澶州之战，发生于公元1004年，是辽宋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辽宋关系从长期对抗走向和平相处的转折点。此战双方参战军队多达数十万，结果以订立“澶渊之盟”而结束。

景德元年，耶律隆绪与萧皇后率军南下攻宋，直逼开封市。宋廷一片慌乱，许多官僚主张迁都南逃。宰相寇凖力主抵抗，并奉赵恒亲征。辽军统帅肖挞览在察看地形时被宋军射死，使辽兵锐气大丧，加之南攻不利，又有后顾之忧，遂遣使请和。一心急于议和的宋真宗接受了辽方提出的苛刻条件，双方在澶渊订立和约，罢战撒兵。

澶州之战结束了宋辽之间多年的战争。澶渊之盟对宋虽是屈辱的协议，但客观上促成了此后的百年和平，为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提供了条件。

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在宋辽战争中，宋与辽在澶州（今濮阳市）进行的最后一战。

赵光义赵光义，为争夺燕云十六州（今北京至大同市地区），两次攻幽州（今北京）失败后，被迫转攻为守。赵恒赵恒继位初，宋辽战争仍在继续；为防御辽攻掠河朔（泛指今黄河下游南北一带），集重兵于定州市（治安喜，今河北定州）、天雄军（今大名县东）等纵深要地。，依托黄河天险，屏蔽首都东京汴梁（今开封市），并在边地广开方田、河道为阻障；缮完城堡，募壮勇扼守，以抗拒辽戎骑攻掠。辽为赢得有利结局，决计大举攻宋。

宋朝消灭北汉后接连两次伐辽失败，宋军精锐损失尽，致使宋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产生了严重的恐辽情绪，从此谈辽色变，再也不敢轻言收复幽云十六州，并被迫由进攻转为防御。为此，宋朝在河北省沿边的平原上，西起保州（今保定市）西北，东至泥沽海口，利用河渠塘泊，筑堤储水，并设置堡寨，往来巡警，以防辽朝骑兵奔冲。

对于辽军的入侵，宋朝实行消极防御，“但令坚壁清野，不许出兵，继不得已出兵，只许披城布阵，又临阵不许相杀”。这就束缚了宋军手脚，置宋军于被动挨打境地。而辽军开始占据优势和主动地位，不断向宋发起进攻。从这时的辽朝来看，萧皇后治理内政，励精图治，国内逐渐稳定下来，奠定了发动战争的基础。

北宋雍熙三年（986）十一月，辽军乘胜南下。耶律休哥率军在望都县（今属河北省）击败宋军，进屯滹沱河北。辽军数万渡河进攻瀛州（今河北河间），与宋军刘光义部在君子馆（今河间北）展开激战，宋军大败，死伤数万。次年正月，辽军乘胜攻克深州市（今属河北）、祁州（今河北安国），纵兵大肆抢掠。端拱元年（988）辽军又大举南下，攻占了宋涿州（今属河北）、祁州、新乐市（今属河北）等地。

北宋咸平二年（999）以后，辽朝继续派兵深入宋朝霸、雄、贝、冀、邢、、深、滨、博、、青、淄、齐、潍及天雄、干宁等十多个州军，掳掠人畜财物，屠杀无辜百姓，损坏房屋庄稼，给河北、山东一带的农民造成巨大的灾难。虽然宋军在杨延昭、杨嗣等将领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朝骑兵进退速度极快，战术灵活，给宋朝边防带来的压力愈益增大。

北宋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萧绰太后及其子耶律隆绪率兵20万，以收复瓦桥关（在雄县南）失地为名，深入宋境，但遭到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

辽军攻威虏军（今徐水区）、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不利；攻北平寨（今河北完县），又受挫。接着，绕道攻保州（今河北省清宛）、定州市（今属河北），仍不克，又东攻瀛州，宋军守将季延渥死守城池，激战十多天未下，辽军死伤万多人。萧挞凛、萧观音奴二人率军攻克祁州，萧皇后等人率军与之会合，合力进攻冀州（今属河北）、恩州（今河北清河），宋廷则“诏督诸路兵及澶州戍卒会天雄军”。辽军攻克德清（今清丰县），生俘宋将王先知，遂抵澶州（今濮阳市），对澶州实施三面包围，宋将李继隆死守澶州城门。

