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士湘（1934年11月3日-2022年4月1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原北京航空学院）52级校友，1957年毕业后在外地工厂工作二十余年，于1979年调回母校，1983至1988年任北航计算机系主任，对该系发展多有建树，1994年退休。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四川省工作一段后，于1999年返回北航，任计算机学院390603班班主任。2002年受命组建北航高等工程学院，曾在三年多中代行党政领导职务，后以资深顾问名义坚持上班，亲历亲为。

2022年4月1日，钱士湘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1952年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

1957年毕业后在外地工厂工作.

1983至1988年任北航计算机系主任

2002年受命组建北航高等工程学院

2002年后以资深顾问名义坚持上班

2022年4月1日21时46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专业资深教授，高等理工学院奠基人、资深顾问钱士湘同志因病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报考的是清华大学航空系，录取的却是北京航空学院，不知就里的新生于1952年10月18日赴清华报到，10月25日，一头雾水地被拉到市内东皇城根中法大学参加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大会，时值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二周年，乃定为校庆日。成立大会上，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部队首长的讲话：“我们就像大汉盼娘子那样，盼你们早日毕业”。回男生宿舍后，有好事者即戏呼对方为“娘子”，答曰：“你在首长眼里不也是娘子吗？”相视莞尔一笑。

听说是苏联专家的旨意，学航空工艺者应多于设计，北航首届新生500余人，清华大学多，北京工业大学（现北京理工大学）少，于是从“京工”调入清华少数学生凑足约三百之数，加上四川航专并来的30人，共有327名学生开始了5年学习航空工艺的征程。

当高中考来的新生报到时，从工作岗位上经工农速成中学补习过的“调干生”，已先期到校。那年头没有什么“辅导员”和“班主任”，除教学外的学生事宜，全由党支部办理，1952年清华分部学生支部书记是原海淀派出所所长张凝（入学时用化名“李凝”），从中组部来的汤宁任组织委员，重工业部调干生范子真为宣传委员，卫生部来的青年委员陈志，以及负责学生会工作的于欣，后于欣赴苏联留学，张凝、陈志毕业后留校，汤宁分到410厂。

他们虽然只是较我们年长几岁，但和毛头小伙子及小姑娘比起来，却显得成熟得多，“老气横秋”，连我们四个从高中考上清华大学的“候补党员”（八大后始称为“预备党员”），也对他们恭敬有加。

新生入校时，被编成11个小班，即航施101-111班（当年把工艺专业称为施工专业）。二年级，转赴百彦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址时，又均分为飞机施工和发动机施工。航施11班是从四川航专并入清华的，普遍年龄偏小，个头偏矮，人称“小四川班”，一年级下半年重新混编时打散。一上时，我在航施106班，寒假后加入105班，均任团支部书记。

在清华的衣食住行：先说衣，由于解放才3年，又崇尚节俭，从各地汇集拢来同学衣着不可能光鲜，最神气的莫过于志愿军转业的江智和宋光弼了，带领全年级同学集合和出操，人高马大，一身戎装，颇有“老兵”的气概；一些由机关调来的女同学，合体的列宁装使人倾慕；再有，范子真的皮质鸭舌帽，更是别具一格。至于其他人等，除服色多半为灰、黑和蓝外，八仙过海，长短不同，当年北京冬天气温偏低，棉帽是少不了的，也有人用一块大围巾，把头、耳、鼻、嘴到脖子捂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远远看去，不知是男是女，何方神圣。

清华大学（包括以后四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伙食，值得大书特书。我在北京私立育英中学住校（1952年后改为25中）的膳食，当年以小米计价，每月约合人民币6元，还是毛主席体恤我们这批经院系调整后的首届大学生，把津贴提高了一倍多（记得币制改革后为12.5元），吃粮是有限的，主要是增加了副食。

10月18日，报到后进中餐，受宠若惊，私下里议论，是不是清华为装门面，头三板斧装给我们看的？殊不知天天如此，餐餐鱼肉，又听说是毛主席的特别关怀，无不心怀感激，山呼万岁！嗣后，“每逢佳节再加餐，欣逢考试快朵颐”，节假日和考期的伙食，更令人心旷神怡，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鹅脖（豆皮包肉）、每人一条大黄鱼，清蒸大对虾等。

