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金鼎（1901-1948），字禹铭，安丘市人，中原地区考古学家，龙山文化的发现者。

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后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曾参加安阳殷墟、浚县辛村等遗址的发掘，并于1928年在章丘区城子崖发现龙山文化遗存。1933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史语所工作。抗战胜利后，在齐鲁大学任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图书馆主任等职。

吴金鼎的主要著作有《山东人体质之研究》（英文）、《中国史前的陶器》（英文）、《城子崖》（合著）、《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合著）。他一生致力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尤其在龙山文化发现和城子崖遗址发掘方面贡献突出，对中国史前陶器的研究和中国西南地区考古的开拓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吴金鼎著名考古学家，安丘市宋官乡万戈庄人。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继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专业，爱上考古工作。后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任职，攻读考古学。其间，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章丘区城子崖、安阳后岗等著名历史遗址的发掘。1933年赴英国留学，1937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云南省、四川省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齐鲁大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和图书馆主任等职。

1928年3月至1929年10月，他对山东章丘县龙山镇2．5公里处的城子崖文化遗址发生了兴趣，曾6次前往考察，经发掘、研究，命名为“龙山文化”。这一发掘与命名，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1930年至1931年任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他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等人撰写并发表了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揭开了中国远古文化根源之谜。以大量的资料证明中国远古文化源于本土，有力地粉碎了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谬论，引起了全世界的注目，并得到了公认，为确立史书无载的中国史前文化的面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一座丰碑。

在英国伦敦大学留学时，他博览群书，刻苦钻研，以英文出版了《中国史前的陶器》一书。此书成为当时关于中国史前陶器的最为详尽的著作，是世界各国学者研究中国考古学的必读书目。他获博士学位后，于1937年回国。时值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中国考古学面临极为艰难的局面。他先在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后到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8年至1940年，他与曾昭燏、王介忱(吴的夫人)到大理白族自治州附近的苍洱考察发掘，发现遗址32处，并主持挖掘了数处，撰写了《云南苍洱境考古》一书，奠定了中国西南地区史前考古学的基础。

1941至1943年，他在科研经费极为拮据的情况下，坚持对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和成都前蜀王建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对于汉代和五代十国时期的艺术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在齐鲁大学任职期间，仍不忘田野考古，亲自讲授《田野考古学》，并编写了考古学讲义。正当他不遗余力地培养考古人才的时候，1948年9月18日，癌症夺去了他的生命。《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有他的事迹介绍，称他是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

吴金鼎一生简介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生。字禹铭，山东安邱人。早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历史政治系。

1926年——考进清华大学学校国学研究院，成为第2届36名学生之一，师从任职讲师的李济博士。专题研究题目为《中国人种考》。

1927年——完成国学研究院的课程，但未取得毕业证书。同年，返回母校齐鲁大学任助教，并开始在山东省进行考古的实地考查工作。

1928年——3月24日及4月4日两次前往山东省章丘区龙山镇作调查，先后发现五铢石范及新石器时代遗址及遗物。

1929年——7月31日王8月1日、8月12日至16日、9月28日及10月9日曾先后4次再次前往调查龙山镇城子崖的“龙山文化”遗存。同年，获聘任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吏语言研究所（史语所）助理员（1929一33），考古组主任为其师李济博士。

1930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1本上发表《平陵访古记》一文，记录了1928—29年间，他6次踏查龙山遗址的经过和重要的考古发现。同时也在《国闻周报》第7卷33期中发表了《斯坦因敦煌盗经事略》一文，对斯坦因（马尔克·斯坦因）于1906—08年间第2次来华将甘肃敦煌石室藏经篡取而去一事，文中向国人揭示了斯坦因所宣称为着考古和地理等目的而来，只是一种虚伪和自欺欺人的说法。

1930年秋，史语所派他前往山东省东部距龙山60里的临淄区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一些石器和黑陶碎片，与龙山出土的同属相同类型，并论证黑陶的发现并不仅限于龙山一处。

1930年10月18日与李济视察龙山遗址，从此后“黑陶文化”被学术界广为重视。

1930年1l月7日至12月7日间，与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和王湘等人展开了龙山镇城子崖的第1次发掘工作，出土大批黑陶及占卜用的兽骨。

