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都战役是指，1950年10月6日，为了打击西藏自治区上层分裂势力，震慑国外干涉势力，中央在与西藏当局和平谈判毫无进展时，为了排除阻力，以战求和，尽早尽快的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西藏，维护祖国统一，解放西藏族民，人民解放军被迫发起的军事行动。

昌都位于中国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连接藏、川、滇、青四省（区）的交通枢纽，素有“藏东明珠”“西藏门户”之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劝和促谈的政治争取工作，但帝国主义反动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重重阻挠，害死劝和代表，拒绝和谈，扩充藏军并陈兵金沙江西岸。同年底，在人民解放军西南战役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扩充军队，购置军火，策划“西藏独立”，并把藏军主力部署于昌都。1950年8月25日，格达活佛进藏劝和遇害后的第三天，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计划，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打响。战役中解放军采取正面进攻与大迂回相结合的战法，五路大军围攻昌都，西康省是主攻方向和主力部队，西康又以北线甘孜县为主攻方向。北线甘孜藏族自治州方向又兵分三路：中路为主攻部队，从邓柯进军昌都；北路是迂回部队，从玉树南下，包抄昌都后门；南路是吸引部队。战役的目的是通过军事打击，把噶厦政府打回谈判桌上来，寻求政治解决西藏自治区问题，避免藏军散落，进入游击模式。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藏军各防区迅速溃败。1950年10月24日，昌都战役结束。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18天，解放军先后打了20多仗，先后解放了昌都、类乌齐、恩达、宁静、盐井县、碧土等城镇。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共俘代本以上高级官员20余名。在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基本被消灭，解放军伤亡114人。

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打掉了西藏自治区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依靠，也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使西藏地方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震动和混乱，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昌都战役后，西藏爱国力量得到发展，反动势力受到抑制。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驻拉萨市，西藏和平解放。

1942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因遭到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改变原议。1947年，英国幕后策划邀请西藏自治区派代表参加“泛亚洲会议”，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对待，经中国代表团严正交涉，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这种错误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帝国主义加快了与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勾结的步伐。昌都，在藏语中指两河交汇处的“河岔口”。扎曲河、昂曲河分别从雪山奔腾而下，一东一西环护着昌都。昌都位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连接藏、川、滇、青四省（区）的交通枢纽，素有“藏东明珠”“西藏门户”之称。1949年底，在人民解放军西南战役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扩充军队，购置军火，策划“西藏独立”，并把藏军主力部署于昌都。

随着解放战争的进程，西藏解放事宜提上了日程。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指出：“其实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

1949年7月8日，一队藏兵将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团团围住，限令办事处人员两周内撤离西藏自治区。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驻拉萨办事处主任陈锡章感到情况有变，急忙赶到布达拉宫前的噶厦办公楼。噶厦地方政府是清乾隆设立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最高政权机构之一，另一个是以班禅为首的后藏朗玛岗地区政府，两大地方机构都由中央领导，其中噶厦地方政府，分权于一僧三俗四位噶伦手中。当时的首席噶伦然巴表示为了阻止解放军进军西藏，又由于中国国民党在哪儿，共产党就打到哪儿，因此噶厦决定，连同国民党政府驻藏办公处人员一律限期驱离西藏。一时间，西藏自治区各地到处刮起一股驱逐汉族的邪风。国民党驻藏机关的官员眷属和其他汉族人员200多人，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被驱逐出西藏，送往印度，再经由海路遣返回内地。这便是“驱汉事件”。此后，噶厦地方政府更是草拟了《“西藏独立”宣言》，并组成了所谓的“亲善代表团”打算分别到美、英、印度、尼泊尔活动，要求他们支持“西藏独立”。

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当天，远在西藏的班禅，给北京发了电报表示拥护，而获悉班禅的电报，毛泽东格外地高兴。某种意义上，班禅在建国当天给北京的电报，是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坚定统一西藏自治区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仅一个月，噶厦就用拉萨电台，以所谓的“西藏外交局”的名义，致电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希望解放军入藏。

