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斯曼（1934年12月3日-2021年9月11日）出生在秘鲁阿雷吉帕省一个巨商之家。据有关材料显示，古斯曼虽然出生于富豪之家，但他本人却是一个私生子。

1934年12月3日出生于港口城镇莫延多，是一个富裕商人的私生子，其母亲在他五岁时去世。19岁时成为圣奥古斯丁国立大学社会研究系学生。他写了《康德的空间理论》的哲学博士论文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法学博士论文。1962年任教于瓦曼加国立圣·克里斯托瓦尔大学。1965年与妻子一起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他第一次到达欧洲，途经瑞士、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期间想要参观列宁墓，未能实现。后到达中原地区，他在北京的一所学校接受了思想训练，在南京市的一所学校接受了军事训练。1970年前后创立秘鲁共产党 (光辉道路)，于1980年开始武装斗争。古斯曼因此以恐怖主义和叛国的罪名被通缉。1992年9月12日，古斯曼被秘鲁政府捕获并被判处终身监禁，9月24日，在囚笼里对公众发表演讲。2021年7月13日，因为没有医疗服务，在病危的时刻进行了绝食抗议。7月17日，被转移到医院进行观察，但仍然不予治疗。9月11日，于卡亚俄海军基地去世，享年86岁。于9月24日被火化。

古斯曼具有组织能力和领导艺术。他依托阿亚库乔大学，将触须伸向了秘鲁的各个大学，建立起“光辉道路”的各个支部和外围组织。

1970年成立的“光辉道路”，其最初宗旨是反映了印第安农民的要求的。古斯曼希望推翻秘鲁现政权，按自己的“主义”来治理秘鲁，把秘鲁治理成一个欣欣向荣的国家。

“光辉道路”最初活动的范围主要是山区省份，这些省份经济落后，聚居的主要是印第安农民，“光辉道路”在这里可以找到支持者。

他们在这里伏击政府军，夺取武器，袭击地主庄园，洗劫银行和工商企业，为进一步活动筹集经费，弥补因组织迅速扩大而出现的入不敷出的财政局面。渐渐地，“光辉道路”成为人们谈虎色变的恐怖组织。

古斯曼的“光辉道路”组织严密，对组织成员要求高。首先，他要求每个参加“光辉道路”的青年男女必须一方面参加艰苦的农业劳动，培养对印第安农民的感情，一方面聚在一起探讨社会问题，分析时弊，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只有经过这两重锻炼后，他才有资格加入“光辉道路”的外围组织。此后，再经过长期的“实践”，能完成组织交给的各种任务，证明自己的忠诚和能力后，才能正式加入“光辉道路”的核心小组，成为“战士”。

“光辉道路”的暴力活动步步升级，其所谓的“武装斗争”实际上就是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其打击的对象渐渐已经不分青红皂白，使用的手段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活动范围也从乡村扩展到首都利马等大城市。

仅1986年8月，在秘鲁经济和财政部、能源和矿业部、劳动部就先后发生多起爆炸事件。接着，首都利马的一些高压输电塔也相继遭到破坏。这些使秘鲁的社会财产和公民的人身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截至1988年6月，这类暴力活动已经导致9000人死亡，其中包括政府官员、执政的人民党成员和反对派阵线左派联盟成员、政府军军官、警察以及“同政府军进行合作”的农民。

光辉道路也打击了许多为富不仁的资本家和大地主，客观上增加了其民意基础。

1992年，古斯曼被秘鲁情报部门逮捕。在狱中，古斯曼和秘鲁政府签署了和平协议，但“光辉道路”的剩余力量仍有零星的恐怖活动。最近的一次发生在2003年6月，200余名“光辉道路”成员袭击了位于安第斯山区的一处天然气管道工地，绑架了60名人质，还抢走了工地上用来施工的炸药。

在1973年至1975年间，“光辉道路”曾操控部份大学的学生会。到80年代中晚期，光辉道路已实际控制国土三分之一。华金·古兹曼·洛埃拉在1992年9月12日被秘鲁政府拘捕，被判终身监禁；继任者Ramirez Durand在1999年步其后尘。

