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丛子》是一部由孔子后裔搜集、编著，具有孔姓家族史和孔氏家学学案性质的杂记类著作，主要记载孔子、孔伋、高柴、子顺等十几位孔氏子孙的日常言谈、接人待物以及对治国理念的看法。旧题作者为鲁国孔鲋，现流行观点为汉魏间人王肃伪造。也有宋咸说、撰臧附说、异名说、孔氏子孙说等不同观点。现存的版本有七卷和三卷本，篇数皆为二十三篇。两种传本除分卷不同外，内容并无太大的差异。

《孔丛子》历来被认为是从家族角度理解孔子及其后人思想的重要参考书。这部书的主要思想涉及儒家政治、伦理、仪礼、婚姻等各个方面。书中继承了孔子“仁” 的思想， 形成了以仁爱为主要思想的家风，丰富了中华民族家风思想的内涵。除此之外，《刑论》篇还发扬了原始儒家重民慎刑的核心价值观，提出先礼后刑、重礼轻刑的思想，为促进现代法制观念发扬提供借鉴。

《孔丛子》是一部重要的孔姓家传文献，该书引用了大量的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材料，包括《尚书》《诗经》《墨子》《春秋经传》《吕氏春秋》等传世文献，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失传的历史文献及相关材料。它对于补正上述文献流传中的讹误及佐证、纠正时人的某些研究结论，以及儒学思想史的探索，具有重要的价值。《孔丛子》还重点记述了孔子后世子孙的言行事迹，有助于研究汉代孔氏的谱系、家学的情况。除此之外，《孔丛子》也宣扬、阐发了孔子的仁爱礼义、为政以德等思想，为传承儒家思想、发扬儒家圣人人格，提倡良好的社会风气上起到重要作用。

《孔丛子》的书名可以解读为“孔家杂记”或“孔姓杂记”。《孔丛子》原书名为《孔丛》，宋咸解读《孔丛子》为：“盖言有善而丛集之也”，宋咸认为此书是汇聚孔子及其子孙的良言编撰而成，他将书名改为《孔丛子》。“孔”即以孔子、孔伋、高柴、子顺等十几位孔氏子孙为代表的孔氏家族的统称。“丛”是战国至秦汉之际诸子文献常用的一种编体例。《说文解字》解释“丛，聚也”，本义指聚集在一起生长的野草。“丛”用以指称体裁，就是指一种将前人的言行以及流传中的文献材料聚集在一起的古书体例。《论语》《说苑》《孔子家语》等书均采用此种编辑方式。也有学者如章太炎认为，西晋皇甫谧 《帝王世纪》中引用“《孔》所谓”，“孔藂”与子臧的父亲名字相关，“孔丛子” 三字, 在孔氏家族内，既是人名，又是书题。《孔丛子》的书名是以孔藂一名转换而来。

今本《孔丛子》共七卷，与《隋书·经籍志》著录相同。学者黄怀信认为今本第七卷为《连丛子》上、下篇，分别作为全书末尾的第二十二、二十三篇，考察《连丛子》的编订时间可以推测《孔丛子》的成书时间。黄怀信认为《连丛子》中的《叙世》篇为后序，完成不早于元始二年，由此推断《孔丛子》的初编定时间为公元2—9年。又根据对《连丛子下》的考证，他认为《连丛子下》的作者是仲渊，因此，《孔丛子》的最后编定者也是仲渊。又结合仲渊墓碑碑文时间推断，今行七卷二十三篇本《孔丛子》的最终成书时间推定为西汉恒帝永康元年 （公元167年）至刘宏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之间。孙少华认为《孔丛子》一书非出于一人一时，而是经过了历代孔姓子孙的补缀与修订。全书的最后编定者当为魏晋人孔羡，该书最后被修订的时间为魏黄初二年左右。

