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义救国军（1938年—1946年），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党军统局领导的活跃于江南地区的国民党特务游击武装，其前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民众支持作战，蒋介石电令特务处戴笠组织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戴笠遂组建了抗日别动队，在吴淞江沿岸配合正规军作战。1938年1月，戴笠宣布将整顿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第一团，5月改名为“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设于汉口，由戴笠自兼总指挥，之后又更换为俞作柏、周伟龙、阮清源、马志超等人担任。1939年至1941年，忠救军主力与新四军发生过多次磨擦。双方在锡北胶山、白丹山一带展开师级规模的战斗，互有伤亡，忠救军十支队被击溃。剩余流散在沪宁地区的官兵和一些地方武装被收编，重新组成忠义救国军。又因各队成分复杂，互相猜忌争斗，蒋介石责令戴笠对忠救军多加约束。1939年底，戴笠在金华市召集忠救军主要干部开会，对之后的全盘战略作了详细计划。忠救军分四路挺进敌后，利用交叉纵横的河港作为掩护，进行抗日宣传、情报活动和武装斗争。1942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成立，经过严格训练，忠救军的战斗力大有提高，多次对日军各种基础设施进行破坏，然后策反伪军。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戴笠命忠救军联络日军驻沪部队，阻止中共武装进入上海。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市飞往上海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之后，忠救军及其他特务武装一同编入交通警察总队，参加第二次国共内战。随着中共军队的节节推进，三大战役后，布置在铁路枢纽的交通总队渐次被消灭。1949年，上海及苏浙解放后，中国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依托当时尚未解放的舟山市组织土匪游击行动，参照忠救军的模式成立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部设在台北市，总指挥为毛森。这些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51年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市委在逸园文化广场处死一批反革命分子，大会公审枪决的第一个就是原忠救军的少将司令封企曾。

忠义救国军设有三个指挥部，温台指挥部是为了配合盟军作战的需要；淞沪指挥部主要牵制日伪的兵力；杭指挥部主要是向杭州活动发展。主要支队如南京行动总队，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对限制日军活动起到了一定作用；还有一支别动队，主要进行对日军破坏工作。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八年间，“忠义救国军”作为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长期活动于上海市在内的江南地区，对打击日伪、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在抗战后期，“忠义救国军” 秉承中国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政策，与新四军多次产生摩擦，从而带来诸多恶劣影响，造成长期负面形象。

戴笠将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运用传统“忠义观”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纪律与对蒋介石的个人忠诚和崇拜结合起来，用充满封建色彩的“忠义” 作为精神纽带，突出了对国家领袖及他本人的“忠诚”“义勇”的要求，也迎合了别动队内部大量帮会分子的 “帮会情结”；此外“救国”也符合了时人对抗战卫国的责任感，能够吸引到更多的零散武装投入到他们的行列，更可以此取得陷区广大民众的支持。另外，也是以此名义与共产党所组织的游击队区分开来 。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国民党领导的东北三省抗日义勇军利用游击战抵御日军侵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在指示军委会编订抗日战术时，提到“游击、侦查、反间”活动，对于各地敌军后方，预先编组别动队，散伏便衣队于社会以及社会壮丁青年之预先宣传组织，秘密散于民间。但从全国范围内考察，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并未将敌后游击列入全盘作战计划。

其次，沪宁地区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及其别动队组建具有特殊的作用。南京是当时的政治中心，上海市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金融和对外贸易中心，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战略上的地位。整个沪宁地区物资丰富、人口众多，拉起一支部队，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武装的名义在沪战时配合正规军左肩，以及做好该地区的敌后工作，对于保存实力、动员当地群众以及日后反攻，有着重要意义。

再次，上海地区因产业经济发达，工人阶层力量壮大，学校集中，学生众多，相对来说民众受教育程度高，爱国热情高涨。淞沪会战前，上海地区的产业工人、失业的工人数量在全国遥遥领先，参加帮会的工人也多，帮会组织丛生，延伸到社会最底层，组织群众动员比较便捷，为别动队组建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

最后，由于长三角地区地形特殊，东临大海，北靠长江，沪宁铁路连通上海市、南京两端，与西太湖、太湖、阳澄湖、淀山湖几大湖泊和京杭大运河一起把长三角地区自然划成几大块，期间又有澄锡公路、苏常公路，沿公路又有河流，水网湖泊交错将大块自然地区分为小块，整个地区适宜中小型部队的隐蔽、运动和作战。

