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巾是明代成年男子用来束发的网子，也是明初建立的冠服制度中最具朝代象徵的巾服之一。由于“人无贵贱皆裹之”，网巾也是明代最没有社会等级区分功能的服饰，从明代礼制，服饰消费或日常社交等方面，处处可见网巾的踪迹。因此网巾虽小，其承载的明代社会文化意涵却极为丰厚。网巾一般多用黑丝、马尾、棕丝等材料编织而成，万历年间转变为人发、马鬃编结。

受明代冠服制度的影响，朝鲜、越南、琉球王国等等国家也使用网巾。

网巾，是一种以棕丝或丝吊编制而成的网罩。它原本为道服，这种形似鱼网的巾饰，网口多用布帛为边子。边子旁缀有一对金 属圈，并用适当粗细的丝绳贯于当中。

用时将网口扩大，罩于头 上，使头发全部归于网内，再拉紧丝绳，分别收紧网口，起到束发 作用。在网巾的顶端有一小孔，此孔是供发髻穿过使用的，制法如同网中的下口，发饰穿过后，即可将网口丝绳收紧。

明人将此 巾与现行统治结合起来，引申出"尽收鬃（中）（华）"的意蕴，赋 予" 一统天下"、" 一统山河"、" 一统天和"的文化寓意。这种不分贵贱，皇帝庶卒皆可佩戴的网巾，一般不单独使用，多用作各种冠帽巾里内束发之用。但这多指官宦士绅，而广大劳动者却不拘此礼，他们为劳作方便，也有直接戴于头上的。

自洪武年间诏用网巾始，此巾沿用多年，后至明末朱由校 天启年间，网巾形制才有所变化，省去r上口丝绳，只束下口，时 名为"懒收网"。

《天工开物》一书的插图中，便有以网巾直接束发的劳作者人物形象。

《七修类稿》：太祖一日微行，至神乐观，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曰：“此何物也？”对曰：“网巾。用以裹 头，则万发俱齐。”明日，有旨召道士，命为道官。取巾十三顶，颂于天下，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

《三才图会》：国朝初定天下，改易胡风，乃以丝结网以束其发，名曰网巾，识者有“法束中原，四方平定”之语。

《天香阁随笔》：网中之初兴也，以发结就，上有总绳拴紧，各曰“一统山河”或“一统天和。”

《蚓庵琐语》：其式略似渔网，网口以帛缘边，名边子。边子两幅稍后缀二小圈。用金玉或铜锡为之；边子两头各系小绳，交贯于二圈之内，顶束于首，边于眉齐。网颠统加一绳，名目网带，收约顶发，取一纲立而万法齐之义。前高后低，形似虎坐，故总名虎坐网巾……至万历末，民间始以落发、马鬃代丝。旧制府县系囚，有司不时点闸。天启中，囚苦仓卒间除网不及，削去网带，止束下网，名懒收网，便除顶也。民或效之，然绅端士不屑也。予冠时，犹目懒收网为囚巾，仍用网带。十馀年来，天下皆戴懒收网，网带之制遂绝。

明代以前，网巾并不流行。到了明代初年，经朱元璋以朝廷命令全国成年男子都戴网巾，才蔚为一种特殊的服饰。这全是因为这位皇帝的“语言拜物”，在男子头上发展辉煌了三百多年。

网巾，与今日妇女戴的发网、发套相似。只是明代的网巾，网顶不封顶，据王《蚓庵琐语》中介绍，男子戴的网巾，两头是直通的，像一个网筒，上小下大，两头都有网绳，可以扎紧。上口束于首，下口则与眉齐。上 口露出的髻顶，便于横插发的簪子。为什么朱元璋能情有独钟地爱上这个玩意儿呢？原来是道士说的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这句话，刺激了他的神经。他很相信语言拜物，“万发俱齐”，可以比拟万事俱备，万法一统，总之，这个网巾可以同“王朝保久远，国运求沧州雄狮足球俱乐部”联系起来。如果全国男子都戴上网巾，如同全国罩上了一个大网巾，万民都像万发那样遵守国法，人人归顺，不就能天下太平，统治万世了吗。有趣的是，当时有些人，竟将朱元璋的想法加以发挥，又说得非常切合。如王圻的《三才图会》所记：“国朝初定天下，改易胡风，乃以丝结网以束其发，名曰网巾，识者有‘法束中原，四方平定’之语。”李介的《天香阁随笔》中，也记：“网中之初兴也，以发结就，上有总绳拴紧，各曰一统山河，或一统天和。”网巾，真有如此的神力，似乎喇叭也吹得太响亮了。

到了天启时期，一些囚犯最讨厌的便是遇事来不及除下头上的网巾，往往把上口的网带拉掉，只系紧下口。这种做法叫做“懒收网”。后来，不少百姓也都学着样。朱元璋初意是将网巾用于“万发俱齐”，到了明末，网巾演进为上口敞而下口束的“懒收网”。

