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天挺（1899年8月9日－1981年12月20日），原名郑庆，字毅生，福建长乐人，中国近现代学者、历史学家。

郑天挺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生于北京，因父母早逝，早年跟随表兄张辉曾研习《尚书》《诗经》等经典，后考入北京大学，由此奠定了文字学和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从北大毕业后，郑天挺曾短暂赴厦门大学任教，后回到北京大学国学门攻读研究生。1930年底，郑天挺开始在北大任教，起初在预科班教授国文，兼任校长室秘书和北大秘书长，1936年起转入历史学系。抗日战争爆发后，郑天挺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隋唐史和明清史等课程，并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和西南联大总务长，在此期间为筹措办学经费、维系联大团结等工作做出诸多贡献。

1949年北大复校后，郑天挺先后担任校委会委员、秘书长、史学系主任等职位。1952年，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中国史教研组主任。此后，郑天挺在南开大学工作、生活了三十年，为南开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南开历史系主持教学工作的同时，还担任了天津市历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副校长等职务。1980年后，郑天挺又以逾八十岁的高龄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史学会执行主席等职。1981年12月20日，郑天挺在天津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郑天挺在北京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南开大学任教期间培养了大量史学研究人才，推动了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体系和特色的形成，其撰写的《清史探微》《清史简述》等学术著作，以及探微索隐、经世致用的治史思想和教学思想也深刻地影响了二十世纪以后的明清史学术研究和历史教学工作。

郑天挺祖籍长乐区，曾祖父郑廷为爱新觉罗·旻宁年间进士，历任安吉、象山、金华市知县，父亲郑叔忱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授翰林庶吉士，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后任奉天府丞、奉天学政、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母亲陆嘉坤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总教习。郑天挺出生于书香世家，但父、母先后于他七岁左右时早逝，他和弟弟郑庆被寄养在姨父家。当时，家中表兄张辉曾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曾教授郑天挺读书，律己责人的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

1907年，郑天挺入读北京闽学堂，后又辗转江苏学堂、闽学堂高小班，断断续续地完成了小学学业。1911年，郑天挺考入顺天高等学堂，与梁漱溟、张申府、汤用彤等人成为同学。1912年，年仅十三岁的郑天挺带着弟弟开始单独生活，并于同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后顺利完成中学学业。

1917年，郑天挺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当时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各类学术思想交汇，学术氛围浓厚。郑天挺在本系的学习从《说文解字－附音序笔画检字》《广韵》入手，师从刘师培、黄侃、朱希祖、钱玄同等人。除了学习本系国文课程外，郑天挺还旁及其他知识，在图书馆系统阅读了《史记》《资治通鉴》等史籍，培养出了对历史学的浓厚兴趣。

随着各类新旧思潮的影响，很多北大学生纷纷投身于社会运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郑天挺也参加了北大学生会组织的活动，还代表北大到天津市南开中学联络，也曾参与街头宣传活动。当年十一月，由于日本在福建省派海军陆战队威胁登陆，郑天挺与在北京的福建学子共同发起了福建学生联合会，抗议日军的行为，还以“攫日”为笔名，在《闵潮周刊》等报刊上发表反日文章。次年春天，郑天挺和朱谦之、许地山等十四名在北京的福建籍学生成立了S.R学会（社会改革学会），计划共同学习社会改革新思想，但随着主要成员均于不久后从大学毕业，该组织也逐渐解散。

1920年夏，郑天挺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北洋政府经济调查局、《中国日报》编辑社、厦门大学均有短暂的任职经历。其中，郑天挺参与了厦门大学的建校和筹备工作，并在正式招生后负责讲授国文课，还兼任图书馆主任。然而，因厦门大学成立不久后即更换校长，部分教师决定辞职离校，郑天挺也返回北京。1921年秋，郑天挺再次返回北大国学门攻读研究生，师从钱玄同，研究题目为《中国文字音义起源考》。

经过了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北京大学已经成为科学研究的重镇，在史学方面也兴起了整理国故运动，郑天挺也受到了新考据学风的影响，希望采用西方科学方法“整理国故”。1922年7月，郑天挺参与了北京大学主持的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为他日后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明清史奠定了基础。次年，郑天挺根据自己在北洋政府法权讨论会短暂兼职秘书时阅读的大量各国文献和外交档案，撰写了《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这也成为了郑天挺的第一部学术著作。

1924年夏，郑天挺开始担任北京大学讲师，负责教授人文地理等课程。在教学之余，郑天挺对于音韵学的研究并未停止，对历史学的兴趣也愈加浓厚，在当年的日记中还有读到章学诚《文史通义》颇有“心有戚戚焉”之感，并从此生发出“史宜立图”、集《史籍考》愿望的记述。1926年，郑天挺开始兼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员、外国语专门学校教员，讲授人文地理，后还受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的马叙伦邀请，短暂在教育特税公署任职。当年三月，北洋政府卫队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包括刘和珍在内的数名死者都是北京大学和女子师大的学生，郑天挺参加了为死难学生召开的追悼会，并发动教师为死难家属募捐。