根据宋朝史料记载，“初，殿前都虞候、云中郡观察王继忠战败，为敌所获，即授以官，稍亲信之，继忠乘间言和好之利。时辽朝母老，有厌兵意，虽大举深入，然亦纳继忠说，于是遣小校李兴等四人持信箭以继忠书诣莫州石普，且致密奏一封，愿速达阙下，词甚恳激。只等言契丹主与母召至车帐前面授此书，戒令速至莫州送石帅，获报简即驰以还。”也就是说，与传统“辽方讲和之意始于萧挞凛澶州阵亡”的看法相反，辽朝早在进攻重镇瀛州、甚至可能在定州市战斗之前就已经作出了和平的试探。而在此之后，“先是，王继忠得上手诏，即具奏俯石普以闻，言契丹已领兵攻围瀛州，盖关南乃其旧疆，恐难固守，乞早遣使议和好。丙午，上览其奏，谓辅臣曰：‘瀛州素有备，非所忧也。欲先遣使，固亦无损。’乃复赐继忠手诏，许焉。……乃授（曹）利用閤门候，假崇仪副使，奉辽朝主书以往，又赐继忠手诏。”尤其是曹利用途中经过王钦若镇守的天雄的时候，“孙全照疑契丹不 诚，劝王钦若留之。契丹既数失利，复令王继忠具奏求和好，且言北朝顿兵，不敢劫掠，以待王人。继忠又与葛霸等书，令速达所奏。……继忠寻亦闻利用留天雄不行，复具奏，乞自澶州别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缓误。”辽朝讲和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也说明辽方的和平请求是出自真心的，并非为了麻痹北宋。

在战争中主动进攻的一方在刚刚进入敌境时即发出和谈请求，且一再催促，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但为什么辽朝却作出如此反常的举动呢？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换一种方式来进行思考：是否辽朝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没有靠这场战役打败北宋、掠夺土地和财富的念头，而仅仅是希望借此压迫宋朝讲和呢？对于这一点，从辽军在南下过程中采取的作战方式上可以更明显地发现其证据。

景德元年（1004）秋，辽军南下的消息传到开封市，边书告急，京师震动，宋廷君臣惊慌失措，部分主政大臣主张迁都以避风险。不少人主张南逃金陵（今南京）或西逃四川省。宰相寇凖力排众议，坚持赵恒皇帝亲征。宋真宗还在犹豫，另一宰相毕士安也在一旁劝说，最终真宗答应亲征。寇推举参知政事王钦若镇守天雄军（治今大名县东北地区）。十一月，宋真宗御驾领军亲征，雍王赵元份留守汴京，朝中文武随军出征。李继隆领军在东，石守信之子石保吉列阵在西，其余将帅簇拥着真宗前行。

辽朝统军萧挞凛恃勇率数十轻骑在澶州城下巡视。宋军威虎军头张（一说周文质）在澶州前线以伏驽准确射中辽南京统军使萧挞凛，萧挞凛头部中箭坠马，辽军士气受挫。萧皇后等人闻挞凛死，痛哭不已，为之“辍朝五日”。

此时赵恒一行在寇凖的坚持下抵达澶州。接到捷报后，寇凖、高琼大喜，坚请真宗过河，把卫士叫来赶起真宗的车就往北城走。过浮桥时，御辇又逗留不前，高琼抓起棒槌敲打辇夫。真宗无奈，只好下令前进。在寇凖、高琼的力促下，宋真宗登上澶州北城门楼以示督战。宋真宗御驾亲征鼓舞了宋军士气，“诸军皆呼皇帝，声闻数十里，气势百倍”，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大宋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形势对宋十分有利。

此时的辽军，孤军深入，本犯兵家大忌，加上主将萧挞凛被宋军击毙，士气低落，军心涣散。前进则受阻，背后又有宋军环伺，腹背受敌，进退失据，处境险恶。因此辽急于求和，企图通过谈判得到战场上不可能得到的胜利。

