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论篇》是《荀子》的第十九篇，是一篇全面介绍礼的专题论文，也是了解中国古代礼制的重要参考文献。“礼”为“先王”调节人们欲望、避免争乱而制定的“度量分界”，其主要内容是“养”（养人之欲）和“别”（贵贱有等）。该篇强调礼是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是治国的根本。

春秋战国时期，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不断瓦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荀子在对各家学说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各家学说有所吸收，对儒学进行了发展与改造，形成自己的礼学学说。《礼论篇》主要论述了礼的起源、内容、作用及意义。荀子认为礼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是统治者为了调节人的欲望而制定的，是人为的。人如能以礼做为行为规范，通过道德涵养和审美活动，就能收到“化性起伪”的效果。礼不只"养人之欲，给人之求"，更是为了确立等级差别， 维护封建政治秩序，因此礼是治国之本，是"人道之极"。同时荀子认为死生如一，特别重视丧礼，因此对丧礼作了详细阐述。

《礼论篇》中的礼学思想不仅成为中原地区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理论，而且对后世的学术文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如荀子提出“隆礼重法”，把礼与法相提并论，其弟子韩非子继承并发展了荀子的理论，终成为法家之大成者。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梁启超有言：“礼学为荀子所最重，自为书中（《荀子》）重要之篇。”另一方面，荀子以礼治国的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也产生消极影响。近现代学者李泽厚认为荀子的礼学思想失去了氏族传统的民主、人道气息，开启了后世以严格等级差别为统治秩序的专制体制。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名况，战国时期赵国人，时人尊其为“卿”，称作“荀子”。西汉时，为避汉宣帝讳，因“荀”与“孙”二字古音相同，荀子又被称作孙卿。中原地区古代战国末期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与孔子、孟子一起，被视为中国先秦儒学最重要的三个代表人物之一。

有关荀子生平的最早记载见于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至今荀子生卒年月还未有确切的定论。荀子的主要活动时间约为公元前298年至前238年。在这期间，他先后到过齐、秦、赵、楚等国。齐襄王时，荀子曾在齐国稷下学宫讲学，三次担任祭酒（学宫之长）。在秦国，曾游说秦昭襄王和秦相应侯范雎；至赵国，曾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论军事，但秦、赵二国最终都没有在政治上任用他。在他来到楚国后，楚国丞相黄歇任命他为兰陵县（今枣庄市）令。春申君死后，荀子的职务就被废除了。此后荀子仍然住在兰陵，并在那里著书写作，死后也葬于兰陵。

荀子的思想综合了战国时期道家、墨家、儒家和法家等各家的思想精髓，在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基础上，又对儒学做了创造性的发展。荀子批判并吸收了诸子百家的学说，内容丰富，带有唯物主义色彩。其所著的《荀子》将语录体发展成为标题论文，标着着中原地区古代议论文趋于成熟，对后世说理文章的写作有很大影响。

礼乐文化是西周政治制度和伦理规范的统一体，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演进变迁。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在这一社会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旧的宗法等级制度及其相应的礼仪规范陷入危机，原有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不断瓦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促使人们从政治功能、文化意蕴、形上源头等多方面对礼进行反思。及至战国末期，荀子在对诸子各家学术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对各家学说有所吸收，对儒学进行了发展与改造，形成自己的礼学学说。

《礼论篇》是荀子著作《荀子》中的一篇，刘向的32篇版本中，《礼论篇》位于第23篇。杨倞的20篇版本中，《礼论篇》位列第19篇。荀子的一生除了聚徒教学、善治六经之外，还有很多著述，但其生前并未独立成书。汉朝时，刘向取孙卿书322篇，删复去重，勘定目次，著录32篇，取名《孙卿新书》，成为《荀子》成书的开始。《汉书•艺文志》著录后，为避汉宣帝之讳，书名改为《孙卿子》。唐朝学者杨倞为其作注，称作《荀子》，之后成为通用名称。

《荀子》的内容总结和发展了先秦哲学思想。书中除《仲尼》《宥坐》《哀公》《尧问》四篇题目与内容关系不大外，其余各篇均据题义发挥成文。其中，《天论》阐述自然观；《解蔽》《正名》阐述认识论和逻辑思想；《王制》《富国》《王霸》《性恶》等阐述社会历史观和人性论思想；《劝学（节选）》《修身》阐述教育思想；《议兵》阐述军事思想；《荀子·礼论》《王制》《王霸》《富国》等篇阐述社会社会主义；《非十二子》对儒、墨、道、法、名各家做了批判总结；《成相》包括三篇（见《杜国庠文集》所说），以民歌形式表达了为君、治国之道；《赋》包括五篇，为散文文赋。

礼的起源是整篇文章中最核心的命题，也是荀子对礼义的功能和本质做出的最具概括性的判断。

《礼论篇》开篇第一段文字，论述礼的起源。文章认为，人生来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不能没有追求；一味追求而没有标准和界限，就会争斗；争斗就会混乱，就会贫困。先王讨厌百姓混乱，于是就给百姓制定礼义确立、区分等级名分，从而调节人们的欲望，满足人们的需求，两者相互制约而增长，得出的结论，礼是用来满足人们欲望的。这说明礼源于对人欲的节制和平衡，是礼的社会起源。

