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哈托（英文：Suharto，印尼语：Soeharto，1921年6月8日~2008年1月27日），印度尼西亚政治人物，印度尼西亚第二任总统。

1921年6月8日，苏哈托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中爪哇省日惹格穆苏村的一个贫穷农家。1940年6月1日，苏哈托被中爪哇昂望皇家荷印陆军干部学校录取；毕业后以下士身份在荷印皇家陆军第十三营服役。1945年8月，苏哈托转投印度尼西亚共和国人民保安军，加入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独立之战。从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到军区参谋长，到将军，苏哈托一路高升。1965年10月2日，苏哈托被任命为陆军司令。1968年3月，苏哈托正式出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共和国总统，后又于1973年、1978年、1983年、1988年、1993年多次连任总统。1998年5月21日，苏哈托迫于国内反对声音，在雅加达独立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从1968年3月正式就任总统到1998年5月被迫下台，苏哈托在位达30年之久。他在位的大部分时间内，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局稳定；经济增长迅速，1970至1996年间GDP年均增长6%，国际地位也显著上升；并让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但其通过贪污、垄断、补贴等手段为自己的家族及亲信谋取私利，造成“家族式腐败”的行为，成为苏哈托被迫下台的重要原因，他被列为20世纪全球最贪腐的国家元首之一。苏哈托在1965~1966年间因反共排华行动造成50多万人被害，该事件“被认为是20世纪亚洲严重的南京大屠杀之一。

1921年6月8日，苏哈托出生于中爪哇省名城日惹西部的阿尔戈莫约的格木苏村的农民家庭。出生后不久，父母就离婚了。由于苏哈托的母亲3度嫁人，村里人都看不起他，经常羞辱他。但他没有消沉，只用两年的时间读完小学。

1930年，苏哈托生父认为乡村贫困落后没出路，于是带苏哈托去梭罗发展，把他带到姑母和姑父普拉威罗哈约夫妇家里，并将他过继给他们，姑母和姑父成为苏哈托养父母。苏哈托得以在梭罗、伍扬托罗继续上学。

1939年，苏哈托读完中学后，因养父、养母无力供他读书，只能出外找工作。曾在银行拉过业务，跑过贷款，在建筑工地干过粗活。

1940年6月1日，苏哈托被中爪哇省昂望皇家荷印陆军干部学校录取；经过6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后，于1940年12月2日开始在昂望军事干部学校的正式学习。苏哈托在军事干部学校毕业后以下士身份在荷印皇家陆军第十三营服役，很快就被提升为中士。

1942年，日军入侵印度尼西亚后，苏哈托同几个朋友一起应募考入日本组织的警察学校，当了一名志愿的“警部补”，后被派到日惹受训，结业后担任了日惹警察长的助手。不久他转入了日本侵略者创立的志愿卫国军，并接受军事训练。1943年10月，苏哈托成为卫国军的小队长，并被派往驻日惹东部瓦特斯的一个连队任职。

1944年，苏哈托从瓦特斯调到西爪哇省的茂物，接受更高级别的训练。除了学习战争的战略和战术课程外，还进行了艰苦的训练，包括使用日本军刀。苏哈托从茂物高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毕业后被提升为中队长。

1945年，因受发生卫国军哗变事件的影响，苏哈托被扣留在东爪哇省的布勒伯克。但由于他得到日本上司的赏识和器重，他没遭逮捕或关押，而是流放到茉莉芬以南偏僻的维利斯山下的一个营地进行日常的军事训练。1945年8月，苏哈托出差到茉莉芬，在团部他听到日军投降的消息，并听说印度尼西亚宣布独立了。根据日军总部解散一切印尼武装组织的命令，苏哈托所在部队被解散，其在日军从军的生涯也结束了。苏哈托解散营地部队后，在日惹参加印度尼西亚独立的斗争，并被推选为人民治安小队的副小队长。

