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垄断资本主义（State Monopoly Capitalism），是垄断组织和国家政权合为一体的资本主义。这种结合所形成的新型垄断资本，高于一般私人垄断资本，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新的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体系，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由列宁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起草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作品中他列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初产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之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929年—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和随后的特种萧条时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迅速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继续发展，并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支配力量。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为资本的新的、最高的社会化形式，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生产社会化发展的某些要求，从而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并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最完备的物质基础。然而，由于它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因而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加深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其他矛盾。列宁曾评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工人的苦役营，资本家的天堂。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教授李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动向来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国家同拥有莫大势力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的一种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即帝国主义政府在直接参与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同私人垄断资本相结合，并凌驾于私人垄断资本之上的调节社会经济和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的一种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由列宁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会议起草的决议中第一次提出，卡尔·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或理论。

列宁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垄断资本主义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本性所决定的，是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的客观要求，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第三次科技革命使生产技术和劳动生产率得到空前的发展垄断集团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社会产品供应大幅度增加。由于资本积累规律的客观存在，有效需求的增长落后于供给的迅速增长，产品相对过剩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突出的市场问题制约了垄断资本的发展。为了缓和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垄断企业不得不求助于国家的力量，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国家投资和国家消费，发展军火工业，增加社会福利开支。刺激有效需求，鼓励商品出口和资本输出，开拓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则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抑制过剩的生产能力，缓解市场压力。

随着科技的深入发展，原子能、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取得突破，电子工业、航天、激光等产业兴起，这些新兴产业的开发、大批老企业的技术造和技术更新、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生态平衡的保护与环境污染防治等等，都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私人垄断企业常常因资本量不足而无法承拍或因投资过大，风险过高，利润率低而不愿投资。迫使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直接参加社会再生产活动，对整个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或调节，以适应大规模生产和新兴产业高速发展的需要。

社会化大生产决定了国民经济各领域、各部门、各地区和各企业之间的生产必须按比例地进行，否则就会破坏社会再生产中供求平衡关系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私人垄断资本总是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因而出现盲目竞争，使得再生产的比例遭到破坏，并引发经济衰退。为此，国家从私人资本的整体利益出发，对经济结构和地区结构进行干预和调节，以确保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

科技竞争是国际市场竞争的焦点。因此抢先开发新技术、新领域发展新产业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制高点。然而科技研究的高度社会化，不仅需要前瞻性，而且所需资金大、风险高、协作性强，还需要多学科、多部门，乃至多国共同参与。然而私人垄断资本利益的狭隘性决定了它不可能从社会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出发来开展科技研究，同时一般大型科研项目涉及多学科、多领域的知识，私人垄断资本事实上也无力承担，所以由国家规划、组织和筹集资金来承担重大项目的科技研究就成为一种趋势。

各国因历史和资源禀赋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其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的客观存在，一定会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冲突，这种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客观上要求各国之间合作与协调，以实现资源在国家间的合理配置与利用。但是，私人垄断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受高额垄断利润目标的驱使，加之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贸易战、汇率战也此起彼伏。面对这些矛盾或问题，就必须由国家出面，参与国际性的经济协调，乃至建立像欧洲共同体那样的国际经济一体化组织，建立国际竞争秩序。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是自由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育和形成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集中绝对量的增加，只依靠资本家个人的自发行为调整资本关系已经难以缓解资本主义中固有的矛盾。于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取代了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地位，成为现代资本关系中的主导力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开始萌芽到在整个经济生活中占据统治地位，过程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

从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处于萌芽阶段，其力量和作用相对弱小。当时的国有经济主要是国营铁路、兵工厂、国有土地及公共事业和基础设施等等。而这些都早就是国家的财产，只是随着垄断的确立，转变为主要是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手段，从而开始形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早期形态，而在私人垄断确立后，它们也转变成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早期形式。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出现。战争期间，空前庞大的军事活动使大部分交战国的资源都极端紧张，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能力、原料和劳动力，使整个经济活动服从于维持战争的目的，各交战国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对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各环节进行干预，一些交战国还由国家投资建立钢铁厂和兵工厂。事实上，这是一种在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军事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例如在1918年时，美国联邦预算支出占国民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在1913年战前，只占2.1%，英国国家预算支出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由战前的8%上升到61%。这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在各帝国主义普遍发展起来。但是在战争结束后，随着战时经济向和平经济的转变，国家在战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监督和干预措施，大都先后被取消，这说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由于战争的原因促成，带有临时性质。

