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卓民（1888—1976），前山翠微人（今香洲区前山镇翠微村）。出生于茶商家庭。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随父到武汉市，就读于武昌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办的华中师范大学备馆。清宣统三年（1911）毕业，获学士，被学校破格聘为大学部教师，并接受冼礼成为基督教徒。民国7年（1918），韦卓民入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翌年获硕士学位。1976年，病逝于武昌，终年88岁。

韦卓民（1888—1976）生于广东中山市一个茶商的家庭，少年时入私塾读经史，勤奋而聪慧。1903年，15岁随父来武汉，自费就读于武昌文华书院备馆（书院有正馆备馆之分，前者为大学部，后者为中学部）。一九○六年，革命团体“日知会”在文华活动频繁，他经常听“日知会”举办的演讲，深受感染。在此期间，他担任了文华校刊《文华学界》的编辑（主编为余日章，刘静庵），并以“法兰西”为笔名发表鼓吹革命的文章。

1907年，他升入华中师范大学正馆学习，毕业获文学学士。毕业时，在学校英文季刊《文华评论》和上海市《教务杂志》发表题为《中国古籍中的上帝观和祭祖的研究》论文为吴德施主教所重视。吴说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的关于探讨上帝观的论文。聘他为正馆一年级数学老师和备馆英语数学老师，这时他受洗为甚督教徒。1918年到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哲学，翌年获哲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文华大学（这时书院正馆改称大学）哲学教授，1924年，任华中大学副校长兼教务长。1927年，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任华中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至1927年，他正式担任教区理事会教育部长和华中大学校长。在同年举行的第十一届教区会议上，讨论了当时部分教会学校停办，学生失学的问题。他建议文华中学应尽量收留这些失学学生。

三四十年代，韦在华中大学校长任内，曾三次应邀赴美国讲学，并受聘为耶鲁大学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伦理学客座教授。1934年，为扩建华中大学事，在美国募集基金，获得一些教会常年捐助。同年，在其主持下，改华中大学向美国政府立案为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以摆脱外致电华中大学代理校长黄溥，嘱其迁校桂林市，并汇回迁校经费。

1938年他由美经檀香山、马尼拉讲学后返回桂林。时华中大学已由武昌迁至桂林，他专心主持校务。九月，他被国民政府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一届参政员。在一届二次会上，他连续副署了中共代表团的两个提案。其一是：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六人提案。拥护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加强民族团结，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其二是：吴玉章提案：加强国民外交，推动欧美有关人士敦促各国政府对日本侵略者实施经济制裁。两提案分别于11月1日和5日通过。1939年12月，为避免日机轰炸，亲自带领师生员工，将华中大学迁到大理白族自治州喜洲坝。

1940年，他再度被遴选为第二届参政员。次年3月，即中皖南事变不久，在重庆召开的一次国民参政会的会议上，王云五要他发言反共，他予以拒绝，坚决主张国共团结，一致抗日。会后，他再次应邀出国讲学，先应美国哥伦比亚神学院之聘，主讲《中国文化》（后在纽约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化之精神》），使美国各界人士加深了对中国悠久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的理解。1946年8月，从美国讲学归来，继续主持已迁回武昌的华中大学的校政。1947年3月，当选为湖北省基督教联合会主席。1948年，国民党政府要求华中大学南迁桂林市，他在地下党和民主爱国师生影响下，拒绝南迁。并拒绝向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提交本大学地下党员名单。武汉解放前夕，支持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设法保护学生中的共产党员。

武汉市解放后的1949年12月3日至11日，他和武汉地区其他宗教界知名人士张海松、万福林、肖国贵等人，接待了全国基督教访汉五人代表团（团长吴耀宗），多次听取了该团关于第一届人民政协和《共同纲领》的传达报告，他的思想领受启发。而后他参加了武汉基督教界新民主义研究会的学习活动。1950年2月，省基联在武昌希理达女中举行第二届年会，他在一次发言中说：“在《共同纲领》指导下，教会有了自由，基督徒应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在这次年会上，他被选为省基联主席。这年七月，他主持省基联，响应国家抗美援朝战争的号召，动员信友们踊跃参军和捐献飞机大炮，并选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

