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1907年~1997年），原名郭汝桂，四川铜梁人（今重庆铜梁），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七十二军中将军长，红色特工，中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兼成都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是第四至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历史研究会副会长。

郭汝瑰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书香之家，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四期工兵科、陆军大学第十期、陆军大学研究院第三期等处学习并毕业。1928年5月，他由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脱党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1930年左右与党组织失去联系）。1937年5月，郭汝瑰离开陆军大学，进入陈诚所属第十四师任参谋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汝瑰在淞沪会战南塘口战役中暂代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奋战，他留下绝命书：若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其后，又参与了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等。郭汝瑰曾任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第五十四军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总部参谋长等职务，1946年起任参谋本部办公厅副厅长、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第二十兵团中将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等职务。

自1945年5月起，郭汝瑰成为一名红色特工，累计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100多次核心的军事情报，为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争以及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特殊贡献。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万余人在四川宜宾起义。后任川南行署委员兼交通厅厅长，南京军事学院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等职位。1989年12月起任全国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兼成都市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1980年4月，郭汝瑰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四至七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在晚年，郭汝瑰组织有关专家，主编了《中国军事史》和两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他还撰写了《郭汝瑰回忆录》，自述情报贡献，是中共插入中国国民党内部最大的红色间谍。1997年10月23日，郭汝瑰在重庆逝世。

在郭汝瑰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评价郭汝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称其一生为：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中国台湾媒体称：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蒋介石则说：郭汝瑰，想不到他是一个“最大共谍”。

1907年9月15日，郭汝瑰出生在四川省铜梁区（今重庆铜梁）尹家市（现名永嘉乡）达昌池的一个衰落的书香之家，家中略有薄田。父亲郭锡柱，常以文章会考，赚取奖金。母亲朱位椿，幼时失双亲，得叔伯照顾长大，朱位椿教育子女要走正路、不做坏人。

郭汝瑰原名郭汝桂，郭锡柱寄望他能“蟾宫折桂”，特取此名。1919年，郭锡柱应郭汝栋之邀，往任川军军需，遂带郭汝瑰来到成都。郭汝瑰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就读。读小学时，郭汝瑰与人学了打拳并知晓了“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小学毕业后，返铜梁中学校住校读书1年。之后，郭汝瑰考进王牌学校成都联合中学。时任校长张铮严谨治学，校风严厉，遭到学生反对，郭汝瑰等几个学生代表到四川省督理公署找杨森告状，张铮被撤职。继任的校长把成都联合中学搞得乌烟瘴气。再换校长后，仍无法恢复成都联合中学的盛况。同学们纷纷对郭汝瑰这个学生代表冷嘲热讽，使他无颜再留在学校。临毕业前，郭汝瑰离开成都联合中学。

离开学校后，郭汝瑰开始筹划未来。他自己的本意是学工，父亲希望他学医，而堂兄郭汝栋则建议当兵。适逢郭汝栋派遣几个学生去黄埔军校，郭汝瑰与之同行来到上海市。对于未来之路，郭汝瑰彷徨难决，问起在同济大学读书的昔日同学陈廷栋，后者的建议让郭汝瑰坚定了信念：参加革命，使国家政治上轨道。

1926年4月，郭汝瑰进入位于广州市的黄埔军校，为五期生。学习期间，郭汝瑰得知与自己的同学兼好友袁镜铭是中国共产党员，便要求袁镜铭介绍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袁镜铭考虑到郭汝瑰是四川军阀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考验一段时间。北伐开始后，郭汝瑰随部驻防太平、虎门镇等地，保证了国民政府后方安宁。同年10月，郭汝瑰升学进入政治科（开设的科目）第五学生队，11月，随学校迁往武昌。

