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自严（1569—1638），字景会，山东淄川人，明代政治家、理财家。天启、崇祯年间任户部尚书。

万历十六年（1588年），毕自严在山东省乡试中中举，万历二十年（1592年）考中进士，被授予松江府推官这一职位。后来被征召授予刑部主事，遭遇父亲去世，守丧期满后，恢复原来的官职。又改任工部，历任工部员外郎、郎中。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毕自严因为政绩优异被举荐，起用担任陕西省参政，在洮岷地区整备军事防务。进而晋升为按察使、布政使，又被征召担任太仆寺卿。天启初年（1621年），毕自严凭借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在天津市负责海防事务，晋升为户部侍郎。又进一步晋升为右都御史，转任南京户部尚书，因为得罪了魏忠贤，称病辞官回乡。崇祯初，毕自严被征召并被授命担任户部尚书，多次加衔至太子太保，在职六年，辞官退休。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毕自严在繁忙的政事之余，还勤于读书为文。著有《石隐园诗文藏稿》八卷、《抚津督饷抚留宪留计共疏草》十九卷、《度支奏议堂稿》二十卷及其他著述九十八卷等作品。毕自严年少有大才，尤善于综理复杂的经济事务，天启、崇祯年间任户部尚书，掌管全国财政。在财源枯竭、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毕自严精心协调、精打细算，支撑明朝财政近10年，功在社稷。他留下许多奏章，是研究明代经济史、制度史的宝贵史料。

毕自严出生于明朝隆庆三年（1569年），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考中举人，万历二十年（1592年）考中进士，随后被授予松江区推官这一官职。他年少时就才能出众，后来被征召授予刑部主事的职位，并且先后担任工部员外郎、郎中、淮徐道参议、洮岷兵备参政、山西省参议、山西副使、右布政使等职务。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毕自严被举荐为 “卓异” 之才，朝廷授予他辽海参政的职位，但他没有赴任，而是借口生病回到了家中。1616年，毕自严出任陕西省参政。到了泰昌年间，毕自严被征召担任太仆寺卿。明天启元年（1621年）四月，后金的努尔哈赤率军攻陷了辽阳市，守城的将领自杀，消息传来，京城大为震动。朝廷商议后决定设立天津巡抚这一职位，专门负责整顿海防事务，任命毕自严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前往赴任。毕自严到任后组建水军，修缮战舰，筹备兵器。等到熊廷弼提出收复辽东的 “三方布置策” 时，天津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毕自严增设了镇海等诸多营地，招募水兵和陆兵共六万人；安排外来的援兵一万人，购置了一千匹战马，采用戚继光遗留下来的练兵方法，让水军先练习陆战，如此一来军队便具备了作战能力。魏忠贤命令锦衣千户刘侨去抓捕天津被罢黜的将领，毕自严以没有皇帝的驾帖（逮捕公文）为由，向皇帝上书陈述此事。并且向皇帝汇报当时从各地招募来的士兵每天都有逃跑的情况，皇帝采纳了毕自严的建议，让士兵们的亲属来填补空缺。毕自严知道兵部主事来斯行很有军事谋略，就邀请他来担任监军。通过这些举措，海防市得到了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也有所提高。就在这个时候，山东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毕自严命令来斯行率领五千人前去镇压。

明天启二年（1622年），朝廷命令毕自严代替李长庚外出督办辽饷事务。因为此前平定白莲教起义立下功劳，毕自严被提拔为右都御史兼户部左侍郎。当时朝廷商议裁撤天津巡抚这一职位，命令负责督饷的侍郎同时兼任相关事务，于是就把这一重任交给了毕自严。当时又有人提议出兵讨伐朝鲜，毕自严认为不能仓促讨伐，应当等朝鲜前来进贡表达诚意，并且出兵协助东征效力之后，再慢慢考虑给它册封之事。这个时候，京城多次发生地震，毕自严向皇上进谏，劝皇上 “下达的内廷批示应当慎重，给予的恩泽应当节制，对人才应当珍惜，宫中的操练应当停止”，言辞十分恳切率直。“毕自严在任的这几年，对各项事务进行综合核查，力求节省开支，朝廷和民间都依赖他的作为。”

