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慕久（1788-1848）是一位清朝政治人物，山东东平人，字竹圃。他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举人。

爱新觉罗·旻宁六年（1826年），以知县身份去云南省上任，道光皇帝赞誉其“资质本乎天性，廉洁出于自然”。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5月），被任命为苏松太兵备道、上海道台，负责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谈判上海开埠以及西人居留地问题。1845年，宫慕久接替吴健彰任苏松太道道员一职，由咸龄接任。1847年，宫慕久升任江苏省按察使（臬署在上海）。1848年，宫慕久去世。道光皇帝恩准，在其家门口树起了神道碑。

宫慕久，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三年（1843年5月）任苏松太兵备道、上海道台，直接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谈判上海开埠以及西人居留地问题，商定《上海土地章程》，为日后上海租界的基本法规。上海市正式开埠后不久，即在洋泾浜北设盘验所，向西洋商船征收进口货税银，并拒绝英国在上海县城内开设领事馆的要求。1845年10月，以超出管辖权限为由，拒绝法国特使拉萼尼归还上海天主教教堂旧址的要求。西商有视厅县者，宫慕久戒之说：“吾官虽尊，无刑柄，彼虽小有刑柄，慎无狎。”西商遂加收敛。凡西商有馈送不能却，则锁一室中，去后封积如故。

不久，用告示形式公布和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依约商妥”，经两江总督批准的《土地章程》23款，规定将洋泾浜以北，李家厂以南，黄浦江以西之地，准租与英国商人，为建筑房屋居住之用，西界未定。此为租界开端。第二年又规定西以界路为界，并在县城北门外头坝南面浦建立新关，撤盘验所。1847年迁江苏省按察使。

宫慕久、巴富尔与上海租界起源

宫慕久与《上海土地章程》 　　一

1845年深秋，在上海这座枕江滨海的蕞尔小城中，发生了一件足以撼动后世的大事。然而这件大事在当时人们的心海间，却没有掀起足够的波澜，因为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所以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来关心这件事。

道光二十五年，雾蒙蒙的阳光显得幽而惨淡。

11月29日上午，一件关于允准英国商人在上海县域内租地、建屋、筑路的大字告示，被悄悄地悬挂在了外滩新海关，以履行它必须完成的一道程序：公布于众。若干年后，这件告示被沿用它的不同国籍的人们安上了《上海土地章程》、《地皮章程》、《第一次土地章程》、《上海租地章程》等等花样繁多的名目，成为了上海百年租界的一个起点，备受关切。然而在它面世之初，一切都远不如后来这般郑重其事。它是直白而裸露的，只有光秃秃的23项条款，连个像样的标题都没有。它仅仅是上海道宫慕久与英国首任驻沪领事巴富尔经过两年的反复拉锯，以个人名义“依约商妥”的一个约定、一件充其量相当于今天地级市制发的公文而已。档次不高，文本意义似乎更大于实际意义。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充分预见到它将给后世社会带来多么巨大和深远的影响。作为当事人的宫慕久也不能。他曾花费了两年时间，试图拖延或阻止这样的文本出现，他痛恨英国佬的贪婪与得寸进尺，这不是他想要的结果。但是，在清王朝举国衰微的颓势面前，他的拖延、阻止，乃至痛恨，悉属狗屁！不接受又当如何？

江苏巡抚孙善宝，还有两江总督壁昌，均已为他统一好了口径，并且笔墨酣畅地批下了两个大字：照准。

清代官制，总督为辖治一省或数省的封疆大吏，官阶从一品，举凡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无所不包。康熙帝年以后，全国共设直隶、四川省、两江、湖广、浙闽、两广、云贵高原、陕甘八大总督，这一建制如今早已消失，假如类比的话可能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区制比较接近。而巡抚，则为省一级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就是今天的省长。1845年《上海土地章程》