1927年4月14日，在黄埔军校任职的中国共产党员吴玉章，为郭汝瑰办理了提前毕业，并要求其设法让郭汝栋出面，阻止四川军阀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攻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要出兵帮助杨森。郭汝瑰见到郭汝栋后，后者承诺不出兵帮助杨森。而后，郭汝瑰加入了堂兄郭汝栋的部队，先在政治部工作，后转军事。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1月19日，郭汝瑰与方学兰结婚。同年，袁镜铭被中国国民党杀害，郭汝瑰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同年冬天，郭汝栋怀疑郭汝瑰是共产党员，为避免牵累，将郭汝瑰送往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郭汝瑰等中国留学生群情激奋，纷纷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1931年11月，郭汝瑰返回中国，进入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求学，为十期生。1935年3月，郭汝瑰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中国陆军大学毕业。他既不想作“剿共”，又想着多学点真本事，在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的劝说下，郭汝瑰进入陆大研究院第三期作研究员，后期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7年5月，郭汝瑰调离中国陆军大学，前往常德市，任陈诚所属第十四师参谋长。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犯中原地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奉命参加华北抗战。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市，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第十四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四十二旅旅长心存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调换职务，去代理四十二旅旅长。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该旅与日军血拼七日，八千多人只剩下二千多人，阵地未失。退出阵地后，第十四师经过了一个月的补充休整，再赴战场，先后参与坚守南翔和青阳港之战，郭汝瑰仍任十四师参谋长。1937年11月12日，上海陷落，长达3个月淞沪会战结束。不久，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司令陈诚任命郭汝瑰为五十四军参谋长。

上海市、南京相继失陷后，国民政府把武汉作为临时首都。为迫使国民政府投降，日军先后突破安庆市、马当要塞、长江防线，直逼武汉。国民政府在对武汉三镇进行布防时，蒋介石、陈诚准备施用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死守武汉。在作战会议中，郭汝瑰指出了防守方案的不足之处，并建议尽量利用山地进行积极防御，在武汉的外围作战。陈诚采纳郭汝瑰意见，并指定他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武汉战役中，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被提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后由霍揆彰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被任命为暂编第五师师长。郭汝瑰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并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1943年初，郭汝瑰进入国防研究院学习，学习期间，他见过中国国民党政府高官的腐败堕落，感慨自己因为清廉而生活窘迫。次年3月，他以副武官名义去英国考察。1945年2月，郭汝瑰返回中国，3月，他就任军政部军务署的副署长，之后，郭汝瑰一直在国民党的高级司令部工作。

1945年4月，郭汝瑰与中国共产党员任廉儒取得联系并表明了想要去延安的想法。任廉儒将情报汇报给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与董必武见面，他谈了自己的想法，要求恢复党籍，并要求去延安市。分别后，任廉儒向郭汝瑰转达了董必武的意见，恢复党籍的事情可行，但需考验一段时间。郭汝瑰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他留在中国国民党政府之内，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

1946年初，关于中国停止内战问题，美国参与调停，由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任美国代表，国民党代表（前期为张群，达成停战协议后退出，由张治中继任），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举行的三人会议，探讨中国停止内战、恢复交通、受降及遣俘等事宜。郭汝瑰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与了谈判。蒋介石在赢得了由内地向沿海运兵的时间，自以为胜券在握后，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发动了内战。军政部几经策划，拿出了一个《国军战斗序列》方案。郭汝瑰却通过任廉儒将这份绝密情报转交给了董必武。这份情报为延安总部调兵遣将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946年以后，由于陈诚的保举，郭汝瑰官运亨通，一年之内连连升迁，自总参谋部办公厅副厅长到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再到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1948年7月第二次担任此职），后又随顾祝同到徐州市担任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进入了中国国民党最高军事决策机构，掌握了国民党军队行动的最高核心机密。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通过任廉儒，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譬如：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泰安市，卞桥、梁邱镇一带。蒋介石决定派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合围。会后，郭汝瑰立刻将含有国民党各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的作战部署抄录一份，通过任廉儒将情报送出。还有在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已被郭汝瑰报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

1948年11月10日，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制订新的作战计划。这次高级将领会议后，郭汝瑰把9个绝密作战计划（包括江防计划、江南作战计划、西南地区兵力配备等）交给任廉儒，郭汝瑰叮嘱：这9个绝密作战计划关系重大，火速交给中国共产党。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市。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民革中央军事特派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地下党负责人，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即遭逮捕，他在被捕前把情报烧毁。王葆真被捕后，受尽酷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郭汝瑰。