《隋书·经籍志》中称《孔丛子》一书“陈胜博士孔鲋撰”。孔鲋子子鱼，孔子八世孙，曾经做过陈胜的博士。由于《七略》及《汉书·艺文志》并未收录《孔丛子》，加之书中记事或有误，记的文字也并非自述，所宋以来学者大多认为《孔丛子》为伪书即多言其伪，并对其时代与作者作了种种推断。

现在流行的观点为《孔丛子》为汉魏间人王肃伪造。清人臧琳在《经义杂记》中提到《孔丛子·论书》中“祖迎于坎坛，所以祭寒署也”、“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㮒于六宗”等文字与王肃言论相同，他认为《孔丛子》出自王肃伪造。《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证《孔丛子》有些说法与伪《孔传》、伪《孔子家语》并回，是其晚出的证据。顾实《 重考古今伪书考》也认为《孔丛子》出于王肃依托。近代学者罗根泽在《\u003c孔丛子\u003e探源》中发表观点，认为王肃的《圣证论》最早征引《孔丛子》，且王肃在书中根据《孔丛子》中的言论将孟子的字解释为“轲”，但这一字在《全本史记》本传、《汉书·艺文志》和《风俗道义·穷通论》都未曾著述。所以，罗根泽认为此字是王肃为孟子造出来的，由此王肃征引的《孔丛子》也是出自其手。

南宋朱熹曾从文章“气骨”推定《孔丛子》非真本，他认为《 孔丛子》文气软弱，全不似西汉文字。他在评价战国汉唐诸子中认为“《孔丛子》乃其所注之人伪作”，由于宋咸是最早注解《孔丛子》的人，因此，他怀疑此书是宋咸伪作，但并无确切证据。明代宋濂赞同朱熹的说法，认为此书“伪之者其宋咸 ？”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倾向朱熹的观点，认为“朱仲晦以为即注者伪作，其说近是”，他认为朱熹所说的注者即是伪作者的说法有合理之处，故《孔丛子》可能为宋咸伪作。

宋李淑的《邯郸书目》记载“一名《盤》”，宋《中兴书目》称“汉孔鲋撰，一名盘盂”孔鲋所撰写的书名叫做《盤㿻》或者《盘盂》，宋晁公武等人怀疑《汉书·艺文志》并未记载《孔丛子》一书，而《隋书·经籍志》收录，原因在于《孔丛子》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并不称此名，而是以异名流传。明代胡应麟认为《孔丛子》中有出自《孔臧》书的部分，他提到“《汉志》儒家有《太常孔臧》十篇·······宋咸因取其中杂记先代者，傅以六经诸子所载厥宗言行，缀缉而成此书······要皆减原书，集末所附若文中家传例耳”即此书实为宋咸摘录《孔臧》书中的精华后加缀辑而成。

宋咸注《孔丛子》认为前六卷二十一篇为孔鲋撰。《连丛子》上下篇一卷为刘彻朝孔臧附益。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在其序录中也称“《连丛子》孔臧附”。学者黄怀信不赞同王肃伪造说，他认为全书记载了前后九代二三百年之事，不可能纯由一人所撰。黄怀信将全书除《小尔雅》《诘墨》之外分为五段进行考证。第一段为前四篇记孔子事，这四篇文字是荟萃传世的零星材料而成，时间有可能在汉以前。第二段为第五至第十篇记子思事，主要出自《子思》书，是采辑《子思》而成。第三段为第十二至十四篇记高柴事，记事多有具体场所，且文字较前更为详细，原作者可能为子高本人。第四段为第十五至十七篇记子顺事，文字叙述较为详细，篇中偶尔透露出自述的痕迹，因此作者应当为是与子顺较亲近的人，根据所见的传闻记载。第五段为第十九至二十一篇记目夷事，文字详细，并非自述口吻，且记载“将没”之事，文末提及子襄。因此，作者有可能是孔弟子襄。通过以上分析，黄怀信认为前四段编撰方式基本一致，且文字基本上属于采辑旧材料或据旧材料加工而成，故应当出自一人之手。他又根据《史记·孔子世家》中孔伋之后的世系推断，书只有出于子鱼代时，由于关于先祖子京、子高等人的文字资料缺乏，因此只能随书附撰。黄怀信因此推断前四段编撰者为孔鲋。但并未提及孔臧的附益。

