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领导的主力部队之一。1937年12月江阴沦陷后不到两三个月，乡间自发性的抗日自卫武装风起云涌。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派何克希、吕平、刘史明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名义，到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工作，组成以何克希为书记的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着手寻找早期革命后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10月上旬，陈毅由老二团副团长刘培善陪同，带一个特务连赶到江阴周庄定山湾江抗总部改造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三支抗日地方武装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全面负责领导)，李一平为政治部主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在江南地区开展了广泛的抗日武装斗争，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之一。

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市、南京等大城市失守后，苏南广大地区大好河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重要的战略后方。人民群众在敌寇、汉奸、土匪、反共顽固派重重压迫蹂躏下，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苏南各地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游击队，一些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也掌握了大小不等的抗日武装。他们受到日伪等反动势力的威胁袭扰，力量分散单薄，迫切希望找到党的领导。

11月13日，上海沦陷，淞沪会战结束，日军重藤支队会同第16师团在常熟白口登陆。11月19日，日军占领常熟市、苏州市、嘉兴市，吴福国防线全线失守。苏南战事急剧恶化。同日日军华中方面军自行决定将军事作战区详细域扩展至无锡、湖州市。11月22日，日军第10军以第13师团为前卫，在上海作战中损失过半的第9师团以及战力较完整的王牌精锐师团第16师团、第11师团跟进，向锡澄线发动攻势。11月25日，日军攻占无锡，澄锡国防线也随即被攻破，中国军队放弃澄锡国防线，撤往无锡西郊及常州；同日日军从水、陆2个方向开始包围江阴要塞。12月1日，日军攻占江阴县城；江防总司令部下令守卫江阴的中国军队向南京方向撤退，南京保卫战开始。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此时江南地区已经全部沦陷。

1937年12月江阴沦陷后，乡间自发性的抗日自卫武装风起云涌。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中央特别行动科派何克希、吕平、刘史明以“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的名义，到江阴西石桥梅光迪部工作，组成以何克希为书记的中共澄锡虞工作委员会，着手寻找早期革命后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同志，恢复和重建党组织，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

当年10月初，何克希带了两名警卫员，到茅山晋见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汇报了在江阴争取、改造梅光迪、朱松寿、承寿根三支抗日地方武装的经过。陈毅高兴地说：“搞得好嘛！你把队伍带过来，我帮你整编。”何克希遵照陈毅的指示，立即返回部队，经过动员，把三支武装拉到茅山进行整编。

何克希向陈司令员提出：“我们要有一个新四军的番号才能打开局面。”陈毅说：“怎么能用新四军的番号呢？这完全是自己限制自己，钱受限制，武器受限制，特别是地盘受限制，怎么能自己束缚自己呢？”何克希想了想说：“我党领导过东北抗日义勇军，我们能不能就称江南抗日义勇军呢？”陈毅听了很赞成“这个名字好！”

随后，陈毅接见并宴请了何克希、梅光迪、朱松寿、吕平、张志强等人，席间陈毅正式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简称江抗三路）”的番号，下设三个连。宣布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实际是政委，管党的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吕平为政治部主任，张志强为民运科长。陈毅对朱松寿说：“朱先生暂时不出面，待你集结冲散人员告一段落后，另给番号。”朱表示同意。

为加强“江抗”队伍建设，陈毅另派王新、龚鹏佐、包厚昌分任三个连的政治指导员。至此，江阴三支地方武装组合成为共产党领导下隶属新四军一支队建制的抗日武装，在澄武锡边区开展活动。朱松寿回澄东招集旧部，原活跃在抗日救亡中的江阴读书会成员陈伟斯、于玲、路屏等进青年此时参加了朱部。

1940年春，朱松寿在江阴云亭、周庄一带拉起了一支由200多人枪的武装队伍，打出了“江阴民众抗日自卫队”的旗号。1940年冬，江阴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奉命担负了开辟新区的任务。配合民运工作队在峭岐成立了中共区位、区政府和常备队。工作任务完成后，“民抗”的这个排就地扩军，编为“江抗”指挥部特务连。

1940年12月，朱松寿被委任为“江抗”指挥部副司令。在跟随谭震林、何克希等一起活动时，他表示要以抗日大业和民族利益为重，坚决拥护“江抗指挥部”上升为主力的决定。