任职徐州陆军总参谋长时期，郭汝瑰把已是国民党中将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张克侠调任为徐州城防司令。在淮海战役中，张克侠、何基在万年闸率部起义成功，使徐州市的东北大门洞开，彻底断送了蒋介石的徐蚌战略决战计划。

三大战役以后，郭汝瑰找到顾祝同，要求进入部队出任军长。经过顾祝同保荐，蒋介石任命郭汝瑰为七十二军军长，要他重建这支已经在淮海战役中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围歼的部队。郭汝瑰招兵买马，重新组建了七十二军并开赴四川省，成为四川境内的四个机动主力军之一。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四川，蒋介石电令郭汝瑰为二十二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二十一军、四十四军、七十二军和三个独立师，作为防堵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哨兵团。并要求七十二军在长江、沱江一带布防，以便将其主力集中于成都市附近，与解放军决战。1949年12月11日，郭汝瑰率七十二军所部一万三千余人在宜宾起义，直接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计划。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郭汝瑰被任命为川南行署交通厅长。1950年，中央军委调郭汝瑰到新成立的南京军事学院任教。他先后任合同战术教授会教员，司令部工作教授会教学组长，军史史料研究处副处长，并当选江苏省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郭汝瑰被批斗，他觉得挨打不值得，批斗时给他加上的罪名他都一概承认。造反派闯入郭汝瑰住宅抄家，得知他的女儿郭相慰与他们同属一派，不但没有抄家，还与她握手连称同志，弄得郭汝瑰啼笑皆非。由于造反派忙于内斗，再无暇顾及郭汝瑰，在挨了一阵批斗之后，就被安排到军事学院所属的农场进行体力劳动，倒没有遭受被关押、殴打等痛苦。

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建制，年过花甲的郭汝瑰回到北碚区定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郭汝瑰被确定为副兵团级干部离休。此后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重庆市政协常委，中国黄埔同学会理事、副会长、四川分会会长。

1980年4月，经中组部批准，郭汝瑰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1年，他被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优秀共产党员。古稀之年，郭汝瑰仍然组织和领导有关专家，耗时十余年，主编了一套600余万字的《中国军事史》和两册《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此外，他撰写并出版了近40万字的《郭汝瑰回忆录》。1985年5月14日，郭汝瑰的妻子方学兰病逝。

郭汝瑰有一女一子。1997年，女儿郭相慰从南京到重庆，祝贺父亲九十大寿，与弟弟郭相操陪伴父亲度过一段全家团聚的日子。女儿辞别时，郭汝瑰爱女心切，亲自送女儿去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不幸中途发生车祸，经抢救无效，郭汝瑰于1997年10月23日逝世，享年90岁。

自1945年5月至1949年12月。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累计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提供了100多次核心的军事情报，这些情报包括进攻山东省计划、徐州市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区计划、解围长春市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郭汝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特殊贡献。

1947年5月12日，时任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与参谋总长陈诚、参谋次长刘斐、国防部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一同到蒋介石府邸参加会议，研究山东军情。最后，蒋介石决定了进攻方向和目标，以汤恩伯兵团攻营城、沂水县，以欧震兵团攻南麻，王敬久兵团攻博山区，“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回到自己住所，他把蒋介石的作战部署用极小的字抄写在一张纸上，交付给任廉儒，特别强调，在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这个师全都是美式装备，辖3个旅，共3.7万多人，战斗力强，师长张灵甫骁勇善战。因为郭汝瑰的情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斗中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中国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淮海战役之前（1948年10月29日），郭汝瑰与顾祝同、何应钦、肖毅肃、刘斐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众人都认为中原作战是为了保障江南的战略防御，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市、蚌埠市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形成重点，寻机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决战。顾祝同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中国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通过任廉儒报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

1948年11月28日，蒋介石嫡系部队黄维兵团在双堆集地区被解放军包围。蒋介石召杜聿明参加军事会议。当时杜聿明已决定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并且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杜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想不到移师途中，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三变决心，改在徐州市外围作战，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和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