光辉道路：南美哲学教授阿维马埃尔·古斯曼的暴力天国覆灭记

籍籍无名的秘鲁，曾在20世纪80代因政府无能、游击队肆虐而濒于崩溃。公民团体同稳健的经济学家及强人总统携起手来，一举扭转颓势，把家园改造成拉丁美洲发展最好的世界经济体之一。马丘比丘见证了秘鲁古代文明的辉煌。

面积相当于东北地区面积的秘鲁，既是羊驼、豚鼠、毛丝鼠等蠢萌神兽的故乡，又孕育过诸多神秘的原始文化。绵延数公里的纳斯卡线条与震惊考古界的西潘王墓室，便是其先民的大手笔。自诩太阳神裔的印加人，更是在缺乏轮子技术与文字书写的条件下，建立起当时西半球最庞大的国家。

野蛮土著间的杀戮尚未终结，文明世界的入侵便已降临。目不识丁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率领不到200人的西班牙探险队，轻松控制住印加帝国皇帝，进而一举征服了这个集权帝国。殖民者随后于1535年修筑首府利马城，开始了近300年的统治。

皮萨罗的西班牙征服者队伍才是现代秘鲁的起源

漫长的殖民统治，给秘鲁留下了复杂的历史记忆。天主教会既好从事教育，又爱打烧活人。殖民政府一边赋予本土精英以权利，一边又按重商主义原则用垄断经济来排斥异己。

数量锐减的印第安土著，仍占居民总数的大头，城镇却是南非白人的天下。阶级与族群间的对立，加剧了城乡矛盾。不断增多的混血人口，昭示着社群融合的未来，却无力改变四分五裂的现实。

秘鲁历史上的第一次立宪会议

撕裂的社会结构，造成了民族认同感的缺失。当圣马丁将军在1821年宣布独立时，秘鲁还只是硬生生造了一个国家，继之而来的是数十年的动荡。好在美英两国或以《门罗宣言》反对列强恢复统治，或雪中送炭提供贷款，初创的秘鲁才得以挺了过来。但出力最大的却是邻国智利，该国颇具凝聚力的组织模式，成了秘鲁的主要抄袭对象。

当然，百废待举的新秘鲁也沿袭了旧有疾。平民负担沉重且缺乏教养，精英对外部世界盲目跟风，又惧怕而鄙夷本国人民。看似共和的政府，既无心服务大众，又无力严控社会，仅在封闭的小圈子内保有权力。层层阴影遮蔽下，秘鲁踏上了曲折的现代化之路。资源丰富却矛盾重重的秘鲁，就如同百病缠身的天才，一再错失发展良机。

鸟粪与矿藏一度让秘鲁短暂暴富

19世纪中叶的欧洲，曾把太平洋岛礁上的鸟粪视作重要肥料。彼时人口不满300万的秘鲁，竟靠倒卖排泄物赚了1亿英镑。

但珍贵的第一桶金，却沦为统治集团强化爪牙的本钱。腐败的官僚系统迅速膨胀，收益有限的铁路工程纷纷上马，军方还下饺子般地购置军舰。其结果是政府先在1876年因鸟粪价格暴跌而破产，军队又在3年后的南太平洋战争里被智利连教做人。

秘鲁的首个盛世因南太平洋战争而被击碎。

步入20世纪后，秘鲁又被国际形势与左派思潮搞得无所适从。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多山的国土已无足够田地供农民耕种。乡民涌入城市，使城镇居民在40年间暴增5倍，压过了国内的农业人口。

国家早已天地翻覆，政府却本性难移。它不愿让城市化进度过快，却无法阻止村民涌入市镇。它无力为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却能用恶法与低效让人们迟迟不能获得合法市民的身份与产权。右派抱残守缺拒绝变革，左翼也自诩服务穷人却另有图谋。