1941年，“江抗”指挥部副司令朱松寿意欲劝说“忠义救国军”杨筱南弃暗投明，不料在归途中，被中国国民党特务刺杀在苏州陆墓。

1939年二三月间，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要求项英贯彻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指示，确定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4月，陈毅从军部返回茅山，传达周恩来的指示精神，积极进行东进准备。他把东进任务交给了正在茅山地区活动的新四军老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吴，明确要求老六团与江阴人民的子弟兵“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会合。

为了冲破中国国民党军方的限制，部队以“江南抗日义勇军”名义东进，把苏南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由茅山地区扩展到锡澄公路以东，沪宁铁路两侧的平原水网地区。壮大队伍，武装自己，筹集经费，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相机创建游击根据地。

1939年5月1日，叶飞、吴焜按照陈毅的部署从茅山出发，率领所部500余人，在武进戴溪桥与梅光迪、何克希的“江抗”三路会合，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由梅光迪任总指挥，叶飞、何克希、吴焜任副总指挥。老六团化为“江抗”二路，原“三路”番号不变。为加强部队和地方的统一领导，同时成立中共东路工作委员会，叶飞为书记，林枫、何克希为副书记。5月5日，1000多名“江抗”指战员从武南穿越锡澄公路，经花山、长寿、祝塘到达锡北，朱松寿率先组成一个连参加东进。

东进战斗中，何克希率江阴子弟兵，随有“江阴老虎之称的副总指挥吴焜当先锋。5月31日“江抗”首战黄土塘，击毙从北漍前往锡北“扫荡”的日军30余名；6月24日“江抗”夜袭京沪铁路的浒墅关镇车站，歼灭日军警备队20余人，破坏铁路一段，使铁路交通中断；7月中下旬，“江抗”抵达青浦区，营长廖政国在追击华北治安军时，乘胜袭击了日军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烧毁敌机4架，震动了日军，士气也大为高涨。

至8月份，“江抗”东进五个多月，部队由10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武器装备大大改善，每个班有一挺轻机枪，每个支队（营）有两挺重机枪，总指挥部还建立了两个重机枪连，调出支援新四军军部和兄弟部队的机枪近200挺。部队采取以老带新的办法，扩编为五路，不仅完成了争取“人枪款”的任务，而且帮助苏南东路各地建立健全了党组织，为发动组织人民群众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基础。

以叶飞为首的“江抗”东进抗日，威震淞沪会战地区，引起日伪恐慌，准备对苏（州）常（熟）太(仓)地区进行大“扫荡”，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蓄意制造摩擦。8月下旬，“江抗”总指挥部决定结束东进回师，开辟澄、锡、虞边区，以便打通苏、常、太边区与镇（江）丹（阳）武（进）边区游击根据地的联系。

“江抗”的业绩振奋了东路人民，却引起了反共顽固派的忌恨。1939年9月下旬，“江抗”从常熟市方向转移到江阴顾山南麓，遭到“忠救”1000多人袭击。部队指战员不顾夜行军饥饿和疲劳，一鼓作气攻占山头，顽军很快溃逃。“江抗”政治部主任刘飞和连排干部10多人负伤。“江抗”在长泾镇附近遭到从北漍下乡的日伪军拦截，发生激烈战斗，毙伤日伪军10多人，向江阴继续西移。“忠救”正副总指挥俞一则、杨蔚率部从宜兴市赶来，约2000多兵力部署于澄锡一线。“江抗”奋起反击，和顽军在白丹山、鞋山一带战，挫败了顽军挑衅。

1939年9月24日，"江抗"和"忠义救国军"增援部队在锡东白丹山展开师级规模战斗，互有伤亡。

正当“江抗”部队西返时，9月25日晨在江阴顾山遭遇忠救军袁亚承、包汉生部伏击，吴焜亲自带领战士们发起反击，袁、包率残部仓皇向山北撤离。此役，毙伤忠救军30多人，“江抗”牺牲9人，“江抗”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刘飞、五路参谋长夏光等10余人负伤。

紧接着，9月27日下午，“江抗”副总指挥吴焜率二路一支队往北向江阴境内的马镇、湖塘里继续转移时，行至马镇湖塘里附近，突遭忠救军五支队章晓光部侧翼偷袭。吴焜率部反击，被章部冷枪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吴焜同志牺牲，全军将士义愤填。“江抗”总指挥部决定以3个团的优势兵力给忠救军头子杨蔚、袁亚承等一个致命打击。作曲家何士德迅速谱了一首《反扫荡》歌：“反扫荡，反扫荡，延陵大捷血战繁昌区。英勇牺牲的革命战士，壮烈殉国的吴副团长……”《反扫荡》歌唱遍了新四军部队。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冷欣一面继续诬告新四军“越界作战”，和重庆市方面向新四军施加重重压力，一面加紧调兵遣将，由“忠救”和土顽武装紧追“江抗”主力。在此关键时刻，王必成奉命率老二团驰援江阴。叶飞、王必成分析了形势，决心要在定山一线和“忠救”打一仗。决战前夜，陈毅为顾全抗战大局，经与国民党三战区谈判双方撤兵，电令叶飞停止进攻，集结待命，并告知即日来传达军部指示。