1949年11月2日，毛泽东收到了一封来自达赖治理下西藏“外交局”的信件，信件表达了西藏方面的独立立场。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提出“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构想。接到党中央解放大西南和经营西藏的指示后，贺龙开始主动拜访藏学专家，为进军西藏问计寻策。对西藏颇有研究的任乃强向贺龙介绍了藏军的军制、优势和通常的布局，还就进军西藏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如何处理西藏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任乃强将自己即将完成的由20部分拼接绘制而成的西藏地图交给了贺龙。其中没画完的两部分，由贺龙派人协助完成。这份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完成后，贺龙指示立即付印，尽快发给进藏部队。

1949年底，在人民解放军西南战役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形势下，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扩充军队，购置军火，策划“西藏独立”，并把藏军主力部署于昌都。此时噶厦决定，派出“亲善使团”分别赴英、美、印度、尼泊尔四国，以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援助。对此，中央政府于1950年1月20日发表声明指出：西藏自治区此举，不过是“英美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西藏的同谋们所导演的傀儡剧”，“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在中央政府的严正警告下，西藏赴英美的代表未能成行，其阴谋活动未能得逞。但是西藏地方当局依然不肯罢休，于1950年初另派一个使团同中央政府谈判并表明立场。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在苏联给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的电报中，确定将“进军及经营西藏自治区的任务”交给中共西南局。接到指示后，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立即研究进藏部队的军事部署和政治动员，同时就和平解放西藏做了大量的工作。1950年1月下旬，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决定第五兵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云南省军区第一二六团、青海省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分别由四川省、云南、青海、新疆向西藏进军，并以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为书记、政治委员谭冠三为副书记，组成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

1950年2月5日，中央批复西南局的电报指出：“我军进驻西藏自治区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用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据此，党中央、中共西南局和进藏部队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争取西藏政府派出代表前来与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包括广播电台播出藏语节目敦促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派谈判代表；由中国驻印度使馆与在印之西藏地方政府官员联系；由青海省派出藏族上层人士劝和团赴藏；由第十八军先遣部队在四川藏区向藏军、地方官员捎信、捎话；派出白利寺格达活佛（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宣传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促其与中央和谈等等。

1950年2月28日，西藏问题研究室（3月改称“十八军研究室”）成立，研究室成立后不久就写出了《西藏各阶层对我军进军态度之分析》《对各种政策具体实施的初步意见》《进军康藏应注意的事项》《英美帝国主义干涉西藏问题之趋向和我之对策》等资料，又编写了进军口号、对藏军的简单喊话材料、一套藏文课本和供进军西藏部队战士学习的教材，还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翻译成藏文。根据贺龙的指示和安排，西藏自治区问题研究室将藏族的风俗习惯、民间文学、艺术，藏传佛教的教义，西藏的哲学、医学、建筑学，历代汉藏关系及近代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等整理汇编成资料，使进军西藏的指战员在短时间内对西藏各方面都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1950年2月，以夏格巴为首的代表团携带一封宣称“西藏独立”的信欲经印度到中国香港等地寻找中央政府驻港代表说明或了解情况。夏格巴一行于3月初到达印度噶伦堡。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回复孜恰·土登杰布和孜本·夏格巴等人，表示欢迎他们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前来北京商谈有关西藏和平解放问题，并且说明该代表团是西藏地方政府派至中央人民政府商谈西藏地方事务的代表团，因此谈判地点必须在北京，不能在香港。

1950年5月4日，格达活佛从白利寺赶到甘孜城，连夜拜访了十八军先遣部队领导吴忠市和天宝。当听到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自治区问题的政策方针后，格达活佛当即保证，如果需要，他本人愿意去拉萨劝和。1950年7月10日，格达活佛带领少量随从，从甘孜白利寺出发，赴西藏进行劝和工作。格达活佛到达昌都后，时任昌都总管拉鲁和英国特务福特害怕格达活佛入藏会引起对他们不利的政局变化，于是当即扣留了格达活佛。他们竭力阻挠格达活佛的行动，要挟昌都有关部门不给他办理去拉萨的通行证明，格达活佛入藏愿望迟迟不能成行，便立即在昌都四处奔走，向地方当局和各族各界人士宣传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共同纲领》的内容，宣扬解放军的善待群众和严密纪律，受到当地绝大多数上层爱国人士和僧俗群众的欢迎。这引起了拉鲁和福特的强烈不满。格达活佛在昌都的统战工作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总管拉鲁和英国特务福特的恐慌。8月，负责昌都电台的英国特务福特通过投毒的方式谋害了格达活佛。