注：明代的网巾与韩剧中能见到的朝鲜网巾不同

概述

“加网巾”是明人行冠礼时不可少的仪节，网巾不仅与“束发”兼有形式（戴巾）与意义（成年）的连结，也成为明人生命礼俗中不可或缺的物件。从网巾的消费来看，明代网巾的流通，有些是妇女自织自售，有些是由巾铺贩卖，有些则由商贩兜售。同时，网巾虽是礼制上不具社会等级象徵的日常小物，但透过明代商业化的洗礼，亦有以此标奇炫富者。

明清鼎革，清廷厉行剃发与易服，坚持戴网巾兼具反抗“剃发”与“改服”的双重意涵，因此，入清以后，网巾的明代认同象徵显得特别鲜明。一方面，网巾在清代铲除南明“余孽”的具体案件中，与令牌，刀枪等同视为谋逆之“证物”；另一方面，明清之际士人的抗清，往往以裹著网巾宣示“复明”的意志。明清鼎革的忠烈传记，坚持戴网巾与抗清殉节常是故事中的重要元素，透过清初李世熊（1600~1684）所撰《画网巾先生传》的传抄与流布，网巾从日常束发之物转化成明代认同符号的意义乃更为彰显。

前言

传统中原地区称著于头部的服饰为“头衣”，或称“首服”。首服又分“巾”与“帽”两类，“巾”亦称头巾，是一种裹头用的布帕，本属庶民服饰。庶人所用头巾，其色以黑，青为主，秦时称庶民为“黔首”，汉代称仆隶为“苍头”，即皆由头巾颜色而得名。“帽”亦作“冒”，又称帽子。早期的帽子主要用于保暖或防护，故多行于小孩与边疆民族地区。到了东汉末期，礼法渐弛，扎头巾不再限用于庶民，巾逐渐成为士人的首服之一；另一方面，因胡人风俗影响，许 多士人冬季也以戴帽为尚。从形制上来说，方者曰巾，圆者曰帽，巾与帽的区别在于缝合与否；宋元以后，扎巾风习历久不衰，但戴帽毕竟比扎巾方便省事，因此帽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巾与帽也往往混为一谈。明代的巾帽名目繁多，其中最常用的是“网巾”。笔者曾由“服妖”议论，消费心态等层面论述晚明的奢侈风气与服饰文化，并由明遗民对清代剃发易服的消极抵抗探讨明清鼎革涉及的认同问题。文中曾以方巾和网巾为例，略论明遗民的服饰策略，唯其所涉明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层面，皆未及深论。网巾是一种系束发髻的网罩，形似渔网，巾口用布制成，旁有金属小圈，用以贯穿绳带，束紧绳带即可网发。方巾亦称“四方平定巾”，“民巾”，“黑漆方帽”，是明代士人所戴的方形软帽，通常用黑色纱罗制成，可以折叠，展开时四角皆方，故称“方巾”或“四角方巾”。这两种巾服虽然都属有明一代冠服之创制，为“前代之所无”，但网巾为明代男子不分贵贱皆用的束发之物，比士人专用的方巾更具普遍性；再者，网巾裹于发上，方巾则是加于网巾的外著巾帽，清代行剃发令后，网巾承载的政治意义特别深厚。因此从“物”的文化符码来说，网巾比方巾更富王朝象徵与时代特色。本文之作，拟由礼制，经济，政治三个层面切入，探究网巾此一微小而日常之“物”与明人生活的交光互影，希望透过具体的“物”以考察网巾所象徵的明代符码，并析论其于形塑明代社会文化所发挥的作用。

定鼎与礼制：网巾的定制及其文化象征

定制

朱元璋取元而得天下，对中国政治史与文化史来说都有深远的意义。美国学者范德（Edward L·Farmer）曾指出，朱元璋把蒙古国的统治视为一大历史倒退，因此即位之后极力主张“复古”，开国立制以复兴中国文化与传统价值为核心，强调华夏文化之认同。就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来看，此一“文化复兴”之意味尤为明显。洪武元年（1368）二月，太祖甫即位不久，便“诏复衣冠如唐制”，改定服饰制度，禁服胡帽胡衣。整体而言，明初改定冠服的意义，不仅在辨贵贱，明尊卑，更有“复古典，别华夷”的文化宣示作用。根据明人的说法，网巾的定制相传由朱元璋微服至神乐观时由道士得之，郎瑛（1487--）《七修类稿》载：“太祖一日微行，至神乐观，有道士于灯下结网巾，问曰：‘此何物也？’对曰：‘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明日，有旨召道士，命为道官，取巾十三顶颁于天下，使人无贵贱皆裹之也。《明史·舆服志》亦有类似的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帝微行至神乐观，见有结网巾者。翼日，命取网巾，颁示十三布政使司，人无贵贱，皆裹网巾，于是天子亦常服网巾。”“万发俱齐”音同“万法俱齐”，这对初定天下，厉行礼法的朱元璋来说似乎别具意义。比网巾更早定制为士人服饰的方巾也有类似的故事：方巾相传缘于明初儒士杨傅维鳞（1296 ~ 1370）入见太祖时戴此巾，太祖见其形制特殊，问其巾名，维祯答称：“此四方平定巾也。”太祖闻之大喜，遂于洪武三年（1370）定为儒士，生员，监生的巾服。因为这些记载的流传，“四方平定”与“万法俱齐”的政治寓意，是明太祖看重这两种巾服的重要因素，也为明初订定冠服的过程增添不少戏剧色彩。明初各种冠服细节的厘定，前后历时约三十年，其间朱元璋并亲自参与定制，各级冠服从式样，质料，颜色，以至衣长袖长，无不关心。每制订一种服饰，太祖必命礼官与儒臣稽考古制上闻，然后由太祖亲裁，史称明初冠服“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恐非虚饰。以明太祖对冠服细节参与之深，决定把网巾订为明代男子“人无贵贱皆裹之”的首服，不论是否出于神乐观偶然得之，其“断自圣心”则无庸置疑。