20世纪3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处于不稳定发展时期。1929年—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为了渡过危机，摆脱经济困境，各国纷纷通过颁布干预经济的法令，成立各种管制经济的机构，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显著发展。例如，美国推行“罗斯福新政”；英、法等国则对私人企业实行国有化的举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法西斯主义国家，则以经济军事化方式干预和组织国民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一次得到了发展，各交战国普遍建立了许多直接管理经济的专门机构，国家调节几乎包括了所有经济部门。这个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同经济危机和战争相联系的，具有行政性和不稳定性。随着经济危机或战争的结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又退回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20世纪50年代开始到2013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全面、持续、迅速发展的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遍及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涉及所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成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基础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标志着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各国在全社会范围内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宏观管理，科学技术革命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使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而稳定地发展。同时，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和政治斗争形势的变化，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美国，初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政府对铁路建筑的财政援助和对铁路运输的管理。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铁路建筑进入疯狂增长时期。1860年，美国铁路总长仅有三万零六百二十五里，1920年增长到了二十六万三千八百二十一里。铁路迅速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政府的资助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原因。联邦政府通过对进口铁轨豁免关税以及各种形式的财政援助来支援私人冒险家修筑铁路。从1865年至1890年，政府向铁路投资达十五至二十亿美元，占同期铁路全部投资的10—15%。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争的需要，美国政府对经济实行了全面管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1916年10月，美国政府设立了国防委员会，负责研究战时问题，建立各种国防需要的机构由总统任命的该委员会附设顾问委员会的七名成员分别充当了军火、运输、劳工等部门的顾问，这是战时国家全面经济统制的开端。

1929年秋，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迅速向外蔓延，形成了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波及范围最广、影响程度最深的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199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执政，宣布实行“新政”，这一罗斯福新政运用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手段进行救济、复兴、改革，从而不仅使美国度过了大危机，而且使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罗斯福新政促进了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罗斯福新政从解决经济危机一资本主义制度自生的要害入手，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历史上看，在各帝国主义国家中，德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得比较早，并且，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德国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1933年初，得到美，英等帝国主义者暗中支持的阿道夫·希特勒，利用了社会民主党的叛卖政策和工人阶级的暂时虚弱，终于在德国垄断寡头的亲自安排下，夺取了国家政权。在掌握政权以后，按照垄断资本集团的意志，希特勒分子立即厉行法西斯主义统治，大力扩军备战，迅速把国民经济投上了军事化的轨道，并积极进行对外武装侵略，从而揭开了德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即法西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在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更得到了迅速发展，并达到了自己发展的顶点。阿道夫·希特勒德国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总危机在德国加深的产物和反应，它的出现和发展，是由作为资本主义矛盾最尖锐的表现形式，即帝国主义战争和经济危机所促成的。

作为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最早的国家，德国统治阶级在过去历史时期中，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曾经积累了不少有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经验。在向法西斯主义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新时期中，德国统治阶级利用并发展了这些反动经验，从而给自己的罪恶活动带来了不少便利，并加速了事变的进程。德国帝国主义的长期军国主义传统，不仅为阿道夫·希特勒保留下相当数量的反动的、侵略成性的军事干部，而且也为希特勒准备了不少的长期受到帝国主义思想侵蚀的落后群众，这便利了法西斯政府扩军备战的推行，也便利了德国垄断资本主义向新的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从一定意义上说，德国帝国主义深厚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反动军国主义的可耻传统，也是促进希特勒统治时期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出现和发展的有利条件。