忠救军的代号是定平，臂章印有“定平”二字。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后，为了加强组织领导广大民众支持作战，蒋介石于9月4日电令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于上海。委员是杜月笙、杨虎、钱新之、刘志陆、张啸林、贝祖诒、张治中、戴笠、宋子文、吴铁城、俞鸿钧、吉章简、蔡劲军、俞作柏。杜月笙、戴笠、刘志陆三人为常务委员，书记长戴笠。9月7日，南京又发来蒋介石长电，限令戴笠和杜月笙“在一个月内，组建万人的别动队游击武装，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在敌前敌后袭扰牵制日军，肃清奸谍”。到9月20日，别动队大多数成员都改编进入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戴笠本人兼书记实际负责，任命文强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上校人事科长，负责这支部队的具体组织工作。

戴笠、杜月笙等人确定了高级人事安排，刘志陆担任别动队总指挥，另外推荐陆京士、朱学范、陶一珊任支队长。淞沪会战期间，别动队参战后，除陶一珊的第五支队（以大中专学生为主）布置于南京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他4个支队12个大队都配合正规军部署于吴淞江沿岸，与日军血战。文强亲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都能坚持奋战到底，主动堵住阵地上被日军突破的缺口，有的甚至得到撤退命令也不撤离，誓与阵地共存亡。上海市大撤退前夕，文强奉调收容自上海撤退的国军及别动队溃散人员。在沿途遭到日机轰炸、扫射的严峻形势下，文强将前方办事处在句容县成立起来，先后收容了3万余人，原别动队的万余官兵只收得2000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上海抗战中牺牲了。

淞沪会战后，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基本上被瓦解，剩下的特务大队，青浦区、松江区两训练班，佘山教导团及第五支队残余人员共1700多人，于该年底整编为教导第一团。另第一支队雷忠大队由何行健率领，与毛森（戴笠部属）在江山办的一所游击干部训练班及东阳、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的浙东支队合编为教导第二团。同年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武汉军事会议上，提出“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的建议，当时蒋介石并未将敌后游击列入全盘作战计划，因此对戴笠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的想法始终不予考虑。在抗战的紧要关头，蒋介石最终改变以往态度允许戴笠组建队伍。

1938年1月，戴笠宣布将整顿的部队改编为忠义救国军教导第一团（即第一支队），自兼团长。3月18日，戴笠奉军事委员会命令，要他“收容整编流散浦东新区及京沪、沪杭沿线的国军，加强敌后游击工作”。4月底，戴笠指派人员将流窜在浦东、太湖等地区的武装土匪如马伯生，丁锡三、张阿六等股予以收编，加上国民党军的一些散兵游勇，共编成五个支队，一个直属大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连同原来的教导一、二团，总人数达1万余人。5月，戴笠呈准军事委员会，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设总指挥部于汉口，由戴笠亲自兼任总指挥，徐光英任参谋长。武汉失守后，总指挥部移设在浙江孝丰，戴笠辞去总指挥兼职，派副总指挥俞作柏接任，参谋长也改由尚望担任。

在组建新军的名册中，戴笠发现别动队成员中有不少是经过章乃器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介绍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中的大专学校出身的青年，考虑到战争的需要和特务处组织机构的长远发展，忠义救国军设立青浦技术训练班、松江特训班、佘山教导团三个培训机构，培养训练别动队各支队中下级干部。

1939年春，戴笠派扬蔚为忠义救国军淞沪指挥官，在澄锡地区建立游击武力和日军周旋。此时忠义救国军发展为4个纵队，26个支队，总兵力29000余人，分布于浦东、太湖及京沪杭铁道、京杭国道一带。周伟龙接任总指挥一职后，将忠义救国军缩编成三个支队（教导团）以及一个南京行动总队，一个淞沪行动队，一个特务大队，一个军官训练队。3月，除了南京行动总队仍留驻江浦就地整训，并与敌伪周旋外，均集中孝丰整编训练，总指挥部由宜兴移回孝丰，以便就近督导。

周伟龙在整编现有部队的同时，一直主张扩展新军。他截留三个教导团的给养和经费，又在苏浙皖三省边界设立办事处，专门在各边界水路交通要道设立关卡，对过往行商过客强行征税。其中派少将高参文德赴湖南省招收志愿军官组成第四团，以文德为团长，招收到2000名新官兵。又派少将高参石树勋在浙江兰溪诸葛镇上就设立了忠救军后方办事处，召集失意的旧军官，委以军衔，再由这些军官各自去招收散兵游勇。

周伟龙曾在孝丰的章吴村办了一个军官队，先后共培训了6期学员，约1200余人。队长由周伟龙自兼，由教育长周有为负实际责任。下设教育处，处内有军事、政治、技术等教官十多人，教育副官两人，军需等事务人员十多人。这个军官队培养出来的各期学生，基本都成了忠救军各基层组织的骨干。

由于忠救军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网络，又有帮会势力的支持，得以很快发展。戴笠令军统华东区区长周伟龙派干员到沪宁和沪杭两线活动，收编地方武装，归入忠救军序列。

