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公元584—617年），字仲淹，隋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代大儒、思想家、教育家，其孙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

王通从小读书勤奋，精习《诗》《书》《礼》《乐》《春秋》，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学业已有所成。杨坚仁寿四年（604年），年方二十岁的王通到长安见隋文帝，提出“太平十二策”，没有被采纳。后来由于同乡薛道衡的推荐，授以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郎。不久后弃官归隐，于家乡北山白牛溪授徒自给。远近来受业的人很多，时称“河汾门下”，当时王通还被尊为“王孔子”。隋朝廷四度征召，始终不仕。大业十三年（617年），王通病逝于龙门县万春乡甘泽里第，弟子取《周易·坤卦·象辞》“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之义，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著有《续书》《续诗》《元经》《礼经》《乐论》《赞易》等书，在唐朝就已全部佚失，只有《中说》独存。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时，为了考订王通的生平，曾撰有长篇之《文中子补传》。其主张有一个统一的道，支配天地人的运动，提出“以性制情”“穷理尽性”等作为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其对以往的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持批判态度，以规律释“命”的思想，对隋唐儒学变革起到了思想解放作用。除此之外，其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诠释、"三教可一"的主张以及“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重新发掘，对宋明理学起到了引导和启示作用。

王通的九代祖王寓，遭晋朝怀之乱，迁居江东。六代祖王玄则仕宋。玄则的孙子王，在肖道成代宋之时，北来臣事北魏。拓跋宏太和年间，为太原市刺史，家河汾，称晋阳穆公。王虬传了三世，生王隆，是王通的父亲。据说王隆传王家的学业，教授弟子千余人。杨坚统一中国，王隆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曾献过《兴衰要论》七篇，未见重用。

杨坚开皇四年（584年），王通出生。少年时，王通就从父亲受业。年稍长，又“受书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易于族父仲华”，特别精习《诗》《书》《礼》《乐》《春秋》，其学业就在这一时期打下了基础。

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年方二十岁的王通抱着经世救民的思想，不辞辛劳到长安见隋文帝，向隋文帝提出“太平十二策”，建议隋文帝实行尊王道、推霸略之术。隋文帝颇为赏识，但“公卿不悦”，所以未被采纳。

王通未得重用，只是被派往偏僻的蜀郡，任蜀王侍读等职。大业初年，王通从蜀郡归乡著述讲学，决心弘扬儒学，明周、孔之道。此后，隋文帝、隋炀帝仍有征召，均未就。他曾用九年的时间钻研六经，撰《续六经》。他在河汾之间聚徒讲学，弟子数百，名重一时。时称“河汾门下”，甚至有人称他为当世孔子，或誉为“河汾道统”。大业十三年（617年），王通病逝于龙门县万春乡甘泽里第，弟子取《周易·坤卦·象辞》“黄裳元吉，文在中也”之义，私谥为“文中子”。

王通认为，天、地、人三才相分，都是物质实体，地位同等，只有在对待某一具体事物时，三者地位才有主次之分。天地人三才，也不仅仅是呈现在人们感官面前的荡荡苍苍、山川丘陵、圆首方足这些表面现象，在现象背后的是三才的精蕴：元气、元形、元识。天是元气，而元气的变化就如同人们平常描述的神鬼一样，变化莫测，神秘至奇。天作为元气，是万物之气之所归。地是一切有形的东西，是除天和人以外的所有东西。人是有认识、有思维、有理性的动物。在位置上，气是天在上，地为形居下，人为识在天地之间。在功能上，天地人三才同等重要，既没有主次，亦没有先后。

天统元气，而元气之功能在于化生万物；地统元形，而这个有形世界之功能在于养育万物。人统元识，而唯有人才具有认识能力，其功能就在于使万物趋于完善。天地之生化，万物之运行，人之所利用，这些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对待具体事物和具体实践过程中，有时“天”居主导位置，有时“地”居主导地位，有时“人”居主导位置。在这里，王通用“中道”的哲学方法论对传统“天人感应论”中“天”的权威进行了否定，认为人世间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都要受诸多因素的制约，是多样性的统一。

