，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诗词，先后出版了《从北京到曼德勒》《佛教中国》等书。

1911年庄士敦面临职业道路选择，他想离开威海卫换一份工作，而他的上司骆克哈特建议他离开政界，去寻求纯粹的学术生活，后来庄士敦申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香港大学的汉学教授的职位，都没有成功，于是在1913年10月庄士敦回到了英国，回到家乡的庄士敦却发现他已经习惯了中国的生活，遂在1914年1月又返回中国。

1918年9月，徐世昌当选中华民国大总统，不能继续担任溥仪的老师，但为了其再次执政，徐世昌决定为溥仪物色一位教授欧洲宪政知识的老师，李鸿章之子李经迈接过这个物色老师的任务，而庄士敦在辛亥革命后就与李经迈交往甚密，李经迈认为没有人比庄士敦更适合做溥仪的老师，便向徐世昌推荐庄士敦。1919年2月，庄士敦到达北京，与中华民国政府的内务部和清室的内务府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同，庄士敦成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同年，女王陛下政府授予他“最高级巴思爵士”(CBE) 勋章。3月4日庄士敦见到了溥仪，开始他的帝师生涯。

1919年7月，庄士敦在给李经迈的信中表示他想把溥仪引导成一个思想开放的爱国者，一个有教养的中国君子。自行车是庄士敦带给溥仪的新鲜事物，溥仪为了骑行方便，下令把门槛给锯开。溥仪在15岁时，决心穿西装，便让仆人给他买回一大堆不合身的西服，庄士敦看见后，把一位裁缝请进皇宫为溥仪量体裁衣，定做了英国绅士的西服。1921年，庄士敦发现溥仪的视力有问题，便请北京协和医院的眼科医生，为溥仪配置了一副眼镜。

在担任帝师期间，除了向溥仪传授英语、天文、地理、算学及欧洲法制史外，庄士敦还向溥仪介绍国内外的社会变革，甚至将《新青年》等刊物带给溥仪阅读，为了让溥仪更多地接触外界事物，庄士敦向溥仪引见了英国驻华公使及驻华舰队司令、日本驻华公使，以及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胡适等人。自1913年起，民国内务部就劝说旗人剪掉辫子，可紫禁城拖了好几年，但当庄士敦在溥仪面前说辫子像“猪尾巴”后，溥仪很快便把象征清朝的辫子给剪了。

庄士敦被溥仪授予了很多恩赏，比如“头品顶戴”“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等。庄士敦以溥仪的赏赐为荣，在得到头品顶戴后，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带，穿上之后站在他的西山樱桃沟别墅门前，在“乐静山斋”匾额下拍了照片，并把照片赠给亲友。

1922年6月，溥仪要求庄士敦带他离开皇宫前往英国大使馆，并通电全国宣称他要出访欧洲，可庄士敦拒绝了溥仪，因为他担心溥仪离开皇宫后会被各种复辟阴谋利用。1923年，溥仪与弟弟溥杰依旧秘密开始逃离计划，可被王公大臣识破。1924年10月，在直系与奉系战争的紧要关头， 直系的冯玉祥将军囚禁了总统曹锟。同年11月4日庄士敦与溥仪商讨出逃计划，而冯玉祥次日便派军围住紫禁城，并驱逐溥仪出紫禁城，11月29日庄士敦经过多方协调，帮助溥仪逃往日本使馆。

1925年2月25日，溥仪背着庄士敦前往天津市的日本租界。庄士敦已无法阻止他这一做法，他意识到溥仪会被利用作政治人质。当晚溥仪打电话邀请庄士敦前往天津，庄士敦对溥仪表示失望，希望离开，并在回忆中说他已经放弃了带溥仪去英格兰的念头。

1927年庄士敦重新回到威海卫担任行政长官，任前英国殖民部指示他此行的目的是负责交还威海卫的相关事宜。1928年2月，庄士敦致函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建议在威海卫调停南北争端，以修改1924年签订的交收威海卫专约(草案)，同时续租威海卫陆地租地10年。而且他请求英国政府放宽对威海卫的财政控制，然而威海卫回归已势在必行。1930年10月1日，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威海卫归还仪式后便卸任回国。在庄士敦回国前，当地的乡绅们为其奉上一只盛满清水的洁白瓷碗为他送行。

1930年10月5日，庄士敦刚离开中国，英文版的《星期日新闻报》就刊登了名为《雷金纳德·庄士敦爵士》的文章，对他在中国的工作进行了肯定。庄士敦回到英国一年后他又回到了中国，1931年10月2日庄士敦参加了在中国召开的华盛顿会议，并和溥仪在天津市见了面，并请溥仪为《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作一篇序文。同年11月底，庄士敦回国后兼任英国外交部顾问，并且在1934年出版了《紫禁城的黄昏》。同年出版的还有《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在庄士敦的作品中他为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辩护，他认为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另一方是不明智的，而且中国具有以儒教为代表的最好宗教，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行动纯属多余。