宋明期间，学者大多主张《孔丛子》为孔氏季彦辈搜集先世遗言佚行整理而成。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认为《孔丛子》是“孔氏子孙杂记其先世系言行之书也”，明李熑认为“或子丰、季彦集先世遗文而成之”，胡应麟认为《孔丛子》非孔撰乃孔氏子孙杂记先世言行，间有魏晋手笔，或者为季彦一辈搜集孔氏先人遗言佚行而成。李学勤的《竹简\u003c家语\u003e与汉魏孔氏家学》中认为，晋皇甫谧之的《帝王世纪》引了《孔丛子》，证明《孔丛子》成书已久，他推测此书很可能出于季彦以下一代孔氏子孙之手。李零教授也怀疑今本《孔丛子》可能是东汉以后的改编本。黄怀信对《连丛子》进行考证，认为《连丛子下》的作者是仲渊。由此推断今七卷二十三篇本《孔从子》的最后编定者是仲渊。

《孔丛子》在目录中的著录最开始被发现于《隋书·经籍志》的题“陈胜博士孔鲋撰”序录中称“《孔丛》《孔子家语》并孔姓所传孔子之旨”，《隋书》中将《孔丛子》和《孔子家语》并提。而《汉书·艺文志》成书时代早于《隋书》，其中曾著录《孔子家语》，但并未提及《孔丛子》。因此，《隋书》对《孔丛子》的评价就显得突兀，引起学者怀疑《孔丛子》是否为后人伪作。因此，《孔丛子》的真伪问题即成为学界争论热点。

唐以前《孔丛子》的真伪问题尚未浮现。《隋书·经籍志》中称《孔丛子》一书“陈胜博士孔鲋撰”，在其序录中又称“《孔丛》《家语》并孔姓所传孔子之旨”，。隋书》认为《孔丛子》一书是出自孔氏之手、传承有孔氏之思想，这也是《孔丛子》首次于目录书的著录中被提及。五代十国时期至北宋前期，《旧唐书》《新唐书》中均将《孔丛子》归入论语类，以此书为孔氏言行的记载。

宋以后，学者多认为《孔丛子》一书为伪书。宋代学者宋咸在注解《孔丛子》一书时删削旧本增加自己的注释，其序记载：“凡百事购求以损益补窜, 近始完集。然有语或浅固, 弗及于道, 疑后人增益, 乃悉诛去。义例繁猥, 随亦删定。”宋咸认为书中部分言论浅显且语义粗鄙，怀疑有后人增益的部分，将其删减。但宋咸基本认为此书为孔姓遗作。宋代目录书《崇文总目》将《孔丛子》归入杂家。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认为《汉书·艺文志》中不见此书，而在《隋书·经籍志》中突然出现，因此怀疑此书并非出自先秦孔氏之手，故将《孔丛子》归入杂家。南宋时期学者洪迈从文章的“气骨”分析，认为《孔丛子》并无楚汉之间的气骨，可能是齐梁之间的好事者所作。南宋高似孙认为《孔丛子》一书中多孔子与孔伋之间的问答，但子思出生之时孔子年事已高，时间并不相符，因此他推断《孔丛子》一书出自“后人缀集之言”。南宋朱熹认为此书为伪书，但作者尚不能断定。朱熹称《孔丛子》一书“文气软弱，全不似西汉文字”，他根据书中的不同材料，怀疑此书是“所注之人伪作”，也怀疑“此书必是东汉时人撰者”，认为此书并非真本。