清华大学的大饭厅，号称“远东第一大食堂”，不仅“医肚”，而且“医脑”，每逢周末，常放电影，六千多名学生，分坐透明银幕两侧，各院系轮流占据不同的区位。所观赏者多半是苏联电影，如《列宁在1918》、《列宁在十月》、《幸福生活》、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的《圣诞节前夜》，我们不但学会了歌曲《红梅花儿开》，还为同学取了“神甫”、“索罗哈”等诨号（均为戈氏剧中人物），每当人群拥挤时，总有人喊：“让列宁同志先走！”

到柏彦庄后，就没有那样的“幸福生活”了。吃饭是在兼做教室的工棚内，不论酷暑严寒，十冬腊月，为了使更多同学观看，电影只能在操场里露天放映。

大饭厅里精彩的一幕莫过于中午的“抢捞大战”了，不知哪位大侠率先发现陈放面汤的木桶沉淀着带肉的骨头，不按人头分配的东西，总是更令人垂涎。此后，午饭铃声一响，诸门大开，勇士们拎着餐具，把大桶围得水泄不通，操起长勺捞起来，后排的人甚至不小心把面条挂在前排人的脖子上，蔚为壮观，真可谓大学生“也疯狂”。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多数男生，住在离大饭厅不远的筒子楼里，楼梯两侧，各有一间大统铺，分别住上每个小班的全体男生，靠墙的是“热炕”，走道旁有三间隔开的房间，隔断不及屋顶，跪在上铺可俯视全班，白天里各地方言不绝于耳，入夜更是热闹非凡，梦呓声、呼噜声、咬牙声甚至是浊气输出声此起彼伏，宛如听一曲“杂技交响乐”。1953年暑期，被勒令迁出，准备转至柏彦庄北航新址，我被安排在并不明亮的“明斋”，更可叹的是“水木清华枉自多，华佗无奈臭虫何”，也许吮吸满腹油水的大学生们的鲜血，较之育英中学的同类们更有战斗力，而且，侦察和跟踪能力特强，不论躺在书桌和水泥地面，都会闻“香”而至，让人不堪其扰，临别清华，也许是唯一不够完美的回忆吧。

出门难！“宝荣车行”有两辆烧木炭的“道奇”汽车，往返于东华门和校区之间；虽不至于“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但比自行车也快不了多少，兼之座位有限，常令人有“长归来乎，出无车”之叹，好在1949年末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带回一台“猛牌”Hercules自行车，便于每月一次回家省亲，同学们如有“要事”，也会借去“救急”。

除辅导课和俄语外，都是大班上课，为了彻底“一边倒”学习苏联，采用“六节一贯制”（据闻苏联学生大多不住校，一个半小时的课连上三堂，中间无午休），为解决民生问题，清华大学食堂做了大肉包子，在课间推车叫卖。还有一样不适应的是，不像中学各班有固定的教室，要在生物馆、化学馆甚至大礼堂间疲于奔命；而在图书馆抢占自习座次，到了考试阶段更是一场“殊死大战”了。

苏联教学重视基础，工科学生也上“别尔曼特”的上、中、下三册“数学分析”，而且规定，每门课成绩按最后一学期计算，所以，虽然我连得两个良，但毕业证书上，“数分”成绩却为优。

“数分”开始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位空气动力学教授主讲，同学们意见较大，反映到苏联专家处，为我们换了清华大学的胡露樨老师，转战北航后，由从法国回来的靳式根教授接着讲第三册，我们背地里尊称之为“近似根”。

投影几何在生物馆由清华一位女老师上课，其着装打扮，令我们难辨其性别，直至春日稍暖，她脱去了中山装式的大棉袄，才令同学们目瞪口呆，今日方知其“庐山真面目”。

由清华刘姓女老师在化学馆上化学课，口齿清楚，语调铿锵，印象颇深，受益良多。但我们仍不够满意，因为清华本校的学生，有的由傅鹰教授执教鞭，不知为了什么，我们总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

一下开始的物理课，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务长樊恭烋（后调去筹建北京工业大学，曾任校长）的夫人陈纲主讲，也是一位极受欢迎的老师。