二战后秘鲁的城镇人口数量暴增

当左派赢得1983年利马市长选举后，穷苦商贩本以为明天会更好。不料市政府却发布大批奇葩法令，甚至对营业着装做出统一规定，还逼商贩加入受其控制的政治组织。坐不住的军方则在1968年成立以贝拉斯科为首的军政府，并在古巴等国的影响下进行改革。其内容包括：

分配土地。为缓解城市化压力，军政府从大庄园主手中征收并分配了70万公顷土地。但贝拉斯科对小农经济并不感冒，他只想将农民拉进政府控制的合作社。这不仅导致地价大跌、更多乡民挤向城镇，还使人均农业产值出现负增长。

左翼军政府建立者贝拉斯科

企业国有化。大批油田、矿业企业、渔业公司被政府接管。新组建的巨型国企虽在70年代一度经营颇佳，却最终陷入长达15年的亏损。

弘扬本土文化。贝拉斯科钦点土著的克丘亚语为第二官方语言，组织学者重新评价印加帝国历史人物，还设立节日讨好美洲原住民。其效果只是吸引了些小清新游客。

亲近苏联阵营。军政府积极响应不结盟运动，却又和莫斯科接近。苏联的军火、匈牙利的医疗设备与罗马尼亚的轿车，纷纷在这个自称支持国货的国度出现。

上述举措揭示了秘鲁在美苏冷战中左右为难的心理，类似情形也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统治下的智利出现。其迷惘应被理解，但后果却不可原谅。短暂的风光过后，秘鲁财政再度破产。国内生产停滞，对外出口下跌，各种极端势力开始抬头。

秘鲁依靠苏联的各类援助加入了不结盟国家行列关乎国运乱战战

乱世之中光辉道路开始粉墨登场

1980年5月17日，自称“光辉道路”的武装分子，捣毁了阿亚库乔省的一个选票站。7月，该组织正式向政府宣战。西半球最残忍的暴力游击队，由此登上历史舞台。

“光辉道路”的领袖阿维马埃尔-古斯曼，本是私生子出身的哲学教授。他的脾气和性格都非常古怪，最初向妻子求爱的方式，竟是呆坐门口傻看心上人出入。1966年，古斯曼曾亲赴自己中心的理想圣地，翻烂了偶像著作的选集。十余年后，这位教授决定投笔从戎，先控制农村再夺取城市，建立消灭剥削的理想国。

狂想者

与“光辉道路”齐名的是图帕克·阿马鲁运动。其头目坎波斯曾赴古巴朝圣，并在1983年以袭击美国大使馆和肯德基餐厅等方式起兵。为同“光辉道路”有所区别，该组织决定先城市再农村地夺取政权。

游击队打破了秘鲁的宁静，其中的道路是凶残的。古斯曼一边用苦大仇深的理论煽动人心，一边用暴力塑造个人权威。20000多贫民惨遭杀戮，不少人被去去头皮。

靠勒索毒贩积攒军费的古教授，曾一度控制了三分之一的国土，逼迫上百万中产阶级移民，造成数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这些成就，足以把智利独裁官奥古斯托·皮诺切特衬成傻白甜。多·德·索托。1979年，他为治疗秘鲁发展的痼疾创办自由与民主学会。经过数年调研，自民学会于1987年出版了轰动拉丁美洲的经济学名著--《另一条道路》。

全书以通俗简约的文字，展示了秘鲁百姓在经济生活中的具体困难。德·索托指出，秘鲁人民并非需要游击队拯救的乌合之众，而是自立自强的平民创业者。虽穷苦却有自己的财产与自组织。无奈秘鲁政府沿袭重商主义作风，对经济干预过度。每年发布上万条法令，却不能像欧美当局那样及时确认和保护公民产权。德·索托还组织人马，或冒充企业或假装申请住房用地，以便同官僚系统接触。他们发现，公民完成创办工厂的审批需耗时289天，并经历10次索贿威胁。完成住房用地审批，更要用7年功夫，跑完超过207个流程。他警告政府，旧有的统方式已严重阻碍国家发展。再不简政放权走“另一条道路”，公民将被迫追随游击队，整个秘鲁亦将毁灭。