9月23日，《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一文发表，他是文章的发起人之一。紧接着，他又以省基联的名义向全省基督徒发出通知，号召他们积极投身于“三自革新”活动。他在11月14日的省、市基督教、天主教联合举行的座谈会上，对帝国主义宗教分子奥斯汀污蔑我国宗教政策的言论发表抗议宣言。

1951年五月，省市基督教、天主教有关团体、学校、医院、留美学生一万五千人举行盛大集会，由韦卓民先生任总主席团主席。这次大会通过了两项议案：一、冻结美国在华存款及财产；二、接受外国津贴之文化教育机构、救济机构、宗教团体、应向人民政府进行登记。是年，华中大学由人民政府接管，改为国立，并改建为华中师范学院。韦卓民参予了改建的领导工作，并在华中师院讲授政治系哲学课程。他号召基督教的教友们为科学研究、宗教研究、医学翻译等工作作出更多的努力，争取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三年困难时期，他婉言谢绝了国外友人给他的各种馈赠，甘愿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十年内乱期间，他乐观地认为“动乱局面不会长久，相信国家会有好的转机”。1976年，病逝于武昌，终年88岁。

1979年，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对其划右问题予以改正。1984年，有关部门举行了“杰出的教育家、哲学家、爱国者韦卓民先生纪念会”，高度评价他为中国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作出的重大贡献。韦曾任武汉政协委员、湖北省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曾系统地研究孔、孟、老、墨以及佛家、道家的哲学思想。于西洋哲学史。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重要论著和译著有《孔门伦理》、《亚里斯多德逻辑》、《伊曼努尔·康德哲学讲解》等10多种。尚待整理出版的论著、译著有《形式逻辑纲要》、《精神哲学》等15种。

韦卓民先生不仅学贯中西，而且办学有方。他利用教会大学的特殊地位和条件，多方筹募经费，加强师资建没，注重严格管理，使华中大学成为当时华中地区有影响的高等学府之—。在他的力邀下，—批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如钱基博、蔡尚思、游国恩、阴法鲁、包鹭宾、傅绩、王玉哲等人都曾在该校执教。为了办学校，韦卓民先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管理：第一，生入学后，要进行“甄别考试”，把外文水平相近的学生分到一个班，进行不同的讲授。学校规定了中期考试，学生经过四个学期末的考试及格，就参加一为时两天的中文、英文以及两三门专业课的中期考试，学生只有在中期考试及格后再读两年才能参加毕业考试，并要靠四年主修的课程，同时并经过毕业论文的研究、工作的锻炼等，这样就保证了学生学到一定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并且有一定的调研、实验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加强图书、一起设备建设和鼓励开展学术活动。华中大学继承了有名的“文华公书林”图书馆特色，并不断地充实，还在各系都设置专业参考室或阅览室，几个自然科学系都有条件交好的实验室，如物理系建起中国第一个电离层实验室和中国第一个地磁测量站。第三，注意在办学中讲民主、讲法治。由于教会大学的经费大都来自外国教会，外国教会的办学经费并不都是现金，多半是教会付工资的教师，他们之中有些是该国教会的驻校代表，但对怎样办好一个中国的大学，往往都是外行。针对这种情况，韦卓民先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如把校董事会设法设在中国，逐渐把学校的主要行政负责人改换为中国人担任，在学校设立教务委员会与教务会议。

韦卓民（1888-1976），原名韦钜，字勋奥，广东省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人，著名教育家、康德哲学研究专家。

1888年12月7日：诞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

1915年春：获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文学硕士学位。

1919年7月：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

1920年9月：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

1929年7月：获英国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出任华中大学校长。

1938年：受聘为耶鲁大学伦理学客座教授。

1949年：被推选为湖北省基督教联合会理事长。抵制国民政府胁迫华中大学南迁的命令，将华中大学完整地交给中央人民政府。

1950年5月：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基督教第一次“三自”爱国会议，与全体代表一起，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

1961年：10月，“右派分子”帽子被摘除。译著《康德\u003c纯粹理性批判\u003e释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笔名“绰然”。