希特勒法西斯专政时期，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德国得到了空前的、全面的、高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德国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在加深压榨劳动人民的基础上，国家通过庞大的军事预算和向私人垄断组织进行的军事采购和订货，把很大一部分国民收入作有利于垄断资本集团的重新分配，以保证这些集团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其次，根据最大垄断资本集团的利益，大力执行剥夺犹太人的资本、强制卡特尔化、淘汰中小股份公司，封闭小工商业店号和消灭低级卡特尔的政府，人为地促进“雅利安”资本对犹太资本的吞并，促进垄断组织对中小企业的控制和吞并，并促进垄断资本集团内部的兼并，以加强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从而扩大最大垄断集团的财势；第三，从保证垄断资本集团、特别是军火和重工业垄断集团的最大利益出发，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和领域，采取了广泛的干预和调节措施，以便推行和不断加强经济的军事化；第四，扩大和加强在备战和进行战争时期的国家所有制，在企业利润由于经济军事化而得到充分保证的条件下，把一部分国有财产转到私人垄断资本集团手里；第五，国家全力支持垄断资本集团同法西斯主义政权一起，对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扩张和军事掠夺；最后，垄断资产阶级同政府的“个人联合”极度加强，企业主职能与国家官僚职能达到高度的溶合，资本家和政府官吏的身份已相当普遍的合二为一了。这是德国垄断寡头控制国家政权，并使后者服务于自己的首要保证。

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为德国财政资本创造了奴役本国人民和掠夺别国人民的空前有力条件，一度加强了德国垄断势力的实力，促成了法西斯势力的猖，使德国垄断资本得到了疯狂对外扩张及发动侵略战争的本钱；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发展又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德国德国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的极度尖锐化，从而导致了它本身的破产，导致了阿道夫·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专政的崩溃。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直接后果，首先是德国国内贫富鸿沟的无比扩大，剥削和压迫的空前加强，以及由此引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极度尖锐化。

法国的计划化是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出现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一个主要措施。在法国经济计划的编制中，现代化委员会起着重要作用，而现代化委员会号称由各方面的人物所组成。以第六个计划期间的委员会组成为例，代表资本家的成员占37%，工人农民代表只占24%，其余专家学者也多数站在资产阶级一边。从1947年以来，法国一共制订并执行了八个计划。从第一个计划到第四个计划称为“现代化与装备计划”；从第三个计划起改名为“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计划虽然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但是由于历次计划的制订都经过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各部门间进行了必要的协调，因此对法国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可以说从计划工作来看，是资本家打入政府内部，掌握了国家经济的指导权，垄断资产阶级和政府溶为一体，成为最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法国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持续地发展着。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法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状况的稳定，但它也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较大的发展。铁路与私人军火企业暂归国家经营，政府管理工业原料、进出口和产品价格，还拨资建造许多军需工厂，有230万妇女和儿童被强制参加劳动。战争结束后，取消了对经济的管制，政府建立的军火工厂也卖给了资本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一度削弱。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较大的发展。政府全面管理国家投资、工业原料、调剂劳动力和实施消费品的定量配售。战争年代，政府每年军事定货约5亿英镑国家对工业的投资累计达10亿英镑，其中一半用于资助私营部门，一半用于建立军需工厂。战后初期，工党艾德礼政府执政。尽管战时管制经济的措施逐步取消，不少军需企业廉价出售，然而，英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有所发展。具体表现在，掀起国有化的高潮，大力推行社会福利措施，扩大国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作用，按和平时期的要求对经济生活实行广泛的调节等。

五十年代以后，随着科技革命高潮的出现，英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逐渐在经济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战后英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国有化运动扩展很快。战后初期到1951年，以及七十年代下半期，英国先后出现两次国有化高潮。到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前夕，英国共有大型的国有化公司23家。它们垄断了全国的电力、煤炭、铁路、邮电；控制了排船、飞机制造和钢铁工业的大部分，在汽车制造和石油生产中各占约五分之一和四分之一的份额。国家通过预算集中了国民收入的巨大份额，国家成为收入再分配过程的关键因素，这是战后英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又一个特点。尽管战后经济的增长比战前快，但政府支出增长得更快。战后英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加剧了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以及作为总资本家的国家与个别垄断组织之间的矛盾。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开始了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随着这一过渡，近代日本的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开始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这种状况，使得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其建立之初，就具有了较大规模和较高的发展起点。从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到1931年的“九一七”事变，是日本国家断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1905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国家断资本主义的建立初期，这一时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实力的不断增强上，据统计，到1907年，国家资本在全国总资本所占比重已达51.2%。在连续的对外战争中，作为国家资本核心的军事工业资本不断地扩大了。国营军事工厂数目，由1906年的66个增加到1914年的843个。

