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1888年5月10日－1947年10月7日），字丕功，自署秉诚，米脂县人。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也是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1917年，杜斌丞在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担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次年任校长。他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家效力。为发展地方教育，杜斌丞还倡议、支持兴办了米脂高小学、米脂三民二中学、榆林女子师范学校、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和延安省立第四中学等学校。 1947年3月20日，杜斌丞被国民政府逮捕。1947年10月7日，他在西安市英勇就义。杜斌丞牺牲后，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下挽词：“杜斌丞烈士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副主席称赞杜斌丞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

(1888-1947)

杜斌丞（1888年-1947年）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是中国国民党中将杜聿明的堂哥，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

1907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

1913年夏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

1917年夏由北高师毕业，回陕在陕北地区联合县立陕西省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18年任校长。

1927年2月，到西安市、武汉、南京、上海市、北京等地考察政情。

1930年，任中国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杨虎城部总参议。

1936年西安事变时，主张“跟共产党走”。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

1940年赴西南地区。

1943年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的政治活动，同杨明轩等筹建并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 1945年10月，在民盟第一次中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

1946年1月，以民盟顾问身份，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

1947年3月，被胡宗南逮捕，在狱中坚持斗争；同年10月被害。

1907年，杜斌丞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

1913年夏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部学习。期间，结识了旅日回国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惠又光，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他请名师到校任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共产党人的魏野畴、李子洲等；他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刘志丹、谢子长、叶瑞禾等都是他的学生。为发展地方教育，他还倡议、支持兴办了米脂高小、米脂三民二中、榆林女子师范、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延安省立第四中学等学校。1922年冬，杨虎城率部到陕北地区，因找不到出路而异常苦闷，杜便把魏野畴介绍给杨。杨听了魏的许多革命见解，思想大为开阔，并表示愿和共产党合作。杨十分感谢杜为他结识共产党人搭桥引线，说：“真正知我者，斌丞先生；真正助我者，斌丞先生。”1926年11月28日，西安市军民坚持八个月的反围城斗争取得胜利。1926年底，米脂县的一些地方知名人士积极倡议兴办中学，杜斌丞极力赞助和热情支持，通过杜斌丞先生的积极活动，取得榆林市镇守使井岳秀的同意后报经西安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省教育厅立案，在米脂兴办中学，经杜斌丞先生推荐，由杜立亭担任校长，于1927年4月13日成立“米脂县立初级中学”，开学时举行了开学典礼。1927年下半年，井岳秀将“米脂县立初级中学”改名为“三民第二中学”。直至1929年7月因井岳秀停止拨款被迫停办。这一期间，三民二中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革命人才，其中有刘澜涛、马文瑞、常黎夫、张汉武、朱敏、尤祥斋等。 1927年2月，杜作为陕北地区各界人士的代表，赴西安市参加庆祝活动，在西安会晤了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于右任和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魏野畴、李子洲，并将他带来的几十名陕北青年学生送进了西安中山学院和西安中山军事学校。6月，杜离开西安，赴洛阳市、武汉、南京、上海市等地考察社会，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后来，寓居北平市两三年，潜心读书，研究政局，结交了侯外庐、李仪祉等不少学者。