1945年10月5日，苏哈托成为印尼共和国治安军军官，并取得攻打日惹哥打峇鲁日本守备军营地的胜利，随后被任命为治安军第十营营长。

1947年7月21日和1948年12月19日，荷兰为恢复在印尼的殖民统治，向印尼共和国发动两次侵略行动，并派遣空降兵进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临时首都日惹。此时，苏哈托是驻日惹的中校团长。在兵力，装备处于弱势的情况下，苏哈托率领部队撤离布利比斯山村。1948年12月30日，苏哈托率领的部队受到两支荷兰军队的夹攻。为了打击荷兰侵略者的气焰，苏哈托决定对日惹进行一次总攻击。为摸清城内情况，苏哈托好几次化装成农民，挑菜进城，并与苏丹·哈孟库·布沃诺九世密谈。1949年3月1日清晨6时，苏哈托带领军队冲到市区中心，占领了瓦特森兵工厂，以轻微的伤亡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苏哈托在军界的声望也提高了，从团长升为旅长。

1949年5月7日，荷兰与印度尼西亚代表谈判签订了《隆姆一—罗延协定》。苏哈托对达成的协定不理解，但他服从苏丹·哈孟库·布沃诺九世。在协定签订后，6月18日下达了停火命令。根据协定，苏哈托率部队进驻日惹，到达目的地就举行升印尼国旗仪式，主权交给印尼政府后，政府承认苏哈托在印尼军队中的中校军衔。在日惹，苏哈托重新建立了部队团部。1950年，安迪·阿齐斯上尉和其他一些领导人反对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的主张，发动叛乱，并占领了日惹市。苏哈托奉命赴南苏拉威西平息安迪·阿齐斯叛乱。期间，他身患舌扁桃体炎，但仍然坚持参战，在其他部队协助下，在短时间内平息了叛乱。

1950年后，苏哈托曾在苏拉威西，中爪哇省等地任旅长、军区参谋长。

1953年3月，苏哈托被任命为第十五团团长。期间，他在追剿伊斯兰教叛国军，消灭伊斯兰教军，镇压426营的哗变，维护印尼共和国的统一的斗争中，均立下战功。1956年他协助陆军参谋长工作，不久被升为第四军区参谋长。

1957年1月，苏哈托任帝波尼哥罗师师长。晋升陆军上校；同年9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监事会成员。

1960年，苏哈托任陆军参谋长第一助理兼陆军总后备兵团司令。

1962年1月，苏哈托晋升陆军少将，并被任命为东印尼军区司令。1963年，被艾哈迈德·苏加诺任命为解放西伊里安战区司令。解放西伊里安战区司令部解散后，苏哈托回到首都。1963年5月，苏哈托被任命为陆军战略司令部司令。

20世纪60年代初，印尼共产党壮大并得到苏加诺的支持，引起陆军中右派势力的不满。1965年9月21日，由40名陆军高级军官组成的“将领委员会”秘密集会，并从印度尼西亚首都之外调遣军队，准备于10月5日建军节时发动政变。时任苏加诺总统的卫队长翁东中校获得消息后，联合陆军将领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绑架陆军主要领导人，企图挫败政变。9月30日，翁东等人采取了行动，7名陆军高级将领被杀或遭绑架。事发后，苏哈托迅速指挥陆军进行了全面“反击”。10月1日，苏哈托召开了参谋部会议，称翁东等人“发动政变”，并决定由他统一指挥反击行动。10月2日，苏哈托拒绝了艾哈迈德·苏加诺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要求，并迫使苏加诺任命他为负责恢复治安和公共秩序的部长和陆军司令。之后，陆军很快攻占了哈林空军基地。“9·30事件”以失败告终。“9·30事件”后，苏哈托及其陆军领导人和右派势力将目标对准苏加诺的总统权力，并迫使苏加诺交出权力给苏哈托。

1966年，苏哈托代行总统职权；兼任“安佩拉内阁”主席团主席兼国防和安全部长、陆军司令。

1968年3月，苏哈托正式出任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从此，印度尼西亚进入苏哈托时代。后苏哈托又于1973年、1978年、1983年、1988年、1993年多次连任总统。从20世纪60年代起，苏哈托致力于扶植其家族经济；到20世纪80年代，苏哈托的六个孩子相继建立起相应的经济集团，涉及银行、汽车制造、烟草等行业。1969年开始，苏哈托制定了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计划，并汇集一大批专业经济人才在政府部门担任要职。