1931年1月，在《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7期发表了《龙山城子崖实物整理报告书》。2月2日至5月12日间，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郭宝钧、刘屿霞、李光字、王湘、周学英等参加了河南安阳殷墟的第4次发掘。获字甲751版，字骨31版，共782版，兽骨刻辞1件，器物共二百余箱，在小屯村北亦发现殷人居住穴洞。后冈亦发现甲骨文正版，足见般墟范围不限于小屯村。其中四盘磨及后冈两处工作地点，他都是主要的发掘者。

1931年印行了《山东人体质之研究》一书，列为史语所专刊甲种之七。

1932年——4月1日至5月31日问，与李济、董作宾、刘屿霞、王湘、周英学、李光宇等再赴安阳市进行第6次发掘，获得字骨1版，发现可分三期的建筑遗迹、充整的商朝饮红炉灶、房屋的基础，及陶、骨、石、蚌等器物百余箱。其中候家庄高井台子、四面碑、王裕口及霍家小庄等多处工作地点，他都是主要的发掘者。

分别在浚县大乔店和辛村发掘，前者出土大批铜器。后者也出土了黑陶。

1932年冬，他再于津浦铁路临城车站附近发现一处包含黑陶和石器的遗址。

1933年——7月，获山东政府的奖学金，入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从威廉·叶芝教授（Prdessor W．Perceval Yetts）修读博士学位。同年在李济主编的《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上发表懒记小屯逸西之三处小发掘》一文（按：作于1932年6月）。

1933年冬，跟从英国的埃及考古学泰斗彼特里教授（Professor F．W．Petrie）在巴勒斯坦做发掘工作。

1934年一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刘屿霞合著的《城子崖》出版，是中原地区早年关于“龙山文化”的一部重要发掘和研究报告，列为史语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

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

1935年——获大学的中国委员会（ChinaCommittee）奖助金，于夏季期间返回中国考察最新出土的陶器，持别是史前的陶器，数量达数万片。10月在英国伦敦完成《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一文。

1936年——在史语所专刊之十三《田野考古学报告》第1册上发表《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一文。文中说明高井台子遗址内包含类似积累的三叠层文化层，上层为灰陶、中层为黑陶，下层则为软陶泥。

1937牟——获伦敦大学博士学位。

1938年——博士论（“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中国史前的陶器》获伦敦大学出版基金，Sir Percival David，Bt．及Mr·George Eumorfopoulos资助，在伦敦出版成书，亦成为早年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前陶器必备的参考书。

离英返国，因适值抗日战争关系，史语所巳迁长沙市；后史语所辗转间迁往昆明市，期间协助李济对安阳殷墟出土陶器的全部典型标本进行了审查。

获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

1938年11月15日至1940年6月，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内做考古工作，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国营造学社合组“苍洱古迹考察团”，任团长，负责调查洱海一带的史前遗迹调查，期间发现了32处遗址，并主持发掘了马龙、清碧、佛顶甲、佛顶乙、中和、龙泉、白云等多处遗址，为西南考古奠定下基础。

1941年——任史语所副研究员。

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及中原地区营造学杜合组“川康古迹考察团”，任团长。是年春至1942牟12月9日，两年间曾先后发掘寂照庵、石龙沟、丁家坡、豆芽坊沟、李家沟、王家沦、寨子山、陈家土扁等处，乒发掘崖墓77座、砖室墓2座，阐明四川省特有的一神墓葬制度。其间一起共事者有夏柔、曾昭炳、高去寻、陈明达、王介忱等。

1942年——任史语所技正（1942——44）。

与曾昭燏、王介忱合著的《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由四川南溪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出版。

1942年3月7日彭山崖墓发掘工作结束后，与赵青芳二人一起对牧马山的汉墓进行发掘。共发掘大墓7座，其中砖室墓2座、土坑墓5座。

1943年——史语所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四川博物院及中国营造学社（按：已经成为博物院之一部）合组“琴台整理工作团”，任团长。主持成都抚琴台王建王建墓“永陵”的第二阶段发掘，自3月1日至9月21日间，负责前室和中室的发掘工作，成绩辉煌，对于唐末五代十国的艺术史，有极重要的贡献。