明代宋濂因宋咸注解《孔丛子》称此书或是宋咸伪作。明代学者胡应麟认为此书文笔与宋人文风不相类似，故否定此书为宋咸所作。他认为此书成书比较复杂，非孔鲋撰。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记载“宋咸因取其中杂记先代者, 傅以六经诸子所载厥宗言行, 缀缉而成此书。”认为此书是孔姓子孙杂记先世言行记录而成，其中夹杂有魏晋时期文笔，及至宋又遭宋人增益润饰，故此书成书复杂，故为伪书。姚际恒、高似孙等人也认为《孔丛子》是后人所编撰的。

清代学者黄式三的《周季编略》以及林春溥的《战国纪年》二书将《孔丛子》中所记载的孔氏子孙事迹与秦朝及以前的时间进行考察并一一对应,，侧面证实该书的可靠性。河北定县《儒家者言》和战国楚简的出土也证明了《孔丛子》资料的可靠性。目前学者们推定《孔丛子》的成书作者不一, 但是确实是汉代孔姓子孙所著，是孔氏子孙历代所撰写且在此期间对该书中的文字有所增减 其中的资料可靠, 而非伪书。

李学勤在其《\u003c孔子家语\u003e与汉魏孔氏家学》中认为晋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其中引用了《孔丛子》，证明《孔丛子》成书时间很长。他推测此书“很可能出于孔季彦以下一代”孔氏子孙之手，有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他将《孔丛子》中的《尚书》资料与今本《孔传》相比较，发现二书篇目相合，因而他断定《孔丛子》所说孔姓世传的古文《尚书》就是《孔传》本《尚书》。由此，李学勤认为《孔丛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黄怀信考证《孔丛子》材料有孔鲋的手笔，最后编订者为孔仲渊即孔扶，不认同王肃伪造说，认为《孔丛子》本身有研究和讨论的价值。李存山根据上博简中的《孔子诗论》与《孔丛子·记义》中孔子论诗的材料对比，认为《孔丛子》中的孔子诗论，与上博简《孔子诗论》有内在关系，二者可以纳入同一个体系。付亚庶认为《孔丛子》基本上是以一些短篇故事组合成文来论道说理，与《说苑》《晏子春秋》等书有相似之处，具有较大的思想价值。

《孔丛子》是一部记述从战国时期到东汉十几位孔姓子孙言行举止的孔家杂记，主要有七卷本与三卷本。

史书最早著录《孔从子》为七卷，如《隋书·经籍志》与新旧《旧唐书》《宋史》等。北宋宋咸参考前代的三卷本和七卷本的基础之上，重新校订《孔丛子》而成七卷本。明代以后，七卷本流传最广、影响最大，大多源于宋咸注本，大多保留了宋咸全注或简注。清代流传有宋七卷巾箱本，清陈锡麟据其本人收藏的宋椠本翻印有仿宋巾箱本，大致保存了宋椠的体例。民国钱熙祚据《战国策》《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文选》等书补校有七卷本《孔丛子》，为钱熙辑本。《孔丛子》七卷本传世较多，版式也不完全一致。

按七卷来划分，则其中第一卷包括《嘉言》《论书》《记义》，第二卷包括《刑论》《记问》《杂训》《居卫》，第三卷包括《巡守》《公仪》《抗志》，第四卷包括《公孙龙》《儒服》《对魏王》，第五卷包括《陈士义》《论势》、《执节》，第六卷包括《诘墨》《独治》《问军礼》《答问》，第七卷包括《连丛子上》《连丛子下》，其中前三卷主要记述、孔伋、子上的言行，第四卷 主要记述孔穿的言行，第五卷主要记述子鱼之事，第六卷主要记述孔鲋以及子和之事，第七卷主要记述子和与季彦之事。

北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最早著录《孔丛子》的三卷本，三卷本早于宋咸七卷注本，明代以后的三卷本比较常见。明代以后《孔丛子》的三卷本篇卷完整，大多没有或者少有宋咸注释，是合并宋咸七卷注本并且删削部分注解而成。明程荣《汉魏从书》 收录三卷本，前有大梁李濂序，注释极少。明代的三卷本，还有冯梦祯编《先秦诸子合编十六种》所收本、崇祯六年孔胤植刻本、孔毓圻与孔诞刻本。