1988年3月，苏哈托连任第五届总统，他制定了“国家发展总路线”并经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这个总路线成为印度尼西亚拟定第五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根本依据，也是指导国家一切工作的纲领。

1998年3月10日，苏哈托未经投票就宣布自己第七次当选印度尼西亚总统，引发民愤；从4月份开始，印尼全国爆发学潮，大批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苏哈托命令军警进行武力镇压。5月初，苏哈托为了获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根据其要求大幅度提高电力、运输和交通收费，立刻引起了社会不满。

1998年5月21日上午9时许，苏哈托迫于压力在雅加达独立宫宣布辞去总统职务。

1998年12月，印度尼西亚最高检察院对苏哈托涉嫌贪污、官商勾结等问题展开调查，苏哈托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拒绝接受调查。由于苏哈托及其家属的不配合，调查工作进展缓慢。

1999年10月，印度尼西亚代理总检宣布撤销对苏哈托盗用公款和滥用职权的调查。这一宣布结果引起国会议员和民众的不满，印尼局势一度动荡。1999年10月，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重新审理苏哈托案。2000年4月，印尼总检察院对苏哈托开始实行软禁。2000年7月，印尼总检察院又没收了苏哈托在西爪哇省的一座别墅和在雅加达南区的基金会办公大楼。

2008年1月，苏哈托再次因病住院。苏哈托病危之际，印尼政府已就有关前总统苏哈托涉嫌贪污的指控，与苏哈托家人达成庭外和解。

2008年1月27日，苏哈托因器官衰竭离世，享年86岁。苏哈托病逝后，其长女呼吁人们原谅他生前所犯下的任何过错。

苏哈托上台后，借口共产党参与“9·30”事件对其进行残酷镇压，导致印共有50万党员被杀，30万人被捕，大多数领导人被处决，组织遭到彻底破坏。1968年，印度尼西亚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十三项决定规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防止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重新出现。苏哈托声称，“如果有谁还想在印度尼西亚恢复共产党的活动，那我们的国家机器就将坚决予以镇压”。

苏哈托在1973年强行进行政党合并，合并了印尼民族党、基督教党等五个政党为“印尼民主党”，以及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等四个政党为“建设团结党”，从而削弱了反对党的力量。

苏哈托政府通过制定政党法，使得农民仅在大选时才可参与选举活动，其余时间专心生产，并且禁止任何政党在非大选期间到乡村进行政治活动。这使得印尼民主党和建设团结党无法在农村进行宣传和施加影响。

苏哈托采取一系列措施打击和削弱建设团结党等反对党。1977年，建设团结党在大选中获得很大成功，引起苏哈托的警觉，苏哈托的对策是：其一，通过专业集团扩大吸收伊斯兰教代表；其二，加强与该党领导人的对话，支持其中的温和派来对抗正统路线的强硬分子；其三，把原由该党控制的宗教事务部部长改由军人担任；其四，拉拢民族主义势力对抗穆斯林势力。通过这些措施使得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于1984年退出建设团结党，加入政府控制的专业集团。

苏哈托利用军队控制国家的举措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通过“双重职能”理论，苏哈托将军队定位为不仅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同时也参与政治生活。这种理论为军队参与政治提供了合法性。1982年，苏哈托政府制定法律，规定军队不仅是一支军事力量，而且也是一支社会力量。

苏哈托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中大量任用军人，特别是在内阁和重要的军事、经济部门中。这使得军队在国家决策中具有重要影响力。在中央机构，1966年7月成立的内阁中，27名部长中有12名是军人，他们占据了国防安全部、内政部和经济部门的重要职位。1978年仍有11名军人部长。在地方政府，军人势力也大举介人。1971年大选后，军人占据了26名省长中的22名。在县一级，军人也占据优势。1969年，271名市长和县长中有147名军人，到了1971年，军人比例更升至2/3。

苏哈托通过任命军人代表的方式，确保军队在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中有代表，从而进一步巩固其统治。500名人民代表会议成员中有100名由总统从军队中指定。由总统任命的另外100名议员中大部分是军人，专业集团中还有一部分军人。