新四军在创建苏南、淮南、苏中、浙东根据地的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遭受到忠救军的破坏。1939年9月8日，忠救军淞沪指挥官杨蔚率第一第二两个支队共2000多人在无锡安镇一带向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一部进攻，“江抗”撤出战场，向西转移。部队行进到江阴马镇时，与忠救军遭遇作战，六团副团长吴牺牲。9月中旬，忠救军挑起新的磨擦。“江抗”以团结抗日为重，主动后撤，派代表赴锡北三坝桥赵巷忠救军驻地谈判。由于忠救军奉行中国国民党抗日战争第三战区“剿办”方针，毫无诚意，致使谈判破裂。9月24日，忠救军与新四军‘‘江抗”部队各3000余人在锡北胶山、白丹山一带展开师级规模的战斗，双方互有伤亡，忠救军十支队被击溃。9月29日，由陈毅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商谈，双方撤出战场。“江抗”主力北上。

之后在锡北，忠救军淞沪指挥部指挥杨蔚命周振纲离开十支队。忠救军总部另派参谋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务杨卓夫任指挥。不久，杨离开，由三大队长董惠民任指挥，一大队长王品珊任副指挥，但指挥权已由军统头目杨蔚掌握。11月中旬，十支队奉命离开锡北地区，赴浙江孝丰整训。一部分人员与一支队合编为教导一团。十支队二大队长张鹤亭任十支队留守指挥部指挥。

当时许多流散在沪宁地区的官兵以及地方武装被收编入队，忠义救国军的成分也随之复杂起来。各派往支队的专员与支队负责人互相猜忌争斗，为支队控制权而互相排挤；有的甚至率部投伪，与三战区（顾祝同部）有着诸多矛盾摩擦，严重影响部队抗日的整体形象。蒋介石责令戴笠对忠义救国军多加约束。

1939年11月28日，戴笠在金华召集忠义救国军主要干部开会，对当时的人力财力及所处的环境与今后的全盘战略作了详细计划。主要确定了两大工作原则：一是确定以浙江长兴、安吉县、孝丰之三角地带为该军游击根据地，以太湖为中心将江阴、无锡、常熟市等县为前进游击区，收容流散国军，策动伪军反正，同时布置情报网，并发动民运，捕杀奸伪。二，在不增加中央特殊负担的情况下进行整训整编工作。此后，戴笠开始对忠义救国军进行整编，陆续扩编为4个纵队及南京行动总队，辖26个支队又2个直属大队，总兵力29611人。

1939年12月，戴笠在金华市又召开了一次5省特务头目参加的“北山会议”（东南五省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针对汪伪政权和江南抗日前线的新四军，要进行“夹攻中的奋斗”。周伟龙等认为，京沪杭三角地带必须牢牢地控制住，既不能被日汪占据，也不能让新四军利用茅山山脉作为抗日根据地而进行渗透。为此，戴笠提出在上海建立“山海统一委员会”，实行所谓一元化的领导。在统委会下成立对日汪的情报收集和策动反正得机构，文强时任忠义救国军政治部主任，受戴笠委任为该策反机构主任委员，主持具体事务，忠救军政治部主任即交给罗静芳代行。上海策反委员会主要负责策反和情报的收集，各地的行动队及忠义救国军各支队等就作为武力支持配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组织的各项活动，对日伪进行打击。

1940年2月，忠救军南京行动总队队长徐禧率领忠救军600余人血洗马集，捕杀新四军民运干部及抗日群众。不久，新四军苏皖支队赶到，毙伤忠救军200余人，徐部遭重创后分崩离析。3月下旬，忠救军又纠集1000余人与韩德勤顽军一起共万人围攻半塔集，忠救军被新四军挺进纵队大部歼灭，5月底撤到津浦路西整训，至此，忠救军在淮南的活动结束。

忠救军自在锡北磨擦事件后，在浙江省孝丰进行了一次大整训。在此之前，由于中国国民党内部矛盾，忠救军受到各方面的诘难和压力。1940年春，原锡澄地区一部分忠救军人员从浙江孝丰回来，组成忠救军澄锡虞行动总队，由原忠救军第五支队三大队长章晓光任总队长，原五支队二大队六中队长周江、十支队副指挥王品珊任副总队长。

同年夏，忠义救国军扩充到四个纵队，一个南京行动总队，共辖28个大队，总人数近3万人，分布于浦东新区及京沪、沪杭铁路，京杭公路沿线一带。活动于抗日战争第三战区的国民党地下政府县长都是三战区所派，是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系统。当地的中国国民党县党部与地下县长搞成一派。由于忠救军势力超过地下县长统辖的地方自卫武装，且在各地设立哨卡厘所，任意收税，敲诈勒索，横行不法，引起地下县长的不满，告到顾祝同那里。第三战区在上饶市召开会议，顾祝同亲手把一叠控告忠救军的材料交给戴笠。顾、戴二人反目。顾祝同要求撤销忠救军。戴笠告到蒋介石那里，要求保留这支武装。