天人合一或三才统一的最根本之点是道的统一。王通认为有一个统一的道，支配天地人的运动，是天地人都不能违反的，这便是《周易风水》所昭示的道。他主张要在人事上体会《易经》所昭示的天地之道，有把人道当作天道的企图，但在王通心目中天地之道与人之道并不完全一致。在王通眼中，道其实有作为规律的道和作为最高价值的道两重含义。在他看来，作为规律的道无所不在，而作为最高价值的道只存在于德行之中，仁礼之中。人与道的关系，在道是规律的情况下，显而易见是统一的，而在道是最高价值的情况下往往是分离的，甚至在孔子之后的一千年里都没有实现统一。

王通的理想人格是内有周孔的道德修养，外有三王的功业的人物，也就是说，他是圣人与王者的统一。王通既反对脱离内圣的外王，认为那样做就不是外王，充其量是低层次的事功，又反对脱离外王的内圣，认为那样做就不是内圣，仅仅是自私自利的修习者。他认为出世入世必须统一，而且只有在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才能统一。儒家的内圣是仁义之道，儒家的外王是王道政治。仁义之道是王道政治的思想基础，王道政治是仁义的完满现实。这两者之间不存在像玄学提出的名教与自然的对立，恰恰相反它们是完全一致的。

心性问题是道德修养的核心或本源问题，王通的伦理思想便是以此为基点而展开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为儒家五项基本的品德。王通认为性为“五常之本”，性本善。而正因为人性本善，人性中具有仁义等品德，所以只要追求仁义，就一定能得到它们，成为仁义之人。

王通认为人性本善，而恶的可能性包含在情中，并且明确提出“以性制情”的理论。所谓情即是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感。情本身不能算是恶，但是让感情任意发泄，该善的不善，该恶的不恶，就是恶了。要使情发得正当，必须“以性制情”。王通以阳喻性，以阴喻情，点出情随性动，才能在情的岔路口上做出正确的抉择。王通有时还用与道心对立的人心解释过恶的产生，他认为惟危的人心有可能产生过、恶，君子要时时警惕自己，但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如果与他的情观联系起来看，道心可能指性或对性的认识，人心可能指情。

在道德修养论上，王通还十分重视《易》的作用和“穷理尽性”的方法。他认为《易》中“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三者的顺序应是，先“知命”，再“穷理”，后“尽性”。要穷理，先要学《易》，用《易》来穷理。而要学《易》穷理，又必须先“知命”。所谓“命”，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知命”，也就是“知人事”，他认为必须先知人事之“命”，然后才能穷理，穷理就自然能尽人性，即尽人的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本性。还由此提出“正其心”的要求。首先倡明“人心”“道心”的矛盾，以及防止“人心”泛滥，以扩充“道心”即“君子思过而预防之”的道德修养任务。王通这一观点，对宋明理学的修养方法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王通的学术活动和主张，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王道的政治思想。他决心在佛教、道教蓬勃发展的进攻态势下，振兴已经衰微的儒学，以明王道来挽回儒学的衰微被动局面。

他认为，所谓王道，就是“伊尹周公之道”“周公孔子之道”，亦即儒家之道。王道与现实政治相比，最大特点是主张仁政德治，任德不任刑。而王道主要靠人去弘扬，而人在于教化。人的教化则需要依赖于《诗》《书》《礼》《乐》等儒家经典。王通认为，孔子借助于《尚书》《诗经》《春秋》来讲述历史传达长治久安之理，而且这三部书各有侧重。王道最真切生动地体现在历史活动中，要在对历史的“索”“究”“考”中获知帝王之制、兴衰之由和邪正之迹。