寇凖要求让辽朝称臣，并归还幽、土地，否则决一死战。他认为只有让契丹惧怕，契丹才会降服，才能保证百年无战事。但赵恒无视有利的形势，只希望辽军尽快撤走。于是双方开始议和。战役结束。

澶州之战结束后，宋真宗派曹利用去议和，并答应可以以百万钱财为代价换取和平。寇凖暗中给曹利用设定了三十万的上限。

经过多方努力，宋辽双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景德元年（1004）十二月，宋辽签订《澶渊誓书》，其中有几项重要的规定：一、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岁币的交割，“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20万匹，银10万两，更不差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南雄市交割”。二、两国结为兄弟之邦，耶律隆绪尊赵恒为兄，宋真宗尊萧皇后为叔母。三、疆界的规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四、互不容纳叛亡，“或有盗贼逃，彼此无令停匿”。五、互不骚扰田土及农作物，“至于陇亩稼，南北勿纵惊骚”。六、互不增加边防设备，“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完，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七、条约以宣誓结束，“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告于聂氏宗祠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监，当共之”。

《澶渊誓书》中没有提到的还有很多，比如宋、辽首次正式结为兄弟之邦，互称南北朝，比如礼节、贸易和移牒关报，比如具有战争意味的地名的更改，“威虏军”改为“广信”，“静戎”改为“安肃”，“破虏”改为“信安”，“平戎”改为“保定”，“宁边”改为“永定”，“定远”改为“永静”，“定羌”改为“保德”，“平虏城”改为“肃宁县”。

因澶州在宋朝亦称澶渊郡，故史称这次盟约为“澶渊之盟”。随后，毕士安请求宋辽互市通商，修缮城池，招集流民，大量储蓄，并选拔了一批重要将领。至此，宋辽战火平息。

脱脱等《辽史》：“辽在统和间，数举兵伐宋，诸将如耶律谐理、奴瓜、萧柳等俱有降城擒将之功。最后以萧挞凛为统军，直抵澶渊。将与宋战，挞凛中弩，我兵失倚，和议始定。或者天厌其乱，使南北之民休息者耶。”

陈毅《过濮阳诗》：“我行未已过濮阳，驻马凭吊古战场。能掷孤注寇莱好，退避三舍晋文强。应知政事先军旅，岂有筑室谋道旁？夜谈坐对中天月，毛白杨千树放光芒。”

黄如一：发生于公元1004年，即赵恒景德元年、耶律隆绪统和二十二年的澶州之战，是辽宋两国之间规模最大的一场战争，也是辽宋关系从长期对抗走向和平相处的转折点。此战双方参战军队多达数十万，结果以订立“澶渊之盟”而结束，从纯军事角度上看是打成了平手。而在政治角度上，仍然可说是一次成功的战役。对于北宋来说，“澶渊之盟”是个屈辱的条约，加重了北宋人民的负担。但是也有其积极的一面，它结束了辽宋之间几十年战争，开启了以后一百多年辽宋和平相处的局面。

澶州之战结束了宋辽25年余的战争历史。澶渊之盟对宋虽是屈辱的协议，但客观上促成了此后的百年和平，为双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与交流提供了条件。

辽军方面，主帅是耶律隆绪和萧皇后，萧挞凛和萧观音奴为先锋。

宋军方面，除去在上面提到的将领之外，还有李继隆、孙全照等人，宋军在北部边境防御辽军的所有部队几乎都参与了此次战役。

​景德元年八月，先以游骑深入祁(治蒲阴，今河北安国)、深(治静安，今深州市南)二州境，探察宋军防御部署。继而，圣宗耶律隆绪偕其母承天太后萧绰亲至南京(即幽州，今北京)谋划。宋察觉辽企图后，命河北省、山西省诸路部署，各谨边备。闰九月十二日，辽军会集固安县(今属河北)。十五日，南京统军使萧挞凛率先锋军南进，分兵攻威虏军(治今徐水区西北)、顺安军(今河北高阳东)、北平寨(今河北完县东北)、保州(今保定市)，皆被宋军击败。