由于北洋政府欠薪严重，1927年6月后，郑天挺曾离开北大，先后到浙江省民政厅、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浙江大学等处任职，直至1930年底才再次回到北大，任校长室秘书并在国文系授课。在广州市期间，郑天挺与罗常培、丁山交往密切，与顾颉刚、傅斯年、黄节、朱谦之等也有较多往来。同时，郑天挺利用这段时间广泛涉猎《史记·律历志》《汉书·律历志》《国粹学报》《古史辩》《世界史纲》《日本论》等书刊，还就中原地区史料价值问题与朱谦之有过一次激烈辩论，提出了以理性、客观态度看待中国传统史料价值的学术观点。

再次回到北京大学后，郑天挺于1933年出任北大秘书长，受命主持修建图书馆、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以及秘书处改组等工作，为改善北大师生生活条件和行政工作效率做出了重要贡献。除了行政事务外，郑天挺还在中国文学系任教，讲授古地理学和校勘学等课程，并主持编辑《古地理学讲义》，校勘《世说新语》。1934年起，郑天挺开始致力于明清史研究，通过在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兼授《中国近三百年史》课程，开展了对《明史》《皇明贡举考》《清史列传》等书目的研究。1936年，郑天挺到北大史学系授课，主讲魏晋南北朝史，同时开始系统地研究清史，发表了《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等数篇学术文章。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北京大学师生纷纷离校南下，郑天挺挑起料理校产和照顾未能脱身的教授们的重担，还组织了学生安全撤退，而自己临危不惧，照常办公，直到日本宪兵队搜查北大办公室时，依然坚守岗位。8月底，“汉奸维持会”派人接收北大，郑天挺才离开校园。10月底，北大派教务长樊际昌接应部分教授南下，郑天挺也于11月时与罗常培、陈雪屏等人从天津市转道青岛市、香港特别行政区、桂林市等地南下长沙市，而教职员工和学生的行程、图书实验仪器的运输、经费筹措及使用等事项均由郑天挺负责安排。到达长沙后，郑天挺担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史学系教授，讲授隋唐五代史，不久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市，郑天挺再次被任命为临时大学司长总务，组织师生赴滇。1938年3月1日，郑天挺一行在经衡阳市、桂林、龙州县，出镇南关到越南谅山、河内，再乘滇越路车，经过长途跋涉后终于到达昆明。

由于昆明校舍紧张，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初期，郑天挺代表北京大学赴蒙自市筹备分设在当地的文学院、法学院建设事宜，负责视察校舍工程、安排师生食宿、落实学校医疗和安全保卫等诸项事务，师生陆续到来后，郑天挺还亲自迎接，并使用抽签的方式公平安排宿舍，自己则移居到离餐厅较远的房舍。在蒙自的半年期间，郑天挺除教授隋唐五代史外，研究范围还涉及了西南边疆史和西藏史，先后写作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u003c隋书·西域传\u003e附国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文章，还常与陈寅恪、罗常培、魏建功等切磋学问。

1938年下半年起，郑天挺开始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明清史。1939年5月，北京大学恢复文科研究所，决定由傅斯年担任所长，郑天挺为副所长。文科研究所下设语言、文字、文学、哲学、历史学等组，陈寅恪、姚从吾、向达、郑天挺等为史学组导师，史学组则下设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和明清史研究室，明清史研究室由郑天挺主持。

1940年初，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离职，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均推荐郑天挺继任，郑天挺因想专心于明清史研究，起初不想就任，但北大领导以照顾三校关系为言，遂应允就职。此后，郑天挺开始忙于行政工作，为给联合国大会筹措经费，经常奔波于兴文、富滇、劝业、矿业等银行。由于经费困难，联大教师的生活也十分拮据，但郑天挺坚持未接受当时政府对行政负责人的办公补助，也未曾接受兴文银行对云南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二十名教授提供的研究资助。

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中，郑天挺并未脱离明清史的教学和研究。1942年，郑天挺在西南联大文史演讲会上做了《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之变迁》演讲；1943年，完成《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初稿，并作为西南联大代表赴重庆市参加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以清代礼俗为主题作演讲；1944年，在西南联大史学系做《清代包衣制与宦官》等报告，还致力于完成《清史语解》《明清史纲》的撰写工作。然而，郑天挺一直有脱离行政，潜心治学的愿望，在寄给胡适的信中，他还提到“受业自七七变后奉吾师长江轮上赐书，遂立意专心学问，脱离行政职务，五六年来虽未能如愿，然此意未尝稍懈”。

1945年8月底，北京大学开始计划复校事宜，决定组织迁移委员会，郑天挺被任命为迁移委员会五位委员之一，并担任召集人。当年11月，郑天挺受命返回北平市接收校产。1946年以后，郑天挺在北大办事处专门负责复校事宜。当年10月，胡适正式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任命郑天挺为北大秘书长。从此至1948年12月，因胡适多数时间不在北平，较多行政事务实际上由郑天挺负责。新中国成立前夕，郑天挺被任命为校委会委员兼秘书长，并被指定为常务委员会书记，仍兼任史学系主任以及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次年，郑天挺辞去北京大学秘书长一职。

1952年9月，郑天挺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主任、中国史教研组主任，开始了其后半生长达三十年的南开生活。