由于政府拨款不足，军队直接介入经济管理，涉及范围广泛，包括国家企业的经营等。1969年底，官方发言人公开承认政府拨款仅能支付陆军预算支出的40%和海军预算支出的30%~40%。军队的势力也由此渗透到整个经济领域。

在苏哈托统治期间，印度尼西亚政府对华人实行强制同化政策，导致他们成为印度尼西亚国内的“二等公民”。1966年5月，印尼政府颁布关于停止华侨加入印尼国籍的法令；1967年6月7日，印尼政府颁布《解决华人问题的基本政策》的第37号法令，规定不再发准证予新的华人移民。可见苏哈托政府仍执行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对华侨入籍采取不欢迎态度。

自1966年起，政府陆续颁布一系列严禁华文教育培训学校出版、关闭中文学校和报社、限制进口和发行中文媒体、禁止讲华语等法令。在1957年，印度尼西亚华校尚有1600多所，华侨学生30余万人，印尼籍学生97559人。1958年开始，华侨教育逐步走向衰落。1958年，由华侨社团支持的华校只剩下850所，学生约15万。从1959年至1960年间，共有72%的华校被迫停办。1961年以后，华校由原来的2000多所减至850所，学生人数则由42万人减至15万人。

苏哈托政府设立“体验民族统一联合机构”管理印度尼西亚华人在当地社会活动，包括教育（学校）、宗教、婚姻、经济、改名换姓、限制华侨风俗习惯等。另外，苏哈托政府还限制华人从政从军以及进入国立大学就读。在苏哈托统治的30多年中，印度尼西亚没有华人任内阁部长，印度尼西亚国会只有几名华裔被委任为议员。此外，还规定有关中国的习俗仪式只能在家里举行，并禁止悬挂中文招牌和广告。

在经济方面，苏哈托通过发展农业，减少财政开支，紧缩信贷，控制通货膨胀，实行对外开放，依靠外援等措施来发展经济。印度尼西亚很快摆脱了经济停滞的局面，经济快速增长。1969~1994年间，印度尼西亚国民经济保持了年平均6.8%的增长速度。1997年，印尼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0亿美元，在全球180多个国家与地区中排名第23位。

1967年，印度尼西亚颁布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鼓励国内外资本投资林业，使印尼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木材和胶合板生产国与出口国。苏哈托政府还采取许多措施促进稻米的生产，如扩大种植面积，增加投资，发展科技等。经过15年的努力，印度尼西亚于1984年实现了大米的自给自足。

在实行对外开放方面，苏哈托政府积极引进外资，并扶持民族私人资本的发展。为了解决资金短缺问题，苏哈托政府实行了对外开放，实施引进外资和利用外援的方针。为了取信于外国政府和外商，政府宣布放弃对外资实行国有化的政策，把前政府接管的外资企业全部归还原主，对已经被国有化的荷兰企业予以补偿。1967年1月，苏哈托政府颁布了《外国投资法令》，为外商投资创造条件和提供优惠待遇。例如该法明文规定不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规定外资企业经营年限为30年（通过谈判还可延长），在合资企业中外商可拥有超过50%的股权，产品外销者允许持有更多的股权，外商投资的最低资本为100万美元等。在优惠待遇方面，规定外商进口用于生产的设备和原材料，可享受免税或减税的待遇，以及外商可自由汇出企业利润等。随着《外国投资法令》的颁布，外商投资者开始积极涌入印度尼西亚，在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

“9·30”事件后，印度尼西亚国内经济恶劣，物价飞涨、生活品奇缺、工农业生产疲软及财政严重赤字，激发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在此危机下，苏哈托先后得到美日等国的多笔援助，如美国援助用以购买5万吨大米的819万美元的长期贷款、日本和美国共同提供的25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日本外务省提供的4000万美元的“紧急援助”和日本政府提供的3000万美元的“积极援助”。随后，苏哈托政府利用“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在头一年就获得了2亿美元的援助。