1950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进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1950年6月17日，夏格巴等人收到噶厦的通知，同意在新德里举行谈判。6月18日，西藏地方代表团离开新德里前往加尔各答，随后到达噶伦堡，在这里等待中央方面的回话。这样，夏格巴等人在新德里待了将近10天，这期间他们同美国驻印度有关机构举行了重要的会谈以求获得美国的援助。9月8日，西藏地方代表团拜会了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夏格巴等人告诉尼赫鲁，除非中国事先同意“西藏独立”，否则他们不会去北京。随后夏格巴等人又拜访了美国大使馆。西藏地方政府希望夏格巴对美国曾在8月份答应提供军事援助表示感谢，夏格巴最终说明西藏政府就是要“独立”。

1950年9月8日，中央电示申健表示西藏地方代表团到北京商谈，什么事都可提出。但有三点建议:（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这一章是商谈的根据；（2）解放军进入西藏自治区，驱除中国国民党的影响，保卫国防，西藏现行政治制度及军事制度改为现状，达赖活佛的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是商谈的主要内容。（3）故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地方代表团迅即动身乘飞机经香港特别行政区、广州市北上，中央人民政府已派员在广州接待。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鼓动下，西藏地方政府一再拖延，迟迟不派谈判代表，并扣留了青海省劝和团，同时将西藏地方政府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代本（西藏地方武装建制，一个代本相当于一个团）加以扩充，每个代本扩大为一个加强团，将原来的14个代本扩充为17个，又从外国购进大批军火，加强代本的武器装备，每个代本都配备了美国电台，还请来英国教官。

1950年8月25日，格达活佛遇害后的第三天，中央军委批准了昌都战役计划。8月26日西南军区正式下达《昌都战役基本命令》，制定了“正面牵制，分进合围，迂回包围”的战术，决定五路围攻昌都。8月28日军长张国华从新津区出发前往甘孜藏族自治州指挥战斗，张国华一行于9月5日抵达甘孜，统一指挥昌都战役。9月8日，中共西藏工委在甘孜召开首次会议，主要研究实施昌都战役以及昌都解放以后的工作。会后，中共西藏工委发出了《关于解放昌都后工作要点的决定》《关于解放昌都有关政策的指示》等文件。会后在甘孜成立了中共西藏工委办公室，作为工委的办事机构，由乐于泓任主任。根据中共西南局的指示，张国华决定向甘孜县地区四县派出军代表，徐达文为甘孜县军代表，夏仲远为德格县军代表，杨东升（藏族，中国工农红军时期参加革命）为邓柯县军代表，马扎布（蒙古族）为炉霍县军代表，军代表协助西康省康定市地委工作。

1950年2月26日，西南局、西南军区关于要求推迟进军时间，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提出，“十八兵团进驻雅安市之两个团，因蓉雅（成都市至雅安）交通受阻，食粮尚感不足，而入藏部队（指十八军）所需之大批食粮（这是该军最担心的问题，据张国华同志面谈，只要粮食有保障，其他任何困难都有信心克服）则更无法赶筹。”

为保证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确定了“只要使用合理，并可能做到者，需要什么给什么”的方针。西南军区还决定设立支援司令部，以昌炳桂为司令员，胥光义为政治委员，何雨农为参谋长，统一领导修筑进军西藏自治区的公路和物资运输任务。在康藏高原上修建公路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为世界公路建筑史上所罕见。但是，张国华领导筑路大军至8月终于修通雅安市至甘孜藏族自治州长达 600 余公里的公路，从而使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得到有力保障。

一、五二师（缺一个营及工杂人员一部）附军炮兵营辎重一团于九月三十日在邓柯地区集结完毕，于十月二日应先以一五四团附师炮兵连隐蔽渡江，自生达外翼取捷径以勇猛迅速之动作，直插类乌齐.恩达，在途中应不顾少数敌人之阻碍袭击，以求迅速迂回昌都断敌退路，协同师主力聚歼藏军于昌都地区，师直率一五五团、一五六团（缺一个营）.军炮兵营，十月三日晨自邓柯渡江，取道生达直取昌都。