经过交涉，戴笠命忠救军撤回皖南整训，但得缩编。为此，戴笠将忠救军整编为4个教导团和2个教导总队。原一支队及十支队合并编为教导第一团，团长郭墨涛（后汪浩然）；原二支队及新兵大队编为第二团，团长徐禧；五、六支队编为第三团，团长袁亚承。其余的部分则改编为身着便衣的行动部队，实际上成为忠救军外围特务武装。行动部队自筹经费，就地活动，以收集情报和暗杀、爆破为主要任务。一些未撤回的原忠救军很快投靠日伪。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忠救军行动部队逐步发展，成为忠救军的一个基本特征。

1941年1月，按照游击京沪杭地区敌伪及清剿苏南地区“歼匪”之作战企图，将苏南浙西沦陷区划分为几个区，分四路重回京沪沦陷区，继续敌后游击。第一路“苏嘉沪挺进队”，以第三支队、淞沪行动队、教导第一总队等三个单位为骨干，由孝丰附近向太湖以东的苏州市，嘉兴市与上海市之间的地区挺进，总指挥为阮清源。第二路“澄锡虞挺进总队”，以第一支队为骨干，由孝丰向阳澄湖、常熟市、昆山市之间的地区挺进，总指挥是郭墨涛。第三路“锡武宜挺进队”，以第二支队为骨干，由广德市沿太湖西岸，向宜兴市、无锡、常州、江阴之间的地区挺进，文德为总指挥。第四路“京丹挺进队”，以南京行动队为骨干，进出南京、浦口区、丹阳市等地，总指挥为管容德。

皖南事变后，忠救军主力与新四军发生过多次磨擦。1941年5月下旬，忠救军教导第一团进犯东路抗日根据地。7月1日，日伪正式开始在苏州市地区“清乡”。忠救军的进犯在客观上配合了日伪“清乡”，牵制了新四军十八旅的反“清乡”斗争，成为新四军主力从东路地区转移的一个重要原因。8月2日早晨，郭墨涛率忠救军教导第一团，以包汉生部为前导，进驻江阴祝塘镇，与原忠救军五支队二大队长后投靠日伪的常熟杨春华部70余人会合。次日晨，与转移至此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一部发生遭遇战。郭部向驻江阴青阳已投敌的原忠救军五支队高杏宝部求援。9月22日，在谭震林亲自指挥下进行西石桥反击战，击溃忠救军，忠救军教导第二总队长梅明章在溃退时溺死河里。

忠救军四路挺进敌后以后，利用交叉纵横的河港作为掩护，在附近地区进行抗日宣传、情报活动和武装斗争。汪伪政权对他们进行多次扫荡，但抗日力量没有减弱。为了巩固统治，加强军事力量，日汪开始酝酿大规模的“清乡”运动。

1942年1月，阮清源在戴笠的亲自指挥下，组织纵火、爆破、惊扰、袭击四队，除夕当晚对在上海市和郊区的日伪实行了突然袭击。纵火、惊扰两队人员化装成置办年货的市民，携带汽油及各种爆炸物，事先潜入并分散到租界及其他各处，等到预定时间同时纵火及点燃鞭炮，造成上海中心城区秩序大乱。爆破队分为两组，一组在真如和嘉定南翔古镇之间炸断了京沪铁路路轨，另一组在梅家场和莘庄镇之间炸毁了沪杭铁路路基。同时袭击了日军驻沪西的一个炮兵大队。同时，忠救军教导第一团、新四团共2000余人由汪浩然率领进犯苏中根据地，企图与韩德勤的保三旅合流，在苏中南部结成“反共”集团。忠救军到处进行骚扰活动，并公开配合宣家堡据点的伪军反对新四军。日军对忠救军进行扫荡，俘虏其指挥官汪浩然。

同年2月，日伪借搜查忠救军及抗日青年学生为名，集结了在苏州市、吴江区、嘉兴市、嘉善县等重要据点的兵力，对分驻芦、莘、库、周等地的阮清源部及其当地军民进行了将近一个月“大扫荡”，以期铲除忠义救国军在当地的影响。同年4月，周伟龙兼任别动军司令职后，阮清源因在敌后表现比较突出，对苏南地区熟悉，由苏嘉沪挺进纵队调回指挥部任副总指挥，6月代行总指挥职。该年，先是董惠民投靠日伪，任南京伪警察监署第四科科长，由王品珊代理京沪行动总队长。不久，王品珊也投靠日伪，在汪伪无锡特工站任行动大队副大队长，京沪行动总队解散。

