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孚木（1897—1959），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庙岭村人。中共红色特工，抗战期间打入汪伪政府内部卧底，搜集了大量情报。解放后被安排到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当参事，1959年去世。

陈孚木（1897—1959），广东省东莞市人，是陈秋霖胞弟。父陈竹山，基督教教士。大哥陈逸川早年加入同盟会，民初曾任国会议员、孙中山秘书。二哥陈秋霖就读于广州培正学堂，因反教言论被开除，后追随陈炯明，任漳州市《闽星日报》编辑，陈孚木当校对。陈孚木曾就读广州培英学校，后入云南讲武学堂肄业。1921年，受陈炯明之命，兄弟两人到香港主持《新闻报》，陈孚木任总编辑，陈炯明秘书黄居素也参与其事。

陈炯明、黄居素与陈氏兄弟的结合，纽带是无政府主义。陈炯明清末吕振羽刘思复组织“支那暗杀团”。漳州《闽星》由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任主编。

孙中山与陈炯明决裂以后，粤军将领陈铭枢左右为难，跑到南京跟欧阳渐学佛。1924年，黄居素从苏联考察回来，动员陈铭枢回粤襄助孙中山。此次回粤，需有个“投名状”，两人秘密商定了一个计划。

1924年7月19日，陈秋霖兄弟发动“报变”，率领香港特别行政区《新闻报》转投孙中山，当天发表陈秋霖、黄居素、陈孚木、古爱公等四人联合署名的宣言，宣称“从今日始，便要努力成为三民主义拥护者”。汪精卫派人带信到港，盛称“兄等此举，开旷古未有先例，新闻报起义，实贤于十万之师”。（《陈铭枢回忆录》，第35页）次年，陈秋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兼中央机关党报《民国日报》社长，陈孚木任总编辑。

陈孚木回到广州市，发文抨击“西山会议派”邹鲁，支持工农运动，与汪精卫、廖仲恺、陈公博等一起，成为中国国民党左派要角。廖仲恺被刺后，陈孚木受到重点培养，1925年10月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青年部长，1926年3月当选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10月兼任广东省农工厅厅长。

日后，当时的国民党左派不少被认作“伪装左倾”。当米哈伊尔·鲍罗廷坐镇广州之时，确有投机者伪装左倾，但国民党中真左派人数也不少。省港大罢工、农民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不是共产党唱独角戏，而是得到了国民党左派的有力支持。至于清党以后发生分化，这是后来的事。

西方左派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最早在中国落地生根。从反清革命团体到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陈炯明、吴稚晖、张继、褚民谊、陈公博都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深刻影响。1920年，共产国际代表米诺尔、别斯林与梁冰弦等7名无政府主义者联合成立“广东共产党”（曾庆榴：《国民革命与广州》，第63-64页）。在反对强权、反对财产私有、追求平等、支持工人运动等多个方面，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多共同语言。

陈孚木真左派，有很多证据。“四一五”李济深在广东省实施清党，陈孚木“对杀人问题则主慎重，对工农团体更是强调保护。陈孚木还出面保释了十余人”。陈孚木指出：“如果说这些同志以前是和共产党接近的，便就可杀，那么推算上去，还怕要把孙总理拿出来鞭尸三百。这不是反动极了吗？”从1927年5月开始，右派势力在广东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攻击陈孚木的浪潮，控告陈孚木、汤澄波（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宣传部长）“包庇共党危害农运”。作为农工厅长，陈孚木与中共密切配合，共同推动了广东工农运动，这是无法否认的。

陈孚木跟汪精卫认识很早。汪精卫兼任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长时，陈孚木是他在宣传领域的左右手，负责编辑《民国日报》。汪精卫早期的人脉关系主要在广东省，广东省支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1931年蒋汪合流时，陈孚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陈铭枢创建十九路军，追随蒋介石，官运亨通。淞沪会战爆发，陈铭枢组织十九路军御敌，与蒋介石渐生冲突，嗣后十九路军调往福建省，陈铭枢也动了反蒋的念头。1932年6月，陈铭枢辞去交通部长，由政务次长陈孚木代理部务，兼招商局监督。

陈孚木与黄居素抓住这一良机，密谋从交通部挖走一笔钱。招商局总经理是李鸿章的孙子李国杰，多年挥霍后手头拮据。三人合谋，以招商局四大码头为抵押，向美商中国营业公司借款2000万元，朋分回扣，据说总数达到80万元。黄、陈拿到回扣后，潜逃香港特别行政区，李国杰被判刑。陈铭枢为反蒋需要，秘密组织社会民主党，这笔钱很可能是用作党的活动经费（《时代公论》1932年第1卷第35期）。

1933年冬，李济深、陈铭枢率领十九路军反蒋，成立“福建人民政府”，陈孚木匆匆赶去捧场，事败后流亡欧洲。1934年，名将张发奎到伦敦，见到了胡秋原、陈孚木等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几个人。

张发奎说：“陈孚木与一个英国姑娘建立了亲密关系。当我为此责骂他时，他说他只是为了学习英语——这位女郎是他的床上字典。

“五重间谍”袁殊的班子中，陈孚木以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委员身份充当配角，规格之高，实属罕见。

1938年12月30日，汪精卫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表“艳电”，而后赴上海市从事所谓“和平运动”。汪氏策划“还都”南京建立傀儡政权时，四出联络旧部，也派人到香港引诱陈孚木。陈孚木没有答应。

之后有情报干部向潘汉年提出：“这是一个派人到汪伪政权上层活动的机会，我们是否可以支持陈孚木接受汪的邀请去投靠汪，并要求他向我们提供情报呢？”经过一番长考，潘汉年接受了这个建议。陈孚木提出，若中共信任他，可以考虑委身敌营，条件是请何香凝出面，证明他不是落水当汉奸。