1930年11月，杨虎城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电邀杜斌丞回陕参政。杜斌丞到西安后，被任命为省政府和国民政府军委会潼关行营高级参议，后杜斌丞被任命为陕西省清乡局副局长。任职期间，推荐水利专家李仪祉任建设厅厅长，兴修泾惠渠、洛惠渠等水利工程。他还利用合法地位，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曾设法营救过被中国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资助过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枪弹、军服等物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严令其中央军加紧“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并要在“剿共”中消灭杂牌军。杜斌丞指出：“一个杨虎城，一支十七路军，斗不过蒋介石，迟早要被吃掉。只有西北大联合，进而促进南北大联合，才能对付蒋介石。”他的西北大联合的主张是：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抗日救国。杨虎城对杜斌丞的建议深表赞同，立即派杜以潼关行营高级参议的身份到甘肃各地考察。杜入甘后，先与各自为政的各派地方军阀广泛晤谈，说服了陈珪璋、鲁大昌等地方军阀接受改编；后又随十七师孙蔚如部进军兰州市。国民政府任命孙蔚如为甘肃宣慰使，杜为宣慰使署秘书长，掌管政务。在此期间，杜斌丞还从武器和物资上资助共产党员谢子长、杜润滋领导的靖远兵变。1932年4月，蒋介石迫使孙蔚如部退出兰州，使杜斌丞提出的西北大联合未能实现。蒋介石控制甘肃后，孙蔚如部被派到汉中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前线，企图使中国工农红军和杨虎城部两败俱伤。杜斌丞看破了蒋的阴谋，提出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主张，得到杨虎城、孙蔚如的赞同。接着，杜经过多方面努力，沟通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和十七路军的联系，达成了互不侵犯、共同反蒋的协定。将近两年时间，红四方面军和孙蔚如部基本未发生冲突，从而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毛泽东派汪锋带着他分别写给杨、杜的亲笔信来到西安市，争取十七路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致杜的信中写道：“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杜非常激动，诚恳地向汪锋介绍了杨虎城、十七路军和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情况，并对如何合作提出了中肯建议。1936年初，杨虎城派杜与共产党联络，表示愿与中共联系并与中国工农红军互不侵犯。杜斌丞把杨的意愿传达给当时的中共陕西地下组织。8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到西安，张携带了毛泽东再次写给杜的信函。毛泽东在信中写道：“虎臣(即杨虎城)先生同意联合战线，但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时机已熟，正抗日救国切实负责之时，先生一言兴邦，甚望加速推动之力，西北各部亦望大力斡旋。”杜感谢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主动帮助、配合张文彬在杨虎城部开展联络工作。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杜积极参与其事。事变爆发后，陕西省政府改组，杜被任命为省政府秘书长；成立政治设计委员会，杜斌丞是设计委员。他迅速恢复了省府职能，整顿了市容，签发了宣布张、杨八项主张的陕西省政府训令，还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在青年会给省属厅、局及各人民团体代表作报告，并要求代表回去广为宣传。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囚禁张学良，强迫杨虎城出国考察，令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和十七路军撤出西安及陇海铁路沿线。1937年2月，国民政府利用陕人治陕，任命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杜斌丞继续任省政府秘书长。是年抗战开始，国共两党再次合作，杜协助孙蔚如主持陕政，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人民的好事。毛泽东称杜斌丞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1938年秋，蒋介石排除异己，解除了杜的省政府秘书长职务，又派胡宗南登门以军事委员会参议的头衔拉拢，被杜拒绝。国民政府陕西省党部也两次派人送来中国国民党党员登记表，均被杜斌丞撕毁。此后，杜斌丞在国统区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民主运动，并把女儿杜瑞兰送往延安市参加革命。

米脂县三民二中于1929年被迫停办后，米脂县的大批小学生难以继续深造。杜斌丞先生出于对家乡人民的深切关怀，多次奔波，积极争取，1939年适逢陕西省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新上任，为表示其“教绩”，拟在全省新设立五所中学，杜先生利用其在省府任秘书长的影响，在1939年7月设法促成了“陕西省立米脂中学”的成立，经杜先生推荐，校长由留苏学生营尔斌担任。

1941年，杜斌丞到广西全州、桂林市，与两广的爱国人士李济深、朱蕴山等接洽，宣传抗日、民主、救国，同时向陕籍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关麟征、杜聿明等宣传团结抗日、实行民主政治的主张。同年秋，到重庆市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又经屈武、王炳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革命同盟(简称“小民革”)，并被指派为陕西小组负责人。1943年初，杜第二次到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继续做关麟征、杜聿明等坚持团结抗战的工作。关、杜二人虽对杜优礼相待，却不肯接受他的主张。同年冬，杜斌丞先后到成都市、重庆会晤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要民主党派警惕青年党，团结沈钧儒和他领导的救国会。

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派郭则沉持张澜主席亲笔信到西安市找杜斌丞，邀请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主持西北盟务。杜即与杨明轩、杨子廉、王菊人等发起成立民盟西北总支部筹委会，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1945年2月，民盟西北总支部成立，杜斌丞任主任委员。同年10月，蒋介石电召杜斌丞到重庆市，多次接见，意在拉拢。杜斌丞首先把胡宗南军队在陕西省胡作非为的情况告诉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政治上要民主，军队要整编，要把那些误国害民的家伙淘汰掉。蒋介石表面接受，并委杜以军事委员会参议之职，心里却对杜从事的民主运动颇为不满。当时，中国民主同盟正在重庆召开临时 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一大”，杜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常委。1946年1月，政协会议在重庆开幕，杜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参加，听取了周恩来对西北民主运动的意见。会后许多朋友出于安全考虑，劝他暂不回陕。他认为陕人回陕作用更大，誓为发展西北民主运动奋斗到底。

