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指的是秦惠文王元年（公元前338年），秦惠文王以谋反罪名将商鞅处死的事件。

卫国人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西入秦以强国之术游说秦孝公并主持变法，使秦国强大。商鞅个人也以军功封商地（今陕西商州东南）十五邑，号商君。商鞅废除旧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推行军功爵制，设立连坐法，这些变法措施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触动了秦国宗室贵族的利益。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赢驷（即秦惠文王）继位。太子老师嬴虔等人诬告商鞅谋反，商鞅出逃失败，于是返回封地发兵抵抗秦军，战败后于渑池县（今河南省渑池县）被杀。秦惠文王又将他车裂，昭示国内。

司马迁在叙述商鞅事迹之后认为，商鞅天资刻薄，以小人引荐，且在变法过程中刑公子虔，又以诡计欺瞒魏公子卬。严刑少恩，最终兵败身死。由此，商鞅也成为了作法自毙的典型。

商鞅为卫国人，从年轻时候起，商鞅就对刑名之学感兴趣，在魏国相公叔痤门下任职中庶子。公叔痤在临终之时向魏王推荐商鞅，要求将他委以重任。魏王没有立即答应，公叔痤见状，又再次向魏王进言，要求魏王杀掉商鞅，不能让他出国境。魏王走后，公叔痤向商鞅转述之前的谈话，要求商鞅尽快离开。

商鞅在魏国既未得到重用，也没有被杀。就在此时，秦孝公下诏求贤，商鞅于是西入秦国，意图在秦国施展身手。商鞅交结孝公身边的景监，以求见孝公，为之陈说强国之策。孝公与商鞅相见三次，先以帝道、次以王道、终以霸道，最终成功说服孝公。

秦孝公决定任用商鞅进行变法之后，首先于秦国的朝堂之上与大臣甘龙、杜挚进行了一场辩论。商鞅告诉孝公：“疑行无名，疑事无功”。要求孝公打破常规，独断推动变法进程。大臣甘龙、杜挚则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善于治国的人不会轻易变更法度，只有遵循固有的习俗和已有的法规，吏民才能各安其位。如果变法不能带来十倍、百倍的效用，就不能轻易实行。商鞅则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举出夏商周三代的例子对他们进行反驳。最终，秦孝公赞成商鞅的意见，决意推进改革。

商鞅在秦国先后实行过两次变法。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变革。同时，商鞅在秦国历任左庶长、大良造等要职，当政近20年，他的变法措施也因此在秦国得到了长时间和比较彻底的推行。变法之后，秦国在各个方面都有了巨大变化。史书记载，秦国大治，人民幸福、道不拾遗、山贼绝迹，人民生活物资充足，军队力量加强，国家环境大大改善。

秦孝公二十一年（公元前341年），魏国与齐国爆发马陵之战，魏国大败。商鞅趁此机会，要求秦孝公再次进攻魏国。商鞅向孝公分析局势：“秦国与魏国之间，犹如人心脏的疾病，不是秦国吞并魏国，就是魏国吞并秦国。”商鞅鼓励秦孝公趁着魏国兵败的机会发动进攻，以求控制河西之地，完全占据渭河平原天险，成帝王之业。次年，秦军在商鞅的率领之下对魏国发起进攻，用计策打败魏将魏昂。此时面临着秦、齐、赵三国进攻的魏国只得求和，将河西之地割让给秦国，同时迁都大梁。商鞅则因功被封为“商君”。

一、商鞅变法违反贵族意愿，商鞅通过说服秦孝公强制推行。秦孝公决心任用商鞅之后，曾心有犹豫，担心“天下议己”。商鞅于是向孝公进言。孝公表示同意之后，商鞅继续与反对变法的大臣甘龙、杜挚二人进行辩论。最终以“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理论压倒二人，孝公随即表示支持，着手实行变法。

二、商鞅变法剥夺贵族利益，甚至对贵族施加刑罚。秦孝公三年，商鞅进行第一次变法，要求秦国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允许归入宗室籍。这改变了周代以来世卿世禄的做法，严重损坏了贵族的政治利益。但碍于秦孝公支持，贵族们无法直接反对，于是就怂太子犯法。商鞅无法处罚太子，于是以太子之傅公子虔、公孙贾二人代替太子受罚。 此后，秦国之内没有敢违背商鞅所颁布变法命令的人，变法顺利推行。但在这背后，秦国贵族之间对商鞅的怨气也在不断聚集。受刑的嬴虔多年不出门阴谋推翻商鞅。