何香凝郑重向陈孚木表示：她愿意做他的证明人，证明他接受汪精卫的邀请参加伪政权活动是为了配合抗战，并非是投敌当汉奸。但是将来能否贯彻初衷，做出成绩，还有待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孚木离港前夕，潘汉年和廖承志特地在英京酒家为陈饯行。（尹骐：《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124页）

1939年秋，陈孚木老友汤澄波赴上海市晤汪精卫，带来陈孚木有意“归队”并可策动陈铭枢“来归”的消息。汪记“和平运动”一直未能拉拢到实力派军事领袖，若名将陈铭枢能加盟，汪氏有望在日本人面前扬眉吐气。陈孚木利用陈铭枢作钓饵，潜伏到汪伪核心，按照中共的安排，与袁殊组成一个特别班子。

袁殊两次留学日本，与日本驻沪副总领事岩井英一关系极深。作为外务省系统的人，岩井与代表军部的影佐祯昭各有各的算盘。岩井怂陈孚木、袁殊另立一派，于当年9月成立“兴亚建国运动本部”，网罗张资平、彭希民等人作门面，主要骨干则都是中共地下工作者。这个组织以陈孚木为主任委员，袁殊任“主干”（相当于常务副主任）。

当年11月下旬，陈、袁二人代表“兴亚建国运动”访问日本，受到日本政府阿部首相、近卫枢密院议长、野村前外相及参谋本部有关人员的接待（《中日关系全书》，第1014页）。汪精卫对外务省扶植的这个势力很不满。经过斡旋，陈孚木、袁殊解散了兴亚建国运动，作为交换条件，两人被增补为汪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1941年，日汪成立文化团体“东亚联盟”，陈孚木当选为中国总会理事、上海分会常务理事兼书记长，袁殊担任宣传委员会副主任。东亚联盟上海分会，实际变成中共的秘密机关。中共派恽逸群、叶文津（化名叶德铭）等得力干部进驻，以文化活动、办报刊为掩护，从事多方面的秘密工作，包括在“岩井公馆”内建立多个电台。

有关袁殊从事地下活动的记述，主要得自当事人的回忆，多采取“传记文学”形式，可信度大打折扣。潘汉年离开上海市期间，袁殊实际接受恽逸群的领导。资深记者顾雪雍是恽逸群的外甥，恽晚年长住顾雪雍家休养，向外甥透露了一些秘辛。

顾雪雍《我所知道的“五方间谍”袁殊》一文写道：“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令人奇怪的是，它怎么会以袁殊为首，恽逸群、翁从六为副手的中国人当领导，它有几百个工作人员也全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是什么原因？知情人会告诉你：‘岩井公馆’实际上是中共设在日占区的代表办事处（夸张点说等于是大使馆）。”

顾雪雍的说法或许过于夸张，但部分内容则可找到有力佐证。《广东党史》1999年第4期刊登《在敌人刺刀上跳舞的无畏战士——叶文津传奇》。该文证实，“1943年，（叶文津）根据党的指示，打入‘东亚联盟上海分会’，担任主任秘书。该组织名义上是日伪面目，实质上是在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下，负责收集情报工作。该会书记陈孚木同志是地下党员。”潘汉年在敌占区往来出入，踏雪无痕，与日方有意保持与中共沟通管道的考虑有关。

从现有资料看，袁殊在这个班子中表现活跃，陈孚木则十分低调。据说，在陈公博当了上海市市长以后，陈孚木“成了陈公博糜烂生活的密友”，整天花天酒地，未能搞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潘汉年的情报生涯》，第125页）。

1941年5月，陈孚木联合华侨陈衍成、王益森等在南京成立南洋商业银行，1942年5月在上海开设分行，地址在多伦路731号（《银行周报》1942年第26卷第19-20期）。1949年中共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第一家银行，也叫南洋商业银行。两个名字完全相同，是纯属巧合还是有意为之？

上述《广东党史》文章称，1943年叶文津利用陈孚木与日本权威人士的关系，先后从狱中救出地下党员戴英浪、俞守中与谭崇安，“使上海地下党组织避免了一次遭受严重破坏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1944年11月，陈孚木与日本上海陆军部长川本芳太郎举行秘密会谈，并写成《中日双方同志关于解决中日战局会谈总记录》（《档案与历史》，1987年第3期）。日本为摆脱太平洋战争与中国战场双线作战的被动局面，一直通过多种渠道与蒋介石亲信接触，希望与重庆市方面达成某种妥协，以腾出兵力、物资支援南线作战。

川本三郎为何相信陈孚木能与重庆方面沟通？陈孚木参与会谈，是中共授意的，还是受命于陈公博？或者纯粹是个烟幕？双方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对南京伪政府的人事做大规模的更动，从这个角度观察，似乎是陈公博、周佛海权力斗争的一个环节。限于资料，此事还很难下什么结论。

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三册出版于1960年，他对陈孚木其人的记述，与《东莞市塘厦镇志》基本吻合：陈孚木“和平后转入新四军区，再赴大连市。共军南下，任国华银行董事长。一九五一年来港，旋被解除国华银行职务，闲居多年。三年前突然赴穗。据传他之参加‘兴建’，系奉廖承志之命，此去为结束这一段公案，向中共作一交代，去岁已因心脏病死于广州市。”

陈孚木留下了重重迷雾，今日我们所知，只是冰山一角。1955年，“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发生，受牵连的原地下工作者达千人之多。陈孚木在1957年回广州，被安排到广东省侨务委员会当参事，似乎没有受到潘案的影响。也许，陈孚木得到何香凝、廖承志的有意保护，他在广东省侨委的职务，也是他们两位的安排。陈孚木在“落水”之前，一定要何香凝亲自做证明人，确有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