在抗战中，郭汝瑰参与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等重要战事。

1937年5月，郭汝瑰到常德市任中国国民党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抗日战争开始后，郭汝瑰所在的十四师加入淞沪战场陈诚指挥的左翼兵团。8月下旬，郭汝瑰协助师长霍揆彰，率领十四师会同友邻部队在罗店争夺战与日军反复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9月初，十四师全师两旅4个团在南、北塘口，顾家角及其以南地区摆成一线，阻击日军的进攻。十四师四十二旅旅长曾粤汉怯战。霍彰怕他误事，将曾粤汉与郭汝瑰对调职务。郭汝瑰暂代四十二旅旅长，率部与日军奋战，率部坚守占地，与日军浴血战斗7日，部下8000人只剩下2000人，阵地未失。

1938年6月15日，日军攻陷安庆市后，再陷要塞马当，突破了长江封锁线，25日又攻占九江，拉开了进攻武汉的序幕。经过整补的国民党军队，以40余个精锐师在武汉三镇摆开了与日军决战的架势。当时蒋介石和陈诚等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正在构筑环绕武汉三镇的环形防御体系。郭汝瑰对德国顾问构筑的环形工事深感疑虑。他去见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表示，德国顾问设计的环形背水阵，完全没有吸取南京战役的教训，表面看各处都有坚固工事，但几十个师放在环形线上，一点被突破，全都将溃不成军而被逐一歼灭。郭忏要求郭汝瑰设计一个新的防卫方案。不久，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高级将领作战会议，军师以上的将军们都出席了。郭汝瑰提出了自己的防卫方案：将守军置于武汉外围，利用长江南岸的幕阜山和北岸的大别山脉的有利地形与日军作战，建立的山地工事，让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无法发挥作用。日军进攻时，利用山地工事寻机予敌重创。因为国民党军队分散，日军将无法重创或全歼武汉守军。郭汝瑰的防卫方案得到众将领的赞同并被陈诚采纳，并指定由郭汝瑰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武汉会战，因采用了郭汝瑰作战计划，国民政府各军均未受重大损失。

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将陆、海、空三军集权统一指挥。掌握国防部实权的是参谋总长陈诚。郭汝瑰进入国防部后，一年之内三度获得升迁，在被任命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后，郭汝瑰又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五厅厅长，后又转任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赴徐州任陆军总部参谋长。由于人事安排就是中国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一些反对陈诚的人，就骂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

杜聿明认为郭汝瑰是中国共产党间谍，处处留意郭汝瑰的行踪，却找不到证据。后来，他向蒋介石告状：“郭汝瑰清廉得不像话，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家里的沙发都打上补丁，言行作风很像是共产党员。”蒋介石呵斥道：“难道我国民政府的官员，都要到处捞银子才不是中国共产党？”

杜聿明病逝前，郭汝瑰前去探望，杜聿明抓住郭的手说，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当时是不是共产党。郭汝瑰回答我们是信仰不同。

郭汝瑰去世后，他的儿子郭相操收到了郭汝瑰原来在中国国民党里的老同学、老同事的来信。里面装着一张白纸。当时，郭相操没有理解这封信的用意。这了一段时间后，他想起郭汝瑰与陆军大学同学在分手的时候临别赠言，大家告别，一切尽在不言中。郭汝瑰害得200万人逃亡台湾。他们是憎恨郭汝瑰的。寄来白纸，表示还是老同学，一切尽在不言中。

《郭汝瑰回忆录》等书出版后，台湾方面舆论哗然。一些人把怨气发泄在郭汝瑰头上，似乎没有郭汝瑰“投共”，国民党就不会败走台湾。有的人甚至骂他为“叛徒”。对于这些流言蜚语，郭汝瑰坦然回应：“战争的胜败，决定于人心的向背。我早年就参加共产党，从来没有跟国民党干“反共”的事，说不上什么背叛。何况，背叛“反共”反人民的国民党，也是好事。如果站在清王朝的立场，说孙中山先生为叛徒，视郑孝青、张勋这些保皇派为忠臣，岂不可笑？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而徒谈忠义，只会助长专制独裁，阻止社会进步。这是一种糊涂之论。”

对于攻击，郭汝瑰还有一番言论：“我之背弃蒋介石集团，不过对共产主义有点儿模糊好感，略具爱国心，有点政治军事上预见。我认识到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早迟要遭人民唾弃，我不甘作危害国家的败类，并作反动派的殉葬人罢了。一个人哪能这么一点正义感都没有呢?”