文化象征

从实际用途来看，网巾只是一种束发的网罩，元代应已有之，这从萨都剌（1272 ~ 1335）有咏网巾诗云：“乌纱未解涤尘绊，一网清风两鬓寒。筛影细分云缕滑，棋文斜界墨丝乾。不须渔父灯前结，但向诗翁镜裏看。头上任渠笼络尽，有时怒发亦冲冠。”可以窥知。据清人沈自南《艺林汇考》称：网巾“盖自元以前无此也……道士特变其制而加饬耳。”明清士人称网巾本为道士专用的束发之物，或由此故。晚明谢肇淛（1567 ~ 1624 ）曾考证网巾的用途说：古人帻之上加巾冠，想亦因发不齐之故。今之网巾是其遗意……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绢布为网巾者，然无屋终不可见人。由此可知，明代男子家居时可以只戴网巾，外出时则需在网巾上加戴帽子，否则便显得失礼。

不过，明代小说笔下的乡绅耆老也颇多在交接场合只戴网巾者，如《儒林外史》中有个凤鸣岐“脱下外面一件长衣来，叫万中书脱下公服换了……又除了头上的帽子，叫万中书戴了，自己只包著网巾，穿著短衣。”《醒世姻缘传传》中有一个刚刚中举的秀才蔡逢春，请众乡宦举人吃酒，他在席间“秃了头，止带了一顶网巾，穿了一件小褂。”可见出外只戴网巾便是失礼似乎不是普遍的规矩。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小小的网巾在明代礼制上的作用。《礼记·曲礼》称：“男子二十，冠而字。”冠本是周代贵族男子成年的标志，汉代以后，加冠以示成年，仍是冠礼的基本形式。明人的冠礼，必先加网巾以示成人，终有明一代行之不辍。因此，网巾在明代冠礼仪式中具有特殊意义，此亦前代之所无。据《大明会典》载，明代冠礼包括皇帝冠礼，皇太子冠礼，皇太孙冠礼，亲王冠礼，品官冠礼，士庶冠礼。行冠礼的年岁，“太子，皇孙，年十二或十五始冠；天子自为主。”士庶冠礼则“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

《明史·舆服志》在“皇帝常服”项下提到“天子亦常服网巾”，又引《明会典》载皇太孙冠礼有云：“掌冠跪加网巾。”但皇帝，皇太子冠服俱缺而不载。其实《明会典》“缺而不载”的并非皇帝与皇太子之冠礼仪节，而是只提到冠礼中“司巾者以巾进”，未载所进之巾为网巾。《明实录》则有两则有关皇室冠礼的记事，一为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礼部尚书任昂奏更定亲王冠礼，掌冠，赞冠，供奉官各有职司，仪节隆重肃穆：前期三日，各执事官习仪礼部。至日，传制遣官，持节行礼……掌冠者执网巾，升，宾降一等，受之。进王席前，稍北面。祝曰：“惟兹吉日，冠以成人，克敦孝友，福禄来臻。”供奉官束发，掌冠者跪进网巾，乐作；赞冠者跪正之，兴，立掌冠后，内侍跪进服讫，乐止。掌冠启，王复坐，执翼善冠，升，宾降二等，受之，右手执冠前，左手执冠后，前进如前仪。另一为永乐九年（1411）十一月命定国公徐景昌，户部尚书夏原吉，礼部尚书吕震宁等为皇太孙行冠礼的记载，提到冠礼 时皇太孙“冕服如皇太子，玉圭如亲王”，略谓：丁卯。上御皇极殿，命太子，嫡长子为皇太孙冠于中和殿。先是，礼部进所定冠礼仪注，前期锦衣卫设幕次于华盖殿东序，鸿胪寺设掌，赞，宣，敕戒等官，位于殿内道之东北，面西……礼部等官启请诣冠席……升自西阶，执缁纚及网巾者升，掌冠降一等，受之，进冠席前，北面立，初祝毕。供奉官束发，掌冠跪加网巾……至是，命定国公徐景昌持节掌冠礼，户部尚书夏原吉赞之，礼部尚书吕震宁敕戒……是日命汉王高煦世苏轼壑，第二子瞻折冠于王邸。戴上网巾与进入成年的意义连结，在这一繁复隆重的皇室礼仪中显露无遗。