1963年：译著《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哲学原著解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4年：译著《判断力批判》上、下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66年6月：“文革”开始，遭到迫害。

1974年5月：与戴惠琼结婚。11月，正式退休。在家潜心撰写《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u003c小逻辑\u003e评注》，病逝前已完成50多万字。

1976年3月26日：因病与世长辞。

“先生指导后学是不辞劳苦，不怕厌烦的。他回答我问题的复信往往多至十页以上，且正反两面书写，笔画清晰，端正，几乎从无圈改涂抹之处……有一次接到他的复信较迟，读了之后，才知道他有好几天发高烧，已卧床多日，这封信是他起床不久，就连忙作复的。我一边读信，一边感动不已。”

——著名文化大家王元化回忆韦卓民先生对自己的指导

一年拿下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1888年12月7日，韦卓民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现珠海市）五区翠微乡人和里三级石一横巷4号。他的祖父是茶叶商人，常往来于澳门与珠海之间。他的父亲韦鲁时，年轻时曾随祖父经商，后因生意不好做，北上汉口为当买办的堂兄做帮手。韦鲁时共有9个子女，韦卓民是惟一的男丁，极受疼爱，被寄予厚望，取名“卓民”就是希望他卓尔不群，将来能光宗耀祖。

韦卓民6岁入读私塾，悟性极强，读过的书大都能背。因深知外语的重要，韦父1902年送14岁的韦卓民到澳门学英语，第二年，又把他带到武昌入读教会办的文华书院。此后韦卓民不顾丧父带来的悲痛和困难，半工半读，发愤图强，于1911年1月获武昌文华大学（华中大学前身，华中大学是华中师范大学前身之一）学士，以最高荣誉生毕业。随后，韦卓民被破格聘请为文华大学教师，讲授数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史及国文等课程。同时，兼攻文学硕士学位。

1915年，韦卓民修满文学硕士所需学分，获文学硕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孟子之政治思想》1916年在上海出版，产生强烈反响。1918年9月，韦卓民被推荐留学哈佛大学，在研究院哲学系就读，主要从事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他的导师是著名哲学家斯蒂芬·霍金（William E·Hocking）教授。70多岁的霍金学术造诣很深，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给韦卓民开列许多必读书目，每周听取汇报，进行点评指导。严师出高徒，韦卓民勤奋学习，仅用一年的时间就修完了三年的硕士课程，1919年顺利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一年后，他又修完了博士研究生的全部课程，学习成绩全优。因不愿坐等论文答辩时间，提前回国，任文华大学哲学教授。韦卓民回国后，霍金对他这位得意门生念念不忘，他后来这样评价韦卓民：“只要你认识了韦博士就忘不了他……他的活力与敬业精神，令我感动……”

1924年秋，武昌文华大学、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合并组成华中大学。原文华大学校长美国人孟良佐担任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被推选为副校长兼教务主任。

1927年，因时局动荡，华中大学临时解散，韦卓民决定到欧洲去求学。当年9月，他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过著名哲学家伦纳德·霍布豪斯（L.T.Hobhouse）教授的严格考查，他在哈佛大学的成绩得到承认，免去了资格考试，正式成为这位名师的博士生。在英国留学期间，他还先后到牛津大学、巴黎大学、柏林洪堡大学等欧洲著名学府旁听和研究，为其进入国际学术前沿奠定了深厚基础。1929年7月，韦卓民完成博士论文《孔门伦理》，顺利通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他立即回国，出任重建后的华中大学校长，从此在这个岗位上服务22年。

“他心目中只有一个华中大学”，为了华中大学的生存和发展，他殚思竭力，呕心沥血。为了把华中大学办成武汉市甚至中国有影响的大学，韦卓民把华中大学的办学特色定位为“小规模”、“重质不重量”。他认为，在中国现代化已经起步且又受到严重阻抑的情况下，华中大学应“一意讲求高等学术”，为中国培养“立德立言立功，发奋天下为雄”的高水平人才。而人才的培养靠教师。为此，他通过各种办法网罗人才，聘请了一批当时国内的顶尖专家来学校任教，如楚辞学家游国恩教授，文论学家包鹭宾教授，社会学家许光教授，物理学家卞彭教授、桂质庭教授，教育学家黄博教授、胡毅教授，化学家张资珙教授、徐作和教授等，还聘请了一批外籍教师。他还经常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学校作短期访问和讲学，如李约瑟博士、费正清教授及著名作家老舍、哲学家冯友兰、数学家熊庆来等。正是有了这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华中大学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蜚声海内外。