二、青海骑兵支队，务于十月四日（更具体适当时间由五二师规定），自玉树市出动向囊谦县及类乌齐攻击前进，保证一五四团右冀安全，并迅速运动积极配合一五四团歼灭类乌齐、恩达地区之敌，如一五四团在类乌齐抓住一个代本以上之敌单独进行歼灭时，则青海骑支应自类乌齐外翼（西侧）绕道挺进至恩达断敌退路。

三、军侦察营、工兵营附五四师炮兵连，归侦察营长苏桐卿、军直政处主任王达选统一指挥，于九月三十日在德格新村（岗托渡口东岸）地区集结完毕，于10月3日下午自岗托渡江向同普、江达之敌攻击前进，务求抓住该地区之敌，以配合五二师歼灭昌都地区敌之主力，以上各部统一归为五二师指挥。

四、五三师前指率师炮兵连及一五七团于九月三十日在巴安及其附近地区集结完毕，于十月二日晚，以两个营轻装由巴安北宋瓦卡美附近偷渡，直插宁静以西，断敌退路，十月三日晨以一个营自牛古渡、竹巴龙附近渡江，向宁静攻击前进，首先聚歼宁静之敌，尔后视情况向察雅攻击前进，配合五二师主力作战。

1950年9月23日，各参战部队分批出发，开始向邓柯德格县等地集结，同时完成玉隆至德格，玉隆至邓柯两条运输线的兵站设置任务。9月30日，西南军区再一次发出昌都战役的作战指示，周恩来总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一周年大会上再次表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自治区的愿望，强调“人民解放军决心解放西藏，保卫我国国防，我们愿以和平方式求得实现，西藏的爱国人士对此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西藏当局不再延迟，好使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就在这天，遵照党中央和中共西南局的指示精神，西藏工委发出关于解放昌都战役工作指示。1950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暨昌都战役誓师大会在康北重镇甘孜藏族自治州举行。会场打出大幅标语：坚决解放昌都，为解放西藏立下第一功。张国华军长号召参战部队“渡过金沙江，解放昌都！”“为西藏自治区人民立下第一功”。

1950年7月，双方在昌都东北部约160公里处的一个村落邓柯发生了第一次军事接触。邓柯地处甘孜至玉树市的交通要道旁，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在该地区设置了一座无线电台。解放军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捣毁了这座电台。拉鲁得到消息后便命令驻扎在昌都东北部大约5天路程的玉树边境附近的穆恰代本马上带领他的军队返回昌都。

1950年9月上旬，西藏工委为贯彻中央“当年解放昌都，次年进军拉萨市”的指示，在甘孜藏族自治州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研究昌都战役的指导思想。张国华在会上说，中央为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自治区，对西藏当局已做到仁至义尽，但是他们执迷不悟，堵塞了和谈渠道，关闭了谈判大门。最近，中央又通过外交渠道告诉西藏滞留印度的代表团说我军要向西藏前进了，西藏代表团如有和谈诚意，应该于9月上旬到达北京，但至今仍得不到响应。因此，我军不得不准备以军事手段进驻昌都。而后，再做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

1950年9月，面对藏军大规模、全方位的兵力配置，张国华、谭冠三等人反复研究分析战斗打响后藏军的作战路径，判断藏军退路一是经恩达、类乌齐西退至拉萨市；二是经邦达、八宿县再西向拉萨或沿河谷南下退往察隅县地区。为打破藏军南北两线兵力部署，实现战役目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大胆提出千里迂回，切断藏军后路，分割包围歼灭的作战构想。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从青海、云南等方向调兵，配合和支援第18军作战。根据党中央指示，西南军区于1950年9月22日批准第18军制定的昌都战役方案，确定歼灭藏军主力于昌都及以西之恩达、类乌齐地区，占领昌都，为解放西藏自治区奠定基础。