明清之际，遗民往往透过以明代衣冠行于冠婚丧祭等礼，以寄其故国之思。顺治初年剃发令下，杨案山赶忙为其子行冠礼，可为此中代表。据钱澄之《杨翁案山墓志铭》载：剃发令下，子森甫，亟为制巾服，集太子宾客，行冠礼，曰：“此本朝二百七十九年之法服，吾累世祖宗之所遵守，不可不令孺子见。今而后，听之矣！”文中的“巾”，自然包括明代冠礼必备的网巾。明亡以后，戴网巾象徵成年的礼制与文化意象，仍然在遗民的世界中绵延不绝。

生产与消费：明代士庶生活中的网巾

网巾其物虽小，却是明代成年男子不分贵贱都会用到的物件，《上虞县志》记明代节妇史氏，年二十三夫亡，“誓不再适，将夫诗，扇，网巾时配于身”，在明人生活中，网巾的个人性与日常性不言可喻。但若要从此物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来观察网巾与明人现实生活之关系，则不免有史载不足难以深究之憾。本文试从明代小说与方志中搜检史料，略窥网巾的制作与消费，以见明人日常生活之一斑。制造网巾的材料必须强韧耐用，但取材不一，通常用黑色细绳，马尾，鬃丝或头发编织而成。虽然由于史料缺乏，无法断定用头发编织的网巾是否较其他种类普遍，但头发最为坚韧，而且取之于人，相对易得，明人的网巾，部分与全部用头发编制的都有。

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巾帽服饰的制造和贩卖也日趋分工，网巾也不例外。明人以网巾裹头约发，用久了会脏会破，为人洗补网巾的行业遂应运而生，《醒世姻缘传》中提到一个名叫程谟的市井小人物，说他“身长八尺，面大身肥，洗补网巾为业，兼做些鼠窃狗盗的营生，为人甚有义气。”可见洗补网巾也是当时众多与网巾有关的庶民生计的一种。此外，网巾的贩售者并不限于前述以织卖网巾自给的孝女节妇，《定兴县志》记明代义行鹿惺，略谓：鹿惺，江村人。年少时，多力而尚义，每救人之难，有推解之风。一日，赴市归，日已暮，见一醉人枕囊卧车辙中，二凶人远伺之，将为不利，叱之去。因呼其人而问之，知为卖网巾者，腰有重，路逢覆车，饮之酒而醉。计途尚远，恐为二凶所尾及。因扶送之店，财与货毫无所失，人高其义。这个叙事中因翻车酒醉，差点失了财货的“卖网巾者”，是一个“腰有重赀”的商人，与前述一个月织十顶网巾，卖得两钱银子的寡 妇自不可相提并论。有趣的是，县志以“卖网巾者”称呼这个枕囊而卧的男子，显然鹿惺义助的这个生意人，是一个专门贩售网巾的商贩，换言之，网巾是他行囊中唯一的货品。从消费的层面来看，网巾因为是明代男子必备的日常物件，所以市场需求量大，这也是节妇贞女得以靠织卖网巾独撑家计的背景所在。但网巾的材料与制作也有奢俭之别，讲究的会在网巾圈上标新炫富，《金瓶梅》中提到谢希大买了一对镀金网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醒世姻缘传》的狄希陈为了包下魁姐两个月，除了付十八两银子，两套衣服，还照邓蒲风开列的清单准备衣巾棉被，酒肉等，计开：新巾一顶，新网巾一顶并金圈，小白布衫一件，大白布衫一件，紫花布道袍一件，绰蓝布单裤一腰，白布裙一腰，夹布袜一双，厢履一双，线带一副，红布棉被一床，青布绵褥红毡各一床，新枕一个，新铜面盆一个，新手巾一条，新梳栊一副，抿刷全，川贝母，人参，黄连各四两，明净朱砂八两。每日三餐酒肉，足用。其余易得之物，随取随应，不可有误！在这些洋洋洒洒的物件中，网巾不但是指定备办之物，而且要黄金制的网巾圈，与前述谢希大的镀金网巾圈有异曲同工之妙。网巾本是“人无贵贱皆裹”的小东西，却也可以透过巾圈高贵的材质，炫耀使用者的财富，这多少反映即使是礼制上不具社会等级象徵的日常用品，透过明代商品化的洗礼，仍大有标奇立异，区分贫富的余地。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载籍中提到福建省地区俗称“强市者”为“琉球人戴网巾”的典故。据李鼎元《使琉球记》载：（爱新觉罗·颙琰五年闰四月，1800）十四日丙寅……通事郑煌来。年六十，前度册封，伊已为通事，因问琉球王国一切事宜，据云：“抚夷无他法，惟在积忠信以感之，因其势而利导之。否则有‘戴网巾’之也！”余请毕其辞，煌曰：“前明谢杰充册使，时从客有舅某，携网巾数百事；至则球人冬，夏一冠，无所用之。谋于杰，杰乃下教曰：‘中国以戴网巾为敬；如册封日有不戴网巾者，以不敬论。’于是球人强售而戴之。故父老相传，遇事有以声势强派者，谓之‘球人戴网巾’。”甚矣！一事拂人情，千秋成话柄。可不慎。徐葆光《中山传信录》亦载此事称：“前明琉球人皆不剃发，惟不用网巾……至本朝，始剃顶发。”并谓：“福建省至今相谑强市者，则云‘琉球王国人戴网巾’也。”由此可知，明代网巾不仅行于中国，还可能传到属国琉球，入清以后，琉球人跟著剃发改服，网巾也随之成为历史陈迹与前朝笑谈。