三、商鞅变法仰赖秦孝公支持，而商鞅刑罚太子，导致在秦国失去根基。商鞅西入秦国，以孝公身边之景监而入见。此时已经受到当时人的非议。而当赵良劝谏商鞅说：“君如果继续贪恋商於之地，贪婪秦国的大权，蓄积秦国人的积怨，那么，如果秦王一旦过世，您还能有什么理由在秦国立足。”但是商鞅最终没有听取劝谏。

四、商鞅之死悲剧的发生，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如商鞅与嬴驷集团的个人恩怨、加强君主权威的需要、商鞅本人性格“虐戾”等。

商鞅在秦国掌权十年，推行变法。秦国宗室贵族多有抱怨。赵良与商鞅相识，于是向商鞅提出意见，要求商鞅不要贪图名位，尽早退位。商鞅认为：“秦国本来遵从戎狄风俗，父子之间不加区别，共同居住在一室之内。现在我给秦国带来教化，划定男女之分，又营造宫殿，让秦国宫廷如同鲁国、卫国等中原国家一般。”赵良则反驳，认为商鞅虽然有此功绩，但若以秦穆公时期的百里奚相较，则无法相比。赵良认为，商鞅有三点危亡之处：一、商鞅通过秦孝公的宠臣景监见到孝公，名义不正；二、商鞅身为秦相却不能以秦国民众的利益为重，大修宫殿，不可以称之为功绩；三、商鞅推行法令深刻，对太子的师傅加以刑罚，伤残百姓，积怨已深。如今要继续严法惩治贵族，无法称之为教化。

所以，赵良认为商鞅的处境已经危如累卵。他向商鞅提议，建议商鞅交还秦国的封地，退往山林，向秦王推荐山林隐士，不再过问政治。但是，商鞅最终没有听从赵良的建言。

在赵良劝告商鞅之后五个月，秦孝公死去，太子秦惠文王继位。太子曾被商鞅治罪，旧贵族因此认为报复的时机已到，便对秦惠文王说：“秦国的人民都只知道商鞅的法而不知道君主，商鞅的威望已经比秦国国君还要高，这是很危险的事。况且，商鞅曾经得罪君主，理应报仇。”秦惠文王在旧贵族的煽动之下，派遣官吏去逮捕商鞅。商鞅听到消息后就逃走了，找旅店住宿。旅店主人不知道他是商鞅，拒绝说：商君定下的法律，留住没有凭证的旅客要受连坐的罪。商鞅不得已，打算逃往魏国，魏国也拒绝了他。商鞅只得回到封邑，打算用武装反抗。商鞅最终被逮捕，遭到了车裂。

商鞅虽然被杀害了，但是他的新法在秦国还在施行，对秦国的富强继续起积极的作用。

司马迁认为，商鞅天资刻薄，以小人引荐，且在变法过程中刑嬴虔，又以诡计欺瞒魏无忌卬。严刑少恩，最终导致他兵败身死。

宋代苏轼对商鞅大加贬斥，甚至认为秦国富强之本在于秦孝公勤于政事，一心求治，而商鞅的改革实际上是“破国亡宗”之术。

萧公权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认为，商鞅是先秦法家“法”派的代表，严格的法治思想在商鞅之后才确立，韩非子则是继承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们所行，是顺应了当时的君主集权的大趋势，所以受到了贵族的敌视。

陈启天《商鞅评传》中认为：“商鞅不但改变了秦国，而且改变了六国，不但改变了政治，而且改变了思想，可以说是划时代的人物。在商鞅之前是保守的、贵族的、宗法的礼治时代；在商鞅之后是革新的、君主的法治时代”。

朱永嘉认为商鞅之死，从商鞅个人角度来说是一个悲剧结局，但商鞅变法过程中实施的一些政治经济学措施在秦汉两代仍被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

张国刚认为商鞅只是秦孝公意志的执行者，商鞅被处死，并不会影响新法的继续实行。所以秦惠文王在处死商鞅后，仍然继续推行他的改革措施。

余治平认为商鞅之死的悲剧是树立君主个人绝对权威的产物，这就决定了“秦国的新法最终只能走向人治而不可能成就真正的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