随后，陈毅亲自前往江阴。他骑着一匹骏马，由老二团副团长刘培善陪同，带一个特务连从茅山出发，星夜赶赴“江抗”总部驻地江阴周庄定山湾，随即在定山的中庵召开“江抗”连以上干部军事会议，传达新四军军部的指示，部署主力西移扬中休整。第三天晚上，陈毅随“江抗”总部越过锡澄公路抵达西石桥，对队伍再次整编。

10月8日，“江抗”在西石桥的街东戏楼广场召开军政人员大会，陈毅在会上作了有关“统一战线”、“抗日根据地”等重大政策的长篇报告。宣布将”江抗”二路和五路合并为“江抗”一团，团长兼政委乔信明，参谋长廖政国；将“江抗”三路和四路合并为“江抗”二团，团长徐绪奎，政委何克希。抽调部分人枪编入新四军二团。“江抗”除每个班留下一挺机关枪外，调出200挺轻重机枪给军部和兄弟部队。同时，在澄锡虞地区留下少数游击队与敌人周旋。

陈毅这次到江阴，在从澄东前往澄西途中，目睹两年前中国国民党军队与日寇在花山作战时留下的废堡垒，联想到眼前抗日游击活动的蓬勃发展，不由得感慨万千，豪情满怀，当即赋诗一首：

江阴长江望无涯，废垒犹存散似沙。

客过风兴敌惶急，军民游击满南华。

这首诗讴歌了苏南敌后军民游击战争呈现的崭新局面。陈毅将这首七绝《夜过江阴履国防废垒有作》　亲笔书于宣纸上，赠给一见如故的澄西中学校长孙炯留作纪念。陈毅的演讲、赠诗及资助，极大地鼓舞了坚持读书救国的澄西中学师生。半年后，该校师生陈康吉、周玉桂、费伦等数十人相继参加新四军，直接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

11月初, 陈毅离开了江阴。“江抗”主力西移扬中市休整待机，朱松寿奉命去新四军军部高干班学习。1940年春，“江抗”一团北渡长江，参加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江抗”二团由扬中挺进澄东，配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谭震林武装开辟澄锡虞抗日根据地。

11月初, 陈毅离开了江阴。“江抗”主力西移扬中休整待机，朱松寿奉命去新四军军部高干班学习。1940年春，“江抗”一团北渡长江，参加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江抗”二团由扬中挺进澄东，配合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谭震林武装开辟澄锡虞抗日根据地。

1939年10月中旬，杨浩庐返回常熟市，见到刘飞和因病在后方医院的六团作战参谋、“江抗”五路司令夏光，传达上级指示：“江抗”主力为执行抗日统一战线，西移待命，留在东路的部队人员要配合地方党，重新组织武装，坚持原地斗争。当地党组织和军事人员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处主任。为巩固统一战线，新“江抗”委任阳澄湖地区游杂部队头头胡肇汉为副司令，委任地方抗日人士周嘉禄为参谋长。会议还决定，恢复常熟市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活动。11月6日，新“江抗”在东塘市附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60人，除了常熟地区领导人和做民运工作的同志20多人之外，只有一个特务排，这个排是以刚出院的10多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

出院的伤病员陆续补充到特务排，发展成一个连（后被称作“沙家浜连”）。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特务连在东塘市及四周乡镇和日寇打“麻雀战”，声东击西，奔袭在李市一带危害乡民的土匪。为了震慑匪伪和安定群众情绪，新“江抗”从办事处取出部队西移时未及运走的200套军服，让东塘市周围乡镇常备队队员穿在身上，夜间和特务连一起在街市上行进，街头放上步哨，互答口令。