1914年—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国家对外实行大规模的军事扩张，为垄断财阀扩大海外市场和原料产地，对内则实行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措施，维护垄断财阀的利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日本的对外扩张带来了有利的时机。日本政府利用欧美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积极推行扩张主义政策，加强了对台湾、朝鲜、特别是中原地区大陆的侵略。这一政策的结果，使日本海外市场急剧地扩大，对外贸易也空前活跃。

从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早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第三个历史时期。这一时期日本接连遭受三次经济危机和一次大地震的打击，经济动荡，危机四伏。因此，这一时期日本早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国家采取种种反危机措施，积极干预经济生活，维护垄断财阀的利益，巩固其政治经济学地位。1931年—1938年间日本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以前相比已经达到了更高的水平，其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国家实现了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彻底的干预和统治。这种干预从广度上看，已经包括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如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财政金融各部门；从深度上看，这种干预已经深入到社会经济活动内部的各个环节，此时日本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成熟确立了。

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并以其巨大的力量，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调节。资产阶级国家直接参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以其物质力量和权力对社会经济生活广泛实行干预和调节。采取一些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来对待的措施，以缓和矛盾，延缓经济危机的爆发。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不仅考虑到个别垄断资本的眼前利益，更多地考虑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命运，考虑到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某些经济行动和调节措施，往往会与一些私人垄断集团的狭隘利益相冲突，受到抵制和反对，但这只是垄断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追求的是国家垄断利润，国家垄断利润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向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征收的贡赋。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国家垄断利润的获得不仅凭借私人垄断组织在商品生产和销售上的垄断地位，而且还依靠国家垄断力量。垄断资本家依靠国家力量取得比垄断利润更高的利润，国家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生存，促进国有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的结合，并对整个社会经济活动进行调节，也需要掌握巨额资本。因此，国家垄断利润不能由私人垄断集团独占，而是在国家与垄断组织之间瓜分。

国家垄断资本经济实力雄厚，资本社会化达到新的高度。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国家凭借着掌握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与私人垄断资本融为一体，其规模和实力远远超过了单纯的私人垄断资本。它通过国家所有制经济直接掌握了相当大一部分的社会生产，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调整。通过国家投资和政府采购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很大一部分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研究，通过“经济计划”对社会经济进行综合性调节，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国家的促进下，生产和资本还大规模的跨越国界，国外投资的规模也不断扩大。

在这种形式中，资产阶级国家以垄断资本家的总代表的身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成为企业的直接所有者。这种由国家所有的企业，称为国有垄断企业。国有垄断企业通过两条途径建立起来：一条是对私人垄断企业的资本主义国有化，另一条是国家投资建立的新企业。被实行国有化的私人垄断企业往往是一些技术陈旧落后，亏损严重或是在世界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国有化，垄断组织从国家那里得到往往是高于企业实际价值的补偿金，而把整个企业的担子交给国家。国家所有制企业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为私人垄断资本与扩大再生产服务的。因此，国家投资建立的新企业，除了银行，金融企业以外，往往集中在投资大，资本回收期长江和记实业风险大的部门或企业如科研部门，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等。

这是资产阶级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合营企业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是通过三条途径实现的：一是国有垄断资本以参与制方式和私人垄断资本合办企业；二是国家和私人断资本家共同投资立新的企业；是私人垄断资本被吸收加入国家或地方政府经营的企业。由此而形成的企业是半国营企业，或者叫国家参与制企业。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虽然还是股份公司，但与原来私人资本之间的联合组织形式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它已转变为国家所有制和资本家私人所有制在企业内部联合的组织形式，从而成为一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这种形式对国家和私人垄断资本双方都比较有利，是双方都比较愿意接受的形式。一方面，国家通过这种形式可以把私人垄断资本吸引到国民经济需要发展的部门或地区，有利于国家的调节与控制。另一方面，在私人垄断资本的力量相对不足的条件下，由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在不同的程度上受到国家的调节和干预，可以直接利用国家资金来加强自已的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可以得到国家在信贷、补贴、订货、税收等方面给企业的优惠，从而获得有国家保证的高额垄断利润。因此，战后国私合营企业有了较大发展，特别是在西欧一些国家。法国到1976年国私合营企业已经有46家，所属子公司有235家。意大利国家参与制企业的工业投资在全国工业投资总额中所占的出重，1959年为21%，1962年为26.9%，1968年为31%，1972年为48.7%。