苏哈托一上台，就重视人口问题。1969年，在得到联合国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援助后，苏哈托政府成立了“全国计划生育协调委员会”，并把控制人口纳入国家层面的工作计划。苏哈托还大力发展计划生育诊所。为解决计划生育专门人才的培养问题，苏哈托专门派一些医务和行政人员到新加坡接受现代避孕技术的训练，并在医科院校增加计划生育课程。此外，苏哈托政府还配备巡回工作人员进行家访，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鼓励人们采取避孕措施来控制家庭人口。1989年6月，苏哈托因对人口问题的远见，获得“1989年联合国人口事务奖状”。

苏哈托还开展了在印度尼西亚国内的移民运动。在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1979~1984年），苏哈托政府制定了移民计划。该计划打算把人口稠密的爪哇岛50万户居民有组织、有计划地迁移到人口稀少的苏门答腊岛、西加里曼丹、苏拉威西等地，把移民分散到15个省的250个安置区。移民到达目的地后，苏哈托政府配给每户2公顷土地，其中1/4公顷用于建筑木屋住宅和庭院，3/4公顷用来种蔬菜、水果，另1公顷用来种水稻。

苏哈托当权后，为提升印度尼西亚的国际地位，且创造发展经济所需要的和平环境，苏哈托政府选择从战略上倒向了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但是苏哈托也并没有唯西方马首是瞻，相对采取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

苏哈托在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时，既寻求经济和军事援助，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采取了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策略。在苏哈托掌权后，印度尼西亚从与美国对抗转向依赖美国的支持，并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与西方阵营建立关系。苏哈托通过获取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得以成功应对国内危机和镇压反对派。1966年7月，西方阵营在东京成立了对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援助印度尼西亚国际财团”，截至1989年“援助印度尼西亚国际财团“共向印度尼西亚提供了410亿美元的援助。尽管苏哈托政府与西方阵营建立了关系，但他们并未完全倒向西方，而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如当荷兰等国家在人权和东帝汶等问题上对印度尼西亚政府批评时，苏哈托予以坚决的反击。1992年3月，印度尼西亚宣布拒绝荷兰的帮助，要求荷兰不再担任“援助印度尼西亚国际财团”的召集国。苏哈托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苏哈托政府对荷兰、加拿大等国的批评采取了强硬措施，但对美国、日本等大国的批评则采取了妥协政策。

苏哈托对华外交政策经历了多个阶段的变化。初期，由于对中国国家安全的疑虑和寻求西方关注和援助的战略考虑，苏哈托政府断绝了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在这段时间里，两国之间的政治安全合作停止，但贸易方面的有限往来依然存在，主要通过第三方进行。1980~1990年，由于世界总体局势的变化、中美日等国关系的改善和东盟国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大趋势，苏哈托对中国的看法逐渐趋向缓和，由“对手”向“非对手”转变，在华人国籍问题上让步，并在双边贸易上与中国达成协议。1990年后，两国恢复外交关系，苏哈托对华认知再次松动，转向“非伙伴”，并有转向“伙伴”的倾向。总体而言，苏哈托对华认知是负面的，长期将中国视为存在性威胁，质疑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忠诚度，并最终酿成1998年的大规模“排华”事件。

苏哈托认为东盟是共同承担繁荣世界任务最有意义的组织形式之一，主张通过国际、地区和双边合作，在独立、持久和平以及社会正义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同时，应加强东南亚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合作，特别是加强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他认为只要东盟各成员国保持内部稳定，整个东南亚地区也将得到稳定保障。苏哈托积极促成东盟的成立和发展壮大。1967年8月7~8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外长和马来西亚的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了首次部长级会议，发表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即《曼谷宣言》，东盟正式宣告成立。对于文莱加入东盟问题上，苏哈托于1978年曾通过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转信给文莱苏丹，试图改善与文莱的关系。1981年4月，苏丹“非正式”访问雅加达期间，两国便建立了较密切的联系。苏哈托对文莱加入东盟给予“坚定的支持”。1990年11月，苏哈托对越南进行了私人访问，在访越期间，越南总理杜梅首次向苏哈托表示了“我们希望加入东盟”的愿望。同年，印度尼西亚成为东盟国家率先与越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国家。1995年，苏哈托促成越南加入东盟。此外，通过印度尼西亚的努力，缅甸和老挝加入东盟的申请也得到了东盟外长会议的批准，并于1997年正式成为东盟成员国。