新江抗用同样的方法，先后到太仓市、昆山市、相城区边境活动。老百姓纷纷传言：“‘江抗’没有走，还有大部队在这里经过。”夏光等在当地党委支持下，稳住常熟市南部的胡肇汉，不使其阻扰抗日；动员未及随老“江抗”西移的二大队殷玉如部参加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动员常熟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六个常备队编为一个连。12月中旬，太仓保四团被日寇击溃，散兵游勇流落乡下。三营副营长郭曦晨、连长李超收容80多人，在新“江抗”帮助下，转移到常熟，仍以保四团名义参加新“江抗”。至1940年初，新“江抗”已发展到四个连。上海党组织不间断地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常熟，充实了“江抗”和地方“民运”工作的力量。新“江抗”政治部还保留了服务团，其中有老“江抗”留下的、从上海市等城市下乡的男女同志近20人，部队的文化工作和战地服务工作比较活跃。1940年2月6日，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又在北桥伏击了日寇汽船，汽船拖着伤兵逃遁。

部队当夜乘几十条小船，经过几个小时的水上行军，来到洋沟溇。洋沟溇在常熟东塘市西南约30里，在阳澄湖的北边，属苏州吴县。这里虽说是一个村庄，有几十户人家，但许多人家之间是隔水相望。村子掩映在芦苇竹树中，平日一片静谧。洋沟溇村民深夜里迎来了亲人，家家忙着腾出堂屋，捧出稻草，让战士们铺在地上安睡。2月7日是除夕，许多人家拿来鸡蛋、年糕等慰问部队。服务团员忙着借门板、长凳和船帆，准备搭个简易戏台，在春节与乡亲们联欢。连队干部照常到村头湖边查看地形。部队官兵在吃春节菜谱时也互相敬酒。夏光一再吩咐：“大家不要喝酒太多了，要警惕敌人突然袭击！”

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的活动范围四周不出百里，在敌伪据点之间穿插迂回。日寇不仅在陆上设立据点，而且在接近阳澄湖的巴城小镇也构筑了堡工事，布置了由60多名日本兵和10多名华北治安军组成的警备队，监视常熟市、昆山市、相城区地区的动静。警备队队长斋藤一（译音藤一岛），嗜血成性，经常带领日伪军在阳澄湖及周边地区抓人，烧杀掳掠，狡诈狠毒，老百姓恨之入骨，咒骂他为“杀一刀”。 “杀一刀”为了刺探“江抗”行踪，绞尽脑汁。当他获悉“江抗”已到了洋沟溇，并打算在此过春节，决定倾巢而出，进行突袭。日伪军乘汽艇和小渔船，深夜里接近洋沟溇，偷偷地靠近村边小港。2月8日是春节，天刚破晓，气候阴寒，湖面上笼罩着蒙蒙的迷雾。正在岸边放哨的战士陈锦棠，首先发现日军登陆，这时保四团连长李超在查哨，感到情况紧急，立即鸣枪。夏光、杨浩庐等听到枪声，急忙起床奔向屋外指挥部队。特务连连长吴立夏带领全连，迅速占领附近小高地和屋角，掩护兄弟连队转移。日寇的机关枪、步枪、钢炮齐发，子弹炮弹像雨点似射向我方阵地，我军官兵熟悉地形地物，打得坚决勇猛。当地村民房前屋后堆有土坯，是用来挡风或盖猪圈的。战士们便利用土坯、河坎做掩体，有的还爬上屋顶，居高临下抗击敌人。战斗呈胶着状态。夏光同志在运动前进时，一颗炮弹就在他身边不远处炸响，他仍沉着指挥。杨浩庐同志被敌人子弹击中胳膊，服务团员和群众忙着运送他和几位伤员到后方医院。特务连乘机派出一个排，悄悄地迂回到敌侧。战士们听到鬼子兵叽里咕噜在喊叫，一个手持指挥刀的家伙露着狰狞的面目。砰的一枪，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脑袋。他就是斋藤一，这个杀人魔王得到了应有的报应。鬼子兵见指挥官被击中，生怕汽艇被击沉，断了归路，也急忙拖着尸体、伤兵，上了汽艇，开足马力，逃之夭夭。

这场战斗，敌伪被击毙击伤各10多人。入夜，新“江抗”司令部率四个连乘舟转移。洋沟溇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成立之初一次重大的战斗洗礼。新“江抗”充分继承发扬了铁军精神，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士气，大大激励鼓舞了苏南东路人民坚持发展抗战事业的信心。经过这场战斗，苏常地区局面相对稳定。.