初到南开时至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郑天挺研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和历史科学》《列宁论俄国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辩证唯物主义》等，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还坚持在南开大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夜大学就读，并邀请翦伯赞、白寿彝等唯物史观派学者来南开讲学，致力于推动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发展。另外，为了推动明清史研究的进程，郑天挺于1956年在南开大学筹建明清史研究室，建立了中国高校系统中第一个明清史研究机构，还开始招收清史方向的研究生，后又提出要在五年内培养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十五人，争取使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成为全国科研中心的计划。在此期间的1958年，由郑天挺主持的《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编辑工作也顺利完成。

1961年初，为提高教学质量、规范教学秩序，中宣部启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翦伯赞被任命为文科教材历史组组长，郑天挺和周一良为副组长。同年4月，决定由伯赞和郑天挺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郑天挺还负责《中国史学名著选》的编选工作。此后的两年间，郑天挺一直住在北京，负责教材审稿并与相关作者协商内容问题。在京期间，郑天挺经常到北京各高校历史系讲课或作报告，1962年还应邀到中央党校讲授清史课程，后来这部分讲稿被整理为《清史简述》，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1963年夏，《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和《中国史学名著选》顺利印行。同年，郑天挺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并于9月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负责《明史》部分。自此，郑天挺又居住于中华书局西北楼招待所近三年时间，与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等专家协同工作。1966年6月，点校工作被迫中断，郑天挺奉命回到南开大学参加“文化大革命”，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也被解散。然而在“文革”期间，郑天挺的学习和研究并未中断，其研究集中于清代边疆史地和丝绸之路等问题。

“文革”结束后，南开大学于1978年重新恢复了明清史研究室，仍以郑天挺为研究室主任，并于次年重新任命其为南开大学副校长。虽然已经年近八旬，但从1978年夏天起，郑天挺连续三年招收明清史硕士研究生，并为研究生开设《清史概论》《清代制度》《明清史研究》等课程，加上本科生和留学生的课程，在南开大学开设的课程总计七八门之多。在教学之余，郑天挺还发表了《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续探》《清代的幕府》等研究论著，并负责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1980年8月，郑天挺在天津市组织召开了首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美国、日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共126名，开启了明清史研究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先声。

1980年4月，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郑天挺以最高票当选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并出任主席团执行主席，后又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次年夏，郑天挺赴北京参加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学科评议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作为历史学科评议组召集人负责审核各博士、硕士授权点。1981年下半年，郑天挺先后参加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等活动，并作“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研究中的问题”学术讲座，还多次组织会议提出成立“明清史国际学会”和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中心”等议题。1981年12月14日，郑天挺从北京回到天津市，由于长期操劳和超负荷工作，回津当天即卧病不起，后于12月20日因病逝世。

郑天挺毕生从事古代史等学科的教学与研究，在明清史、隋唐史、魏晋南北朝史、音韵学、历史地理等方面均有学术论著发表，主要论著包括《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等。

所谓“探微”指以解决历史疑难问题为目的，并以此为基础再提出一些相关的新问题，从而步步深入的研究方法。1980年，继《清史探微》之后，郑天挺又把将要出版的学术论文集命名为《探微集》，寓意“书的内容微不足道”，同时也有以“探微”彰显书中论著的研究方法之意。

由于郑天挺曾师从黄侃、刘师培，其学风上承清代乾嘉学派，又发展了考据学的传统，多从小处着手，以小见大，多在重大历史问题中选择一个小题目，而后在研究中广泛联系、前后照应，使之融会贯通，许多论著充分彰显了“探微”的研究方法。例如，《杭世骏\u003c三国志补注\u003e与赵一清\u003c三国志补注\u003e》即为郑天挺“探微”研究的重要体现。早在1926年，郑天挺就注意到《三国志》不同版本的搜集和比较问题，后听闻赵一清《三国志补注》“于舆地补释甚详”，便开始关注这一著作，而杭世骏和赵一清都是清代学者，两人均为杭州人并有所交谊，各自作有《三国志补注》《三国志注补》，经过详细比堪，郑天挺发现杭姓《三国志补注》共有六百五十六条，赵姓《三国志注补》与之雷同者有四百零二条之多，后又通过考察二人生卒年月和交往情况，最后得出了赵书后于杭书完成，虽有雷同之处，但赵书优于杭书的结论。在《杭世骏\u003c三国志补注\u003e与赵一清\u003c三国志补注\u003e》中，郑天挺从对二书内容进行探微比证出发，最终揭示了二书之间的关系，由此了结了清代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所得结论也多被引为定论。

郑天挺曾建议学术研究应做到“深、广、新、严、通”，学者孙卫国提出，这是郑天挺探微治学观的通俗化表示。其中，“深”指面对史料和史实进行深入探究，寻找问题核心；“广”指广泛占有材料，并广泛联系；“新”指要不断提出新材料、新学问、新见解，并进一步核实新材料，解决新问题，证明新见解，这也是探微的目的；“严”指要严谨认真、不虚构、不附会，这是探微的基本态度；“通”指要找出规律，前后一贯，这是探微方法的“升华”。