天启五年（1625年），毕自严凭借右都御史的身份掌管南京都察院。次年正月，又改任户部尚书一职。然而，魏忠贤建议卖掉南太仆牧马的草场，名义上说是 “帮助宫殿修建工程”，实际上是想借此机会谋取私利。毕自严坚决不同意，于是借口生病辞去官职回到了家中。明崇祯元年（1628年），毕自严担任户部尚书一职。当时战事频繁，国库空虚匮乏。当时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要事务的刘鸿训认为 “尚书毕自严擅长管理赋税，王在晋擅长治理军事，请求皇帝对他们多加倚重信任”。皇帝起初对这个提议很是赞同。毕自严鉴于国家财政收支严重不足的状况，向皇帝上书请求核查拖欠的赋税，督察屯田情况，严格考核制度，裁汰多余的士兵，停发密、昌、永四镇新增的盐菜银共计二十二万两，崇祯全都批准同意了这些提议。到了九月，发生了 “改书之事”。皇帝来到便殿，询问内阁大臣们这件事，大臣们都推辞说不知道。皇帝大为恼怒，下令让朝廷大臣们上书弹劾奏报此事；尚书毕自严等人也表示不清楚，皇帝更加生气了。这件事最终推到了刘鸿训身上。刘鸿训被罢官后，被发配到代州戍守边疆，后来死在了代州。

明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毕自严上书奏说道：“各个边疆地区按年份惯例发放的军饷，除了辽饷之外，共计白银三百二十七万八千多两。如今蓟、密等各镇节省下来了三十三万两，还应当有二百九十四万八千两。统计京城和边疆地区每年收入的数目，田赋有一百六十九万二千两，盐税有一百一十万三千两，关税十六万一千两，杂税十万三千两，卖官等事例收入大约二十万两，总共是三百二十六万五千多两。然而拖欠赋税的情况一直存在，实际收入还不到二百万两，就算把这些收入全部充作边疆军饷，也没有剩余的了。可是京城各项开支杂项费用就有八十四万两，辽东提塘（传递军情等事务的机构）需要三十多万两，蓟、辽地区安抚赏赐的费用十四万两，辽东旧饷改为新饷需要二十万两，支出超出收入，已经达到一百一十三万六千两了。况且宫廷内的物资采买、宣府、大同地区的安抚赏赐，以及一切临时的需求，还有超出常规额度的支出。恳请皇上下令让朝廷大臣们各自陈述自己的见解。”于是朝廷大臣们纷纷争相提出建议。毕自严挑选其中可行的建议，先是列举并向皇帝呈上了十二件事，分别是增加盐引（盐商运销食盐的凭证）数量，商议铸钱事宜，搜括杂税，核查隐匿的田产，对寺庙产业征税，核查牙行（为买卖双方提供中介服务的商行），停止修建仓库，停止修葺公署，南方马匹相互协济，对崇文门店铺征税，京城运输拨兑，木材折价。接着，又列举并呈上十二件事，分别是增加关税，捐献公费，售卖生祠（为活着的人修建的聂氏宗祠），斟酌市场税收，裁汰冗余的差役，核查虚报冒领的情况，增加以财物赎罪的收入，班军（轮流戍守的军队）折成银两，官吏缴纳班银，对河边的滩涂荒地征税，开发京东的水田，宫殿修建工程中售卖冠带（通过捐纳获得的一种身份象征）。崇祯全都批准施行这些提议。