根据西南军区指示，张国华带领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和第52师师长吴忠等人进一步细化作战方案。张国华在指挥所的地图前排兵布阵：采取正面攻击和侧翼迂回相结合的战法，实行多路攻击，聚歼藏军于昌都及其以西地区。主力布置于北线，这是藏军防守的主要方向。北线部队分为左右中三路，统一由第52师指挥。右路由阴法唐等率第154团、青海骑兵支队、第52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组成，担负战役迂回任务；中路由师长吴忠、副师长陈子植及政治部主任周家鼎率师直、第155团、第156团、军炮兵营组成，担任战役主攻任务；左路由军直属政治部主任王达选和军侦察营营长苏桐卿率侦察营、工兵营及第54师的炮兵连组成。

南线部队兵分两路，统由第53师指挥。以第53师第157团、炮兵连、工兵连，由巴塘渡江，围歼宁静藏军，主力出邦达、八宿县，切断昌都藏军退路；以第14军第126团（欠3营）及第125团第3营，由滇康边界的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德钦县出动，歼灭盐井、门工、杜梁的藏军，而后向西北佯动，配合北线作战。1950年10月初，参战部队完成战役展开。直接参战的6个团又3个营和各种后勤保障分队，共约2万人，各种火炮57门，部署在北起青海玉树，经西康境内邓柯、德格、巴安，南至云南德钦，沿金沙江700公里的宽大正面上，对昌都地区藏军形成了蹄形包围。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正式发起。此时，西藏当局已经接受了印度支持的布伦式轻机枪144挺，斯坦机枪168挺和1260支步枪以及大量子弹，并且从原本的14个代本（相当于团）扩充到了17个代本。藏军总兵力有8500余人，

北线部队右路第52师第154团于1950年10月6日首先出击，由邓柯渡金沙江，迂回玉树、巴塘县，与骑兵支队会合后，以每天60至80公里的强行军速度迅速隐蔽南下类乌齐，歼藏军第7团60余人，切断藏军西逃通路后随即转入防止丁青藏军东援的任务；另以骑兵支队一部直插昌都以南，阻其南窜。中路的第52师主力渡江后，依次作斜梯形展开，第155团向生达、昌都攻击前进，在牙夏松多歼藏军10余人；第156团与军炮兵营沿玉曲卡、都兰县多一线直捣昌都。第52师决心以第155团、第156团协同歼灭位于生达藏军第3团牟霞等部。16日，第156团在小乌拉追上牟霞部后尾。经生达、小乌拉两次战斗后，第52师主力继续急进直插昌都。左路的部队于7日由德格西渡江，遭藏军顽抗。突击排1艘牛皮船被藏军击沉，后续部队渡江受阻，延至8日凌晨强渡成功，攻占岗拖。接着，侦察营、工兵营兼程追击，并以一部迂回昌都以南，歼灭可能南退的藏军。16日，在觉雍以西拦击藏军第10团和藏军第3团，歼灭同普、江达县藏军，有力配合了中路主力的行动。

南线部队第53师一部和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四集团军1个团于10月5日对门工藏军发起攻击。但因正面部队动作过早，未等迂回部队赶到预定地点即发起战斗，仅俘数人，其余藏军逃窜。第53师第157团主力于7日、8日在巴塘县以北渡江后，以左右两翼实施平行追击迂回，钳击宁静藏军，直取芒康县。11日，将门工北逃的藏军400余人追歼于杜梁地区。12日，又兵分两路钳击盐井藏军，歼其100余人。藏军第9代本德格·格桑旺堆主动与解放军接洽和解后宣布起义。第157团进入芒康后，于21日赶抵邦达，截断昌都藏军西南方向之退路。

面对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藏军外围各防区迅速溃败。1950年10月17日晚，已接替拉鲁担任昌都噶伦的阿沛再次召集全体官员商讨对策，并提出停止武力对抗，与解放军商谈和平解决的主张，但绝大多数人主张弃城回拉萨市。18日拂晓，阿沛率部分官员、随从和2000余名藏兵向恩达后撤。途经朗木拉山时，阿沛听说解放军不计其数。他对随行官员说：“我等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危，应该以黎民百姓的安危为重。”他决定派人去与解放军谈判。20日拂晓，阿沛的两名随从带着哈达在朗木拉山下距离昌都不足20公里的地方找到解放军，说阿沛已下令藏军停止抵抗。20日晨，退至宗驿山的藏军遇阻，经我军政治争取，全部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此后，北线部队主力即转入分区清剿，肃清零星残敌。10月24日，历时18天的昌都战役结束。