《孔丛子》包括《嘉言》《论书》《记义》《刑论》《记问》《杂训》《居卫》《巡守》《公仪》《抗志》《小尔雅》《公孙龙》《儒服》《对魏王》《陈士义》《论势》《执节》《诘墨》《独治》《问军礼》《答问》《连丛子上》《连丛子下》二十三篇。第一到五篇主要记录了孔子与弟子、君主、士大夫以及家人等之间的言谈，内容包括孔子对修身治国、日常行为规范、礼仪等的看法。第六到十篇主要记录了以及孔伋在周游列国时与人的交谈，主要内容包括个人修养以及对治理国家的独到看法。第十二到第十四篇主要记录孔穿与各列国的国君以及士大夫的言谈，以及在赵、魏两国从政的经历。第十五到第十七篇主要记录孔谦与各国国君以及卿大夫的交谈，以及在赵、魏两国从政的经历。第十八到第二十一篇主要记述对墨家批判儒家言论的辩解，以及发表对军礼、修身养德问题的看法。第二十二篇主要记述由孔鲋至子和的相关事件。第二十三篇主要记述由子和至仲渊的相关事件。

参考资料：

《孔丛子》 记载了孔姓子孙的言行事迹， 继承了孔子“仁” 的思想， 形成了以仁爱为主要思想的家风，主要体现为爱人、以礼传家、以孝悌传家、择友慕义、坚守善道等方面。

关于爱人，孔氏家族的仁爱家风在生活上表现为关爱他人。《孔丛子·杂训》 记载了孔伋为鲁穆公上荐惠民策略。《孔丛子·记义》 记载了孔子在贫困时接受救济的时候，也不忘他人的温饱；《孔丛子·连丛子下》 记载了孔季彦帮助父亲朋友的事迹，这与 《论语》 中“泛爱众” 的主张是一致的，都主张要泛爱众人。仁爱的另一个表现就是为政以德，即要求统治者用仁爱之心治理国家。《孔丛子》认为 “民之所以生者， 衣食也”，因此，为政既要关注民生，使百姓富足， 也要施行仁义教化。《孔丛子·论书》还主张为政以德，君主姚任用贤能， 远离小人。《孔丛子·嘉言》中孔子认为君子不崇尚夸夸其谈的言辞， 也不愿意听花言巧语， 而是崇尚有理据的言辞。除了对人表示关爱，《孔丛子》还表现出爱及众人、泛爱万物、爱及草木的观点。《孔丛子·论书》中孔子描述了仁者喜欢山的原因，表现出圣人育化万物、爱及万物的思想。以上都体现了孔姓家族仁爱众人的家风思想。

关于以礼传家，《孔从子》多处记述孔氏子孙以礼行事，形成了以礼待人接物的家风。《孔丛子》开篇孔子就说“吾岂敢哉，亦好礼乐者。”表明孔子对礼的重视，把“礼”看作立身的根本，这与《论语》中“不学礼，无以立也。”“不知礼，无以立也。”观点一致。孔氏子孙谨记先人遗训，也是以礼的标准待人接物，不仅对君主以礼相待而且对同辈之人、或地位较低之人也是彬彬有礼，能做到不卑不亢。《孔从子》中对“礼”之治国和教化作用的论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国安民，教化百姓；二是睦和邻国，处理好外交关系；三是重礼轻刑。保国安民强调“礼”之治国作用，《孔从子·执节篇》中讲述了为臣进谏之礼，如果上层君主好礼，那么百姓就会变得恭敬；君主好义，百姓就会变得服从，提倡君主要做好榜样和表率。“礼”的和睦邻国在于《孔从子·公仪》中孔伋认为国与国之间以礼相处，修礼邻国，可以使得国家兴盛。最后，重礼轻罚。“礼”是教化百姓、治理国家的纲常礼制，“刑”就是治理国家的刑罚。两者都是治理国家的手段。《孔丛子》提倡以礼治国，减少刑罚，教化百姓。