毕自严还亲自到九个边疆督抚和军事重镇去清查兵马数量，堵塞军饷发放方面存在的漏洞。当时，崇祯皇帝下令编纂《赋役全书》。毕自严认为：“《赋役全书》的编纂，是从实行一条鞭法开始的，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有的事情在这一处多而在那一处少，这种弊端就是混派；相关官员听任奸诈的官吏暗中操作、瓜分利益，这种弊端就是花派。应当大力加以整顿告诫。” 于是他上书陈述了八条建议，崇祯皇帝立即下令将这些建议颁布到全国施行。给事中汪始亨极力论述盗占屯田导致边疆军饷损失的弊端。毕自严说：“这种情况已经沿袭很久了，很难去核实清楚。请求不管是军队种植还是百姓种植的屯田，一律按照民田的标准来征收赋税。” 崇祯赞同了他的这个提议。在此之前，魏忠贤扰乱朝政，边疆军饷大多有欠缺，毕自严都能按时发放军饷。针对财政匮乏的状况，他又上书建议：“最耗费国家财力的莫过于客饷（外来军队的军饷）了。全国各镇按年份惯例的军饷总共合计三百二十七万两，而客饷就占到了三分之一，应当大力裁减节省；其次就是安抚赏赐、物资采买、修筑工程等各项费用，都不能不节省。” 崇祯皇帝接受了这一建议。这年冬天，京城戒严，国家事务繁多令人忧虑，皇帝的圣旨一夜之间要下达好几道。“毕自严回复奏报没有延误，都不敢安心睡觉，脑袋都累得发肿了，好在各项事务都没有出现缺漏耽误的情况。” 就这样保证了皇帝一天一夜数十道圣旨的传达以及奏疏的上传等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明崇祯三年（1630年），兵部尚书梁廷栋奏请增加全国的田赋，皇帝命令户部一同商议此事。毕自严没办法阻止这件事的发生，于是在已经增加了五百二十万赋税的基础上，又额外增加征收了一百六十五万多两赋税。之后，毕自严上书陈述当下时务方面的十件事，进献有利于百姓的策略，皇帝全都采纳了。又因为军费军饷日益增加，毕自严多次请求清查核实相关情况，然而兵部以及各地的督抚大多把军饷扣下而不发放。毕自严又请求裁汰内地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士兵，皇帝当即下令严厉整顿，不过最终这些措施都没能完全施行下去。毕自严提议把南京宣课司的税额从一万两增加到三万两。南京户部尚书郑三俊认为宣课司所收取的落地税没有多少，请求对芜湖市征税来凑够增加的数额。于是毕自严又提议对芜湖征税三万两，而南京宣课司的税额依旧增加一万两。郑三俊后悔了，上书争辩但也没办法改变这个结果。不断增加征税带来的后果就是 “商人与普通百姓越发困苦了”。这年夏天，毕自严以自己犯下六条罪过为由弹劾自己，请求辞官，皇帝下旨好言抚慰挽留他。先是因为官员考核期满，给他加授太子少保的头衔，随后又晋升他为太子太保。

明崇祯五年（1632年）的秋天，刑部按照惯例特地奏请皇帝下达诏书，任命毕自严担任主笔一职。毕自严秉持公正仁义的标准，执行法令时不徇私情。总理太监张彝宪接受宰相温体仁的指令，事事都故意刁难毕自严。毕自严接连写了十几份辞官的奏疏，却都没有获得批准。温体仁以毕自严之前在青浦金花出现空缺时，临近考核才补充官员这一理由，将毕自严关押在了大理寺。御史李若诜上书营救他，皇帝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过了一个月后，给事中吴甘来又直言上书为他争辩、营救，皇帝这才释放了毕自严。紧接着，毕自严就被免去官职回到了家乡。崇祯八年（1635年）五月，因为评定在四川省平定贼寇的功劳，毕自严恢复了官职。但他已经厌倦了官场中的险恶，于是就以年老为由请求辞官还乡了。1638年，毕自严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葬于今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黄埠村旁。

毕自严在繁忙的政事之余，还勤于读书为文。著有《石隐园诗文藏稿》八卷、《抚津督饷抚留宪留计共疏草》十九卷、《度支奏议堂稿》二十卷及其他著述九十八卷，均刻印流传于世。还有《选定古文尚友编》一百卷、《古今四时绝名》一百卷。据记载:“公(毕自严)每入署，舆后置书二寸余。中旨日敷十下，公即刻奏成手中。僚友倦退，公方危坐，一灯荧荧必尽读所挟书，漏下敷刻乃归，以为常。”人们评价他“为文曲折条达，不染钩棘之习”。他的七律被认为“铿锵金石，可分华泉、沧溟之座”，可以和当时叱咤文坛的“前后七子”中的边贡、李攀龙媲美。