昌都战役打响后，西藏地方政府与昌都基巧的电台失去联络，故拉萨市方面还不知道昌都的情形，夏格巴等人到1950年10月17日才知道昌都战事已发生。10月18日，夏格巴会晤了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10月21日，西藏地方政府向夏格巴等发出通告，拉萨方面已失去了同昌都的无线电联系，在噶厦10月20号商定的三条对策的基础上又附加两条内容，分别是：让夏格巴等人立即奔赴北京进行谈判；转告中共当局，不应当对在昌都战役中被俘的西藏军官进行任何伤害，应当尽快让所有西藏战俘和囚犯返回家园。夏格巴等人接到这五点建议时对噶厦这种妥协感到失望，但还是迫于压力与袁仲贤进行交涉，商定于10月22日在中国大使馆举行午餐会。在这一过程中西藏地方通过内部协商后，同意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也指示夏格巴等人立即奔赴北京进行谈判。

正当夏格巴等人收拾行李准备离开之时，于11月2日收到噶厦10月31日发出的电报，指示他们取消去北京的决定。至于何时离开印度，另行通知。原因是噶厦又通过卜卦来决定不应该派代表去北京。作出这种变动的真正原因是噶厦决定向联合国求援，因为此前在7月7日联合国通过84号决议派遣军队支援韩国抵御朝鲜，因此噶厦受朝鲜战争的启发将希望寄托于联合国。

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昌都战役历经18天，解放军先后打了20多仗，先后解放了昌都、类乌齐、恩达、宁静、盐井县、碧土等城镇。共歼灭藏军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全部，3个代本大部。1个代本起义。其中代本以上高级军官有第三代本牟霞和噶炯娃、第八代本恰日巴、第十代本夏江苏巴以及昌都总管府颇本霍尔泰、噶仲崔科、金中和宁静宗本玛雅、波密曲宗宗本基甲、江达宗本南噶江村、军械总管理员玉噶等20余名高中级官员；俘获为昌都总管府服务的英国人福特、在九代本处的英国人布尔及印籍藏人2人；缴获俄式山炮3门、英式重机枪9挺、轻机枪48挺、其他长短枪3200余支、子弹5.8万发、电台2部、战马2000匹等物资。战斗中，大量地方武装溃散，各自回乡，噶厦政府组织的“民兵”在全西藏自治区不复存在。在昌都战役中，藏军主力已被消灭，解放军我军伤亡114人。

昌都战役还有一大收获，就是解放军成功俘获了涉嫌毒死格达活佛的英国特务福特，他在朱古寺投降藏军队伍里被解放军抓获。侦察科立即对福特进行审讯，科长李奋带着英语翻译刘景丰突审福特，他却一直哭哭啼啼，一言不发，于是把他带到巴塘审讯。后来福特被押往重庆市关押。在重庆关押期间，福特终于供认了他在西藏进行间谍活动，并承认他唆使他人毒死格达活佛的事实。福特被判刑10年。

1951年2月5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两位谈判代表堪穷土登列门、仁希桑颇·登增顿珠到昌都并受到当地驻军和群众的热烈欢迎。两位代表出发时携带达赖喇嘛给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的亲笔信和噶厦的谈判五项条件。同时，达赖还写信给阿沛，要他作为谈判的主要代表，根据五项条件，同解放军进行谈判。西藏自治区地方政府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的内容主要是：（1）西藏根本没有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同）英国有点外交关系，是土登嘉措出国后发生的，同美国只是商业关系。（2）要求归还旧汉政府与解放军解放的地区。（3）如有外国入侵，请汉政府协助。（4）进入康巴藏区和羌塘高原的解放军请撤走。（5）今后请勿听班禅、热振的挑拨。