1940年2月初，上级派老六团原三营营长陈挺来东路。不久，上级又派何克希、吴仲超来东路，任命何克希为“江抗”东路司令，吴仲超为政委，夏光为参谋长，黄锋为政治部副主任。“江抗”东路编成第二支队，由陈挺任支队长。在北港庙、张家浜等战斗中，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1940年9月，"新江抗"东路指挥部随谭震林由苏常太西移澄锡虞，在锡北寨门诸巷、张缪舍东向巷及河塘蒲市里、长泾小庄圩一带移动驻扎。同月并入第3纵队。皖南事变后，"新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6师第l8旅。

1941年7月，日伪集中18000兵力对苏常太地区实施残酷"清乡"，朱松寿意欲劝说“忠义救国军”杨筱南弃暗投明，不料在归途中，被中国国民党特务刺杀在苏州陆墓。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8年上半年，梅光迪通过关系从国民党政府谋得“首都卫戍司令部少将参议”头衔。7月在无锡召集旧部百余人，从而招致国民党怀疑。10月梅逃至上海市，又通过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的间接关系，组织“人民解放军江南纵队”，化名洪烈，自任司令。策动国民党太湖水警中队长姚尚志率部携枪起义和上海市警察局水上分局第一大队长杨长发率部秘密投诚，约有200人枪，打算接应大军上海战役。1949年5月11日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逮捕，21日枪杀于闸北宋公园。

1938年8月下旬,“忠救军”张少华部诱骗承寿根，要他带部队到泰兴市开会受检阅。

承寿根丧失警惕，部队一过江，立即被“忠救军”缴了械，自己也被惨杀。同时,“忠救军”又向朱松寿部袭击，朱部人员被打散。

承寿根妻子带着十几个士兵，匆匆撤到西石桥，朱松寿也带了几个人撤到西石桥。何克希在万分危急情况下，组织部队坚决抵抗袭来的“忠救”武装。打了一二个小时。部队边抵抗边向西撤，当天晚上行军六七十里路，第二天继续行军，到达丹阳延陵一带。

江阴游击队到汉延陵附近，日寇正在兵分三路“扫荡”新四军。随即投入延陵反“扫荡”战斗。打了一下午，晚上跟随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行军、宿营。

一天晚上，经过几十里行军，到了一个大村子，部队都感到很疲劳，向老乡借荞麦打地铺。

陈老总抽着烟，神采奕奕。他问何克希:“你们这支部队叫什么番号好?”

何克希说:“最好也叫新四军。”

陈老总说:“不能叫新四军。因为中国国民党不允许我们到东边发展，叫新四军反而受限制。”

何克希想到刘史明来自东北义勇军，说:“叫江南抗日义勇军吧!”

陈老总高兴地说:“那好，就叫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他还说:“你们就叫第三路军。”他主动解释说:“为什么要叫三路？一是为了迷惑敌人，使他们搞不清你们有多少路；二是为了发展，你们下一步要发展四路、五路、若干路。”

第二天，陈老总又在到达宿营地时接见了梅光迪、朱松寿、刘史明等同志，宣布成立“江抗”三路，任命梅光迪为司令，何克希为副司令(全面负责领导),李一平为政治部主任。每到傍晚集合出发时，陈老总都要在队前讲几句话，鼓鼓士气，提些要求。

吴焜(1910—1939)，生于四川万县，抗战期间勇敢杀敌，被称为“吴老虎”，却因为抗战未来得及品尝爱情之果。1930年，杨森部队疯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吴焜本来自穷苦人家，受中国工农红军土地政策感召，秘密营救一位红军战士后，与之一起投向了红军川东游击队。不久，游击队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吴焜历任营长和团参谋长。吴焜虽然没读过书，但思想缜密、军事素质过硬。每次作战前，都会细致考虑一切可能对作战造成影响的因素，做到心中有数。仅仅4年后的1934年10月，他便从一名小兵成长为红军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

黄土塘战役“吴老虎”不胫而走

1937年“7·7”事变之后，根据抗战需要，吴焜被调到新四军工作，任第三支队第六团副团长。

1938年10月，江阴地方游击武装梅光迪部在中共上海情报组织的争取下，成立了“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次年5月，吴焜所在的第六团与“江抗”会合，成立了江抗总指挥部，第六团改名为江抗第2路军，吴焜任第2路军副司令员（后任司令员）。

5月29日，由吴焜率领的江抗2路一部，在肃清了常熟东乡10多个日伪军据点及匪伪武装后，回师途中宿营在黄土塘东南方500米处的小成巷村。第二天早晨，一名到黄土塘镇采办货物的炊事员发现有五六十个日本兵前往小成巷村，遂火速奔回驻地报告敌情。