鼎革与认同：明清之际忠烈书写中的网巾

满洲在关外建国时期，即已深知汉族服饰明尊卑，辨等威的作用，故于天命建元（1616）之初，即订定满洲自己的冠服制度。天命四年（1619）以后，更规定被征服者无论汉人，朝鲜人，皆须剃发，改易满族服饰，并以剃发与否作为归顺清代的标志，如天命六年（1621）三月“辽阳市既下，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剃发降。”当时剃发已为降金汉人归顺之表示。皇太极五年（1631）大凌河之役告捷后，皇太极下令归降将士等剃发，不肯剃发的明官僚即遭囚禁。崇德元年（1636）十二月，皇太极亲征朝鲜，亦告谕朝鲜人民曰：“尔等既降，勿逃避山谷，宜速剃发。”崇德三年（1638）更下令：“若有效他国衣帽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是身在本朝，而心在他国也。自今以后，犯者俱加重罪。”这段文字中以“他国”与“本朝”对称，而所谓“他国”，然是指明朝，衣冠发式显然已是区分“两国”的具体标志。清人入关后，厉行剃发，易服，圈地，投充，逃人等“五大政令”，有关冠服制度者即居其二。清廷于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三日正式下令剃发和易衣冠，但实行了一，两个月即告停止。顺治二年五月，清廷又恢复剃发易服政策，并连续颁行相关禁令，严厉执行。是年六月二十八日下令传檄江南各省，近处限一个月，远处限三个月，“各取剃发投顺”，不服者即行加兵镇压。由于清廷的雷厉风行，令下之后，激起江南地区士民的抗清活动与清军的武装镇压。清代施行剃发与易衣冠的目的，最初是为了在征服战争中区别拥护者与反对者，爱新觉罗·多尔衮于顺治元年五月的剃发令中说：“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此时清廷以剃发与否来“别顺逆”，对汉族来说，剃发等于投降，拒不剃发等于反清，因此剃发在鼎革之际具有鲜明的政治表态意涵。另一方面，剃发也是新朝气象与文化认同的具体呈现，顺治帝说：“一代冠服，自有一代之制。”清廷强制推行其关外时期即已建立的满洲冠服，也有凸显其新朝礼制，宣示文化霸权的作用。

清代章服与明朝衣冠的显著差异，一个是缨帽箭衣，一个是方巾大袖；一个是窄瘦，一个是宽博。鼎革之际，清廷强力执行剃发与易服令，不过顶发一剃不易复留，衣冠旧者却不易即毁，人民服装时有反复，而政令也时有张弛。因此，清初执行改易衣冠的难度比起剃发遭到的抵抗并不稍减。网巾是明代男子束在发上的头巾，戴网巾兼具抗拒“剃发”与“改服”的双重意涵，因此，入清以后，网巾的明代认同象徵显得特别鲜明。