关于以孝悌传家，《孔从子》中没有明确记述关于孔子和孔姓子孙具体怎样奉养父母，但《孔丛子·嘉言》中有孔子和颛孙师关于女子十五到二十之间要学会纺织、剪裁等妇功然后才可以奉养父母、教育子女的谈论。《孔丛子》要求子女和父母一起居住的时候，子女的态度要足够恭敬，父母去世的时候也要谨遵祭祀的礼仪。孔氏家风对孝道的要求除了生时尽力奉养，死后尽礼发送和祭祀外，还要求孔氏子孙必须恪守孔氏祖辈之志向,完成祖辈未竟的传道遗愿。

关于择友慕义，《孔从子》中记述了孔氏子孙交友的言语行事，体现了孔氏家族谨慎交友择友慕义的家风，主要为两个方面，一是慕义不慕势；二是无友不如己者。关于慕义不慕势，《孔从子·公仪》中记载孔伋交友公仪休之事，子思以义结交公仪休，不贪慕势利，并珍惜这份友谊，体现了孔姓子孙们交友择结交品行高尚，不慕势力之人。关于无友不如己者，《孔从子》中孔氏子孙拒绝结交品行低劣之人。《孔从子·抗志》中子思拒绝结交公叔木，表明交友要结交比自己品行高尚的人。

关于坚守善道，《孔从子》中孔氏子孙不改其志，守死善道，形成了孔氏家族独特的家风。《孔从子·记义》中记载孔子宁愿节俭以存道的事迹，表明孔氏子孙皆能继承孔子之志安贫乐道的观念。孔氏家族笃志行道的家风另一种表现就是愿志而行道，《孔丛子·居卫》中孔伋教育子上有远大志向之人，必须克制私欲。除此之外，《孔丛子》还强调在社会状况不好的时候，要笃志行道，在道不行时，也能够隐退守之，以待明君。

《孔丛子》的《刑论》篇辑录了孔子关于刑罚的言论和观点，是进一步了解儒家刑罚观核心理念的重要依据。《刑论》篇主要讨论了刑与礼、刑与民生、刑与盗之间的关系，以及刑罚的设置与实施是否合理等问题。关于刑与礼，《刑论》强调了重礼轻刑、礼先刑后的思想。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教化作用，能让民众产生耻辱之心，因此礼教应当取代刑罚，成为治理民众的主要手段。关于刑与民生，《刑论》认为“上不教民，民匮其生”，因此统治者要实行惠民政策，关注民生，使百姓富足。而不是一味地采取刑罚政策，这样只会造成“刑张而罪不省”的后果。关于刑与盗，《刑论》把盗出现的原因归结为百姓生活的饥寒交迫，认为不能以刑杀的方式处理盗患，而是应当从根本上任人唯贤。关于刑罚的设置，《刑论》强调刑罚设置要合理，主张官方要采取听讼的原则和方法。法官听讼的态度应当是“哀敬折狱”“若保赤子”。除此之外，孔子还提出“无讼”的思想，《孔丛子·刑论》篇记载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认为，治国理民的最佳状态是纯用礼乐教化，而不必动用刑罚。《刑论》篇为了宣扬礼乐教化，对刑罚的客观作用有刻意贬低的倾向。

宋代由于雕版印刷的发达，《孔丛子》有多种版本流传。宋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宋咸汇集不同刻本进行删改，并加之校勘注释。嘉八年（公元1063年），门人吕逢以其书付梓，故宋咸《孔丛子注》七卷始通行于世，史称嘉祐本。宋嘉祐本今存，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无篇目，前有宋咸《注孔丛子序》，书后附《孔丛子释文》《后序》及吕逢《后序》。这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传世宋刻本。