阮清源任职后，大力排斥周伟龙的亲信湖南籍军官，撤职关押原第五团团长、周伟龙的外甥黄龙，惩办总部人事课长杨国屏等一批周伟龙最为亲信的人。同时启用一批浙江籍军官，如余、叶鹤、沈之岳、吕逸民、翁养正等人。1943年春，为便于接受中美合作所训练与装备起见，忠义救国军再次整编，共编成四个纵队（每个纵队下辖三个步兵团）及一个特务营，一个搜索营，一个军官队，一个电讯总台，与南京、淞沪、浙东、浦东、澄锡虞等五个行动总队。同年6月，因日军窜入广德境内，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转移到安徽宁国万家桥，所属纵队也分别转移防地。除担负防务的部队外，基本都集结整训，分驻在总部附近地区。在此期间，忠义救国军为了保存实力，尽量避免与敌作战。

1944年5月，章晓光投靠日伪，被编为日伪锡武澄“清乡”行动总队，驻章的老家青阳镇，章、王分别任正、副总队长。1945年初，章晓光、王品珊仍以忠救军澄锡虞行动总队番号名义在锡北活动。1945年3月22日，王品珊部在锡北道徒活动点陆北庄烧毁民房280间，烧死群众17人。3月28日，被新四军武工队和先天道徒击溃，逃往江阴地区。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戴笠正和梅乐斯在浙江省敌后视察，听到消息，立即命令忠义救国军火速进入上海市近郊、浙江杭州和富阳区地区，并确保京沪铁路、沪杭铁路沿线交通畅通和安全。 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国国民党当局紧急命令忠义救国军鲍步超所部火速进入杭州市，阻止“其他部队”进驻杭州。而忠义救国军其他部队也在早有联系的伪军配合下，迅速光复了温州市、海门区和崇明区，阮清源则率部迅速控制上海近郊，协同周佛海（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所部伪军守备上海中心城区，并联络日军驻沪部队，阻止中共武装进入上海。

1946年3月17日，戴笠从北平市飞往上海市转南京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7月1日，原国民党军统局正式更名为国民党保密局，郑介民转任局长，同时兼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副局长由毛人凤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取消后，由军统掌控的忠义救国军暂时是未知数。抗战时期，戴笠曾建言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设全国水路交通检查处，负责战时全国检查站、检查所的管理，同时可以借机监视共产党军队的动向，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机构得以成立，处长由军统特务吉章简担任。1946年3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交通警察总局，隶属交通部管辖，负责管理全国铁路系统治安，统一指挥铁路警察以及交通警察总队，吉章简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任副局长。戴笠死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掌控的游击武装，忠义救国军、别动队及其他行动队，全部编入交通警察总队。交通警察总队共设十八个总队，大部分总队长都是原忠义救国军的高级指挥官或是军统特务担任。忠救军参与整编的人数约一万八千人，被编入交通警察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八五个总队。

交通警察总队编组完成后，依照交通总局的安排就地训练，然后分批部署于华北、华中地区、华东、华北等战略要地。此后，忠义救国军以交通警察总队的身份参加国共内战，依照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布局，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确保交通线畅通，战事吃紧时会被要求配合国民党军队与中共作战。改编交通警察时，部分忠救军转业到工农商教，地方警察区乡公所。原张熙明（女）部一部分人被编为浦东绥靖大队。1946年4月，上海市发生纺织巨头荣德生（荣毅仁之父）被绑票案，张熙明曾参与破案，在东升桥茶楼捕获首犯骆文庆。黄八妹部被编入平湖市自卫队；封企曾仍称霸在松江青浦一带。

1946年7月，粟裕、谭震林与汤恩伯所属部队在苏中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运动战，汤恩伯被歼灭了六个半旅，以及奉调协助作战的交通总队五千人；在东北地区，汤毅生指挥的一个交通总队也被歼灭。

1947年，解放军为了牵制蒋军，减轻正面战场压力，决定在蒋统区发动武装斗争。前汪伪少将师长丁锡山进入苏北解放区后，经管文蔚司令员、陈丕显政委批准为中共党员。1948年初，华中军区任命丁为司令，由其率领军政干部组成的先遣武装，从苏北泛海南下，在杭州湾北岸柘林登陆，开辟以太湖为中心的游击区。丁锡山率部登陆后，遭到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和京沪杭两路护路司令郭履州追剿；在双方激战时，封企曾、黄八妹、张熙明等又赶来助战，致使先遣队全军覆没，丁锡山战死。