1945年——抗战末年，激于爱国的热诚，曾一度从戎，加入军事委员会，任四川新津美国空军第2招待所主任。

1946年——3月，在重庆参加教育部召集的全国各大学复员会议，并应其母校齐鲁大学的邀请，返回济南市，主持学校复员之事。在校内曾先后兼任校长室西文秘书、训导长、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所主任、历史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等职，直至去世前再没机会参予田野考古工作。

1948年——因胃癌入北平协和医院就医，由于病入膏育，返济南不久即因癌病于9月18日在齐鲁大学辞世，终年48岁。

吴金鼎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者。1928年他在山东省章邱县进行调查时，在龙山镇以东武原河畔称为“城子崖遗址”的台地上，发现了这个遗址，知道它自成一文化系统，与中原及西北的彩陶文化是不同的。1930至1931年史语所便请吴先生和考古组主任李济先生等人，一同去进行两次的发掘，这两次的收获，后来由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及刘屿霞编著了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城子崖遗址上层为东周时代遗址，下层是首次发现以磨光黑陶为显著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该遗址被命名为（龙山文化），现专称（山东龙山文化），或称典型龙山文化。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开创性意义，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吴金鼎与梁思永同到安阳市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最初他们同在小屯工作，为了发展更美丽的远景，他们于四月离开小屯，分别向东西寻找他们的理想地点。梁思永向东选择了后冈遗址；吴金鼎向西选定了四盘磨遗址。这遗址现象单纯，结束发掘后，他便带着工人东来，帮助梁先生工作1931年春。隔天春，吴金鼎来安阳参加殷墟第六次发掘，仍执意寻找新遗址的计划，但都不理想。之后，他往鲁南，获凤凰台龙山期遗址一处，鲁都、胜城等周汉遗址六处。他又到鲁东调查，获昌国、于陵等周汉遗址，参观了潍县制造铜器工作。他的足迹，差不多走遍山东省全省，在当时也是知道全省考古遗址最多的第一人。

1933年秋山东省政府派他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进修研究，在留英期间以英文写成了一部《中国史前陶器（Prehistoric Pottery in China, Kegan Paul, London,1938），这是一部关于中国史前陶器最详细的参考书。为了做这研究，吴先生翻遍了所有中国史前陶器的书籍，观摩了几万片已出土的陶片实物，还特地在伦敦中央高等工业学校实习原始制作陶器的方法。此外，吴先生利用在国外的机会跟随英国考古学家泰斗彼待教授(Prof.E.W.Petrio)到巴勒斯坦进行发掘工作。

1937年吴金鼎荣获博士学位回国，史语所已迁至长沙市。虽值敌机轰炸，但他在十二月间仍与梁思永等调查小吴门及北关外，来年他随史语所迁往昆明市，继续他的考古调查工作，十月间中研究史语所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合作成立苍洱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为团长，王介忱（吴夫人）及英国考古学博士曾昭小姐为团员，从事大理及洱海一带的考古工作。在吴先生主持下开了“女性考古”的先河，曾、王二位女士在大理一带，指挥马龙、佛顶甲、龙泉等七处遗址的发掘，在这地区没有男人下田工作，发掘的工人都是女性，造成了考古史上的新纪录。他们把这一带的工作写成《云南苍洱考古报告》，这本报告很特殊，插图都是用木板刻印的。

1941年春因滇缅公路吃紧，史语所由昆明市迁往四川省，中央博物馆、营造学社也都迁来，这三文化团组织川康古迹考察团，吴金鼎任团长，从事川康境内考古工作。此时发掘经费拮据，这是考古最艰困的阶段，吴金鼎尚能乐于处之。

琴台整理工作团是吴金鼎最后带领的考古工作，结束后，他不但离开了史语所，也离开了考古。他觉得抗日比考古工作更重要。抗战胜利后，他应母校之邀回齐鲁大学主持复员工作，同时兼任多职，自喻（到济后如力挽之牛）。复员事情办妥后离校去“挖古”是他的梦想，但当后来他被证明患上无法可治的胃癌后，这梦想终未实现，在他四十八岁那年便长辞人世了。