气急败坏的古斯曼于1992年7月20日对自民学会总部发动汽车炸弹袭击，却未能干掉宿敌。这表明他在关乎民心的思想论战中已败下阵来，消灭游击队只是一项纯粹的军事作业了。

理论破产让光辉道路进一步依赖暴力手段来之不易的新生。

曾经也是大学教授的日本移民后裔滕森

《另一条道路》的风行，使出身日裔家庭、曾在农业大学教书的阿尔韦托·藤森也看到了上位的途径。滋长的政治雄心，使他迅速组建“改革90党”并参加了1990年总统大选。其对手则是思想由左转右、并在日后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大作家马里奥·略萨。

此时秘鲁濒于崩溃，众多省份处于戒严状态。GDP连续3年负增长，通货膨胀超过70倍。外汇储备为负数，而已停止偿还的外债则有200亿美元。略萨为此提出了激进的施政纲领。藤森则有意利用日裔稳健、有纪律的刻板政治标签，打出中庸的竞选口号，并在游击队制造的爆炸声中荣登总统宝座。事实证明，他将用类似于略萨的方案，实施休克疗法。

在政治上，阿尔韦托·藤森竟在1992年联合军警发动“自我政变”。顺利的关闭立法、司法机构，随即出台新宪法扩张总统权力。可他同时也正式设置源自古罗马保民官的“巡视员”，去听取民众呼声。任何行政机构在出台法令前，都要将草案提前公布、接受公民审视。行政审批与诉讼流程则被大幅精简。

在经济上，政府联合自由民主党学会进行大规模产权确认行动。拍卖亏损国企，将合作社改组为股份制企业并重启土地买卖。遏制印钞并实施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还将税种从三位数简化为个位数。同时大力吸引外资，咬牙坚持偿还贷款。

在外交上，阿尔韦托·藤森先与邻国一道解决历史遗留纠纷。继而努力改善与欧美日本的关系，并成功获取其经济援助。同时，在任期内4次访华，与当时的中原地区高层谈笑风生。

凭借总统的执行力与自民学会这一智囊团，秘鲁到1994年已从百业萧条变为经济过热。当年GDP增速高达12%，通货膨胀被控制在15%以下。外汇储备积累到57亿美元，国家信誉亦重获各大金融机构的认可。在安第斯山区，胡戈·维伊卡等农民领袖挺身而出，组织地方武装同“光辉道路”英勇搏杀。在亚马逊州丛林地带，农民亦协助政府清剿毒贩。

经济好转让光辉道路越来越没有市场

日暮途穷的古斯曼，在袭击自民学会总部不到两个月后，成就了秘鲁安全机构的最佳业绩。1992年9月12日，他与“光辉道路”的其他领导人在利马被捕，已废除死刑的司法机构随后判处他们终身监禁。狗急跳墙的图帕克·阿马鲁组织，则在得知阿尔韦托·藤森将到日本大使馆赴宴后，于12月17日发动斩首行动。不料藤森未能成行，但包括日本大使和多位高官在内的数百名人质，仍被游击队扣押。

为应对这一震惊联合国的大新闻，藤森政府与游击队展开了长达126天的交涉与对峙。在此期间不少人质被陆续释放。1997年4月22日下午3点13分，在完成7条地道的开挖与世界十大特种部队的部署后，总统下达突击令。精神松懈甚至还在踢球的游击队员，被尽数击毙。70多名剩余人质，除秘鲁最高法院院长突发心脏病去世外，全部获救。

在人质危机中指挥若定的滕森

至此，饱经沧桑的“羊驼共和国”，终于驱散了笼罩在本国上空的阴霾。尽管步入21世纪后，阿尔韦托·藤森因爆出丑闻而黯然下台，德·索托亦一度受到非议。可正如美国也有过水门事件一样，这些风波皆不足以撼动秘鲁已然牢固的根基。今日的秘鲁虽不富足，却是拉丁美洲形势最好的世界经济体之一。与某些邻国相比，它已成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