与从细微处入手的研究思想相对，郑天挺史学研究的另一显著思想为注重梳理重大历史事件和起源和发展脉络，从而通达历史宏观问题。例如，清史研究领域曾较为关注满洲称号起源、满洲先世世系和姓氏起源、演变等问题，郑天挺《探微集》中收录的《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一文开篇即从考察满洲称号之起源入手，整体梳理史学界关于满洲称号起源的四种不同说法，并提出“满洲出于建州左卫，为女真支裔，即唐之靺鞨，周之肃慎，乃中华历史上宗族之一，清朝入关后散居中原，更不可以一省一地限之也”的观点。另外，在考察八旗制度时，也注意分析八旗制度历史演变进程，而对军机处的研究，不但从梳理清初四大贝勒、五大臣议政制度、亲王制度、六部制度、议政大臣、辅政大臣等制度开始，还涉及军机处制度在清代后期的演变历程，从起源和演变的整体视角揭示历史的发展进程。

另外，郑天挺对史表的重视也体现了他注重梳理重大历史事件发展脉络的思想。早在1936年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郑天挺便在没有成熟讲义的情况下编辑制作了《魏晋南北朝史大事年表》，为学生厘清了内容复杂、头绪繁多的魏晋南北朝史事，后期的学术论著如《关于徐一夔\u003c织工对\u003e》中也有“明初四十年钞和米的官定比价”表、《清代的幕府》中也有“清代参加过各级地方机构幕府人员”表等史表。因史表的撰写需要广泛爬梳各类原始史料，还须有高超的概括和提炼能力，故往往需要耗费极大的时间和精力，这充分体现了郑天挺的治学态度，而经他整理、总结的各类史表，也给后人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在《漫谈治史》一文中，郑天挺提出学历史要做到三件事，即“因果关系不能颠倒”“时间先后不能错乱”“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不能用后来的发展附会当时”，同时提到除“横面的研究以外，还要作纵面的研究”，“从一种情况深入钻研说明它的特点，是有必要的，从另一种情况的先后发展作广泛探讨，比较它的异同，也是有必要的，二者不可偏废”。而其中“纵面的研究”即为郑天挺从历史演变角度探究真相的宏观思想的体现。

经世致用是中国历史学传统思想，中国古人推崇“高明远识，洞鉴古今”，郑天挺也认为，洞察时事、把握现实需要是做有用之学的前提，即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现在和将来”，且只有“认识了现在，才能自觉地、积极地建设未来”。同时，郑天挺还提出“紧盯现实”是实现学术创新的前提，他提倡多读书，但反对死读书、读死书，强调要“理论联系实际地、实事求是地读好书”。在此基础上，他把开展社会调查视为学习和研究历史的重要方法，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郑天挺即把当时的社会环境视为“学习近代史的好课堂”，除了自己先后两次赴湖南长沙、江西泰和等地参加土改运动，还鼓励其他师生参与。

郑天挺认为，治史应做到“三求”，即求真、求新、求用，其中求真和求新是历史研究的方法，求用则是历史研究的目的，也就是力求使历史研究课题符合社会现实的需要，研究成果应具备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而早在抗日战争期间，郑天挺就始终关注蒋介石对日政策、平津情形、新疆与苏联问题、太平洋战事等时事，并通过与蒋梦麟、傅斯年等人合力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致力于招考、指导研究生，发展因战争中断的学术研究工作。在教学中，郑天挺也将爱国思想加入教学实践，希望以历史知识培育学生的“爱国爱民族之意识”，不仅在战争时期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也充分体现了其治史以经世致用的思想。

郑天挺十分重视教学工作，在他的一生中于讲台上执教六十余年，虽常有繁忙的行政工作在身，却始终坚持教学和科研，从未间断。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随着教学改革工作的开展，很多教师开始忙于社会活动，挤占了科研工作的时间，郑天挺作为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经常勉励大家加强科学研究，他提出“不赞成不愿教书光想搞研究的做法，教师不教书还算什么教师？如果研究方向与教学方向不一致，作为教师，应该改变研究方向，转到为教学服务的轨道上来”。

文革结束后，明清史方向的部分教师也提出更愿意搞科研，不愿意搞教学。针对此问题，郑天挺提出，通过自己的教学生涯总结出的经验是不管工作性质如何变动，始终不离讲台。他认为这样做可以达到三个目的，一是促使自己思考、钻研，使自己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二是使自己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至于与社会脱节；三是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使自己的知识不断深化。1979年，郑天挺还举办了明清史师资进修班，在为期半年的培训中共讲解了九个专题，还亲自指导每周一次的课堂讨论，并带领学员外出到清西陵参观。可见，郑天挺非常重视教学工作，甚至认为科研也要为教学服务。

从史学史的视角来看，郑天挺属于中国现代史学创立后的第三代史学家。郑天挺一生中为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两所学校的学术发展及历史学科建设恪尽职守，晚年学术威望更为史学界所公推。同时，郑天挺经历了从新历史考据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转变，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实践理论和成果，在明清史、隋唐史、元史等领域均有突出学术贡献。

早在1937年底北大、清华大学和南开南迁时期，郑天挺即由厦门大学中文系转任历史系教授，开始讲授隋唐五代史。在当时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郑天挺的主讲题目依次为“隋唐五代史参考书”“杨隋世系及姓氏”“杨氏代周”“隋平江南”“隋末群盗之起”等。由于没有成熟的教材，郑天挺主要通过精读《隋书》《旧唐书》《新唐书》《通鉴纪事本末》《唐会要》《通典》等原始材料，将内容归纳为若干专题，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讲授。自此至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郑天挺一直在进行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直到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之初，郑天挺在历史系还开设过隋唐史课程。