吴金鼎一生中有著作《山东人体质之研究》、《平陵访古记》、《摘记小屯逸西之三处小发掘》、《高井台子三种陶业概论》、《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中国史前陶器》等等，其中1928-1929年的平陵考古可以说是吴金鼎田野考古的起点，此后他从1930年开始加入史语所工作，到1948年其不幸因病逝世的这十几年时间内，他的考古足迹遍及山东省、河南省、云南省、和四川省各省，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对中原地区新石器文化研究方面的，主要有三大范畴：1、对龙山遗址的发现及城子崖遗址的发掘；2、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和评价；3、对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开拓。

1、龙山文化的发现及城子崖的发掘一提到龙山文化，便能想到黑陶文化，他是吴金鼎先生在1928年于山东省章邱县进行调查时，发现这个遗址。随后傅斯年、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及刘屿霞对城子崖进行了发掘，并编著了考古报告集《城子崖》。此书虽是众人合力之作，但是纵观全书。吴金鼎对这一报告有极大的贡献，此书共有七章，吴金鼎就独自撰写了第二章《城子崖地层之构成》及第四章《陶片》，与别人合写的有四章。

该书中的大部分初稿是由他所预备出来的，由于他是发现者，所以他的田野工作十分卖力，他对考古工作的专注、热诚和贡献是不能忽略的。正是他发现城子崖遗址，以黑陶为代表的龙山文化才得以正式出现在中国考古学的领域内。在城子崖的两次试掘中，吴金鼎采用了当时已经是很具水准的发掘技术，对现象的处理得非常精细。

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中原地区，城子崖黑陶文化层的发现更具有震撼的影响力。因为当时的中国的考古学界，正在为中国文化的起源及中国文化西来说争论不休。不少考古学者认为中国河南省发现的软陶泥与西方古代文明所生产的陶器纹饰相似，便断定仰韶文化是源于西方或受到西方文化影响，而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也是由西至东传播而来的。这种说法虽然受到不少的质疑，但在没有考古证据支持下，中国文化西来说仍然十分流行。然而当吴金鼎在山东省发现一个全新的文化遗迹后，发现该遗址的先民所能制造出来的精美的陶器，虽年代比彩陶要晚，但却与河南省小屯村发掘出土扩批商朝文化，在年代承传上有着更密切的关系。

吴金鼎的发现，不但为反对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考古学者打了一支强心针，同时激励了更多考古学家探求中国文化的起源，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不可说没有吴金鼎就一定没有龙山文化的发现，但吴金鼎却是凭其丰富的考古知识及田野经验，成为发现龙山文化的第一人。

2、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吴金鼎对中原地区史前考古学的贡献，是带着这些经验，为中国史前陶器及陶片作“每进一步”的研究。吴金鼎对中国史前陶器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中，《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和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两文中。而其中以《中国史前陶器》更为精辟。

《摘记小屯迄西之三处小发掘》为其1932年6月写成，是吴金鼎对自己在殷墟参加的两次发掘的初步体会，他在侯家庄高井台子发掘后，将仰韶期遗存与龙山期遗存进行比较，结果他认为仰韶期的软陶泥极小，颜色单纯，形状简单。骨角器以天然材料略加磨修而成，没有蚌器，石器也极为单调。反观龙山期遗存有刻纹黑陶，骨、蚌、石器皆有之，形制也较复杂，并且有龙山式卜骨。吴金鼎由此推论，龙山文化校仰韶文化有进化。

英国留学期间，吴金鼎尝试从陶器生产的技术角度对高井台子的出土陶器进行比较。遗址所出的红陶对比仰韶陶器时，吴金鼎认识到：甘肃青海之彩陶其形制实与山西河南所出者不同。二者究竟是否一种文化，实尚有问题。遗址所出的黑陶对比龙山陶器时，吴金鼎又指出，高井台子之黑陶，即有数方面与山东龙山之黑陶不同。这些分析方法和宝贵经验，均为其撰写中的博士论文注入了新的元素。1938年，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史前陶器》在伦敦出版成书，这亦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研究中国史前各地区陶器的专书。此书虽然只是对陶片进行了分析，但其目的是要凭借实质的考古证据，解决当时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文化起源问题。

其主要著作有：用英文写成的《山东人体质之研究》（1931）和《中国史前的陶器》(1933)，以及与他人合写的《城子崖》(1934)和《云南苍洱境考古报告》(194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有他的事迹介绍，称他是最有成就的现代考古学家之一。他没有后代，留给人们的只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