这种与国家结合的资本，是以私人垄断公司的面貌出现，所有权还是属于垄断资本家。但是，这种资本在运动过程中始终与国家所有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没有国家垄断资本的参与，这种资本不可能顺利地从事活动。这种结合表现在垄断企业经营的许多方面。在剩余价值生产上，国家通过廉价出售、出租国有企业和国家财产，通过各种津贴和资助，通过提供优惠贷款等方式直接向私人垄断组织提供生产所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国家通过发展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为私人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提供物质基础；国家利用巨额资金开展科研，为私人垄断组织提供技术成果；国家还用大量资金发展教育，为私人垄断资本扩大再生产提供熟练劳动力和技术人员等。在剩余价值的实现上，国家通过国家消费，增加国家采购和订货，为私人垄断组织销售产品提供稳定的市场；国家利用国有垄断资本的输出，带动私人垄断组织的商品输出，国家利用外贸优惠，出口津贴等，帮助私人垄断资本争夺国外市场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上，国家以高额公司利润税收形式，直接参与私人垄断组织的剩余价值分配。国家以税收、发行公债、增发纸币等手段将集中起来的巨额资金进行再分配，其中很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私人垄断组织的资本和利润。正是由于上述的结合运动，私人垄断资本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资本再生产的调节，按其作用方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的调节，如国家进行生产投资刺激需求，政府采购商品等；另一类是间接的调节，即通过经济信息和各种经济参数（如价格、税率、利率、工资参数等）来影响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无论是哪种类型的调节，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调节手段，都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人政策和计划管理，这些调节手段的运用，都是以约翰·凯恩斯主义、供给学派和现代货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的。

财政是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通过集中和重新分配一部分国民收入，来影响生产资源的使用、个人收人的分配以及整个宏观经济的运行。财政包括国家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支出政策和财政收入政策两方面内容。

国家财政调节的主要内容有：通过国家预算，增加国家投资，举办公共工程，建立国有经济以及投资新兴科技领域等，以扩大社会总需求，避免经济衰退，扩大就业。调整税率、税种和税收起征点，实行某些免税、退税政策，直接引导纳税人的经济行为，调节经济运行。实行“补偿性财政”政策，即在危机和萧条阶段采取“松”的财政政策，减少税收，扩大政府支出，加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而在经济繁荣、需求过旺时，采取“紧”的财政政策，增加税收，削减政府支出，偿还国债等，以抑制需求，延缓经济危机爆发。实行财政补贴，通过对国有企业亏损补贴、私营企业补贴、投资补贴、科技开发补贴、新产品出口补贴等，使各部门、企业协调和平衡地发展。扩大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为私人垄断企业提供和扩大国内市场，既解决产品的实现问题，又对产品结构调整产生较大的影响。

货币政策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政府调节经济的又一基本手段。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因国家直接控制着国家银行和货币供应量、金融管理权，国家可以利用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利率水平及投资，最终达到影响总需求和调节社会再生产比例关系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央银行主要采取三种手段调节社会货币供应量：改变存款准备金率。存款准备金比率是由国家金融当局规定的，其高低直接涉及商业银行的流动资金和资金供应。通过这一比率的调整，可以达到影响商业银行放贷规模的效果。调整中央银行的再贴现率。再贴现率即商业银行以未到期的票据向国家银行融通现金时，贴现利息与票据到期时应得款额的比率。贴现率的高低，对于商业银行的贷款额和利息率有重大影响，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率的调整来影响商业银行的贴现率，进而影响市场利率，从而调节货币供应。公开市场业务。即中央银行通过公开买卖有价证券和国家公债来控制货币市场。当采取紧缩货币政策时，中央银行便抛出票据或证券以回笼货币，减少市场的货币供应量；当执行扩张货币政策时，就大量买进公债及其他有价证券，以增加市场上的货币供应量。