据叶梦珠《阅世编》载，顺治初年，仕清的汉族官僚“剃发之后，加冠者必仍带网巾于内。”顺治三年（1646），招抚内院大学士洪承畴奉令刊示严禁，此后“各属凛凛奉法，始加钱顶辫发，上去网巾，下不服裙边。衣不装领，暖帽用皮，凉帽用，俱上覆红纬，或凉帽覆红缨。一如满洲之制。”网巾原是用以约发之物，汉人官僚剃发之后，却仍戴网巾于冠内，网巾在方便与实用性之外，更有政治象徵与文化标志的意涵，此自非清廷所能漠视。查禁的办法包括严令贩售巾帽的店铺改业，发现戴巾者甚至当场扑责毁巾，据叶绍袁（1589--1648）《启祯记闻录》记苏州市地区的改服称：（顺治三年五月）六日……是日，土公悬示皋桥，欲土（士）民俱遵满装，一切巾帽俱不许戴，巾铺歇闭改业，违者重责枷示。同书又载：（顺治三年）十一月初，复严衣帽之禁。大袖每加扑责，巾即扯毁。由是举监生儒皆小帽，士庶漫无分别。顺治年间，清廷一方面严厉执行剃发与改服，一方面不断致力于消除反侧，因此，网巾在清代铲除南明“余孽”的具体案件中，甚至等同于令牌，刀枪等作为“谋逆证物”。顺治年间刑部题本中载有一件扬州府仪真营捕获彭应龙，刘光吾，胡德山等人“交结亡命，授受伪札，谋为不轨”的案件，略谓：……至（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内，仪真营捕盗金美，沈富拏获彭应龙，光吾，并搜获伪牌，札票，网巾，伪钱，刀斧，枪弓等项，押解扬州江防萧同知奇兵营吴游击，转解操抚李部院，牌发扬州兵备道，分巡江宁道公审。是年十一月二日，十四日，胡德山，彭应龙分别病死于狱中，该案继续审理，翌年（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刑部覆会，仍一再强调官府搜获之“证物”称：……已故彭应龙，初受叛逆杨鵾之伪札，继受海寇张名振之令牌，追随贼船，阴谋纳叛，与刘光吾所受伪札，并家藏网巾，器械，俱经搜获，历审情真，骈斩何辞。续获病故胡德山，素称匪类，向因在逃，致费驳缉，今已拏获，审虽未受牌札，然曾有运粮回日再去受官之语，又经搜获网巾，谓非逆谋久伏乎 竿首亦无容喙也……仍行仪真县查刘光吾，并已故彭应龙，胡德山各名下妻妾子女财产并入官，父母祖孙兄弟不限籍之同异，皆流二千里安置。其搜获彭应龙，刘光吾月斧一把，腰刀一把，长枪一根，弓一张，弹弓一张，并胡德山家内搜获铁尺一根，俱贮仪真县库，见获彭应龙等伪牌，伪札，网巾等项，并胡德山家内搜获网巾三顶，告示，契帖等件，俱解部附卷备照。在这件刑部的题本中，清廷搜获彭应龙，刘光吾，胡德山等人谋逆的“证物”，大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武器，如：腰刀，长枪，斧，弓等；第二类是文书，如：“伪”令牌，“伪”札付，告示等；第三类是具有明代符码的物品，如：被视为“伪钱”的永历钱，象徵前明服饰的网巾等。小小的束发网子，从搜检谋逆者住处到移送审理定罪的过程中，不断被强调为“逆谋久伏”的证据，其间政治意涵之深重，实有远甚于此微小物件之体相者。

不过，对清代明遗民来说，网巾的存废自非一纸新朝禁令所能左右。永历元年（1647），广州市生员文冠伯与同邑郑淑真率众抗清，“淑真裹网巾，缠白布，先逾入城，被执死之。”在这个为“反清”而死的场景中，以裹著网巾宣示“复明”的意志，不言可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明清之际的忠烈传记，坚持戴网巾与抗清殉节常是故事中的重要元素；换言之，网巾在明季忠烈的书写当中，具有相当重大的象徵意义，透过明季网巾故事的流传，不仅可以一窥明遗民不同形式的抵抗行为，也可由此反观网巾这一小小物件在明清社会意识中的作用。在明清流传的明季忠烈传中，永嘉诸生叶尚高的故事即颇具戏剧性。据清人李天根《爝火录》载，尚高“义不剃发，日荷一竿，竿系一笔，一带，一镜，一网巾，示‘毕竟带网巾’意；高冠大袖，摇曳市上。清代知府吴某执之，尚高吟诗曰：‘北风袖大惹寒凉，恼乱温州市刺史肠；何以蜉易生死，得全楚楚好衣裳。’吴以为癫生也，释之。”尚高透过这个常人看来有些疯癫的举止，宣示“毕竟戴网巾”的决心，最后以坚不剃发，被执而死。永历四年（1650）与瞿式耜一起殉国的张同敞，系张居正之孙，藏一白网巾于怀，临刑前服之，曰：“为先帝服也，将服此以见先帝。”不过，在明遗民的网巾故事中，流传最广，最富传奇性的莫过于《画网巾先生传》。

画网巾先生传记述弘光元年（1645）清廷底定东南后，严令剃发更衣冠，福建地区士民以违令死者不可胜数，“画网巾先生”与他的两个仆人被捕，清将脱去其网巾，逼其就范；先生令二仆画网巾于额上，二仆亦交相画，以示坚不服满制衣冠，主仆三人于永历四年（1650）不屈而死。也许因为传记中网巾的朝代象徵与传奇色彩，这篇传记自清代以后传抄不绝，流布极广。戴名世的《戴名世集》，凌雪的《南天痕》，吴伟业的《鹿樵纪闻》，李瑶的《绎史摭遗》，倪在田的《续明纪事本末》，张岱的《石匮书后集》和徐鼒的《小腆纪传》等书，都收有这位画网巾先生的传略；