郑天挺有关隋唐史研究的公开论著并不多，仅有抗战时期发表的《发羌之地望与对音》《\u003c隋书·西域传\u003e之附国与薄缘夷》 等数篇考释吐蕃史的论文。另外，在长期的教学与研究中，郑天挺积累了大量有关隋唐五代史教学与研究的卡片，据统计多达600余张，总计15万字，内容涉及隋唐五代政治、经济、军事、人物、制度、文化以及边疆民 族关系等诸多方面。在郑天挺去世三十年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力平教授率其学生们将郑天挺积累的学术成果整理为《郑天挺隋唐五代史讲义》出版，其中内容主要集中于隋唐政治史和唐史分期、军事和田赋制度研究、武则天研究以及吐蕃族源考释等方面。

据学者段晓亮的总结，郑天挺的隋唐史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重视精研原始文献史料，通过归纳、排比和分析元史文献资料，将历史事实和原始史料结合起来，以探寻历史真相；二是注重阐明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通过制作史表等方法，从历史演变的角度探求真相；三是治学细致精微，不轻易下定论，即在谨慎考证的同时，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不轻易下定论。

郑天挺的元史研究始于1950年前后，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依据新的教学大纲，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中国通史的第四部分——元明清史。在调入南开大学后，也曾专门讲授过元明清史并开设相关讲座。

郑天挺在元史方面较为著名的论著为《关于徐一夔\u003c织工对\u003e》，这篇论文将徐一夔《织工对》这一材料考订为元朝末年之事，其论证被元史学界誉为“无懈可击”的经典。另外，郑天挺亦有较多研究观点体现在数十年间积累下来的五六百张元史讲义卡片中。2009年，在郑天挺诞辰110周年之际，这些卡片以《郑天挺元史讲义》的形式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中华书局整理出版。

郑天挺的元史研究主要集中于蒙古先世与元代政治史、元代经济史和民族关系、元代社会性质和社会阶层等方面。与隋唐五代史研究不同的是，郑天挺的元史研究很多都是在1949年后进行的，且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如他对蒙古早期社会性质、元代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分析，以及在《关于徐一夔\u003c织工对\u003e》一文中对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时间的讨论等，都体现出了从传统历史考证学向唯物史观理论过渡的明显特征。

郑天挺是中国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明清史专家之一，几乎所有回顾二十世纪明史研究的论著都无法忽视郑天挺的学术地位。2002年，冯尔康等学者搜集、整理了郑天挺有关明史研究的文章数篇，收入《及时学人谈丛》的“明清史专题”部分，另有部分研究观点见于郑天挺明史讲义卡片。

郑天挺的明史研究涉及明代政治史和明代经济史两大领域。在明代政治史方面，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明史分期、朱元璋的身世、朱棣生母问题、明代分封制度、明代内阁制度、土木堡之变、大礼议之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以及明末农民战争等重大问题；在明代经济史方面，主要涉及了明代的丁役制度、田赋制度、明代资本主义萌芽以及明代海外贸易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另外，由于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开始，郑天挺一直主持清宫修《明史》的点校工作，此点校本最终于197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对于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明史研究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点校期间，郑天挺负责详细制定点校原则、全面审核最终稿，同时亦参与了大量具体点校工作，解决了较多疑难问题，并依据上述工作提出了撰写校记的十点原则，这些基础性工作对嘉惠后学有着重要作用。

清史研究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科的新兴领域，郑天挺是继开拓者孟森之后，以科学实证方法研究清史的著名史家，他的研究内容涉及满洲先世和清初历史、清代政治史、清代民俗和制度史、清代东北地区边疆史地、清代经济史、郑成功和台湾史等诸多领域，进一步开拓了清史研究的新局面。除公开发表的清史研究论著，还有《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简述》等学术论集和专著，此外还有大量清史讲义和教学卡片。

清史研究是郑天挺一生用力最勤、成就最多的研究领域，其研究路径、治学方法与孟森一脉相承，因此被公认为“孟森的传人”。在孟森研究的基础上，郑天挺还进一步扩展了清史研究的领域，特别是在中年以后，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角度，在满洲入关前社会性质、清代经济史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另外，郑天挺还非常重视清史史料整理等基础性工作。早在1922年，郑天挺即在北京大学参与了明清档案的整理活动，抗战时期完成《清史语解》，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对满族特定的词汇和官职加以解释，方便了后续清史研究的开展。1950年以后，郑天挺还负责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的工作，以及《中国通史参考资料》中清史资料的编辑工作。1979年，郑天挺在主办明清史进修班的同时还主编了《明清史料》上下册。以上这些基础性工作，为清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针对郑天挺的清史研究，学者常建华总结认为，民国时期的郑天挺继承乾嘉学风，在孟森清史研究的基础上展开自己的教研活动，追求客观、科学的清历史学，为未来纂修传世的清史之正史从事学术活动，进行了学术积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郑天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明清史的历史分期、土地所有制形式、农民战争、资本主义萌芽等热点问题上，均有深入研究，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史观下的清史学体系，一直影响至今。

郑天挺于1917年考入北大国文系，毕业后又再次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攻读研究生，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秘书长、史学系主任等职务，截至1952年奉调南开，郑天挺在北大读书、教学长达三十余年，开设的课程有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明清史、历史研究法和中国目录学等，对北大史学学术发展，尤其是明清史学科的发展贡献良多。