它的主要内容是管制工资和物价，国家通过分配领域对再生产过程实行干预。它的目标有两方面：一是企图克服由物价和工资的螺旋式上涨引起的通货膨胀；二是调节收入分配，调整工资与利润的相对份额。国家实施收入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种：强制性收人政策。主要是政府通过立法来冻结物价和工资，一般是在通货膨胀严重时采用的手段。非强制性的“指导性”方法。即政府根据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规定每个部门工资增长限度，使货币收入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收人指数化措施。即将名义收人与某种物价指数联系起来，名义收入随物价指数变动而变动，其作用在于避免或减轻物价上涨对实际工资的影响。

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为了减少市场对经济运行产生的自发性破坏作用，并且便于集中资金发展重点或关键部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市场经济基础上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了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和调节，它是国家垄断资本主叉调节经济的一种综合形式。

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的内容包括总的经济增长计划、财政收人与货币发行计划、国家重点投资计划、科技教育发展计划、主要产业发展计划等。这些计划作为国家对社会经济进行综合调节的一种手段，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还是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它不仅通过优先发展计划确定重要部门和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改善部门和地区的结构，力求使经济协调发展，还可以通过有利于垄断资本的财政资金再分配办法，诱导私人企业在实施国家计划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这些计划从根本上来说，仍未能摆脱其反危机性质。况且，这些计划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对私营企业只是指示性和预测性的，没有行政约束力，企业决策所依据的还是利润率，而不是国家计划。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无法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无法解决经济过程中的深刻矛盾。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济部和《经济与政治》杂志的集体著作，1971年由法国社会出版社出版，书中主要涉及到国际范围内垄断集团的发展、国家为了垄断集团的利益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垄断组织和国家的矛盾统一、当前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对它的限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阶级和阶层变化的影响，对劳动者进行剥削以攫取剩余价值的各个方面、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计划化和国家对私人垄断组织的生产进行投资、国有化和民主管理、生产的社会性日益加强以及为数越来越少的垄断集团与国家机器为垄断生产力而加紧勾结的状况、推翻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并向社会主义过渡等。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列宁系统阐述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著作。这本书概括了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分析了帝国主义的产生、实质及基本特点与发展趋势，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在矛盾和演化规律，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时代的著名论断，阐述了无产阶级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

这本书是由胡国成在1995年出版，是探讨美国现代经济制度如何形成的一部研究著作。这本书从19世纪美国进入工业革命以来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变革的考察中，揭示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动因及必然性，以进一步加深对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内涵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认识。这本书还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在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作了评价，认为不应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看作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特殊类型和阶段，而应把它看作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常规形态。排斥国家干预和参与的一般垄断资本主义不过是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正常形态——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过渡形态，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完善过程中的一个暂时的过渡阶段。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或理论最初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三卷中提出的。马克思在论述股份公司的产生及其活动时经指出：“它在一定的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这是马克思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思想的一个明确的表达。恩格斯从理论上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了进一步的探索和论述。他从生产社会化发展的要求出发，从理论上深刻阐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产生的客观必然性，恩格斯在批判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关于国有化的种种谬论时，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国有制的阶级实质。恩格斯又揭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致康·米特的信》中高度的概括阐明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及其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国有化，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所有生产力的国家不是解决的冲突，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列宁在创立关于帝国主义学说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了许多论述。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部作品中他列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目的，他提出了三个论点。但列宁在这部著作中还没有使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范畴，而用了“国家垄断”这一术语。之后列宁在《告国际社会主义者委员会和各国社会党书的提纲草稿》和《告支持反对战争和反对投靠本国政府的社会党人的工人书》等文章中虽然也都提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形式，但仍未使用“国家断资本主义”这一范畴，而用了“国家资本主义”，而在1917年4月发表的《为捍卫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演说》中，列宁才第一次使用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范畴。

布哈林是第一个研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促使他研究这个问题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的新的经济现象：生产军用品的国营企业大量增加，国家干预经济加强。在垄断已居于统治地位的条件下，这个现象大量生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布哈林反对这种看法，他认为这是国家资本主义托拉斯（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布哈林看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个由经济和政治组成的有机体，它并不单纯是在战争条件下，因而要由国家动员社会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的产物，在和平条件下它也是存在的。