民国二十五年（1936），北京大学影印魏建功旅韩时搜得之钞本《皇明遗民传》，书中也收录了这篇传记。《画网巾先生传》的作者，据李瑶《绎史摭遗》称：“此传节诸《明文授读》中，为李世熊著。”徐《小腆纪年》亦称：读李世熊所著《画网巾先生传》，而知有明二百年之士气，盖不与钟同消灭也夫！按李世熊（1600--1684）字元仲，宁化县人。《明文授读》则为黄宗羲（1610--1695）所辑，今有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张锡琨味芹堂刻本传世，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收于该书卷五十四。此文含“传”与“论”两部分，“传”约一千三百字，“论”约八百字（全文见本文附录）。其后各书传抄的主要为传文部分，兹录其事略如下：乙酉，丙戌（弘光元年/隆武元年、隆武二年，1645--1646）间，将相草靡，邦殄人亡，既而竖掌支天者，旋仆旋起，就死如鹜，吴，浙，江，闽士亦略可纪数也，卒未有恬死藏名，悯默沉苦，如画网巾先生者。先生名位，乡里皆不可稽。其初，同二仆潜迹邵武光泽山寺中，作苦观变，衣冠俨然。久之，声影渐露。光泽防将吴镇者，闻其岸异，因掩捕之。逮至邵武市，镇将池凤鸣讯其里居，姓名，默不答。凤鸣伟其状，戒部卒曰：“谨事之，去而网巾，无以惑众足矣。”先生既索网巾无有，盥栉毕，则谓二仆曰：“得笔墨否 为我画网巾额上！”仆问故，先生曰：“衣冠本历代旧制，网巾则大明创制也。即死，可忘明制乎”于是二仆为先生画网巾，画已，乃加冠。二仆亦复交相画。军中哗笑之，共呼之曰“画网巾”云。是时适有四大营之乱，四营者，张自盛，洪国玉，曹大镐，李安民也……庚寅（永历四年，1650）夏，……池凤鸣因诡称先生为阵俘，献之杨名高，杨羁欲生之，见画网巾历录然，笑置不问也。先生既就槛车，至泰宁，杨犹欲谕降之，先生因谓杨曰：“吾旧识王之纲，就彼决之可乎”杨喜，遣诣之纲。之纲愕然，先生曰：“固不识公也，特从公索死耳！”之纲穷诘里籍，姓字殊苦，先生乃喟然曰：“吾忠未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不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则辱身。若曹呼我‘画网巾’，吾即此姓此名矣。”之纲因抗声谓之曰：“天下大定，一夫强死何济 且改制易服，历代已然。剃发奚伤，（胡）作此怪鬼为”先生顾唾曰：“何许痴物！网巾且不忍去，况发乎！死矣，无多谈。”语侵之纲益厉。之纲怒曰：“明亡，填沟壑者莫名数也，庸渠皆俊物乎”遂令先斩其二仆。逡巡间，群卒捽之，二仆目叱曰：“痴卤！吾岂怯死者 顾死亦有礼，当一辞吾主人耳。”于是向先生拜，且辞曰：“奴得扫除泉下矣！”乃欣然受戮。之纲复好谓先生曰：“若岂有所负乎 不然，义死亦佳，何坚自晦也”先生曰：“我何负 负明耳！一筹不抒，束手就尽，去婢妾无几！又以此易节烈名，吾笑古今之随例就义者，故耻不自述也。”检袖中有诗一卷掷于地，复出白金一小封，掷向刽子曰：“此樵川范生所赠也，今与汝！”遂挺然受刃于泰宁县之杉津。泰人聚观之，所画网巾犹班班额上也。泰之诸生谢韩者，收其遗骸，于郭外松山，题曰“画网巾先生之墓”，岁时揭奠如家仪。其后泰人有召箕仙者，箕动如飞，辄书曰“我画网巾也”而终不名，其幽灵蕴结如此。