郑天挺对北大学术发展的贡献首先体现于对历史学人才的发掘和培养。1939年时北大恢复文科研究所，郑天挺担任副所长，几乎负责了整个研究所的总务和教务工作。文科研究所先后招收了两届研究生，第一届中有任继愈、阴法鲁、马学良、刘念和、杨志玖等十二人，第二届有王永兴、王玉哲、魏明经、高华年、胡庆钧等二十人。由于行政工作繁忙，郑天挺并未亲自指导研究生，但经常协助各导师督促、指点研究生进行日常学习，文科研究所迁至宝台山响音寺时，郑天挺与罗常培、汤用彤等导师，也和研究生们朝夕相处，促膝论学。1940年初，文科研究所一分为二，任继愈、马学良等研究生随史语所入川，此后郑天挺和罗常培还特意赴四川省看望他们，帮助他们进行论文答辩的准备工作。在此期间，郑天挺还为研究所招揽优秀导师，如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唐兰刚刚升任副教授时，即打破常规被北大文科研究所聘为古文字学导师，也是由于郑天挺力荐的结果。抗日战争胜利后，郑天挺仍任北京大学秘书长，同时在史学系讲授明清史和清史研究等课程，对张守常、阎文儒、田余庆等人多有指导与提携。

另外，郑天挺对北大明清史的学术传承也做出了较大贡献。郑天挺的研究内容和方法与孟森一脉相承，被历历史学界誉为“孟森的传人”，自1938年，郑天挺接替孟森开始在北大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明清史，后将很大精力倾注于明清史的教学和研究，培养出很多史学人才。历史学家王德昭曾说，郑天挺继孟森之后，维持北大明清史学一脉，而更发扬光大之。除何鹏等人外，清史专家戴逸也是在郑天挺的指导下走上清史研究道路的，孟森的弟子商鸿逵也在郑天挺的推荐下，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得正高职称。郑天挺的学术渊源离不开北大，他对北大明清史的学术发展也做出过重要贡献，至今明清史学科在北大仍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开大学史学系的建制最早可追溯到1923年，但学科建设一度发展缓慢。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郑天挺和雷海宗分别自北大、清华大学调入南开，参与历史学科的建设，规范相关章程和制度，南开历史系的发展由此迎来转机，南开史学也由此逐渐形成具有自身传统的学术风格。郑天挺作为历史系主任，可谓是南开历史系的重要奠基者，他不仅将南开历史系打造成了中国最富盛名的明清史研究重镇之一，同时也使南开史学形成了多学科发展的新格局。

郑天挺在南开大学从事的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社会和学术活动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52年至1966年。在郑天挺调入南开之初，不仅以加强专业基础课和政治理论课为重点组织了教学改革工作，还于1956年在南开创建了明清史研究室并亲自担任主任一职。研究室创建初期，高树会、来新夏、汤纲等教师在此工作，与研究室共同完成了点校《明史》和编纂《中原地区通史参考资料》第八册（清代部分）的编纂工作。与此同时，郑天挺参与了较多全国性的历史学建设活动，包括参加中原地区资本主义萌芽、古代史分期、中国历史上的清官问题等当时史学界热点问题的讨论，通过发表文章和主题谈话等方式推动了相关问题的深入研究，还先后接受了鄂世、孟昭信等多位外校教师前来南开大学进修，另外还参与了教育部组织的文科教材编写工作，作为历史组副组长与组长翦伯赞共同主持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的编写，还单独主编了《史学名著选读》。在此期间的1963年，郑天挺被任命为南开大学副校长。

第二阶段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郑天挺于1978年召集分散在历史系及校内有关部门的原明清史研究室成员，共同恢复了研究室的建置，并于1979年重新出任南开大学副校长，再次投入到推动历史学科发展的社会工作和学术活动中。1979年下半年，受教育部委托，郑天挺在明清史研究室主办了全国高校明清史教师进修班，入班学习者有梁希哲、唐景绅等来自11个院校、单位的11位教师和研究者，同时还就任《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之职。在此期间，郑天挺还通过个人的学术活动和严谨厚重的治学态度，进一步塑造了南开大学历史学严谨朴实的治学风气，促使南开史学形成以“求真致用”为理念的学术价值规范。郑天挺在晚年还提出了“求新”的主张，并将“求新”和“求真”“求用”结合起来，在八十岁高龄时还会花大量时间阅读各国报刊资料，这些理念和行动深刻影响了南开史学的发展，至今仍为南开史学的典范和至高的学术标准。

郑天挺在中国近现代史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影响，除在中国断代史研究方面有诸多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外，还源于他培养和提携史学人才、维持北京大学明清史学术脉络、打造南开明清史研究重镇等成就。此外，郑天挺对塑造南开历史学严谨朴实的治学风气、构建以“求真致用”为理念的学术价值规范等方面，也有重要贡献。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总务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的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和副校长，郑天挺为近现代中国的学术和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这些贡献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都有着深刻意义和价值。

中国近现代史学家白寿彝评价：“天挺同志治史，自称是‘探微’的工作，从字面上看，这好像是说，他的工作是探讨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其实，从他的具体成就来看，他提出并解释了一些旁人没有怎样解决好或是根本没有提出来的问题。这是探微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其次，他努力从一些具体的事物上观察历史的大势，像这样‘探微’，其实并不是探的‘微’。天挺同志精心研究明清史。他研究断代史，但并没有割断历史。”