今传世明刻本中有二种本子。其一为周叔藏明刻巾箱本，共七卷，宋咸《注孔丛子序》文为删节本，书后无《孔丛子释文》《后序》及吕逢《后序》。其二为明代正德、嘉靖间刊顾元庆编《阳山顾氏文房小说》本《小尔雅注》一卷，卷尾题“夷白斋宋本重雕”。

叶氏藏明本或翻刻于万历时。此版《孔丛子》共七卷，书后有王蔺《跋》文，《跋》文称时有贰卿林公刊本。叶氏藏本所据王蔺淳熙本，该本书后附《孔丛子释文》一卷，题孔鲋撰，《释文》佚名撰，无宋咸《注》文，该本未题明人于何时翻刻。

《孔从子》始见于王肃《圣证论》引用，今存文献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泗水注》。赵祯嘉三年，尚书度支郎中宋咸首注《孔从子》，此后发展出各种注本。

公元1058年，尚书度支郎中宋咸第一次整理并注释《孔丛子》，其《注孔丛子序》云：“《孔丛子》者，乃孔子八世孙鲋字子鱼仕陈胜为博士，以言不见用，托目疾而退，论集先君仲尼、孔伋、子上、子高、子顺之言及已之事，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名之曰《孔丛子》，盖言有善而丛聚之也。至汉刘彻朝，太常孔臧又以其所为赋与书谓之《连丛》上、下篇为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号藏书者所得本，皆豕亥鱼鲁，不堪其读。下篇为一卷附之于末。然士大夫号藏书者所得本，皆豕亥鱼鲁，不堪其读。”由此可见，宋咸注本将《孔丛子》定为七卷，共二十三篇。其中，《孔从子》六卷二十一篇，《连从子》一卷两篇。其卷端为宋咸《进孔丛子表》与《注孔丛子序》。

公元1178年，枢密使王蔺对《孔丛子》进行整理，并进行刊行，此本即为王蔺本。王蔺本在贰卿林公刊本、蜀本的基础之上进行校刻。杭州市叶氏藏明翻宋刻本《孔丛子》七卷书后有王蔺《跋》文，其底本即王蔺淳熙本。该本后附《孔丛子释文》一卷，题孔鲋撰，《释文》佚名撰，无宋咸《注》文。此版本卷端为宋咸的《进孔丛子表》及《注孔丛子序》，卷尾为王蔺跋。王蔺对其中的《孔丛子释文》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嘉祐本所见的五条注释宋咸《注》文的反切音注，改动了嘉祐本中某些反切上下字，用当时与之音同的常用字替换了原有被认为是冷僻的字。

日本冢田虎本为十卷本，半页9行，行20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参用底本为程荣《汉魏丛书》三卷本。题“冢田虎注”，扉页有“冢田多门述”“冢注孔从子”等字样。书前依次为冢田虎“注孔丛子序”、李濂序及全书目录。《连丛子》不缺文。书后为岩名展“冢注孔从子跋”，冢田虎序及岩名展跋不多见。文内双行加注，依宋咸注本，但注世系传承。冢田虎重新做注，顺文注解，间附音注，运用大量证据驳斥朱熹之误，考证最后作者应为季彦子弟。

据记载，《孔丛子》还存在三卷版本，三卷本的《孔丛子》大致合并自后世翻刻的宋咸七卷注本，对其中的注释有所删削，均删去《孔丛子释文》，其余内容与七卷本并无太大区别。《汉魏丛书》中将《连丛》卷删去。《四库全书》将《孔丛》分为上、下两卷，《连丛》为一卷，共三卷。此后孔子后代有孔植刻本、孔毓圻与孔毓埏刻本，均为三卷本。孔胤植刻本或翻刻《子汇》本而来，注释的体例与《子汇》本相似。孔毓圻与孔毓埏刻本半页10 行，行19 字，共三卷二十三篇，分卷同孔胤植本，无阙文。题“清王韬校并跋”，前有李濂序，其后有多人手写题识。书内无目录，有“王韬秘藏”印章，及“汉太傅孔鲋著、裔孙毓圻、毓埏校”字样。书内缺字处有手抄补，个别有句读，眉栏有考证。