从1931年到1937年，庄士敦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授汉学。

1934年庄士敦用《紫禁城的黄昏》的版税买下了苏格兰克雷格尼希湖中间的小岛，他晚年定居在这座名为爱伦岛的小岛上，他在岛上有个陈列馆，展示溥仪赏赐给他的朝服和古玩等，而且将岛上的房间取名为松竹厅、威海卫厅、皇帝厅等。逢年过节他会邀请亲友聚会，并在门口升起满洲国国旗。庄士敦终生未娶，于1938年在岛上病逝，享年64岁。

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对庄士敦甚为满意，称庄士敦的耐心成就了他们师生之间的融洽关系。书中说庄士敦已是溥仪灵魂的重要部分，他和庄士敦谈论课外问题逐渐占据了他们上课的时间，并且庄士敦会跟他讲述英国王室的生活、各国的政体国情、大战后的列强实力、世界各地风光以及中国的内战局势等。

1902年7月庄士敦父亲去世，按照常理庄士敦应立即回英国爱丁堡参加父亲的葬礼，但他没有，而是选择经过云南省和越南去泰国和缅甸旅游。庄士敦回避葬礼的主要原因是他父亲死后的负债高达三万英镑，并且这些欠款还是被私自挪用的客户资金，庄士敦认为他父亲的行为令家族蒙羞，誓言在债务得到偿还之前，不会再踏入苏格兰的土地。

1912年夏季庄士敦在威海卫遇见了女歌唱家阿莱丝·沃特（Alice Watt），两人在一次晚会上情投意合，可当时的庄士敦38岁，阿莱丝21岁，两人相差了17岁，他们两人都清楚彼此之间存在的距离，之后阿莱丝远赴巴黎深造，庄士敦也看淡了这场爱情。第二个让庄士敦心动的人是一位叫桃乐茜的英国女子，庄士敦在给他的老上司骆克哈特的信中表示“桃乐茜是世界上最美的名字”，1904年3月庄士敦准备向桃乐茜求婚，可桃乐茜并没有答应，因为桃乐茜来中国是来找她未婚夫结婚的，可庄士敦还奢求桃乐茜改变心意，可惜没能如愿，这次的失恋在庄士敦心中有很深的影响，1923年他还在给友人拉夫迪的信中表示“我非常喜欢她，现在依然如此”。

1921年6月，庄士敦遇见了作家艾琳·帕娃（Erin Pava），他们相处得很愉快，不过到1929年两人才有更深入的接触，庄士敦1929年邀请艾琳来访问，艾琳应邀到访，庄士敦跟老友骆克哈特表示艾琳“非常迷人”，1930年春季56岁的庄士敦鼓起勇气向艾琳求婚了，并得到了同意。同年10月，庄士敦卸任威海卫的职位回到了英国，并于12月与艾琳订婚，之后他忙于应酬、撰写书稿、婚期一直拖延，忽视了未婚妻艾琳的感受，最后艾琳放弃了，于1931年，两人协商解除了婚约。其实庄士敦和艾琳结识的同时，他还认识了另外一个人，那就是诗人兼作家的斯泰拉·本森（Stella Benson），两人的共同语言很多，可惜斯泰拉已婚了，1930年6月4日，庄士敦在写给友人骆克哈特的信中表明了他内心的秘密，他说“斯泰拉结过婚，所以在她离婚之前，我不会和她有任何约定”。不过在庄士敦归国前夕，他去见了斯泰拉，并在她面前赞美艾琳，斯泰拉最终也离开了他。

1935年4月庄士敦遇见了伊丽莎白·斯帕肖特，是他的《紫禁城的黄昏》的读者，两人一见如故，晚年的庄士敦一下就爱上了她，尽管这又是个已婚女人，不过伊丽莎白和丈夫的婚姻已破裂，故对庄士敦的示爱给予积极反馈，庄士敦和已婚之妇相恋的消息传到了骆克哈特的耳中，骆氏是个老派人物，他坚决反对庄士敦的这段恋情。1936年冬季庄士敦带伊丽莎白去见骆克哈特，结果遭到骆克哈特一家的冷漠对待。可庄士敦依旧决定在伊丽莎白离婚后，与她结婚，最后婚期定在了1938年10月，不料庄士敦在1938年3月6日便因病去世。

乐静山斋是由溥仪亲笔题名的匾额，是位于北京妙峰山南侧樱桃沟村北的山坡上，是庄士敦夏天避暑休闲的别墅，别墅坐北朝南，后依青山、背风向阳，别墅共有5间正房、5间偏房，均是中国传统的硬山卷棚顶设计，园内山坡及水塘边有3座凉亭，还放置了奇山异石以及各种名贵花木。

庄士敦曾在北京油漆作胡同1号大院居住。这座四合院原本是朝廷租借给帝师离溥仪更近的住处。庄士敦热爱这充满北京文化氛围的中式庭院，亲自布置，家具、字画都是中式风格。后来由于“内务府”无法支付房租，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庄士敦不得不离开油漆作胡同的住所，现在故居只剩下几间瓦房和一棵大杨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