在课程设置方面，华中大学各系、各专业课程安排除了重视让学生打下扎实的学业基础，还注重培养他们动脑动手和从事社会实际工作的能力。为满足国家建设对经济人才的需求，韦卓民提出建立经济学院。他在一份报告中说：“汉口是一个大商业中心，随着铁路干线的完成，势必成为‘中国的芝加哥’，我们的学生将越来越多地投进商业中去。”为此，他引进了一大批毕业于美国名牌商学院的中国学者。华中大学在抗战全面爆发前，为国家培养了许多优秀的毕业生，他们在华中地区的教育和商界大显身手。

韦卓民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还建立了一整套独特的教学和管理制度，如甄别考试制、校舍制、中期考试、毕业总考等制度。根据甄别考试制，华中大学的学生入学便要进行摸底考试，外文水平相近的学生分成一个班，分别上不同的课。华中大学高度重视外语，除中文和中国史等课程，教学用语基本上都是英文。学生进入三年级之前，还必须参加“中期考试”，科目包括普通英文、普通国文和两种主修课目。四科成绩皆合格，且各科平均成绩为六十七分以上者，才能进入三年级，否则要重修或补考，补考不及格者勒令退学。由于考试要求很严，华中大学的学生淘汰率很高。以1929年到1932年为例，在此期间入学的153人中，68人通过“中期考试”进入三年级，有20人重修了一年，27人被淘汰，另有38人因未参加补考或其他原因自动退学，即一次过关的学生只有44%，加上重修后过关的也不过57%。为了解学生思想、指导学生学习，加强对学生的管理，韦卓民还借鉴英国的做法，在学校里推行“导师制”。一二年级的学生有生活和一般业务导师，三四年级的学生有专业导师。导师每月必须和学生共进一次晚餐，以密切关系。韦卓民订立的制度，看似严苛，却很好地保证了毕业生的质量，对于今天的中国高校，仍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抗战爆发后，韦卓民带领全校师生先是南下桂林市，后来又迁到大理白族自治州附近的喜洲镇，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为国家培养人才。在喜洲期间，华中大学招收云南省籍学生300多人。这批学生绝大多数选择教育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新中国成立后成为云南省大、中学校的骨干教师。在云南期间，因为经费紧张，韦卓民把自己在欧美讲学收入全部用于学校办学。抗战胜利后，他又到处筹集资金，于1946年6月将华中大学迁回武昌，倾注全力兴学育才。不久，蒋介石要他出任驻美国大使，他婉言谢绝。

1949年春，中国国民党大势已去。当时的湖北省主席张笃仁和省教育厅正式命令华中大学内迁桂林市，并愿提供运输工具和经费，韦卓民不为所动。当时坐镇武汉市的白崇禧也派人软硬兼施，要学校撤离。韦卓民则在全校动员会上公开表示，华中大学不内迁。他给老师加发两个月薪水，制定应急预案，稳定了师生情绪。对于学校迁移之事，韦卓民回答说：“不迁了，我们和解放军有过接触，他们有良好的纪律和礼貌，这是在旧政权士兵中没有见过的现象。”就这样，在武汉解放前夕，韦卓民完全站在人民利益一边，坚决拒绝了中国国民党当局要求将华中大学迁移的要求，将华中大学一切设施保存完好，完整地交给了新中国。