王通主张要推行王道，就要“以德服人”，实行仁政，反对霸道。王通根据孟子的“仁政”学说，向统治者提出一些推行王道的原则。其中特别强调“遗身”。所谓遗身，就是要求统治者放弃自己的利害得失，努力做到无私、至公，以天下为已任。这是推行王道政治的关键所在。另外，还强调“推诚”。“推诚”的意思就是“以心化”，把道德教化作为统治的主要手段。

在三教观上，王通主张“三教可一”。对此，他从两个方面辩证地进行论述。一方面，他认为三教“不可废”，各教都有存在的理由，对于统治者来说，都是有用的，都有辅政的内容。另一方面，他也认为三教亦各有缺陷。他肯定各教均有善有弊，应该像司马谈善于分析诸子各家长短那样，知其弊，通其变，因此他提出“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观点，也就是说三教可以相互取长补短，逐步走向合流。但王通还是主张在三教之中只有儒家思想能够成为统治思想。主张在儒学的基础上把三教统一起来，做到通其变，除其弊。以儒为主，以佛道为辅，构成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

王通把世道的发展由淳朴趋向于浇薄划分为几个阶段。有所谓至治之代，那时“法悬而不犯”；有中代，特点是“议事而制”。在他看来人能使道发扬光大，假如人的行为合乎道，那么淳朴之复易如反掌。人的行为之好坏全在教化。我们有先王的教化为榜样，有六经为指南，对社会施以教化，使之合于道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他认为，世道一定能复归于淳朴。

王通认为，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中，有所谓命运在起作用。命运又可称为天命，但它并不是传统天命观所说的神秘的人类无法改变的力量。一定的人事活动过后，总有与之准确相应的结果出现，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这就是命，或日天命。因此，天命不是作为至上神的天对人下的命令，仅仅是人事活动的必然结果，正因如此人们在命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可以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作命。

对于现实生活中除了必然性与偶然性的问题，王通认为当一个人碰巧进入另一个人所作的命中时，就产生偶然性。一般地说个人生活中有偶然性，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不存在偶然性。治乱是全国性的长时期的状态，是最高统治者的行动造成的运。这里面的差异是有人乘之，如刘启乘文帝之治，灵帝承桓帝之乱，有人革之，如姬发革帝辛之命，隋炀帝变乱之政等等。但不管怎样，运是“有定于此而应于彼”的，说不上偶然性。但在时和命（与运比，这是属于个人的、短时间的状况）中都包含两种不同情况：“有行之者，有偶之者”“有作之者，有偶之者”。就是说，穷达吉凶，有的是由自己的行动造成的（所谓自食其果），有的则与自己的行动无关，是偶然碰上的。

在社会生活中，既有命也有道。王通认为二者的关系是变动的、复杂的。三代以上大道流行，作命君王依道行事，那时道命一致。战国以降君王无道，他们所作的命与道相反。虽然有许多仁人君子奔走呼号，企图行道，但他们无权无势，能做的仅仅是传道而已，不能改变帝王所作之命。但在王通所处的时代，结果是道被命、运抛弃，在现实中无立足之地，只能存在于少数人的理想中。面对这种情况王通并不悲观。他相信，将来必定会出现圣人，他在天下善施教化，使一切人都依道行事，那么命与道将重新一致，那就是理想改造了现实，现实实现了理想，亦即复归于淳朴状态。

王通一生最大学术成就在《续六经》，但早已佚失。以王通之名流传至今的著作有两种：一为《元经》，为《中说》，均由北宋阮逸女注释并刊行于世。宋本《元经》已被证为阮逸伪造，《中说》虽涉及王通门人真伪考证问题，但所记王通言论基本属实。

《续六经》是文中子在大业初年回乡之后，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倾其毕生精力撰著的六部典籍。它包括《续诗》（十卷）、《续书》（二十五卷）、《荀子·礼论》（十卷）、《乐论》（十卷）、《易赞》（十卷）和《元经》（十五卷）六种，合称《续六经》或《王氏续六经》。

