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顺（1893年—1966年），字令娴，诗词研究专家，梁启超和李蕙仙的长女，外交官周希哲夫人。

1893 年(光绪十九年葵已) 正月，梁思顺出生于新会区。1899年随母亲坐船从澳门到日本长崎，后定居于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别墅“怡和山庄”。梁思顺自幼受到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编有《艺蘅馆词选》。她热心社会公益事业，曾参加北京女青年防痨协会，后曾任东城区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长。1966年，在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后，死在家中。

梁思顺编选的《艺馆词选》是近代词学史后期通代词选的代表，反映了时人的审美旨趣，引领着时代的词学宗尚，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重要价值。

梁思顺是梁启超和李蕙仙的长女，1893 年(光绪十九年葵已) 正月，梁思顺出生于新会区老家。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父亲梁启超只身流亡日本，次年接妻女到日本（李蕙仙、思顺母女坐船从澳门到日本长崎）。1906年，梁思顺全家迁到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别墅“怡和山庄”，父亲将别墅改名为“双涛园”。梁思顺在弟弟妹妹的心中,她已经是一位代表父母行使长女职责、并具有足够权威的长者。

梁思顺就读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因父亲的熏陶和教育，爱好诗词和音乐。梁启超在世的时候，思顺长期担任父亲的助手，并尽心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深受梁启超的喜爱。在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她曾担任梁启超的日语翻译。梁启超逝世后，她精心保存了父亲的许多信件，后来成为《梁启超年谱长编》的重要素材。她还编有《艺衡馆词选》，此书1908 年初版，后多次再版，是研究梁启超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

1915年前后，梁思顺与外交官周希哲成亲。

1925年，梁思顺的丈夫周希哲被政府派往加拿大任总领事，梁思顺随行并带着妹妹梁思庄一同前往加拿大。

1928年，即将学成归国的梁思成就是在梁思顺夫妇的操办下，在渥太华中国总领事馆和林徽因喜结良缘。

1928年之后，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丈夫周希哲于1929年结束了外交官生涯，梁思顺全家从加拿大回国，定居北平市。

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市旋即沦陷,梁家全家被拆散。梁思成梁思永全家和梁思达都去了大后方,梁思顺、梁思庄仍住在北平,梁思懿在燕大读书。抗战爆发后，周希哲和梁思顺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拒绝和日本人合作。1938年，周希哲病故，梁思顺一个人苦苦支撑着全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想拉梁思顺当国大代表，遭到坚决拒绝。梁思顺始终热心公益事业，并向解放区捐赠衣物。1945年之后，参加了北京女青年会防痨协会。

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梁思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担任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和梁家的其他成员一样，梁思顺也难逃厄运，多次被抄家，甚至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年逾七旬的思顺死在自己的家里。

梁思顺出生时梁启超才20岁。李蕙仙生下梁思顺后，又生下长子，但不久就夭亡了，这样一直到8年后才又生下次子梁思成。8年的独生女生活，使梁思顺能得到比别的孩子更多的父爱。在家里，梁思顺一直是很有发言权。作为父母的长女、弟妹的长姊，梁思顺在各方面都很出色。梁启超不仅把梁思顺看作为女儿，同时也视为最好的朋友，梁启超给梁思顺以特殊的爱。这爱体现在梁启超给梁思顺的几百封信中。梁启超对梁思顺的爱称是“大宝贝”，每封信中的称呼都是“宝贝思顺”或“我的宝贝”，早期的信都是“示娴儿”或“娴儿读”。

《艺蘅馆词选》初版刊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通过《自序》可知，该选为梁令娴师从麦孟华学词期间，从其家藏词集、选本中抄录由唐五代至清末（元明除外）的历代词作约二千首而成，再交由麦孟华甄校取舍，最终得词676首。故《艺蘅馆词选》实为梁、麦师徒合选之作。《艺蘅馆词选》之所以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重要价值，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的贡献。

《艺蘅馆词选》对近代词选的校编方法、内涵进行了继承与丰富，具有一定的总结意义。近代的词选大多经过精心校勘，并在校编方法和内涵上不断深化与完善。近代早期，戈载于《宋七家词选》跋语中提出了“校正误”“参证法”“校异法”的“校词三法”。到了中期，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论述了自己的校观，主要是通过参考其他善本以辨毛晋本《宋六十名家词》之讹误，即“校正误”。杜文澜则在校注《宋七家词选》时进一步发展与运用了“校词三法”。至后期，王鹏运、朱祖谋在“校词三法”的基础上将之进一步升华为著名的“校词五例”，即正误、校异、补脱、存疑、删复，使得校勘质量与可操作性大为增强，奠定了近代词籍校勘学的理论基础。梁氏编选《艺蘅馆词选》继承了前代的校编方法，并多以前人研究成果为基础去进一步推论，还拓展了其校编内涵，主要以按语、附记的形式包含了对词作的作者、年代、出处、背景、主旨、词论底本的辨析以及对选源、选词标准的探讨等多方面的内容（参见王湘华《晚清民国词籍校勘研究》），从而呈现出较为严谨、成熟的词选校编理论体系，在近代词学史后期具有一定的总结意义。