褚葆一教授在1980年8月间在《世界经济导报》发表论文，提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三阶段”的论点后。经过学者几年的研究，又取得了新成果，由他与张幼文合著、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帝国主义经济》一书。这是中国第一本系统阐述“第三阶段论”的专著。在这本书中褚葆一教授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将资本主义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详细地、具体地分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私人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从而得出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符合资本主义的第三阶段”的结论。该书在论证“第三阶段”问题的同时，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形态等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这对于中国深入研究国家袭断资本主义及其历史地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作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门献敏教授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对于科技进步，缓和劳资矛盾等方面也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必要的宏观环境；政府运用其掌握的巨额资本投入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可以兴办那些私人垄断资本无力兴办的、适应新科技发展要求的巨大新兴工业企业，从而部分地克服了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政府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刺激或抑制有效需求，增加或减少社会供给，在一定程度有助于缓和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政府利用经济法规有效地调整和规范了私营企业的利益与行为，使社会再生产得以保持相对平稳地顺利进行。国家经济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为私营企业调整经营决策提供参考，并对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的规模、方向做出了调整，减少了私营企业投资的盲目性。国家调节是私人垄断企业获取高额利润的必要外部条件。

国家已经成为了科学技术研究和推广的主要组织者和科研经费的主要提供者。当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复杂，所需投资也越来越大，风险也随之增大，这是私营企业无法或不愿承担的。因此，一般先由国家组织进行科学技术研究，尤其是国际的科研合作，一旦开发成功再转让给私营企业。这对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应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垄断资本与中小资本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国家通过财政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又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对工资收入者的收入进行再分配，这种福利制度使得劳动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基本生活保障，使那些无劳动能力和低收入的家庭生活有所改善，起到了缓和劳资矛盾的作用，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国家还从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出发，制定保护和扶植中小企业的政策，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大量中小企业的存在并不会削弱垄断的统治，反而有利于垄断大资本的利益。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增强了私人资本的竞争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通过国家采购和订货等国家消费的方式，以及国家与私营企业协商的垄断价格或对某些产品的支持价格，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和扩大；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调整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政策，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化，为私人资本提供各种补贴，减免税收，以及进出口信贷，既增强了本国商品的竞争力，也有助于提高私人资本的国际竞争力。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集中表现在它使垄断资本主义的某些内在矛盾更加深化和复杂。

国有经济的发展，是资产阶级国家直接参与社会再生产过程，是成为经济基础要素的基本标志。一方面，战后西方国家的国有经济有了增长，它在经济和社会的一些关键性部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职能也更加广泛了，另一方面，国家对直接生产过程的参与还是非常有限的，这首先表现在国有经济的相对弱小性上面。一方面，与单个私人垄断资本比较起来，国有垄断资本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它们，国家已成为最大的总垄断资本家。但另一方面，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将私有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与国有经济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国有经济是相当弱小的。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运用导致财政赤字和滥发货币，最终出现了“滞胀”的局面。进入20世纪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陷入困境，经济发展出现了“停滞膨胀”的局面，即经济增长缓慢和通货膨胀并存。进入80年代，经济停滞的趋势更加明显。从1981一1985年，7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分别为：美国2.4%、英国1.9%、法11%、日本3.8%、意大利0.9%、加拿大1.6%、前德国13%。远低于“黄金时期”的增长速度。70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物价指数由50年代的2.5%、60年代的2.9%增加到70年代的7.7%。“滞胀”的出现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各种矛盾激化的重要表现。

基础结构部门的国有化比制造业部门的国有化更多地是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因而基础部门的国有化比制造业部门国有化的稳定性要强一些。制造业部门企业实行国有化则受政策的影响较大，各政党对这种部门的争论较多，因而这种部门在国有化进程中的反复也较大。当代表改良主义的政党执政时，可能出现国有化的程度超越生产力的要求；而当代表保守主义势力的政党执政时，又实行较大规模的非国有化。

在国家财政开支中，非生产性财政开支占主要的部分，在生产性财政开支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补贴私人垄断组织的。国家的主要财政开支项目是军费和福利费，另外，还有行政费用等，如国家的军事开支和军事部门的发展，虽然也促进了市场的扩大，并通过对机器设备和劳动力的需求，刺激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但并不能因此便认为军事部门不是非生产性部门。又如国家的福利开支都不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支出的，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这些费用都不应属于生产性开支。即使在国家的生产性财政开支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以补贴和救济、订货和采购等形式，使资金流回到私人垄断组织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