“毕自严自题画像轴”现藏于山东博物馆，图中毕自严头戴方巾，身穿蓝色道袍，足蹬蓝色云履。

王村镇的西铺村还存留着毕自严的部分故居。振衣阁是毕自严故居的主体建筑之一。该阁为双层楼阁式建筑，原门上悬有“振衣阁”匾额，并有“崇祯乙亥荷月上浣”、“练坡佐书”字样。抱柱原有楹联一副，上联为“万卷书当南面富”，下联是“一帘风快北窗凉”。阁前有一棵日本五针松，因虬枝龙干似翩然起舞的凤蝶总科而称为蝴蝶松。振衣阁后面的万卷楼是毕府藏书之处。毕自严从江南卸任回家时，钱财没带多少，却带回整整两大车的书，他自称“不喜金钱，惟好藏书”。他不仅能藏书，自己也著有《石隐园集》等几百卷作品。而其子毕际有更是藏书成癖，自称“书欲买时不论金”。蒲松龄坐馆时，万卷楼藏书总数已达五万余册，远近闻名。石隐园是毕府的私家花园，花木葱茏，怪石，具有典型的江南园林特色。现在政府已对毕自严故居进行了修缮，因蒲松龄曾设帐于毕府30多年，教毕自严的后代读书，所以，现在的毕府名为“蒲松龄塾馆”，1984年被定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毕自严年少有大才，尤善于综理复杂的经济事务，天启、崇祯年间任户部尚书，掌管全国财政。在财源枯竭、人不敷出的情况下，毕自严精心协调、精打细算，支撑明朝财政近10年，功在社稷。他留下许多奏章，是研究明代经济史、制度史的宝贵史料。

对于毕自严的增收赋税，《明史》中多有批评:《毕自严传》说“天下益耗矣”；《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五·梁廷栋传》说“海内并咨怨”；《食货志五》中说“而商民益困矣”；《明史·列传第一百四十四》评论道，“毕自严、李长庚计臣中办治才，而自严增赋之议，识者病焉”这些说法，主要是针对兵部尚书梁廷栋请增天下田赋之事。这些固然有其道理，但似乎也没有完全从当时社会财政的客观状况出发，有些苛求之嫌。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崇祯初期，乃至整个明后期，党争愈演愈烈，整个官僚集团日趋腐化，国家财政走向崩溃的边缘，土地高度集中，百姓供输不迭，陷人赤贫困境，由此引发了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无不危及着这个政权的生存。与此同时，后金在东北地区的日渐强大也严重威胁着明朝的安全。内忧外患，积弊已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主管财政的户部尚书既要保证国家财税维持开支，又要兼顾百姓利益，实在有些太难。

《乡园忆旧录》的作者王培对毕自严治赋税评价道:“明季，寇盗充斥，大司农为吾邑毕白阳。公竭力补苴，后人或议其为琐碎刻核，亦未思其时为何时也。当日，人不敷出者百万有余。调发千端，饷支百绪，呼饥繁于螗。勺水之益，不敌尾间之泄，非点金雨菜，更有何术?……当捉襟肘见之时，为补寂弊之举。大司马张公坤安称为'真司农’，不虚也。”

毕自严，为七世祖毕木第四子。官至太子太保、户部尚书，为明代后期大臣之佼佼者，一生著述甚丰，主要作品《石隐园藏稿》八卷被收入《四库全书》，另有《抚津督饷抚留宪留计共疏草》十九卷、《度支奏议》一百一十九卷等，均刻印流传于世。毕自严重视文化传承，热衷书籍收藏，晚年在西铺老宅辟地修建“万卷楼”，藏书达十万册，为明清时期中原地区八大私家藏书楼之一，与宁波市“天一阁”齐名。——齐鲁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