旋与圣宗、萧太后军会合，攻定州市，被宋镇、定、高阳关三路都部署王超率军阻于唐河。萧皇后初战受挫，遂移师阳城淀(今望都县东南)休整，并试图利用宋降将王继忠致书宋帝和。辽军的大举进攻，引起宋廷上下恐慌，参知政事王钦若、签书枢密院事陈尧叟等劝说赵恒暂避金陵(今南京)或成都市。宰相寇凖据理相争，力请真宗亲征御敌。真宗纳寇准议，遣将加强邢(治邢台市西北片区，今邢台市)、洺(治广年，今河北永年东南)、冀、贝(今河北冀县、清河西)两路的防御。

十月初，萧挞凛南下祁、深；萧太后率主力围攻瀛州(今河北河间)，遭宋知州李延渥顽强抗击，10余日未克，反丧师3万余众。后撤围南下，会萧挞凛攻冀、贝、天雄军。宋遂将防御重点南移，分定州市兵一部赴澶州，并命各路增援天雄军。十一月初，辽军自瀛州南趋天雄军，沿途遭宋军抗击；同时，宋以李继隆、石保吉分任驾前东。西两面排阵使，加强澶州及黄河沿岸的防御指挥。

二十日，赵恒离京师赴澶州督战。时辽军进抵天雄军，攻城不克，转破德清军(今河南清奉西北)。继逼近澶州，袭取通利军(今浚县东北)。二十二日，萧挞凛在澶州察看地形时，中宋军伏弩身死，军中为之气沮。二十六日，宋真宗抵澶州，军心大振。辽军虽攻占宋一些地方，

但伤亡惨重，又失大将萧挞凛，战况急转直下，处境不利，亟愿罢战言和，遂加速和谈步伐，并利用宋廷怯战弱点，胁迫宋归还后周从辽手中收复的关南(今河北雄县南瓦桥关、霸县益津关、淤口等三关以南)l0县地。宋廷虽拒割地，但又恐辽乘黄河封冻过河，危及东京，乃答应岁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达成撤军协议。十二月初七，互换誓书，史称“澶渊之盟“。

澶州之战后，辽一方面由于内部统治不稳，另一方面也感到难以打败宋朝，所以不再举兵南下，宋辽两国的战事基本结束，南北对峙的局面形成。

澶州之战结束了宋辽之间长达二十五年的战争历史，“生育繁息，牛羊被野，戴白之人（白发长者），不识干戈”，在客观上起到了安定边境、休养生息的效果。此后，尽管辽朝贵族仍然认为宋朝是辽之大敌，但也认识到对宋不能妄开边衅。因此，直到宣和二年（1120年）宋金缔结共同灭辽盟约的一百一十六年间，宋、辽两国未发生大规模战事，大体上维持着和平状态。澶渊之盟对宋虽是屈辱的协议，但客观上促成了此后的百年和平，为宋辽双方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融合。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双方搁置争议，着眼大局，互相尊重，合作共赢，为两国带来了切切实实的发展机会，使得人民得以安度和平岁月，同时从事内部建设，学术、思想、文化、科学、技术都大放异彩。

王安石和富弼认为澶渊之盟之后，宋朝赵恒、赵祯、赵曙三朝“忘战去兵”，禁军河北军和京师军“武备皆废”，只剩下陕西军可用；马知节、曹玮、王德用等武臣被排挤，文臣掌握了西府的支配权，王钦若和陈尧叟深获宠幸，以至于导致庆历增币。同时，百余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直接导致宋、辽双方兵备松弛，后皆为女真建立的金朝击败。辽朝残余势力只得西迁，在西域建立西辽苟延残喘。宋朝也失去淮河以北大量土地，被迫向金国称臣。

宋辽之间的澶州之战，以现代的立场上看，不过是中原地区两个兄弟民族政权之间的纠纷，但如果重返历史现场，那却是一个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转折关。宋辽两国最高统治者在澶渊的军政决策，不仅是一场折射民族生存之“法”的争战，也是一份折射历史发展之“道”的盟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