1949年5月，解放军发动上海战役，马志超和郭履州率五个交警总队参战淞沪。交警部队在上海战役中大部分被歼灭，马志超逃去台湾。上海市及苏浙解放后，中国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依托当时尚未解放的舟山市组织土匪游击行动，成立了“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其组织参照忠救军的模式，总部设在台北市，总指挥为毛森、副总指挥蒋剑民、参谋长黄炳炎。毛森十分倚重忠救军的旧部，张熙明被任命为东南救国军浦东纵队司令兼南汇县县长，封企曾为浦南纵队司令兼松江县县长；黄八妹为海北纵队司令兼平湖县县长。这些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

1951年4月29日，中共上海市市委在逸园文化广场召开上海各界代表万人大会，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处死，其中就有忠救军的骨干，大会公审枪决第一个就是“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及无辜百姓五百余人”的原忠救军的少将司令封企曾。

1938年6月，忠义救国军总指挥部接替了前别动队教导总团的指挥权后，教导总团部分重要干部就奉命挺进上海市，筹划成立淞沪指挥部。1939年3月1日，淞沪指挥部正式在上海成立，指挥官由当时忠救军的副总指挥杨蔚兼任，副总指挥何行键，参谋长徐志道，军需处长刘弋斯，副官处长葛谷光，特务大队张大同，军事特派员杨卓夫。淞沪指挥部于1939年5月底由上海迁至江阴，另在上海成立办事处，主要担任对浦东新区方面部队的联络。

在此期间，在阮清源、鲍步超等人的积极活动下，忠义救国军在沪宁地区吸收了大批愿意接受改编的地方武装；同时，限令无名义的游散部队及伪军主动投诚，逾期以土匪汉奸论罪，永不收编。淞沪地区的武装部队一时集齐于忠义救国军部下，这些部队大多没有经过正规训练，为整饬军队风纪，使忠义救国军正规化，扬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在军事上，淞沪指挥部所属部队在浦东、高淳区及澄锡虞等地区与日军进行多次作战，牵制了日伪的兵力。到1940年1月5日，总指挥俞作柏电令淞沪指挥部率领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各支队，转至孝丰基地整训，扬蔚决定，非调训部队仍留在原基地继续活动，调训部队分为二期转进至孝丰集结整训。2月22日，上海办事处撤销，另成立京沪线政治特派员办事处。3月，遵照金华市会议决定，实施缩编整训，淞沪指挥部至此撤销，以淞沪行动总队的形式在浦东新区地区活动。

温台指挥部地点设在浙江瑞安县玉壶，由于温台沿海，是预选中的一个登陆地带。当时，为了配合盟军作战的需要，在温台指挥部还另设参谋室。忠救军少将参谋长兼中美第八训练班副主任郭履洲兼任温台指挥官，浦东行动总队张为邦（张惠芳）任副指挥官。张系浦东人，海盗头目出身，后被招安过来，编人“忠义救国军”。该指挥部队统辖中美合作第八班的三个教导营，一个特务大队，一个独立支队，一个水上大队和浦东行动总队，在浙东地区、浦东、崇明区对日军进行特种作战。

鄞杭指挥部位于浙江桐庐，由忠义救国军第三纵队少将司令鲍步超为指挥官，熊国和为参谋长。该指挥部统辖第三纵队及新一团（伪军投诚），沿桐庐县、富阳区之线，向杭州市活动发展。其余一、二纵队及各行动总队（浦东除外）、直属营队，均直属总部，并设总指挥部前进指挥所于浙江省于潜的方元铺，总指挥马志超坐镇前方，指挥作战。1945年秋，美军尚未来得及在东南沿海登陆，战争就突然结束了，准备迎接他们的敌后部队也于是转入对各大中城市的接收工作中去了。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南京潜伏区区长钱新民投敌之后，南京区受到严重损失。戴笠自请处分后，让俞作柏重新选派人员，到南京开展活动。1938年1月，俞作柏挑选管容德为忠义救国军南京情报组上校组长，并命管立即到南京开展活动。管容德，是个军统分子，和戴笠关系也比较密切。在接受任务之后，很快联络了一批人，在浦口设南京情报联络地点，在1938年2月中旬成立南京行动总队。管容德在当地被称为大老板，二老板是王锡三，不但当过原首都警察厅刑事侦缉队下关分队的副队长，还投拜于青帮门下，在当地拥集了一批颇有实力的人物。南京行动总队主要就是王锡三利用帮会组织为骨干，从江浦、六合、滁县收集起来的散兵游勇。