中国现代史学家、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评价：“由于他（郑天挺）在管理北京大学、学术研究和讲授课业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很早就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和史学家……在南开大学，他勤奋工作，开拓进取，以自己的卓越才识，极大地推动了历史学科特别是明清史学科的发展，成为校史上光芒四射的一颗巨星，在中原地区现代教育史和现代 历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现代清史学家冯尔康评价：“毅生师的学术思想和成就，教学和科研方法，它的丰富的内容，本身就是一些科研的题目。”

中国元史研究会名誉会长杨志玖评价：“郑天挺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历史学者、明清史专家。他对古代史特别是明清史方面的研究，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已为举世公认，薄海同钦。郑天挺先生又是著名的教育家。他执教六十余年，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培育出大批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郑天挺先生道德高尚，涵养深厚。他律己严，待人宽，生活朴素，心胸开阔，正直无私，光明磊落，服膺真理，追求进步。他继承了华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又具备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他教书又教人，不仅在治学上是导师，在做人上也是典范。”

孟森与郑天挺先后主持北京大学明清史讲席二十余年，二人学术交谊颇深，关系密切，由于研究内容和治学方法均受到孟森的影响，郑天挺也被视为“孟森的传人”。

郑天挺与孟森的交谊始于1931年秋，当时孟森刚刚受聘为北大史学系教授，郑天挺则为北大校长室秘书并在预科讲授国文课，当时孟森六十三岁，郑天挺三十二岁。两年后，郑天挺就任北大秘书长兼中文系副教授，对孟森的明清史研究产生浓厚兴趣，二人在学术上的交往开始日益密切。1934年夏，胡适将孟森即将出版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出示给郑天挺，后胡适在附言中提及孟森在“太后下嫁考实”部分，“终未能完全解释（爱新觉罗·多尔衮）‘皇父’之称的由来”。1936年，郑天挺撰文《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断》并专门拜访孟森，当面征询建议，次年该文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出版，这也成为了郑天挺的第一篇明清史研究论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校务由秘书长郑天挺统筹负责，当时郑天挺经常和孟森见面，为北大前途筹谋。当年10月，孟森胃疾加剧，后被确诊为胃癌并入住北京协和医院。11月，郑天挺处理妥善北大校务后，与罗常培、魏建功等人准备离开北平市，临别时孟森以两首诗相赠，其中一首记载10月某日睡梦中暂时忘却病痛和国事的心绪，有“君不见待时北海清何日，学戴南冠舌自。难觅中山千日酒，可无槐国息天君”之感慨，另一首慨叹唐末李克用、李存勖父子事迹，以“擒王容易检身难”收尾。郑天挺到协和医院与孟森告别时，孟森已生命垂危，但仍以病榻日记出示郑天挺，临别时二人紧握双手、潸然泪下，此次会面亦成二人永别。

1938年1月14日，孟森在北平逝世，此时郑天挺已辗转抵达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直到2月1日才得到消息。当年5月22日，北大史学系举行谈话会纪念孟森，郑天挺以孟森晚年卧病情况作专题发言，以寄托哀思。当年下半年，郑天挺正式开始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讲授明清史，次年元旦，郑天挺在日记中表达了希望继承孟森遗志，潜心于明清史研究的志向。此后，郑天挺以孟森关注的问题为研究重点，致力于用科学实证的方式研究明清史。对此，学者常建华曾总结道：“孟森先生采用科学的实证方法探讨清代入关前历史，以清朝开国史的研究奠定了现代清史学开创者的地位，而郑天挺先生则是继孟森之后的著名清史学家，也以对清朝开国史的开创性研究成名”。

杨翼骧是郑天挺的学生，二人都曾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历史系和南开大学历史系，也都是二十世纪中国著名的史学家。二人自1936年相识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交往，在杨翼骧人生中几个较为关键的阶段，郑天挺作为老师都给予了支持和帮助，由此奠定了他们四十余年的学缘与交谊。

杨翼骧于1936年考入北大文学院史学系，当时郑天挺为北大秘书长兼国文系副教授，为历史系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此为二人结缘之始。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大学、南开先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郑天挺也转至历史系任教授，因家境贫困，杨翼骧直至1939年9月才辗转进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就读，后在隋唐五代史、清史研究等课程中得到了郑天挺的教导。1942年，在郑天挺的指导下，杨翼骧完成本科毕业论文《论曹操平定中原》。1943年下半年，杨翼骧被调至西南联大历史系任助教，三年后随北京大学返回北平市，此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当时郑天挺为北大秘书长兼历史系主任。

1952年春，杨翼骧在院系调整中被调至中国政法大学，而身在南开大学的郑天挺还依然对杨翼骧多有关心，在某次见到北京政法学院院长钱瑞升时特意提到希望不要因工作调动而影响了杨翼骧的职称评定。然而，次年北京政法学院的课程进行了改革，杨翼骧执教的中国通史课程被取消，他不得不另谋出路。自此期间，杨翼骧想到南开大学任教，于是写信向郑天挺求助，刚好郑天挺初到南开时即感到历史系师资力量缺乏，于是欣然接受了杨翼骧进入南开历史系。