作者傅亚庶。本书七卷，是继《论语》后儒学的重要著作《孔丛子》的最新整理本。该书正文二十三篇，主要记述孔子、孔伋等人的言行，具有父子相承的家学脉络，是一部思想内容丰富且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传世文献。此书为集校集注性校释，以宋嘉佑八年刻宋咸《孔丛子注》为底本，参校宋刻以下三十三种明、清以来的重要刻本（含节本）、抄本，既校正文，也校注文，附录释文、佚文、相关序跋及研究资料。

此书为中华经典藏书系列，由王钧林、周海生译注。全书共七卷，将《孔丛子》分为《孔丛子》《连丛子》《小尔雅》三部分，因《小尔雅》与全书不类，故并未收录《小尔雅》。全书就《孔丛子》不同篇章分别介绍，主要有解题、正文、注释、翻译四部分组成，内容平实流畅、客观合理，有助于初学者阅读。

作者白治钢。这部《\u003c孔丛子\u003e译注》以杭州叶氏藏明翻宋本《孔丛子》为底本，以宋嘉八年（公元1063年）本予以校正。全书注解分为正文、注释和翻译，注文详细明白，参照宋咸和冢田虎的注文，注明了典故和引文的出处。译文没有完全拘泥于原文，通顺流畅，便于读者理解和阅读。

《孔丛子》是对孔子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在宣扬、阐发孔子思想方面有重要贡献，对于研究儒家的“仁爱”有一定帮助。《孔丛子》的仁爱理念具体体现在孔子有教无类、乐善好施的日常行为上，以及其子孙在和士大夫、国君对话中所展现出来的以民为本的治国理念中。孔姓后代时刻牢记并温习孔子的教导 ，书中记载孔氏子孙不忘本心、为人处事、修德讲学、谈论儒名关系的事件，向后人展示了圣人大家的情操和风范。

《孔丛子》首先提供了许多有关孔子世家的珍贵史料，其重点记述孔子后世子孙的言行事迹，《连丛子》不仅记述了汉代孔氏的谱系、家学、名人的情况，还记载了孔子家族的继承制度，对学界研究宗法社会继承制以及探究孔子世系发展提供重要史料。其次，《孔丛子》对于研究、改正其他秦汉时期及秦汉之前的文学作品在传抄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上有巨大的参考价值，古、近代文学家们常以《孔丛子》来引证某些古籍文献中所存在的错误，并根据《孔丛子》中的文字为依据将其校正。接着，《孔丛子》中的《诘墨》篇为研究墨家的思想提供参考，且《孔丛子》中某些叙事与《吕氏春秋》相近，其文可能采自吕氏春秋，对于研究《吕氏春秋》有重要价值。《孔丛子》中还保留了一些已失传的古代文献相关材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保留了孔于论《诗》的不分内容。因此，《孔丛子》对于改正研究秦汉及以前的古书在传抄中发生的某些文字的讹误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孔丛子》记录了孔子开创孔氏家风并为之后孔氏家风的发展奠定基调，为后世留下深刻影响，其所反映的孔氏家族仁爱家风对当代家风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孔氏家族仁爱家风在政治方面的表现是为政以德， 以民为本，家风的构建与党风有重要关系，有助于推动党的廉政建设。《孔丛子》 中孔氏家族的仁爱家风对引导社会风气也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形成爱人、助人的和谐社会风气。

现代学者李学勤：“《孔子家语》和《孔丛子》是汉魏间孔子家学的两部重要文献”

现代学者雷欣翰：“是书记载历代孔氏后裔对儒学的传承、运用和创新，常有闪光之处。对于孔氏儒学、相关学术史和汉代家学、家族史的研究，都有重要的思想和文献价值”

现代学者付亚庶：“《孔从子》是一部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又具有很高史料价值的文献典籍，过去持伪书论者，其说往往脱离实际，或失之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