荀子在《礼论篇》中，还从“质”与“文”的角度说明礼的起源及理想状态。荀子认为，礼的起点是人情的需要。对于人情的引导以及对人身份的区分，是礼的内在基础。然后需要通过外在的仪式和典章将人的情感表现出来，成为礼的外部显现。从而达成内与外、情与文的协调。真正的礼是人之情感的真实体现。

荀子认为，礼的本源有三个：天地，是生命的本源；祖先，是种族的本源；君主，是治国的本源。没有天地就不会有生命，没有祖先后代就不会出生，没有君主就无法治理天下。三者缺少其一，人们就不会安定。所以，礼上事沈阳市，下事奉地，尊敬祖先而推崇君主，这三个本源也是礼的三个根本。在本体层面，荀子把礼论证为宇宙间一切事物的中心，一切事物都离不开礼，礼成为沟通天人并把它们联结为一个整体的基本机制或者基本原则。因为礼是根据天道而设立起来的，所以礼源自于天。礼不仅是人类道德生活的根本规范和人类社会变化的根本准则，同时也是宇宙万物存在变化的基本原则。这里的“天、地”是运动的天地，是经人类主体实践作用了的天地，因而是灵动的天地，是生命存在之本和生命价值，从而与礼起源于人欲相一致而更加理性化。荀子的“礼有三本”说，把中原地区古代敬天祭祖的神道纳入礼文化之中，并且作为礼文化的价值源泉，从正本清源的高度说明敬天祭祖的不可废。敬天祭祖就是报本返始，保持民族根源性意识，使民族文化连续不绝。荀子在宗教信仰中来寻找礼的根据，维持劳心与劳力的剥削关系，使礼成为人伦与政治的极至。

礼的目的不是压制人们的欲望，而是在既满足欲望的同时，又使欲望的满足符合外在的实际状况，“君子既得其养，又好有别，”使欲望和所欲之物处在平衡和谐的状态之中。

荀子对礼之养义做了详细的阐述。礼的设立目的就是“养”，即养人之欲——满足人的各种欲望。“养”包括多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养人的自然欲望。包括用饭食调料养口，用香料养鼻，用美术雕刻养目，用音乐养耳，用房屋几筵养体等等。这是礼之养的第一个层次，所养者是天下之民的口、鼻、目、体等，即人们的自然欲望。荀子在论述了对普通人的礼养之后，又论述了对天子的礼养，就天子的起居、坐行、视听等礼仪行为，详细说明礼养的功能。荀子以天子的礼仪进一步说明礼养的目的，既因为天子至尊的地位，更因为天子对民众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养信、养威、养安、养生、养财等，已经超出了人们的自然需求，其养的是人们的道德心性和社会情感。除了养威、养安之外，《礼论篇》中还提出“出死要节之所以养生”“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的说法，说明礼还具有涵养、教化的积极作用。

荀子认为，礼是君子与平民、文明与野蛮区分的标识。礼一方面养人之情，另一方面则以“礼”“别”人，“故制礼以分之”。礼制的重要功能就是社会分工和地位划分。“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根据具体的标准对人群进行必要的划分，配以相应的名分，予以相应的分工，是社会组织的必然内容和要求。既包括社会制度大层面的规范设计，也包括人伦交往等小层面的规则等。在一定的制礼之下，社会成员要自觉遵守规范，认同规则。

礼是养人之欲的，但不能无差别地养，要有区别。就自然性而言，养体、养鼻、养目、养耳等各有不同，内容也有别。就社会性而言，养信、养威、养安、养情等也各有不同，也要有礼的区别，尊贵和卑贱的要有等级，年长的和年幼的要有差别，贫穷和富裕的、位尊和位卑的都各得其所。

荀子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后天的人为，改变所谓先天的“恶”的本性。在充分肯定人的主体性的基础上，荀子提出了“化性起伪”的动态人性论。荀子认为，人的本能性的需求来源于“天”，是必须面对的问题。他反对“去欲”“寡欲”等消极欲望观，承认人的合理欲望。因为人们在满足个人欲望的时候可能导致混乱，所以就提出“养欲”来解决人性的本能性问题。“养”的标准就是“礼”，这是作为主体性的人对本能性的人的“化”，是一种内在的要求，进而达到“伪”的高度。

《荀子·礼论》中的“伪”是直接针对“性”提出来的概念。人性作为第一层次，个人为了适应环境、延续生命的基本问题而产生争斗。但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意识到人性中超越初级层面而建立起来的“伪”。《礼论》中的“伪”是与“性”相对的一个概念，意思是“人为”或“人为的”。就是人以“群”为目的创造文明的过程及结果。荀子认为，礼和善是人性中的内在客观要求，“伪”是人的内在要求，其表现在思想中就是对“礼”的强调。荀子人性化的主题就是一个揭示“化性起伪”的动态发展过程，从而在人性论中解决了人性中的合理性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以礼为核心的政治思想。