昌都总管噶伦阿沛认为这样的条件根本没有谈判的基础，无论在昌都还是到北京谈判都不会有结果。他找到王其梅，通报了西藏地方的谈判条件，建议王其梅政委代表中央方面到拉萨市谈判，并表示将陪同一起前往拉萨，当面向噶厦详细解释中央和平解放西藏自治区的方针，或许谈判可以成功。昌都工委分析后认为，这一建议可以接受。因为西藏问题无论如何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可以派人到拉萨同噶厦接触，即使谈不成也可以进一步了解情况和做些工作。2月8日，昌都工委向中共西南局并西藏工委提出，直接派人去拉萨，迅速实现和谈的设想，建议“一方面促袁大使通知达赖派代表从海上去北京和谈，同时派王其梅和阿沛去拉萨，并带电台、机要、随员、卫队200人。当代表从印度启程后，我们从昌都出发”。西南局在报中央批准的同时，也通知王其梅做好准备。驻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十八军前指负责人对王其梅前去拉萨的安全问题甚为担心。而王其梅在缜密地分析了西藏地方当局的情况后认为，现在解放军力量的强大，200人的卫队保护，藏方是不敢对其加害的。

后来，中央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让阿沛来京谈判有利，依然决定谈判地点在北京。：一、由中央首长向阿沛表明中央对藏政策，经过他转达亚东县和拉萨市两方面，可以稳定拉萨方面，也有可能争取亚东达赖不跑印度，并有理由促其所指定的谈判助理从速来京。二、即使谈判不成，在适当时将谈判经过公布，亦能增加争取分化的作用。三、有利于解放军前线部队和组织直接进行宣传联络活动。四、反之，如将阿沛滞留于昌都，将使对方怀疑解放军无谈判诚意，并给敌人以挑拨借口。如派其梅同阿沛径赴拉萨则作用远不如阿沛来京，且这只是代理司伦的私人授意，因而含有若干危险性。

1950年10月25日，西藏自治区内部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藏地方政府举行“官员会议”。会上亲帝派与主和派形成对立，摄政达扎被迫下台，十四世达赖于1950年11月17日提前亲政。

1951年1月2日，达赖一行到达西藏西南的边境重镇亚东县。在他们到达亚东三天后，亚东噶厦召开了“亚东会议”，召回所有在印度的“西藏官员”，这些官员受命报告他们在印度与印度政府以及英国和美国的外交官交往的经历，供大会讨论。这次会议中明确到，一方面对于西藏新的申诉，联合国、英国和美国都没有给予积极的反馈；另一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力量很强大，无法对抗，而且中央提出的谈判条件又很宽容。所以，经过几天的讨论，西藏地方当局一致认为同中央进行实质性的谈判是最佳选择。1951年2月，毛泽东主席通过新中国驻印度的首任大使袁仲贤祝贺第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并提到已经安排昌都的人民解放军好好招待噶厦派出的代表，并尽快护送西藏地方代表阿沛等到北京谈判。1951年4月29日起，谈判一开始便一度陷入僵局。这时，中央没有强迫，而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参观，同时耐心劝说。最后中央提出，进军西藏自治区，不吃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负责。5月23日，经过近一个月谈判，中央和西藏地方双方代表终于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字，这就是著名的“十七条协议”。从此，掀开了西藏历史新的篇章。协议签订后，各进藏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于八九月间分路向西藏首府拉萨市等地进军。10月26日，进藏部队胜利进驻拉萨。随后，进藏部队抵达日喀则、江孜县等国防重镇。

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打掉了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依靠，也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使西藏地方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震动和混乱，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昌都战役后，西藏自治区爱国力量得到发展，反动势力受到抑制。昌都战役情况传播到西藏各地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

昌都战役之后，西藏地方的态度有了明显的转变，已经由先期与中央的对抗到同意与中央人民政府对话。昌都战役后，西藏内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达赖亲政，亲英派摄政达扎下台，国外企图以“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势力也不敢妄加支持“西藏独立”。昌都战役后，“西藏代表团”准备赴京与中央进行和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昌都战役中，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民族团结政策，部队在行军中一律不住民房，不进寺庙，在野外搭帐篷宿营；一些部队途中断粮，由营以上单位统一采购，不妄取群众一粒粮食、一头牛羊。使得尚未解放的洛隆县、丁青、波密等地的土司、头人纷纷派代表前来欢迎解放军进驻。昌都战役后，西藏自治区爱国力量得到发展，反动势力受到抑制。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胜利进驻拉萨市，西藏和平解放。