这个明季忠烈的网巾故事，其主人翁既不知姓名，里籍，传主相关资料无从稽考，但传记中的时间，地名，提督，总兵等，又都具体明确。在这个故事中，网巾被视为朱元璋创行的“祖制”，是遗民必需生死以之的坚持，邵武守将池凤鸣脱去其网巾，却无法抹去一个用笔墨画成的“假网巾”。清代厉行剃发之后，作为男子约发之物的网巾，因为丧失其所依附的头发，其实用性本应随之消失。这位“画网巾先生”说：“吾于网巾且不忍去，况发耶！”把网巾与头发并称，显然认为网巾的重要性仅次于“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传文从画网巾先生，两个仆人到总兵王之纲，都有慷慨激昂的对话，二仆在这个“画网巾”的忠烈故事中，更显得举足轻重，充满传奇性。传末称画网巾先生死后，一个名叫谢韩的秀才为其收尸，葬于泰宁县，此后当地箕仙起时，往往自书“画网巾”而不名，更为这个明季忠烈故事平添乡野奇谭的色彩。顺治七年，这位“画网巾先生”被辗转系交福建总兵王之纲，之纲诘问其姓名，他坚不吐露，还说：“吾忠未能报国，留姓名则辱国；智未能保家，留姓名则辱家；危不即致身，留姓名则辱身。军中呼我名为网巾，即以此为吾姓名可矣。”此语最令读者动容，李世熊对画网巾先生之“耻留姓名”因此备极推崇，认为他“身殉明制”，却是“不艳义声，不谋青史”，其烈胜于南宋遗民郑思肖，论曰：自古无两年卷中华之事，亦无殉义耻自名之人。运变极流，遂有意表奇节如画网巾者。往郑所南做铁函经，事至隐秘矣。逮明崇祯戊寅（十一年，1638）年间，寺僧浚井忽得之，按其岁月，已三百五十六年，而所南之名始大著于天下。……所南盟檄誓心可矣，铸铁沦，劳劳于万一知已者，则犹是名根耸之也。先生身殉明制，烈于所南，顾不艳义声，不谋青史，悬幽忠于天日河山之外，岂虑千百年后真有鬼神者为书名位，志家世乎 故非所南可同语也。这个充满戏剧性的忠烈故事，除了在明末清初的野史间辗转传抄之外，后来还被编成戏剧在东南一带流传。乾隆中叶，福建邵武府重修府志，将“画网巾先生”的故事收入“寓贤传”，这也是第一部收录《画网巾先生传》的清代方志，志中“画网巾先生”的传文虽然不像李世熊原传中的叙事那麼钜细靡遗，也没有“幽灵蕴结”之类的神怪内容，但传中记先生偕二仆从容就刃，及其死后故事之传播，略有他书所未见者，据乾隆《邵武府志》载：……（王）之纲不忍，反覆劝谕，令剃发。先生曰：“痴物网巾尚不忍去，况发乎！死矣，毋多谈。”二仆先向主叩头辞而就刃，先生从容检袖中诗一卷，掷于地，又出白金一小锭付行刑者曰：“此武范生所赠也，今与尔。”遂挺然受刃于水南之荒园中。诸生谢韩殓其尸，并二仆瘗焉，题曰“画网巾先生墓”。宁化县李世熊及邑人邱嘉彩皆为之作传，绍兴市游客林景蔚又为演“画网巾剧”以传焉。传中说网巾是不忍去的“痴物”，对这个忠烈故事的主人翁而言，可说十分贴切。而在清代以后流传的忠烈传记中，此传由于传主姓名难以稽考，史者通常只能以“画网巾”为名记其事，网巾这一小小物件在明清的忠烈书写中刻下的历史遗痕，实在不容小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致力于古诗文名物及宋元明金银器研究，著有《诗经名物新证》、《古诗文名物新证》、《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等。

网巾是明代男子首服中不可或缺的一项。长发以玉或金银短簪挽结于顶，其上再罩网巾，此即最基本的妆束。网巾的制作多以马尾或线，而也有绢布。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物部四》：“网巾以马鬃或线为之，功虽省而巾冠不可无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绢布为网巾者，然无屋终不可见人。”此所谓“屋”，即覆于发髻之上的各类饰物，如巾，如冠。“无屋终不可见人”，是露髻见人为失礼也。

网巾、网巾带、网巾圈，在明代情歌中都是可作双关语的好材料，因此总被描写得亲切。《挂枝儿》卷八《咏部》有《网巾》和《网巾带》各一曲，前者曰：“网巾儿，好似我私情样。空聚头，难着肉，休要慌忙。有收有放，但愿常不断。抱头知意重，结发见情长。怕有破绽被人瞧也，帽儿全赖你遮掩俺。”后者曰：“巾带儿，我和你本是丝成就。到晚来不能勾共一头，遇侵晨又恐怕丢着脑背后。还将擎在手，须要挽住头。怎能勾结发成双也，天，教我坐着圈儿守。”又《山歌》卷六《咏物》中的《网巾圈》二首之一：“结识私情要像个网巾圈，日夜成双一线牵。两块玉合来原是一块玉，当面分开背后联。”

网巾圈的材质，或玉，或金，或银和银鎏金，在平常人家也算是一项值钱的物事。《梦梅馆校本金瓶梅词话》第十二回曰应伯爵“向头上拔下一根闹银耳斡儿来，重一钱；谢希大一对镀金网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又同书第二十八回曰：“小铁棍儿在那里正顽着，见陈经济手里拿着一副银网巾圈儿，便问：姑父，你拿的甚么？与了我耍子儿罢。经济道：此是人家当的网巾圈儿，来赎，我寻出来与他。”小小一对网巾圈的价值，由此均可曲折见意。

网巾圈体量甚小，因此不很引人注意，如果不是与网巾相联，一般很难断定它的用途。张懋夫妇墓出土这一对金网巾圈的难得，即在于它是同网巾结合在一起而原样著于主人之首。只是这一副完整的网巾在报告中被称作“睡帽”。报告曰，此睡帽“为黄色素缎，长18厘米。帽的后面有一长6.5厘米的叉口，便于取戴。在距叉口7厘米的两边帽檐处各安一直径为0.8厘米的金质小圆环。帽檐收边一厘米，并有长36厘米的黄色丝带一对，以通过金质小圆环系结”（《张夫妇合葬墓》）。它出土时正是罩在男主人的发髻之外，内里的发髻上挽一支银簪，簪长9厘米。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南都繁会图》长卷中绘有一家网巾店，店铺货柜上面放着网巾一顶，又主顾手拿一顶方在看货，于是依稀可见网巾有带下垂。至于金网巾圈，在故宫藏明《货郎图》中的货郎担子上可以看到它同各样首饰陈放在一处，并且正是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