荀子认为，“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不仅是群体社会秩序的保证，也是个体成员修身立德的依循。社会成员的个人修身，家庭、社会、国家的秩序都是靠“礼”来实现。为了论证“礼”所确立的秩序的合理性和普遍性，荀子将“人道之极”的“礼”上升到天道宇宙的高度进行论述，将天道宇宙的秩序也纳入“礼”的规范之下，从而使荀子的礼论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意蕴。《荀子·礼论》认为，礼掌管天地、日月、四时、星辰、江河、万物，以及个人的情欲和社会中各阶层的人，不仅超越了自然和社会的制约，也成为自然和社会之道，即宇宙之道，使礼的价值无限扩张，并一步步走上行上之路。

荀子认为礼作为道德行为规范的最高标准，具有与法律相似的统一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并被作为社会行为的评判标准。荀子认为，绳墨是衡量曲直的最高准则，秤是衡量轻重的最公平的标准，规矩是衡量方圆的最好标准，礼是为人治国的最高准则。不遵照礼去做，不重视礼，叫做不走正道的人；遵照礼去做，重视礼，叫做走正道的人。礼成为人们的日常行为规范。礼为人道之极，生成礼的圣人就成为道之极。圣人之所以为圣人，又是人积礼而成。礼在调节人们欲望、满足人们需求的同时，也确立和区分了等级差别，从而更好地维护封建政治秩序。

荀子认为，不论什么样的礼，其实施的目的均在于装饰，缘饰人们的某种情感。“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荀子礼的“饰”论，是以顺情作礼、以礼导情为根据的。礼的装饰性，既是古代巫术礼仪的残存形式，也是动物自然体饰向人体装饰的延伸。礼的装饰形态，是满足人的自然本性中对审美欲求的反映。礼的审美原则在《礼论》中被称作“养人之欲”“养情”等，对应于人们口、鼻、耳、目、体的欲望，生活中的各种缘饰无一不是赏心悦目，“夫礼仪文理之所以养情也”，就是他们合乎人情的要求。“称情而立文”既是人性中审美的要求，也是制礼的出发点。满足了这个要求，就达到了情与礼文的相适应。同样地，丧礼中的美学原则也是不可缺少的。“三月已葬，其貌以生设饰死者。”对死者如果不加以行饰，让尸体变形，就会使人产生轻视、厌恶的感觉。这种体饰在超功利审美的基础上，也包含有功利的目的，也就具有了使人相群的功能。

礼以文化的形式装饰和点缀以君主等级制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以人们容易接受的仪式程式展示社会的等级分野。从这个意义上说，礼是君主等级制的“文”化，化为人们的饮食起居、衣冠服饰、宫室械用、丧祭仪式、声乐颜色等等，包括各种繁琐精细的规定。正是在一次次礼典的举行，一次次仪式的操作和人际差异的日常耳濡目染中，人们潜移默化地认同礼背后的等级制度，并进而形成传统、习俗和文化的一部分。君主制下的等级制度得以树立并加以巩固。

《荀子·礼论》是荀子哲学的重要内容，从社会政治秩序的角度促进了礼学的发展和创新，为汉代“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使儒学走向社会政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荀子礼学是社会转型时期，礼学薪火传递的关键一步，是改造礼学的关键人物，对五经都有传授。先秦诸子中，荀子论礼最为精审，大小戴《礼》对《荀子》一书或摘引，或转述，所在很多。戴圣所传的《三年问》直接出自《礼论篇》，《礼记》所记的内容是荀子“王道”社会的具体化。荀子所著，有许多被二戴辑录，清代学者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认为，曲礼为“荀卿之友与余裔也”。荀子“化性起伪”的观点肯定了人性是可以后天改变的，又提出环境对于改变本性的重要作用，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荀子吸收了春秋以来法律思想的成果，改造、充实了传统礼学，克服了儒家之礼与法家之法的对立，使二者在哲学、政治、法律层面结合起来。荀子之礼超越了传统血缘宗法关系的局限，成为超宗族、超血缘的治国方略，使法成为荀子礼学的重要范畴。在荀子眼里，礼即是法，法即是礼，把二者相提并论，所以荀子提出“隆礼重法”。同时，荀子也认为礼与法的内容、范围、地位、作用方式和成效等，又有所不同。“援法入礼”或“以法释礼”是荀子礼学的重要特征，但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荀子没能实践他的理论，其弟子韩非子和李斯发展并运用荀子的理论，或成为法家之大成者，或成为一代治国名相。

荀子以礼治国的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也产生消极影响，当代学者李泽厚认为，荀子失去了氏族传统的民主、人道气息，却赢得了对阶级统治的现实论证，实际上开启了后世以严格等级差别为统治秩序的专制国家的思想基础。所以，近代学者谭嗣同也认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中国近代政治家、思想家康有为：“荀言《诗》《书》之博也浅，唯言《礼》最精。”“《礼论篇》首一段精绝精绝。”

中国近代学者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礼论篇》礼学为荀子所最重，自为书中（《荀子》）重要之篇。唯䌷绎全文，似是凑集而成。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规矩者，方圆之至；礼者，人道之极也。

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

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

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

以上名言名句均来源于《荀子•礼论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