主讲航空概论的马恩春教授，满嘴东北地区口音，喜欢把分子运动形容为“烂（乱）蹦烂（乱）跳”，且经常重复，别具一格，考试时，如用此四字描述，常常会收到嘉许的目光。

教机械制图的徐乃教授，据闻在国民政府机械化部队任过军官，常含一支大)茄，操苏北口音，曾扬言：“我就是闭着俺睛（苏北话之眼睛），也能画出一台发动机来”，可惜因“历史问题”后被调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善于读错名字的清华大学物理辅导老师，湖南人，彭姓，每课必点名，每点必读错，如何铁（轶）伦、杨产（彦）备、柳思（恩）敏、苏桂桂（柱）、乐嘉伟（袆）、钱士湖（湘）、石七（仕）刚等，且屡纠不改，有些就成了同学的绰号，如产备，一直叫到今天。

刘弄潮教授在清华大礼堂给我们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他曾经是早期的中共党员，讲来颇为精彩，结业时给我们说了一个茅山道士求艺拜师，学了三年，用食指和中指学会夹苍蝇的故事，我在高等工程学院，也曾“鹦鹉学舌”，强调基本功之重要。

由于课程偏重和一时不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尤其是一些基础较差的调干生，更显吃力，航施106班和我同宿舍的志愿军战士柳恩敏，用他的湖南省口音改编了若干课程的名称，如：“头痛（投影）几何”、“不懂（普通）化学”、航空怪（概）论、危急昏（微积分）等，一时流传甚广。

“我们不做墙头草，我们要向一边倒”，中学学会的歌曲，到大学更加深了体会和实践，为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抵制美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袭，废弃学了12年的英文，改习老毛子（东北地区同学对苏联人的“尊”称）的俄语。一切从字母学起，为了学会P字母的弹舌音，狠下了一番功夫。虽然学了五年，但时至今日，差不多已忘光了。

考试也全盘学习苏联。所有大课，均用口试，优点是比较自由，不限时间，可以在考场内饮茶、抽烟，出门“方便”，饿了托在外轮候的同学送饭，只是苦了主考老师，不知几点钟才能回家，尤其是过年时节。

进场顺序由该门课的课代表排定，首批四到五人，有出才有进，成绩较好的同学，都希望排在前面，早考完早了，又可以开始复习下一门。

进考场后，在一个大搪瓷盘中抽取一卷成香烟状的试卷，凡有计算的科目（如数学分析、物理等），先做算题，待全部准备就绪，即可向辅导老师申请，前往主考处就座。如果计算正确和答得较好，拿到5分出场；如被发现有含糊之处，会被“乘势追击”，甚至追到“概念不清”以2分不及格收场。四级分制，从5分到2分，代表优、良、中和不及格，当场由主考教师把成绩登录在记分册上并签名。记得当年不及格率还是比较高的，但到了三年级后才知道“政治”不“合格”的更要多得多，这是后话。

1953年寒假，全部用来“整党”，这是进城后开展过“三反五反”后的第一次党内整风运动，我这个出身不好的“异类”当然要深挖资产阶级作风和思想，就是另三位从中学来的候补党员王永志、夏人伟、管在德，恐怕也是首次见到这种阵仗吧。

寒假过后，学校按数学分析的考试成绩把11个小班整编成10个，前五个班大致是良好以上的，如航施106班的汤宁、曾肖常、凌天铎、汪庸、王建业和我等并入5班，航施110的郭孔辉、黄长艺、杨宗智、李崇谟、周松青等编入2班，航施109的潘慧明等也去了2班；撤销航施111班。

调干生中学习好的也有人在。除前述的汤宁、李崇谟及李凝外，团中央来的大多数，如钟群鹏、李东跃、吴天晴、吴成基、李介水等，均分在前5班。

一年级下时，选了一批留苏预备生，1952年统考时进入俄专二部的不少人因政审不及格不能留苏而转学，故急需 补充，吃一堑长一智，此次遴选，十分严格慎重。

高中生王永志、管在德、曹如宾、张静婵、陈良浩等入选，其余就是“调干”的于欣、粟政秀、刘智英等了。这些名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其实没有在柏彦庄上过一天学。

1953年3月5日，约瑟夫·斯大林去世，举国致哀。新任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首次在夜间用哽咽的语调向全体学生发表讲话（每班的大房间内均装有扩音器），就和任弼时逝世时一样；下半旗、禁歌舞、不得开展任何文娱活动，极尽哀悼；人人配黑纱、戴白花，但3月9日追悼大会时，摘下了胸前的白花，在苏联白色是用于喜庆的。