其中《赞易》是对《易》进行新的解释，《礼论》《乐论》则是对照周公之礼乐，说明后王种种非礼的错误。他用功最勤的是《续书》《续诗》和《元经》。《续书》比照《尚书》旧例，选编从汉高祖至司马炎时期的政府文件。《续诗》是按《诗经》旧例，采集晋、宋、北魏、西魏、北周、隋等六代，自天子以至庶民的诗歌，按化（续大雅）、政（国风）、颂（续颂）、叹（续变风、变雅）等类编，使人认识治乱之情，给以人孝出悌的道德教育。

《元经》不是文件结集，而是王通本人的著作，是自司马衷永熙元年（290年）至杨坚开皇十年（590年），共三百年的编年史。他认为这三百年，王道废弛，天下大乱，没有真帝，他要像圣人在《春秋》中所做的那样，以褒贬代行赏罚。同时，这个时代群雄并起，纷纷称帝，需要“征天命以正帝位”，确定正统，这是《元经》的另一项任务。

《中说》是隋朝王通的语录，共十卷，因为王通的私谥为文中子，所以亦称《文中子》。由其子福郊、福峙记述，为了抬高王通的地位，整理者刻意幕仿《论语》的口气，使他看起来更像圣人；甚至伪造历史，把隋末唐初一批名臣如魏徵、房玄龄、李靖、杜如晦等等都说姬诵通门人。该著作以气、形、识分别作为天、地、人的特点。还提出儒、佛、道“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的主张，试图从理论上调和“三教”。宋朝阮逸女作《文中子中说注》，有《四部丛刊》本《续古逸丛书》本。

王通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位承前启后式的人物，他不但总结批判了前代儒学，促进儒学逐步摆脱谶纬神学的束缚，还对宋明理学的开启起到了引导作用。

在自然观上，关于天人关系的探讨是王通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命论、天人感应论进行抨击是王通学说的重点，从而使哲学意识形态由天人感应论向理学天理论的转变迈进了一大步。他对天地人三才的重新解释，明确地将其表述为气、形、识，强调宇宙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和可知性。王通还认为由于人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故在天地之中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能知"天地之理"。据此，他对传统的天命论所宣扬的“自天之命""定于冥然，终然不变”的命定论观点进行批判，认为是完全废弃了人的作用。这便彻底否定了天的主宰性，否定了君权神授的神秘说教，将所谓“天道”回归于“人道"突出了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对于隋唐儒学变革，儒学发展能走出困境，能够摆脱传统“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的束缚，起到了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

王通的哲学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在天人关系上，王通对天人关系的重新诠释，深刻影响了后世的宋明理学家。自王通之后，宋明理学家在天人关系上，都主张“天人相通”。一方面，他们认为天与人不是绝对对立、彼此隔离的，而是息息相通的统一整体。另一方面又认为天是人伦理道德之本源，天道与人道应是合二为一的。

其次，在儒、佛、道三家关系问题上，王通第一个从当时思想界的大局出发，提出"三教可一"的主张，为后来柳宗元吸取佛学的思想和宋明理学对佛、道二教思想的吸收开了先河，为儒家学说的改造和振兴指明了方向。晚唐思想家和宋明理学家正是在执行吸收佛、道二家精髓的思想路线后，完成了改造儒学的任务，大大增强了儒学的生命力。

最后，王通还第一次将《尚书·大禹谟》中的那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单独提出来，作为伦理道德修养的基础而被后来理学家奉为密旨。在心性修养的方法论上，他还主张“穷理尽性”，提出了“诚”与“静”的概念，如“静以思道”，“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镇之以静则不行而谨。惟有道者能之”等。这些，都有以启宋明理学之先河。

王绩（585—644年）唐朝诗人，字无功，号东皋子，绛州龙门（今河津市）人。隋朝儒者王通之弟。隋时任秘书省正字，出任六合县丞，后弃官归隐。唐高祖时，授太乐丞，又弃官。为人追求放逸，追慕阮籍、嵇康、陶潜，为诗亦多写酒后情趣或田园闲适生活，自成一派。死前，预写墓志，作品集有有《东皋子集》，又名《王无功集》。