吴焜根据所报敌情，立即着手布防。因小成巷村地势低洼，三面环水，只有东、西两道小坝进出村子。吴焜便下令调集机关枪驻守河坝，一支队一连进入河坝西侧阵地，二连后援，三连预备。

战斗从早上打到傍晚，其间日军又增军90人，在武器和人数均不占优的情况下，吴焜东西堤夹击的战术予日军以重创。日军被击毙30多名，其中大佐1名。吴焜所部则只牺牲7名，伤8名。东进首战告捷，吴焜带领的江抗2路部队被当地百姓称赞为“江阴老虎”部队，而“吴老虎”的称号也不胫而走。

此后，6月24日晚，吴焜又率江抗2路部队以“围黄打浒”的战术，夜袭浒墅关镇车站日军据点，毙伤日军近30人，炸毁铁路路轨100多米、路桥两座，迫使沪宁铁路中断3天。

抗战牺牲爱情之果未及品尝

杨瑞年小吴焜6岁，江苏镇江人，知书达礼。1937年初冬，杨瑞年瞒着家人离开了家乡，奔向抗日前线，在临汾市参加八路军，不久又奉调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吴焜从延安市到新四军军部的路上认识了杨瑞年。在由汉口去九江的船上，吴焜因为发烧、晕动病而呕吐不止。杨瑞年对吴焜照顾有加，直至退烧。

吴焜惦记杨瑞年对他的照顾之情，到了南昌市后，便大方地约杨瑞年同游南昌百花洲。然而，抗战时期，两人的交往却触了“高压线”—新四军规定，结婚要符合“二五八团”的条件，即必须同时满足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三个条件，否则不允许谈恋爱。为此，吴焜被批评，为他预留的团长一职，也最终变成了副团长。

分别之后，吴焜依旧铭记杨瑞年对他的精心照料。他随身珍藏着杨瑞年的照片，并通过书信与杨互相勉励。然而1939年9月，吴焜率领部队向江阴方向转移，在途经江阴马镇乡湖塘里一带时，突遭军统“忠义救国军”二部侧击，吴焜头部中弹，未及留下片言只语，年仅29岁。吴焜牺牲1年多后，“皖南事变”发生，杨瑞年不幸被俘，并于1942年6月20日被杀害，时年26岁。

解放以后，吴焜烈士墓由江阴迁至南京菊花台公园“三烈士”墓一侧（现功德园）。他的老战友叶飞等人会经常去他的墓前缅怀、默哀。

1939年9月，在江阴县顾山镇对“忠义救国军”的战斗中，身为“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二路”政治部主任的刘飞，在战斗关键时刻，亲自率领警卫班向敌人发起冲锋，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自己也身负重伤。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胸部，并且留在了他的胸腔内。

战斗结束后，因江南形势对新四军不利，新四军主力西撤，刘飞等一批伤病员被安排在阳澄湖畔疏散养伤。这批伤病员后来有的陆续归队，有的不幸被敌伪捕去遭杀害。最后集中到刘飞身边的还有36名伤病员。这36名伤病员中，只有刘飞和他的警卫员各有一支手枪。

刘飞带领这36名伤病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边在阳澄湖里隐蔽养伤，一边抓住机会打击敌伪，不到半年时间，又拉起了一支有两三千人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江抗），再次扭转了江南的抗日局面。

随军记者崔左夫采访刘飞，知道了36个伤病员在阳澄湖养伤痊愈的故事，他以此为素材，写出了《血染着的姓名》。后来，上海沪剧团在采访刘飞的基础上，结合这部作品写出剧本《芦荡火种》。

上世纪60年代被改编为京剧《沙家浜》，男主角郭建光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然而，当人们将郭建光和刘飞“对号入座”时，他却说：“我不是郭建光。”在刘飞将军看来，郭建光身上凝聚着所有“江抗”战友们的优秀品质，而他，只是其中的一员。

刘飞 开国中将 1940年2月任政治部主任，第5支队司令员

刘先胜 开国中将 1939年9月任江抗政治部主任

夏光 开国中将 1939年9月任江抗东路司令部司令员

乔信明 开国少将 总指挥部参谋长

廖政国 开国少将 1939年任第二支队支队长

戴克林 开国少将 1940任年第一支队支队长

何克希 开国少将 指挥部副指挥

谭震林 后任国务院副总理 1940年4月下旬任江抗东路司令员兼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