1966年，郭汝瑰组织编写了《由戈矛到火器的衍变》《中国历代战争战略问题》《中国历代战争年表》《中国历代战争地图册》等书。改革开放后，郭汝瑰与原南京军事学院同事都有发挥余热，编撰军事史的想法。郭汝瑰专程来到北京，向时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震提出了编撰军事史的想法，得到张震大力支持。之后，郭汝瑰组建编写组，正式开展《中国军事史》的编写工作。1983年，《中国军事史》的第一卷《兵器》出版发行，至1991年，该书全部完成。《中国军事史》填补了中国军事科学研究的空白，该书共600多万字，分6卷10册，《兵器》《兵略》(两册)、《兵制》《兵法》《兵家》《兵垒》及副卷《武经七书注释》《历史战争年表》(两册)。

1990年，郭汝瑰与时任国防大学副校长黄玉章作为主编，编撰了《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编写者查阅了大量的国家和地方档案馆的抗战原始档案，参考了日、美、英以及中国内地和中国台湾出版的300多种图书，经6年写作、4次修改，才将该著作完成。该书实事求是地反映正面战场上的抗日历史，还历史本来面目。《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分上下两册，约125万字，是介绍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著作中篇幅很大、分量很重的一部学术专著，具有学术内涵丰富，人物评价公允的特点。

郭汝瑰亲见中国国民党当权人物走向革命反面，派系倾轧，倒行逆施，置国家前途于不顾。他将自己的耳闻目睹写下来，作为历史借鉴，并宣扬爱国主义，揭露封建主义。同时，郭汝瑰结合自己60年的军旅生活，就所经历的历次战争，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一些点评。该书全文40余万字，书名为《郭汝瑰回忆录》。

1937年，淞沪会战中，郭汝瑰作为代理旅长指挥8000人上阵抗敌，部队伤亡惨重，时任十四师师长的霍揆彰担心他守不住，便派人去问他是否需要援军。随后，郭汝瑰言辞恳切地写了一封回信，在信的后半段他这样说：我八千健儿已经牺牲殆尽，敌攻势未衰，前途难卜。若阵地存在，我当生还晋见钧座。如阵地失守，我就死在疆场，身膏野草。

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评价郭汝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并称其一生为：惊险曲折、丰富深刻的一生。

《人民日报》评价郭汝瑰：保持了一位爱国将领的可贵情操和共产党员的本色。

张震评价郭汝瑰：决心把有限的晚年贡献给祖国军事科学的高尚品德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

蒋介石评价郭汝瑰：郭汝瑰，想不到他是一个“最大共谍”。

任廉儒夫人罗莹澄评价郭汝瑰：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郭汝瑰以毅然留在国民党军界的方式，投入了翻天覆地的革命战争，为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

中国台湾媒体评价郭汝瑰：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中国抗日战争的两个战场，其互相配合，互相协助，在抗日战争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虽然国共两党政治目标不同，战略上有分歧，但不宜强调和夸大国共的矛盾。———《文史杂志·简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中国军事史》是把武器装备，掌握武器装备与作战方法的人，以及在此基础上所产生的军事制度，军事思想等几个方面联系起来研究的军事著作。———张震《中国军事史·序》

1986年出版的王钟伦长篇报告文学《独钓龙潭》，记录了郭汝瑰的传奇经历。

达昌祠（郭汝瑰故居）位于重庆市铜梁区永嘉镇永东村12组26号，始建于明代，为木穿斗结构、小青瓦屋面，坐西北向东南的四合院建筑，建筑面积620余平方米。现存建筑为清代修建，保存房间2间及部分附属建筑，建筑面积210余平方米，建筑形制保存较好，有一定历史价值，于2021年11月确定为未核定文物保护单位。

永嘉镇乡情陈列馆，内展陈郭汝瑰将军生平物品、笔墨、书籍、物件等，展现传奇将军郭汝瑰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