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伟龙（1901—1950），字道三，湖南湘乡人，军统元老，十人团成员之一。早年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随戴笠前往南京投靠蒋介石。1949年2月3日，周伟龙密派邓季之、李雪华率领交警第七、八两个总队自上饶出发赴衡阳。2月4日周伟龙前往上海，准备乘飞机前往衡阳，但却被保密局逮捕。新任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宣布：周伟龙图谋不轨，叛党投敌，已被逮捕，同谋犯邓季之、李雪华也在金华车站被捕，保密局将组织专案小组进行审查。1950年周伟龙在台湾新竹被枪杀。

周伟龙，字道三，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教导师独立营排长、连长、营长。中央宪兵第一团第一营上校营长，汉口市第八警察分局局长，武汉禁烟督察处密查组长，复兴社特务处书记，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复兴社“忠义救国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汉口站长，汉口特区区长，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军统局本部秘书室主任秘书，军事委员会别动军总指挥，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主任，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1945年2月授陆军少将。

抗战胜利后，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监察官，国防部军法执行部第一分部主任。1948年9月授陆军中将，任交通部交通警察总局局长。1949年2月被毛人凤以通共嫌疑及违抗军令罪名逮捕，后押往台北市，1950年6月被枪杀。

二十年代初，周伟龙在湘军谢国光部当译电员，深得谢国光的青睐，后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1927年宁汉分裂时，周伟龙在唐生智部任宪兵营长，率部驻汉口。当时戴笠在汉口搜集情报被宪兵部队逮捕，戴笠以黄埔同学求见周伟龙，周伟龙不但释放了戴笠，并弃官随戴笠前往南京投靠蒋介石。由此，周伟龙与戴笠成了生死之交，成为“十人团”成员之一，也奠定了日后周伟龙在军统中的地位。

三十年代初，周伟龙在汉口当了几年警察署长，1937年调任特务处上海区区长。“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周伟龙兼任忠义救国军上海办事处主任，潜伏在法租界内，从事锄奸、破坏和搜集情报等工作。在这一时期，周伟龙的得意之事，就是在1938年9月30日派赵理君暗杀了与日本接洽的唐绍仪，帮蒋介石除去了祸患。1938年冬，法捕房大批探警蜂拥而入办事处，搜出了枪枝密电码和一些文件，即将处内一干人等全部拘捕。戴笠运用最大的力量，使周伟龙得以驱逐出境方式而获得安全脱险。1939年，周伟龙被调到重庆市，一度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书记长。

1940年春，戴笠到江西上饶与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商组军事委员会忠义救国军，下编三个纵队。由周伟龙任总指挥，负责苏、皖交界地带的防务。1942年，周伟龙调任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司令，司令部设在重庆。同时，周伟龙还兼任中英情报合作所主任。该所1943年底停办后，周伟龙又与美国人合作在湖南南岳、江西上饶、福建省和漳州市等地举办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别动军的骨干。由于周伟龙与美国人的关系没有搞好，被解除别动军司令职务；调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七期深造。

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机毁人亡。周伟龙得知戴笠的死讯后立即驱车到军统局，企图与郑介民、毛人凤、唐纵等人角逐军统局长的“宝座”。但他论资历不及郑介民（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生），论关系不及毛人凤和唐纵，当然没他的份，仅被任命为国防部上海军法执行部主任，因此他失意愤懑。

周伟龙早年在他老家影壁腾龙图案上曾撰写这样一副对联：“岂是池中物，能兴天上云。”由此可见他极为自负。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伟龙在南京组织了陆军大学湖南同学俱乐部，被选为南京的湖南同乡会理事长。1948年，他又为程潜竞选副总统卖力。

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据守东北地区的交警第二总局所辖交警总队全军覆没，在南京的交警第一总局所辖的交警总队也损失惨重。蒋介石即起用周伟龙担任交通警察第一总局局长，仍兼军法执行部主任。

交警总局在体制上属交通部领导，实际上是国防部在交通方面的特务机构。抗战胜利后，由国防部批准建立18个交通警察总队、4个教导总队，主要是配合“乱”，担任南北铁路主干线的护路任务。周伟龙接任后，就大刀阔斧地调整人事，新任命和留任的总队长，大部分是湖南籍人或周的旧部。内外骨干都是周在忠义救国军和别动军时的旧部亲信。

1948年6月，周伟龙又多次向交通部提出，并晋见蒋介石申述理由，要求增建3个交通警备旅，在国防部次长刘斐支持下得到批准。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当时担任陇海铁路、津浦铁路护路的交警总队，在徐州市“剿总”统一部署下，被调离铁路，在碾庄前线伤亡惨重。当战事转移到津浦路徐州、蚌埠市一带时，国防部批准成立津浦铁路护路司令部，周兼任护路司令，为保存力量，他掌握对交警部队的直接指挥权，避免部队投入野战。淮海战役结束，周伟龙率人马撤回南京。

中国国民党在各战场的失败，以及国民经济的近于崩溃，各地学潮的起伏及人心思变，促使周伟龙考虑何去何从。他的公馆中每天有客人来访，中共高级干部李卓然的弟弟、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李俊龙更是常客，有时两人长谈到深夜。

程潜竞选副总统失败，回长沙市后在全省停止征兵，实行二五减租，准备起义。1948年9月，周伟龙派政工处长易珍回湘联系；停办交警总队的反动刊物《警钟》，并以同乡张朗山接任文化专员，创办有进步姿态的《前进》月刊。与此同时，周伟龙又邀请湘籍陆大同学、进步人士黄克虎担任交警总局驻衡阳市办事处主任，要他负责与程潜、唐生智联系，并控制驻湘的交警部队。11月中旬，交警总局家属及三分之二的工作人员由南京乘铁甲车抵达衡阳。把原计划迁往福州市的上海交警第三仓库、上海修械所的全部机器设备和军用物资迁运衡阳。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时，周伟龙派亲信任第四处出纳接管黄金108条，共67.8斤。

1949年元月，蒋介石“引退”回奉化区，国防部命令周伟龙调两个加强总队前往担任警卫任务，周伟龙调去的却是从徐、蚌撤退下来残缺不全的第一、第二总队。同时，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命令周伟龙成立京沪铁路司令部，把交警部队集中京沪一带待命。周伟龙不愿把集结在浙赣线上准备开往湖南省的部队往回调，仅成立了一个空架子护路司令部。这两件事引起了毛人凤和汤恩伯的极大猜忌。

1949年元月下旬，解放军准备渡江，南京告急，交警总局留京人员全部迁往苏州市。2月2日至3日，周伟龙在住所召集邓季之、李雪华、王力忠、喻勋衡、温应冰等主要负责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派邓季之、李雪华率领交警第七、八两个总队自上饶市出发赴衡阳市。2月4日周伟龙前往上海市，准备2月8日乘飞机去衡阳，但就在2月6日晚被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逮捕。据新任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宣布：周伟龙图谋不轨，叛党投敌，已被逮捕，同谋犯邓季之、李雪华也在金华车站被捕，保密局将组织“专案小组”进行审查。1950年周伟龙被枪杀于台湾新竹。

1986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第四次会议上，委员程星龄、唐生明、黄克虎联名提案请中央统战部按照政策把周伟龙作为起义投诚人员对待。经中央统战部查复：“周伟龙任国民党交警总局局长时，因对蒋介石不满，而将几个交警总队调至湖南，确有追随程潜、唐生智相机行事的进步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