昌都战役消灭了藏军主力，打掉了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的依靠，也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使西藏地方政府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震动和混乱，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国际在线评）

昌都战役的胜利，给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打开了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门户，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解放军报评）

昌都是西藏自治区解放最早的地区，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昌都战役的胜利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改革网评）

1950年10月6日至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昌都战役，解放藏东政治、文化中心昌都地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解放西藏奠定了基础。（央广网评）

《解放昌都(1950)》是2012年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西藏商报社。该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再现了1950年解放昌都的那段历史。作者从成都市出发，沿着当年十八军走过的路重走乐山市、雅安市、二郎山森林公园、康定、甘孜藏族自治州。跨越金沙江，最后到达昌都，采访到了如今健在的几十位十八军的老战士。通过本书人们不仅可以看到十八军将士为了解放昌都经历千难万险，发扬中国工农红军爬雪山、红军过草地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老西藏精神”。

《雪域奇兵--发起昌都战役》是2014年蓝天出版社出版的书籍，作者是刘干才。该书从部署进军西藏自治区、做好进藏准备、部队挺进昌都、西藏地方当局拒绝和谈、发起昌都战役、大军攻打昌都、藏军大部投降七个方面具体介绍了发起昌都战役的全过程。

《印迹——纪念昌都解放70周年回忆录》分为昌都战役经过、难忘的经历、人物、解放初期、平叛和民主改革、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走进新时代八个部分，收录了五十多位亲身参与昌都解放、平息叛乱及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各个阶段的离退休老领导、老同志撰写的回忆录和原创文稿。全面反映了自昌都解放（含昌都战役）以来，老一辈昌都建设者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面对具体实际困难，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用坚定的信念、乐观的心态和满腔的激情，发扬“老西藏精神”，扎根昌都，圆满完成了党和人民交付的任务。

《昌都战役》是由胡思齐、郭佳编导，在央视网平台播放的一部5集军事纪录片，该纪录片记录了昌都战役的一些作战细节和背后的一些不为人知故事。

电影《金珠玛米》取景于藏东地区，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市打造的第一部电影，于2017年12月12日在中国大陆上映。该片以昌都战役为背景，讲述了解放军战士华山在执行任务中与当地头人土匪和差巴（给农奴主支差的人）之间发生的曲折故事。

昌都解放纪念碑矗立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解放广场，碑体正面有汉藏两种文字的金色大字“昌都解放纪念碑”，下面银色数字“1950.10.19”是昌都战役胜利的日子。碑体正面有一组三名解放军战士和两位藏族同胞的雕塑。昌都解放纪念碑高19.50米，寓意昌都战役1950年胜利。从正面看纪念碑是‘1’字形，这是因为昌都是升起西藏自治区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地方。三面的红旗分别代表党旗、国旗、军旗。纪念碑基座四面的浮雕分别为“挺进西藏”“昌都旧事”“军民鱼水情”和“今日昌都”，讲述着昌都经历的历史变迁。

2024年10月23日上午，“纪念昌都战役主题展览”在昌都市革命历史博物馆正式开展。“纪念昌都战役主题展览”以“解放昌都 雪域欢歌”为主题，基本陈列为“一馆两厅”，核心布展面积为1084平方米，收藏文物284件。展区综合运用图片、实物、视频和文献等形式，全方位、立体化展示了昌都战役的战役决策、战役实施、战役胜利的历史史实。此次展览展出了188件(套)实物藏品，历史照片180余张，摘抄历史档案330余份。

为纪念昌都解放70周年，2020年10月9日，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在综合体育场举行庆祝大会。大会现场邀请到了一群曾经为解放西藏做出巨大贡献的十八军老前辈代表以及十八军后代代表。1950年10月，以十八军为主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打响了以战促和的昌都战役并取得胜利，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在昌都升起。此次庆祝大会上，展现十八军解放昌都的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