岂止巡抚和总督，朝廷上下，哪一层哪一环不是风帆直挂、一路放行？但宫慕久清楚，笔墨酣畅并不代表心情酣畅，朝廷这也是出于无奈啊！他所面对的晚清政治，就是典型的“危机政治”，为国家民族千年之所未遇之大变动、大危机。那些表面看来不可一世的皇族贵戚、政治大佬，其实已经丧失了对政治局势的驾控能力，根本弄不明白该如何应对危机，从祖宗成例和儒家教义中，他们找不到可以像驯化百姓一样驯化洋人的有效办法，手足无措，走投无路。从1840年开始，这种忧郁而深刻的悲怆，便荼毒着大清的脑壳与身躯，除了逆来顺受，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历史已经注定，这将是上海市不可逆转的一个命运拐点。

如果说，鸦片战争爆发以来，那些发生在广州市、天津市、厦门市的战事，和上海的关系还不算太大的话，那么，1842年6月爆发的中英吴淞之战，就毫无商量地属于上海人自己的战争了。从6月16日英军炮舰沿吴淞口、宝山一线开打，到6月19日上海城陷落，前后拢共四天光景，上海防区“均已豫备齐全，堪资得力”（两江总督牛鉴之语）的炮台、深港、高岸，以及火枪火炮、大炮抬炮、火箭喷筒毒火等等之类，和号称“布置精密，可打胜仗”（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之语）的战略自信，就被英国皇家海军少将巴驾率领的旗舰“康华里士”号，以及区区十来艘战船和两千之数的英国陆海军打得稀里哗啦，全线崩溃。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清军主要凭自造的和购自欧洲的加农炮与英军作战。这种西洋火炮最初在16世纪初的明正德年间由西班牙人输中国，后随葡萄牙帝国、荷兰、英国等殖民者的侵而名震一时。《皇明世法录》有云：“红夷大，盛传中原地区……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但这种被称为“红夷大铳”的加农炮也有其明显的短处，管壁厚且短，长度仅为口径的20倍，虽可发射较重的弹丸，但射程短。尽管如此，“红夷大铳”仍惹得吾国军界上下眼馋不已，于明末清初开始仿造，并委托外籍人士担任监制。由于这些监制人大多为目深鼻高、须赤黄的荷兰人，被清国人目为“红夷”，“红夷大炮”遂由此而得名。

仿造之物终究难以同原装货抗衡。虽然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中西双方的主导火炮都是这种前装滑膛炮，使用的也都是黑发射药和球形实心弹，但仿货的铸铁质量、火药配料、膛孔精度，都被打了许多折扣，所以它的射程和命中率都远不及原装货。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针对虎门炮台曾发议论：“大角、沙角炮台，远隔虎门之外，江面寥廓，大炮仅及中泓，不足遏夷艘，适足招夷炮，何必守？”

上海开埠后，在杨泾浜（后称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北设立西洋商船盘验所，征收进口货税银，并募选商人，开设银号，收纳税饷；同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开始谈判外国人居留地界址。道光二十五年，法国要求归还上海天主堂旧址，以超出其权限为由予以回绝。经两年谈判，与巴富尔商定《上海土地章程》（即《租地章程》）23款，并公布。划定杨泾浜以北、李家厂（今北京东路）以南之地，准租予英国商人，为建筑房舍及居住之用，自此出现上海租界。次年，又与巴富尔议定界路（今河南中路）作为英国居留地的西界，东面以黄浦江为天然界限。英国新任驻沪领事阿利国出面要求归还老天主堂。回复称旧传教士墓地即可还；附属于关帝庙的房屋，不能发还，可另拨土地作为补偿。

宫慕久去世后，为表彰他卓著的政绩，高尚的品格，经爱新觉罗·旻宁恩准，在其家门口树起了神道碑。碑正面上书“诰授通议大夫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宫公神道”。历经160余年，该碑仍矗立在州城桂井子大街南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