1974年前，印尼苏哈托政府没有表现出对东帝汶的兴趣，接受殖民地自决原则，反对大国的横加干涉。1974年，当东帝汶内部三个党派为东帝汶的未来发展发生争斗时，印尼苏哈托政府开始在国际上活跃起来，并争取到美国对其的支持。1974~1975年间，印尼苏哈托政府对于东帝汶的兴趣与日俱增，石油利润的增长助长了苏哈托吞并东帝汶的野心。经过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两国的外交协调，澳大利亚默许了印尼吞并东帝汶的想法。苏哈托通过稳定住周边局势后，在1975年12月7日，在取得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默许的情况下，印尼政府军队强行登陆东帝汶，对东帝汶进行武力控制。1976年，印尼政府宣布东帝汶为印度尼西亚的第27个省。随着印度尼西亚军队军队在征服东帝汶的过程中犯下的反人道罪行被世界关注，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形象受到损害。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重新审视印度尼西亚。从1978年开始，澳大利亚逐步插手东帝汶危机的遗留问题，并在联合国等政府间的国际组织给予印度尼西亚政府压力。

苏哈托被指控为“家族式腐败”模式的代表。他通过贪污、垄断、补贴等手段为自己的家族及亲信谋取私利，据估计其家族资产达200亿到340亿美元；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调查资料显示，苏哈托家族的资产总值曾一度膨胀到400亿美元，苏哈托家族垄断了印尼四分之三的国家经济。透明国际1999年报告显示，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治下成为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一。此外，他的后代在至少564家公司中持有大量股权，并在印度尼西亚国外数百家公司拥有利益。苏哈托本人也被列为20世纪全球最贪腐的国家元首之一。1997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苏哈托被迫下台，其子女亲属分别被扫除出国会，家族退出国有企业中的股份，有些亲属被判刑。苏哈托本人也收到法院传票，但鉴于健康原因和法庭审讯的冗长，最终躲过法律制裁。

1975年12月，苏哈托下令军队占领刚从葡萄牙殖民统治中获得独立的东帝汶。1976年，印度尼西亚正式吞并东帝汶，但一直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印度尼西亚军队在东帝汶境内进行有计划的种族屠杀行动，但印度尼西亚政府却否认其在东帝汶境内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接纳、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1974年至1999年间至少有102800名帝汶人惨遭杀害，或死于因印度尼西亚占领而直接导致的饥饿和疾病。印尼占领东帝汶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谴责，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谴责。1976年8月，在科伦坡召开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宣布支持东帝汶人民维护独立的斗争。从1975年起，联合国大会、安理会、联大第四委员会曾多次讨论东帝汶问题，并作出支持东帝汶人民有权自决和获得独立的决议。

1965年印度尼西亚发生了9.30政变事件，政变被归咎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苏哈托借机发动反共清洗行动，在印度尼西亚全国清除、镇压共产党人及其同情者，并把亲共的艾哈迈德·苏加诺总统赶下台。许多华人被当作共产党员处决，学界分析，至少有30万华人受9.30事件牵连丧生。2016年7月20日，荷兰海牙国际人民法庭做出判决，认为印度尼西亚苏哈托政府在1965年的政变中犯下南京大屠杀等多起反人类罪行，其中包括对多达40万至50万人进行“野蛮屠杀”、对约6万人进行非人道关押、对囚犯实施奴役，以及一系列酷刑、强迫失踪和系统性性侵等罪恶行径。此外，有成千上万的印度尼西亚人在清洗过程中被剥夺公民权。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尼西亚几乎每年都发生几起针对华人华侨的骚乱，苏哈托政府对此不闻不问。当社会矛盾指向苏哈托政府时，在苏哈托政府的“引导”下，矛盾逐步转向当地的华人华侨。1998年5月，一些印尼大学生举行游行，号召进行民主改革。警察开枪射杀6名大学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暴乱。苏哈托为了转移矛盾，故意造种族议题，宣扬“华人在偷盗印度尼西亚的财富”，指使亲信率先掀起血腥的“排华”暴行。一场反对苏哈托的政治运动被演变排华的“五月暴行”，1200多名华人在骚乱中丧生，5000多座华人住宅和商店遭到焚毁；从1998年5月13日至15日，仅雅加达一地就有约170名华人妇女连遭暴徒强暴，有的在被强暴后又被投入大火中活活烧死，而印度尼西亚军警却袖手旁观，致使排华浪潮达到顶峰。1999年10月，新任的国防部长尤沃诺·苏达梭诺公开揭露，是苏哈托一伙资助了骚乱。