管容德和王锡三合伙后，把南京情报组迁到瓜埠，在瓜埠，正式成立忠义救国军南京行动总队，并选择瓜埠老鹰窝作为总队部办公处，指挥管容德，副指挥贾维禄。总指挥部又派督察袁灿协助管理，对南京行动总队进行整顿。经过发展，南京行动总队共组成五个支队，三百余人，分布在南京六合地区。这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对于支持中国国民党在南京附近建立秘密市党部、以及对敌活动起到了一定作用。到了1940年2月，南京行动总队与新四军发生摩擦，在马集的对抗中溃不成军，4月之后，连续遭到中共苏皖支队、县独立团在王子庙、大开门陈两地的沉重打击，陷入低潮。5月下旬，管容德带领残余部队数十人向江浦县一带逃窜，在水家湾附近被投靠日伪的郑德钊拦路袭击，管容德在乱中枪杀了王锡三，逃出了六合地区。管容德一离开，行动总队所属的几支部队的大小头目立刻叛变投敌，各霸一方，为虎作伥。南京行动总队的番号因此一度撤销，管容德交出兵权，被改派为句容市县长。

别动军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的一支武装力量，1940年3月，蒋介石在参谋会议上提出组织成立的便衣混成队。戴笠组织各战区混成队编练处，由军统局选派长于军事的高级干部担任编练专员，负责训练该战区内的便衣混成队，各战区成立将近一万人的特种武装部队。训练完毕，改编为督导组。1941年12月，军统局奉命和英国合作，进行对敌破坏工作，于是将各地便衣混成队改编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1942年1月，在沙坪坝区小龙坎街道成立了军统局属下的别动军司令部，中英合作所主任及别动队司令均有忠义救国军总指挥周伟龙担任。为统一指挥敌后的游击工作，忠义救国军改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忠义救国军”，拨交别动军司令统一指挥。

中英合作夭折后，作为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下敌后武装，别动军和忠义救国军加入到中美合作所，一起接受美国训练和装备。1945年日本投降后，别动军所属7个纵队及并入军统控制下的其他特务武装，共编为8个交通警察总队，与忠救军编成的10个总队合为18个总队，全部投入“反共”内战。中美合作结束后，别动军和忠救军一起编入交警总队。

1942年，戴笠提出要梅乐斯为他训练和装备5万忠义救国军，然后，梅乐斯向金氏海军上将提出一个报告，说明了自己对戴笠所掌控的游击武装的看法，说明美国海军是能够与戴笠合作的。同时开出了一份所需物资的超长清单。中美合作所训练过忠义救国军的营地有：第一训练班（歙县雄村）、第六训练班（福建华安）、第七训练班（福建建瓯）、第八训练班（浙江瑞安县玉壶），此外还有漳州市班、东安县班（训练军医）等。

忠义救国军人员在第一营地雄村班受训时，戴笠挂名为训练班主任，曾任忠义救国军参谋处长的郭履洲为副主任，由美国海军陆战队少校马斯特斯为总教官。训练时间约为三个月，训练课目主要有总理遗教、领袖言行、中国之命运、党派分析、情报学、犯罪调查、密码学、爆破、手枪射击、国术擒拿等。训练完毕，由美方发给较为先进的美械装备，所配发的武器主要有春野步枪、汤姆生机枪、卡宾自动步枪、勃朗宁轻机枪等；另外还配发有TNT粉状炸药、绊马索、定时引信、延期信管等爆破器材。通过在训练班的学习和训练，忠义救国军掌握了爆破、暗杀、侦察、刺探情报等技术，同时组建了一批行动总队，专门以小股力量用机动灵活的方式活动。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以后的忠义救国军，更能适应处于敌、友、我错综交织的灰色前哨地带，部队战斗力有所提高，行动手段由原来的以游击战术为主，逐步变为游击战术、特务战术并重的作战方式。

中美合作所与忠义救国军合作从事的抗日活动主要有，其一，对日军各种基本设施进行破坏的活动。这是有美国人参加、规模较小、设计周详的行动。他们毁坏飞机、切断交通线、破坏电厂，使日军疲于奔命。其二，策反伪军。

1943年9月底至10月初，侵华日军发动了“攻占并确保广德附近，以摧毁忠义救国军根据地，加强（京、沪、杭）三角地带的治安”为目的的“广德市作战”（二十一号作战）。9月30日，日军出动4个师团的强大兵力，攻占了忠义救国军总部所在地广德，并对其周边地区进行了大规模扫荡。忠义救国军总部被迫撤往宁国万家桥。

1944年春，南陵县战役打响，忠义救国军奉命配合某师进袭南陵一带日寇，第一纵队曾一度占领南陵县城。同年9月至11月，忠义救国军组织300人的特别行动队，在美国军队帕金少校等人的参与下，炸毁诸暨市附近铁路桥铁轨25处，纵火焚烧日军堆栈及600箱炸药。