元旦晚会好热闹！对从中学考上清华的大多数人来说，此乃人生第一次踏进“舞场”。学生会不知从哪里借来了一些民族服装，其中，四套喇嘛服分给湖南省和北京来的“寸头”：凌天铎、王承埂和我等。可惜从1953年元月元日开始扫舞盲，60年后还会踩舞伴的“甲鸡”（脚尖———详见下文）这也许是遗传所致吧（先父昌照于1919年赴英留学，到老还是没学会跳舞———虽然也请过专门教师）。

国际劳动节临近，知道白天要列队接受毛主席检阅，晚上要在天安门城楼前游戏跳舞，除操练队列外，还围成一圈，由蔡宜其、陈宝琼、邢树仪等在草地上对我们培训。蔡、陈两人的上海方言“甲根甲鸡甲根剃”（脚跟脚尖脚根踢），听得在我一旁的湖北老乡李崇谟一头雾水：“什么甲根甲鸡的”？经我意译，并比试才恍然大悟。邢淑仪教我们做“乌鸦”、“乌龟”和“炖萝卜”等游戏，时至今日，连她自己都忘了。

5月1日那天，对多数同学来说是难以忘怀的，第一次参加劳动节游行，第一次接受毛主席检阅。

清晨，天还没亮，铃声大作，呼唤同学们起床，为裹腹和抵御春寒，食堂熬了滚滚的牛肉粥，然后坐火车从清华园站到西直门，接着是步行了。

入夜，在天安门城楼下，伴着广场上播放的音乐，跳起了集体舞，当城楼上灯光大亮时，知道是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参与我们的狂欢，又响起了一片皇帝的欢呼声。

最后，拖着疲乏的脚步从天安门步行到西直门，坐火车返回清华大学校园，又一次享受牛肉粥和姜汤的招待。

清华十分重视体育锻炼，冬天在湖面上滑冰，我穿着从北京大学学姐顾孝诚处接收来的其兄顾达诚留在国内的Polar冰刀，滑起来尚“游刃有余”，而一些来自南方又不太会平衡的同学，则往往摔得七荤八素。

下午课外活动时间，大操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常，更有体育界名宿马约翰和夏翔两位教授亲临现场指导，得益良多。

马教授曾专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子开过讲座，他提倡的从温水→冷水→温水→热水→温水的特殊洗浴法令我终身难忘，据说可以医治失眠，杜绝感冒，时值冬日，马老仍一身短裤和西装打扮，满头银发，令人肃然起敬。

第一次访问中国的苏联体操代表团，在清华大学体育馆进行练习，使我们大饱眼福，什么平衡木、高低杠、都是前所未见。下课后拥入体育馆，站在二楼的围栏旁，欣赏平衡木冠军拉蒂妮娜等的精彩表演，亦堪称一绝。

同在清华大学学习的，还有1950级本科的温俊峰、姜生等，1951级的渠川璐、张锦、杜裴等，温后来成为院士，而姜当上了航空部副部长，上述其余人毕业后留校。

建校时，有苏联专家团9人，除在奠基典礼上远远望见外，平时并无接触。奠基典礼后，柏彦庄的工地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当我们从清华大学迁入时，除一栋宿舍外，别无其它正式建筑。

“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又一铁证，航发施的女生绝大多数和同学喜结连理，如一班之汤宁（吴文东），二班的江智（李东跃）、潘慧明（周松青）、杨宗智（钱士湘），三班之陈燕娜（章孝华）、邢树仪（赵敬世）等（当年每班至多3个女同学）。

别了清华！1953年秋季，我们全部迁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新址，但是对清华仍“恋恋不舍”，其后一年每逢周末，三五成群，佩清华校章，前往清华洗个热水澡，亦人生一乐也，如是者达一年之久。

航施1952级，有5人成为两院院士，即钟群鹏、郭孔辉、戚发轫、王永志、陶宝琪（已故）等，加上航设的陈懋章和俄罗斯院士王德臣，共有7人获院士衔，蔚为壮观！但由于政审转校、课业跟不上等原因，1957年毕业时，从160余人减至108人，在北航卒业者仅及三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