苏哈托多年来保持着严格规律的生活。他每天早晨4点或5点起床，做早祈祷，喝咖啡并阅读报纸；6点或7点在家里处理信件和签发文件。8点半左右到办公室工作，下午2点半回家吃午饭。他有午睡的习惯，爱抽雪茄和丁香烟。不喜欢喝酒，爱吃日本菜和自制食物，尤其是妻子亲手做的凉拌菜、爆鱼和烤鳝鱼。

苏哈托有广泛的爱好。他从小就酷爱体育活动，尤其喜欢踢足球；也喜欢打高尔夫球和打木滚球。他热衷于打猎，并经常到森林去试试他的枪法放松身心。此外，他也非常喜欢良种马，并曾收到埃塞俄比亚国王和巴基斯坦总统赠送的纯种骏马。他最喜欢去的地方是其子1974年创办的塔博斯畜牧场，在那里进行农业实验、试种新作物和杂交新畜牧品种。此外，苏哈托还一度沉迷于钓鱼，并将其视为锻炼耐心和毅力的好方法。

苏哈托出身背景低微，生父只是一个小官，缺乏金钱和权势，使得他找工作艰难。因此，他决定回到养父所在的伍扬托罗去寻求帮助。在伍扬托罗，苏哈托费尽周折找到了一份在乡村银行当学徒的工作。苏哈托尽管不喜欢这份工作，也不想终身从事这项工作，但他意识到自己具有灵活聪明的头脑，开始努力学习银行业务。然而不久之后，苏哈托向养母借来的纱笼在一次骑车时被自行车坐垫的弹簧钩破了。讲究体面的师父对他的穿戴不满，导致苏哈托丢失工作。苏哈托一度感到自己的前途渺茫。

1947年，印度尼西亚正处于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革命时期。当时27岁的苏哈托表示，国家局势不稳，他暂时没有心思考虑个人婚姻问题。但年底，他来到日惹看望养父母时，养母建议他应该成家立业。苏哈托担心自己这个乡下出身的人，难找一个合适的对象。养母提出哈蒂娜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哈蒂娜是苏哈托表弟的同学，出身望族。经过媒人的介绍，哈蒂娜的父母虽然记不清苏哈托，但哈蒂娜自己还记得他。哈蒂娜同意邀请苏哈托和养母去家里作客。苏哈托拜访哈蒂娜家时，哈蒂娜的父亲苏莫哈约莫观察后很欣赏苏哈托，同意将女儿许配给他。12月26日，两家在亨利·梭罗举行简单的婚礼。当时正值荷兰空袭，梭罗实施灯火管制，婚礼也只能简单举行。婚后三天，苏哈托就把新娘带回日惹。因军务缠身，苏哈托返回部队；而作为军人妻子的哈蒂娜也只能送别丈夫。

苏哈托虽然不是知识分子，却懂得任用能干的经济学家和行政人员当部长。平静审视苏哈托的一生，印度尼西亚的历史将会还给苏哈托荣耀。苏哈托为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带来32年繁荣稳定，人们不应把他当成骗子看待，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态度的改变是苏哈托悲剧所在。（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评）

他（苏哈托）是亚洲家族政治的一面镜子，强势上台，严厉镇压反对者，但同时以经济发展博得掌权的合法性，不少国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家族政治的特征是私权不可避免地吞噬公权，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最终落得国败家破，让人爱恨交织。（中国学者白烁）

苏哈托将不会被遗忘。苏哈托作为东盟创始人之一，具有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为在相互尊敬理解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和平、进步和繁荣的东南亚作出了巨大贡献。（菲律宾前总统格洛丽亚·阿罗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