1945年1月5日晚，忠义救国军一部在诸暨炸毁铁路桥1座，粮库若干间，兵营1座，破坏铁轨24处。1月7日，忠义救国军一部用火箭炮击毁敌兵营3间，同时破坏铁轨2处。2月，忠义救国军第2纵队将钱塘江大桥第6、7两桥孔间的桥墩破坏，致使杭州市至宁波市间的交通一度中断。这两个月，忠义救国军对敌破坏3次，袭击4次。6月，忠义救国军温台指挥部所属4个教导营攻占温州市、海门区。8月，日军数千人猛扑昌化，忠义救国军奋勇堵击，在河桥激战两昼夜，粉碎敌寇预定阴谋。

忠义救国军与伪军关系密切，在获得伪军帮助的同时，也策反伪军投诚，加速日本投降。1944年11月间，中美合作所的赫尔上校和投诚的伪军徐上校合作，集合了徐上校的131个追随者，去炸毁金华附近一条铁路，同时截住一列火车。 他们在铁路上安装了20磅塑胶炸药，和一种携带轻便、能够延时起爆的装置，当车轮一节一节碾过，到中间的车厢时，它才引爆。爆炸非常成功。这批人员在撤离过程中，顺便又在开化县焚毁了5座仓库，毁掉大量日本人储存的汽油、菜籽油和粮食。

1943年，中美合作所为忠义救国军设立了一个“百达医院”，由海军中校布莱克主持，也是中美合作所设立的唯一一处为游击队服务的医院。最初以训练班的形式，选址在湖南省的永州市，为学员教授西医和外科手术，共设立了300张病床。不久日军向这一带推进，医院只好疏散，落脚在一座高山上的古庙中。直到1945年百达医院才离开这座山头古庙，分成两批，分别到达福建省的建瓯和浙江省的遂安，建起了两座医院。

在全面抗战的八年间，“忠义救国军”作为一支特殊的武装力量一直存在，长期活动于上海市在内的江南地区，鼎盛时有数万之众，成为上海抗战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打击日伪、坚持抗战作出了一定贡献。在整个军统系统中，忠救军创造了四个“之最”。首先，它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下寿命最长的一个军事单位；其次，它是军统局下人数最多的武装部队；第三，它是中国国民党顽固派里“反共”磨擦的急先锋；第四，它还是国民党军中最早与美国海军进行军事合作的特种部队。

在抗战后期，“忠义救国军” 秉承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政策，成为在苏浙皖地区与新四军抗日部队大搞摩擦的“急先锋”，做了许多亲痛仇快的事情，从而走向了历史的反面。加上其成分鱼龙混杂、纪律松弛败坏，从而使其在为抗战作出一定贡献的同时，更多的带来诸多恶劣影响，造成长期负面形象。

溧阳有位塾师亲历其境，感慨很深，曾做了一副对联流传人间。联句是：“不忠、不义、不救国；谁匪、谁奸、谁爱民”，可作为苏南各阶层群众对中国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很公道的评语。

有诗记载：忠义救国军，起家八一三。号称定平军，收编苏浙皖。袭扰金陵城，行刺上海滩。进攻新四军，“反共”掀波澜。失道必寡助，敌后立足难。幸亏盟军到，方把霉运转。西遁沥水河，建军在皖南。足跨青洪帮，兵将达五万。经营澄锡虞，京沪把名传。争夺阳澄湖，屯兵浙江天目山。几番换主将，屡屡搁浅滩。中关合作所，雄村训练班。

《芦荡火种》是由上海市人民沪团于1958年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一个抗日传奇，讲的是1939年秋，在江阴县顾山镇对“忠义救国军”的战斗中，时任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政治部主任的刘飞，在战斗关键时刻，亲自率领警卫班向敌人发起冲锋，打退敌人进攻，但自己也身受重伤。战斗结束后，面对日伪顽匪相互勾结、下乡“扫荡”的险恶环境，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带领数十名伤员，不畏艰险，重建武装、坚持抗日的斗争事迹。

现代京剧《沙家浜》由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原剧取材于纪实文学《血染的姓名——三十六个伤病员的斗争纪实》和《阳澄湖畔》，由上海沪剧院演出。后被改编为京剧，并取名《沙家浜》，该剧是一部反映抗战时期新四军和以沙家浜为代表的广大苏南人民共同谱写的一曲军民鱼水情的故事。

《沙家浜》中有一段唱词曾对忠义救国军作了形象的概括“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就是草头王。勾挂三方来闯荡，老蒋鬼子青红帮。” 该剧艺术地再现了忠义救国军的重要特征。

《忠义救国军浮沉录》由张衡著，是国内第一部以忠义救国军为主题的作品。忠义救国军是中国国民党在“八·一三”抗战时成立的一支别动武装，最初名叫“军委会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海市沦陷时，它撤退到皖南并正式改编为“军委会忠义救国军”，成为与新四军具有同样性质的“中央直接编练之挺进部队”，即在沦陷区开展游击战争的“中央军”。本书详细记述了忠救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及发展的过程,客观介绍了忠救军的历史全貌及功过是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