王勃（649或650—676年）唐文学家，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王通之孙。麟德初应举及第，授朝散郎。上元三年（676年）往南海探父，溺水受惊而死。善诗文，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王勃自幼聪敏好学，据《旧唐书》记载，他六岁即能写文章，文笔流畅，被赞为“神童”。九岁时，王勃读颜师古注《汉书》作《指瑕》十卷以纠正其错。十六岁时，王勃应幽素科试及第，授职朝散郎他因做斗鸡檄被赶出沛王府。之后，王勃历时三年游览巴蜀山川景物，创作了大量诗文。他返回长安后，求补得虢州参军。在参军任上，他因私杀官奴二次被贬。李治上元三年（676年）八月，他自交州探望父亲返回时，不幸渡海水，惊悸而死。王勃在诗歌体裁上擅长五律和虞世南，代表作品有《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主要文学成就是骈文，所作骈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堪称一时之最，代表作品有《滕王阁序》等。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子安集》。亦通《易》.著有《周易发挥》五卷，久佚不传。新旧《唐书》皆有传。

晚唐文学家皮日休：“夫孟子、荀子、翼传孔道，以至于文中子。”

北宋音乐家阮逸：“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非诸子流矣。”

北宋理学先驱孙复：“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必得之于心，而后成之于言。自汉至唐，以文垂世者众矣。然多杨、墨、佛、老虚无报应之事，沈、谢、徐、庾妖艳邪侈之辞。始终仁义，不叛不杂者，惟董仲舒、扬雄、王通、韩愈。”

北宋理学家程颐：“文中子本是一隐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议论，附会成书。其间极有格言，荀、杨道不到处。”

北宋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诚好学笃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

南宋理学家朱熹：“太宗朝一时人多尚文中子，盖见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书颇说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

由于《中说》非文中子自著，属家人及弟子所为，书本身也存在错乱之处，并且《隋书》未为文中子立传，所以自司马光开始，其后有洪迈、晁公武、朱熹、王应麟等对文中子及其著作的真伪问题持有一定怀疑。当代学者尹协理和魏明所著《王通论》认为考证王通其人的有无，应当依据隋末和唐朝人的著作。据保存下来的有限的历史资料考查，宋威以前提及王通的人不仅存在，而且还为数不少。如唐贞观年间任过礼部尚书的陈叔达、王通之弟王绩、王通之孙唐初文坛“四杰”之一的王勃、唐末文学家皮日休等人都曾在文章中提到过王通其人，因而王通其人应是真实存在的。

南宋的洪迈提出《中说》中提到了房玄龄魏徵、李靖、杜如晦、杜淹等唐初名臣都是王通的门人，但这些人却不曾提及王通以及《中说·附录》中有多处记载有出入等问题为理由，认为《中说》“为阮逸所作”。《王通论》则认为该说法理据不够充分，仅可证明《中说》的某些部分存疑，但不能否认整部著作的真实性。明代初年的宋濂（1310—1381年）提出《中说》中的三件事与史实不合，一为“李德林请见”事，二为“江都区有变”事，三为“问礼于关朗”事。因而认为是王通之子王福郊、王福時伪造。《王通论》认为前两件事确实是《中说》内容的谬误，后一件事则是附录之误，但是，两件事或者更多一点的事与史实不合，并不能说明《中说》全部是伪作，也不能断定是王福郊、王福時而不是别人所为。《王通论》认为唐代有许多人读过并评论过《文中子中说》。他们关于王通思想和事迹的论述，绝大部分都与今本《中说》相一致，因而认定《中说》确为王通所做，只是后来混入了一些谬误。

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何从而兴乎？吾所以忧也！——《中说·王道篇》

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中说·天地篇》

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谓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风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颂，以成功告于神明也；四曰叹，以陈诲立诫于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伤焉，或恶焉，或诫焉，是谓五志。——《中说·事君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