杨翼骧初到南开时讲授中国通史课，旋即受到了学生们的好评。自此，杨翼骧在南开大学开始了长达五十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不仅基于个人研究领域留下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学忍堂文集》等重要著作，还开创了南开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阵地”。1979年后，郑天挺作为《中国历史大辞典》总主编，与负责《史学史卷》古代史学史部分的杨翼骧再一次合作。1981年底，郑天挺因病逝世，两年后，《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成为《中国历史大辞典》中最早完成、最早出版的部分，杨翼骧也完成了郑天挺交给他的最后一项工作，为他们长达四十余年的学术交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

除文字学和历史学研究外，郑天挺也是一个旧体诗词爱好者。在执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期间，他与陈寅恪、罗庸、陈雪屏、魏建功、邵循正等学人时常通过诗词吟咏遣怀、感时伤世，或共猜诗谜、往来酬唱。另外，郑天挺在教学科研中也注重“诗史互证”，在日记、诗作和研究文献中均有对相关学术旨趣的体现。

在西南联大初成立时，郑天挺负责总管钱粮分发等“后勤”工作，同时兼任历史系教授之职，虽然事务繁忙，但郑天挺依然经常以猜诗谜为乐。1942年2月8日，郑天挺在日记中写道：“上午在家编诗谜，欲以为除夕之欢也”。后在当年过年期间，魏建功、陈雪屏、孙毓棠、邵循正等人在郑天挺处聚餐，饭后大家“作诗谜之戏”，郑天挺拿出十八条诗谜，由参加者选字填词，直至午夜一时才“诗谜猜毕”。

此外，郑天挺与其他学人还多有反映家国之思的诗词作品或题赠往来，在他41岁生日时，罗常培等前来拜寿，以一把题写了辛弃疾词作《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的扇子为赠。郑天挺感言，“余最喜此词‘算平戎万里，功名本是，真儒事、君知否？况有文章山斗’数语”。辛弃疾原词中，尚有“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等言，借此隐喻时局，并互相表达祝愿。

1937年后，郑天挺离开子女亲人，独自南下昆明市，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八年期间，除行政工作和学术研究外，郑天挺最常做的事情是与好友们出游、谈论时政和“跑警报”，这也是西南联大众多教授日常生活的缩影。

郑天挺在联大时，经常与教授们一道品茶观戏，在昆明大多观看的是当地的滇剧，如《玉泉山》《活捉三郎》等，另外还到联大附近散步游玩、寻访名胜古迹。1939年十月，郑天挺与梅贻琦、杨振声、陈雪屏一道搭乘火车前往呈贡区看望吴文藻、冰心夫妇的新居，第二天再由吴文藻夫妇带领到县城南门外的乌龙浦游玩，第三天还到了龙井。

在昆明市期间，联大的知识分子无不关心时政，心系国家前途，郑天挺也不例外。虽然处在西南边陲，但他常常与友人谈及局势，表达自己的意见。1938年12月，郑天挺与叶公超谈及由于师长莫德希叛变而致广州战役时，感到痛心疾首，但却也表示他没有对中国抗战胜利失去信心。另外，“跑警报”也是联大教授们的日常生活之一，因联大时常面临空袭，为了减少人员伤亡，每当日本飞机一来，师生们就只能跑到室外找个地方躲藏，这就是所谓的“跑警报”。每当此时，郑天挺不仅要顾及自己的安全，还要担心学校的情况，警报解除后会第一时间慰问师生、安定人心，并前往被炸毁的学校物舍现场统计灾情，事后还要向上级汇报情况、组织学校修复。空袭来时，为躲避，师生们前后要花大半天时间，来回走好几公里的路程，每个人都身心疲惫，但郑天挺回校后仍然坚持工作和教学，没有懈怠。

郑天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父郑叔忱（1863～1905年），为光绪年间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后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教务提调（教务长），其母陆嘉坤（1869～1906年）为学人陆仁恺之女，著有《芙蓉楼吟》多卷，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学堂总教习，但二人均早逝。郑天挺的表舅梁巨川则为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梁漱溟之父。1921年，郑天挺与周稚眉结婚，二人是旧式的“娃娃亲”，但婚后关系和睦。1937年2月，周稚眉突发腹痛，手术时发生医疗事故，意外去世，留下五个孩子，最大的13岁，最小的5岁，此后郑天挺再未婚娶。

2020年下半年，北京大学校史馆首层专题展厅开展“史学大师郑天挺——郑天挺先生生平纪念展”。展览分为“诗书传家、学以报国”“负北大、因缘际会”“教以为生、求真求用”“实心任事、鞠躬尽”四个部分，以图文与实物相结合的形式，通过线上和线下展厅，展示郑天挺的一生经历。

2009年9月，“纪念郑天挺先生110周年诞辰暨中原地区古代社会高层论坛”在天津红楼宾馆和南开大学校园举办，该活动由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联合举办，约400人参加了会议开幕式，约120位来自各地的历史学者参加了学术讨论。会议共收到学术论文93篇，内容涉及中国上古史、中古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史学史、中国古代制度史、军事史、社会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历史地理和环境史等多个领域。

2019年9月，“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20周年暨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市举行，该活动由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主办，共有来自1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123位专家学者到会，议题涵盖明清政治、明清军事史、新清史等明清史研究的诸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