《艺蘅馆词选》集中反映了梁氏父女及麦氏偏向于常州词派的词学观。证据有四：第一，《艺蘅馆词选》明显受到谭献编选的《中词》的影响，具有明确的建构词史的自觉意识。《自序》云：“专集固不可得悉读，选本则自《花间集》《乐府雅词》《阳春白雪》《绝妙好词》《草堂诗余》等，皆断代取材，未由尽正变之轨。”因此，梁氏依据词史的发展阶段将其选本分为甲（唐五代）、乙（北宋）、丙（南宋）、丁（清代及近人）四卷进行编选，戊卷则为之后的补遗，而元明两代是词史发展的衰落期，名家甚少，故不选。第二，《艺蘅馆词选》中词作数量位列前三的词人依次是吴文英（35首）、辛弃疾（27首）、周邦彦（24首），并且选录王沂孙（18首）词作亦不在少数，这与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提出的“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的常州派学词门径基本契合。而入选《艺蘅馆词选》的近代词人也多为受常州派影响的代表，如朱祖谋（20首）、郑文焯（16首）、谭献（12首）、王鹏运（11首）。此外，还选有后常州词派推崇的清代词人，如纳兰性德（19首）即是谭献推崇的典范。第三，《艺蘅馆词选》引用词评数量居主导地位的词论家是周济、张惠言、谭献等常州派代表人物。如梁氏眉批云：“清朝词评语，全录谭仲修《箧中词》。其不标名者，皆仲修评也。”字里行间足见其词学宗尚。第四，《艺蘅馆词选》中还录有梁启超和麦孟华的词评，从中可观其受常州派影响较为明显。麦氏词评多注重“比兴寄托”，推崇词的“美刺”精神，关怀现实。如其评陆游《鹊桥仙》（茅檐人静）云：“当有所刺”；评黄孝迈《湘春夜月》（近清明节）云：“时事日非，无可与语，感喟遥深。”梁启超词评则同样重“寄托”，关怀现实，如其评辛弃疾《念奴娇》（野棠花落）云：“此南渡之感。”

《艺蘅馆词选》对近代后期的词学新变有所展现。近代后期，社会变革不断演进，中西新旧思潮激烈碰撞，促使词学研究产生了诸多新变。新思想新方法的出现即是其一。继王国维之后，梁启超又为近代词学研究带来了新变，推动其向现代词学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近代词学的光辉终结者不是王国维，而是梁启超”（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梁启超早期的词学观除了偏向常州派，还从音乐文学角度出发来审视词体，“与其‘改造国民品质’的文学主张结合起来，侧重于词的社会批评，具有较为强烈的社会功利主义倾向”（曹辛华《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这种新变在《艺蘅馆词选》中有所展现。梁令娴在《自序》中的相关论断，表明她有彰显和实践其父词学观的编选意图。如“令娴闻诸家大人曰：凡诗歌之文学，以能入乐为贵……以入乐论，则长短句最便”。此外，该选附录的词论也多有论及音乐性的问题，亦可间接反映其词学观。如杨守斋《作词五要》中有“四要”都在强调音乐性；张玉田《词源》谈及了“音谱”“制曲”等问题。

《艺蘅馆词选》体现了近代词选学发展的融合趋势。词选学在近代前期的发展有着比较明显的宗派意识，尤以浙常二派为代表。至中后期，其演进轨迹出现了融合趋势，这在《艺蘅馆词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首先，梁氏以修正的态度融汇各家选词所长，意欲弥补其不足。如她在《自序》中认为，浙派选词“极兹事之伟观”，但过于“浩瀚”；常派选词“精粹盖前无古人”，但是“引绳批根，或病太严，主奴之见，谅所不免”。其次，梁氏虽受常州派的影响，但对于浙派推崇的词人词作入选数量亦不在少数，如选录姜夔词21首、张炎词18首，引用词评也多有张炎的观点，其附录的六篇词论更是清晰地呈现出“兼顾浙常”的融合意味，如浙派推崇的词论有杨守斋《作词五要》、张玉田《词源》、陆辅之《词说》，在数量上已占半壁江山。再次，梁氏以征引他人词评与词话、悉心甄选词人词作的方式来间接表达其词学主张，一方面使得一些珍贵的词学文献得以存录于世，另一方面也以一种“本色”的编选态度体现了近代词选学发展的融合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