韦卓民创办和主持华中大学的奉献精神，赢得了海内外校友的衷心爱戴。他逝世后，原华中大学校友集资在台北市繁华的敦化南路建起卓民纪念馆。1993年，华中师范大学在武昌区桂子山校园里树立起韦卓民的汉白玉塑像，以纪念他对发展中国高等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韦卓民先生长期从事哲学和中外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成绩卓著。在学术研究中，他能够涉及东西多家的哲学思想。他学识渊博，享誉海外。他通晓英、法、德、俄、拉丁等多种外语。他才思名节，智力过人，一边教学，一边致力于著书立说的科学研究工作，先后在国外出版发行的著作有《孔门伦理》、《中国文化精神》、《孟子之政治思想》等多部，在国内出版发行的有影响的论著和翻译著作有《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伊曼努尔·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哲学原著选读》等。还有许多尚未出版的书稿和论文，加起来共达四百余万字。这些科学著作和论文，无论在教学，还是在科学研究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

韦卓民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大学校长，又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他精通英、德、法、意、俄、拉丁、古希腊等外语，尤其是英文，与母语一样好，连他的英美朋友都感到惊讶。他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哲学、逻辑学、宗教学、教育学等领域均有良好素养，在沟通中西文化、促进中西文化融合、对外传播中国文化方面，贡献良多。

韦卓民早年致力于向西方宣传中国文化。如他的博士论文《孔门伦理》，对中国的人伦道德赞许备至，认为“中国人优秀的道德准则是世界人民的一份财富”。1934-1935年、1937-1938年、1945-1946年他三次应邀赴美英讲学，受聘哈佛大学、耶鲁等大学的客座教授，着力宣扬中国优秀文化。他在美国一系列关于中国文化专题讲座的讲稿，汇编成专著《中国文化》，于1947年在纽约出版，受到美国学者的高度评价。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说，韦卓民向西方阐述中国文化的成就“很少人能和他相匹，也没有人能超越他。”

韦卓民晚年则着重将西方文化引进中国，特别是西方的哲学和逻辑学。1952年卸任校长职务以后，他全力从事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重点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培根、康德和黑格尔4位划时代人物。有感于许多国家都翻译出版了《康德全集》，而中国尚无，韦卓民从1957年起，尽管被错误打成“右派”，且年届古稀，仍以极大的毅力，把康德的8部著作300多万字翻译出来，其中有4部公开出版。与此同时，他还撰写和翻译了4部关于黑格尔哲学和逻辑学等方面的著作，达100多万字。这期间成为他个人学术成果最多、学术水平最高的时期，他也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史的著名研究专家。今天研究西方哲学的人，都绕不过韦先生。“文革”期间，环境更加恶劣，他已年过80岁高龄，仍孜孜不倦地撰写《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小逻辑〉评注》，直到1976年逝世前几天，共撰写了50多万字，可惜未能完稿。

韦卓民辛勤劳动的学术成果，是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文化遗产。他的遗著包括西方哲学、逻辑学与科学方法论、宗教学、中西文化及其比较、教育学等90部，达七八百万字。为此，华中师范大学专门成立“韦卓民遗著整理小组”，从20世纪90年代起，陆续将这些著作整理，由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已出版的有：《韦卓民学术论著选》、《康德哲学讲解》、《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康德：〈纯理性批判〉》等。

韦卓民既是校长，也是一名优秀教师。他一生没有脱离教学，不管行政工作多么繁忙，仍坚持讲授逻辑学、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等课程，即便在他年过古稀，不幸蒙冤后，仍因材施教，诲人不倦，直到1974年才退休。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韦卓民专门为华中师范学院政教系的青年教师讲授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小逻辑》。他寓研究于教学之中，往往从不同的角度，援用几种语言讲解某个重要的概念，讲得十分透彻。著名学者陶德麟教授、陈修斋教授、杨祖陶教授当时都慕名前来听课，获益良多。

韦卓民与著名学者王元化约定通信讨论黑格尔哲学的故事，更是体现了这位伟大学人诲人不倦的精神。上世纪60年代初，韦卓民利用暑假到沪探亲访友。作为晚辈的王元化向韦卓民请教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哲学问题，约定书信讨论，韦卓民慨然应允。二十天左右通一次信，书札来往频繁。韦卓民每次复信，都极为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对黑格尔的著作从体系、用语、体例直到读法和参考资料都一一提出指导。