1946年2月，杜斌丞由渝飞陕，正式主持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工作。杜斌丞以民盟中央常委的名义，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发表公开讲话，宣布他誓为中国早日实现民主政治、结束一党专政斗争到底。这番话，在各界人士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蒋介石、胡宗南的仇恨和恐惧，对杜开始了迫害。3月1日，大批特务捣毁了《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接着又制造了一连串的流血事件。中共和许多朋友都担心杜的安全，劝他离开西安市，但他却不愿丢下正在进行的事业。杜斌丞对朋友说：“既入虎穴，就与虎搏斗到底，何必远走。”1947年3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攻占延安市的第二天，胡宗南下令逮捕了杜斌丞、王菊人等。在狱中，杜坚贞不屈。当听说人民解放军挺进豫西、威逼潼关县时，他赋诗庆贺，诗中有“汉家旌旗满潼关。为问元戎今何在，不扫楼兰誓不还”之句。随后，蒋介石电令胡宗南对杜“即行处理，以免后患”。10月5日，他在“最后遗书”中写道：“每思30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生死，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终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两天以后，即1947年10月7日，杜在西安玉祥门外就义。毛泽东亲笔为他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

1948年3月，米脂县在开办斌丞图书馆的同时，设杜斌丞纪念室。纪念室在图书馆院内厅房，陈列杜斌丞烈士的部分遗物、书籍及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机关、领导、民主人士所赠送的挽联、挽词。1985年，在米脂县城南关新建杜斌丞纪念室。

1888年生于陕西米脂县,幼读私塾。1907年，考入三原宏道高等学堂。1913年夏，入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学习，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1917年夏毕业后，回陕西省榆林中学任教务主任兼史地教员。1918年，升任校长。他招聘名师，民主育人，支持学生爱国运动，鼓励学生为国效力，培养出刘志丹、谢子长等一批优秀人才。并倡议和支持兴办了米脂三民中学、榆林女子师范、绥德县师范学校、延安中学等，为陕北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卓越的贡献。其间，与中共陕甘区委负责人李子洲、魏野畴过从甚密，思想越来越倾向革命。

1922年冬，杨虎城率部驻防陕北后，接触颇多，给予杨很多启迪和帮助，坚定了其革命信念和共产党合作的决心。1926年11月，以陕北各界代表身份到西安市，参加国民联军解围西安的庆祝活动，积极支持冯玉祥出兵潼关县、策应北伐。1927年2月，为寻求革命真理，到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市、北京等地考察国内政情，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前途取决于人民大众的崛起，而人民大众的崛起，全赖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

1930年冬，杨虎城主政陕西后，回西安任杨虎城高级参议和省政府参议，后又任陕西省清乡局局长。曾设法营救遭中国国民党逮捕的共产党员刘志丹、刘澜涛、张德生等，资助陕甘游击队枪弹、军服等物资，多方支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回汉一家，陕甘一体，打通新疆，结好苏联，抗日救国的西北大联合主张。佐助杨虎城平定甘肃省，出任秘书长，执掌政务。1933年，建议杨虎城联共反蒋抗日，并多方努力，达成十七路军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互不侵犯的协议。1936年初，又促成十七路军与陕北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积极促进杨虎城同张学良合作发动扣押蒋介石的兵变。西安事变后，接任改组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参与起草张杨的“八项主张”，并任红 军、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西北军三方联合办公厅西北军代表。后佐助孙蔚如处理陕西政务，在商谈陕甘宁边区划界和八路军在陕北地区驻防地区等问题上，做了对人民有益的工作，同时掩护和营救过不少革命同志，1938年秋，被中国国民党免去省政府秘书长职，授以省政府委员虚职。他拒绝蒋介石的拉拢，拒绝加入国民党。

1940年，赴大后方，在成都、重庆市、昆明市等地参加抗日救国民主运动。 1941年秋，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曾在云南省做争取国民党将领关麟征、杜聿明的工作。1944年，参与筹建并主持民盟西北总支部，提出“亲苏、友共、努力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使西北民主运动配合全国民主运动有计划地广泛展开；并同杨明轩等促成《秦风日报》和《工商日报》出联合版，使之成为西北民盟机关报。1945年2月，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正式成立，任主任委员。同年10月，在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被推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1946年1月，以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团政治顾问身份赴重庆市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会后返陕，以民盟中央常委名义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中国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一党专政的阴谋，要求当局释放张、杨，实施民主宪政。在白色恐怖严重、将对他不利风传颇多情况下，谢绝要他撤离的劝告，坚持西北斗争阵地。

1947年3月20日，在西安市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受尽百般折磨，视死如归，奋笔疾书，严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他在最后的遗书中说：“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死生，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10月7日，在西安英勇就义。中共中央领导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为他写了诗、悼词、挽联等。毛主席亲笔写下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的挽词。1952年12月1日，遗体安葬入西安南郊烈士陵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