如果说，韦卓民对王元化的耐心指导，是由于他是王元化父亲的同窗好友，体现了长辈对晚辈的浓浓亲情的话，那么，韦卓民对邵飘萍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方名的指导，就更是当代中国学术界的美谈了。

1964年前后，著名学者王方名被几个逻辑史方面的问题所困扰，在北京找不到答案和资料，于是向他素来仰慕的韦卓民请教。韦卓民与王方名从未谋面，但他接到来信后，立即花了大量精力和时间，认真写了长达几千字的复信，对王方名提出的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并列举了各答案的出处，涉及到的参考书达一二十本，包括英、法、德等语种，还对每本参考书都一一作了评价，指出其优缺点与可信程度，甚至指出哪部分较好，哪部分较差，哪部分仅作参考等等。华中师范大学曹方久教授看了这些复信底稿后“惊呆了”，他说，“韦先生回答的问题，有许多在30年后的今天仍是罕见的，有的甚至是空白。”曹方久1993年将韦卓民的复信底稿连同王方名的来信合并整理成《关于逻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上，在全国学术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韦卓民虽然大半辈子钻研高深的哲学，但他并非不解风情的书呆子。他与戴惠琼女士相知相惜长达30多年，演绎了一段动人的情感佳话。

韦戴两人相识于英国牛津大学，那是1937年7月，两人参加一个会议。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举世震惊，英国媒体第二天立即进行了报道。韦卓民和戴惠琼当天不约而同来到牛津某教堂，为中国人民的平安祈祷。这时教堂门前的一家小报摊，正在出售刊有“七七事变”消息的报纸。先从教堂出来的韦卓民急速走到报摊前买了一份报纸，认真地阅读起来，越读越气愤。戴惠琼也买了一张报纸，读着读着，悲愤的泪水夺眶而出。这一情景，正好被路过报摊的英国某报记者抓拍到。第二天，这家报纸以“悲愤的中国人”为题，刊登了两人的照片。就这样，韦卓民与小他11岁的惠阳区才女戴惠琼结识了。戴惠琼先就读纽约大学师范学院，后来又获纽约神学院硕士学位。两个才人，一个风度翩翩，一个端庄秀丽，很有共同语言。

韦卓民与戴惠琼都有自己的第一次婚姻。1915年秋，硕士毕业的韦卓民回家，遵从父母之命，与小他8岁的同乡刘渭筠喜结连理。夫妻相濡以沫，先后抚育了4个子女，韦卓民任华中大学校长后，将妻子接到武汉市，一家人其乐融融。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这个幸福的家庭。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华中大学迁往云南喜洲镇，因条件艰苦，不允许带家属，韦卓民便把妻子送回广东老家，独自一人到喜洲办学。

戴惠琼曾与广州市神学院一年轻帅气的医生有过幸福的生活，但结婚一年，丈夫就因病去世。10年后中国抗日战争爆发，戴惠琼回国，受聘广州神学院教英文。重回故地的她触景生情，仍时常陷于悲痛之中。

韦卓民获悉戴惠琼的境况后深表同情。他聘请戴惠琼来喜洲，到华中大学任英语教师。在喜洲期间，韦卓民得了斑疹伤寒，几个月卧床不起，得到戴惠琼悉心照料，两人的情谊进一步加深，戴惠琼深深地爱上了韦卓民。但因有家室，韦卓民压下内心的情感，劝戴惠琼趁早另觅佳偶，戴惠琼总是说：“我无怨无悔！”

抗战胜利后，华中大学回迁武昌，戴惠琼也跟着韦卓民来到武昌。新中国成立后，韦卓民曾经打算将妻子从老家接来武昌，但因历次政治运动而无暇顾及。1956年、1960年，韦卓民曾回老家探亲两次。但妻子习惯了老家的生活，不愿再到武昌来。

令韦卓民感到安慰的是，儿子韦宝锷于新中国成立初从美国回国，任华中大学物理系教授，与戴惠琼的侄女戴琦琛结婚。戴惠琼后来就一直住在这对夫妇家里。于是，在韦卓民与戴惠琼的友情上，又增加了儿女的亲情。1971年，韦妻在老家病逝。三年后，两位老人在儿女们的劝说下，才有情人终成眷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