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是美国作家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创作的半自传体中篇小说，于1925年问世。

小说讲述了出身贫苦的青年盖茨比，爱上了来自上流社会的美丽小姐黛西，为迎娶她而努力奋斗、身上流社会，却惨遭抛弃、最终死于非命的悲剧故事。不仅真切地再现了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纸醉金迷而又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也生动地描绘了当时青年人的生活状态与精神面貌。以盖茨比的人生悲剧折射出爵士时代“美国梦”终将幻灭的残酷现实，以及那一代青年人在迅速现代化的世界之中所感受到的深深焦虑和迷惘，并对人们近乎丧失理性的享乐精神与生活态度，展开了寓言式的深刻反思与批评。

《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但情节引人入胜，亦在叙事与象征两个层面革新了小说的表现手法，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已被公认为美国现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也被誉为美国“爵士时代”的“罗伯特·骚塞”(Arthur Mizener, 1951, p.xii)。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权力中心开始由欧洲向美国转移，美国进入社会财富迅猛增长的高速发展时代。年长一辈崇尚节俭和自我约束的清教徒伦理受到了冲击，社会文化向金融中心纽约看齐，消费、享乐在整个社会风行一时。如菲茨杰拉德所说，彼时“占国家十分之一的整个上层阶级都生活在巨额财富带来的无忧无虑之中……一切似乎都是光明的、浪漫的”。在这样一个充满戏剧性和现实激情的时代，叛逆的年轻一代以“一个人可以成为他想成为的那个人”(Pearson, 1984, p. 27)为信念，乐观憧憬以物质财富作为基础、追求生活无限可能性的“美国梦”，也就应运而生。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内容，正基于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对时代经验的敏锐感受、捕捉，和对社会现实的深刻透视，展现的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故事”（Cowley, 1951, p.20）。菲茨杰拉德在贫苦的青年时期以非凡的自我期许，充满热忱地追逐当时人人信奉的财富、地位与梦想。小说详尽描绘的奢华聚会场面和种种时髦物品，既是当时名流生活的真实写照，也反映了作家本人的经历与情感。同时，作为文学家的菲茨杰拉德也具有“生活在历史之中”的意识，把记录社会上道德与习俗的转变视为自己的使命。他深刻而尖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讽刺性，洞察“美国梦”自我实现的信念之下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以及判断力和理智的缺乏所带来的精神迷茫。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以盖茨比的悲剧命运反思了“美国梦”，命中了它由来已久的缺陷。

1922年6月，菲茨杰拉德开始计划写他的第三部小说，1923年6月在纽约长岛动笔。写作期间因写剧本《蔬菜》和其他养家糊口的短篇小说而多次中断。后来他到了欧洲，经过1924年夏季和秋季的写作，完成了初稿。在通读了初稿后，珀金斯在1924年11月20日写了一封长信向菲茨杰拉德表示祝贺，称赞“它是一部杰出的书”，同时也指出了初稿的缺陷并提出了改进的意见。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遵从珀金斯的建议进行了修改。1925年4月10日《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第一次印刷就达20,870册，稿费为6,261美元，然而第二次印刷只有3,000册，并且到菲茨杰拉德去世时仍然有一些第二次印刷的书还放在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库房里。与他的前两部长篇小说相比，《了不起的盖茨比》最初的销量并不算好。

小说的叙述者尼克·卡拉威大学毕业后来到纽约，想要实现财富上的成功，在长岛与主人公盖茨比成了邻居。盖茨比来自北达科他州，出身清苦又年轻英俊，从小一心出人头地。他在军中任中尉时，爱上了大家闺秀黛西，但当时十分贫困，无法娶她为妻。五年后，盖茨比从海外立功归来，黛西已嫁给了富家子弟汤姆·布坎南。盖茨比决心赢回理想的爱情，于是他开始从事走私等“黑道”生意，终于获得了物质成功，在黛西住所的对面买下一幢豪华别墅，每个周末都宴请名流，经常眺望着黛西家码头那盏整夜闪烁的绿灯，盼望能够有机会与她相遇。作为黛西的远亲，尼克促成了盖茨比与黛西的重逢。然而两人相见之后，他却发现此时的黛西并未如他理想中一般纯洁，但他仍深深渴望重温旧梦，两人成了情人。不久，黛西丈夫汤姆发觉了此事。虽然汤姆和黛西新婚不久，他就背叛黛西，有了情妇默特尔，但他在上流社会纸醉金迷的生活中养成了霸道蛮横、飞扬跋扈的性格，这使得他不能容许黛西的背叛。因此，气愤的汤姆在聚会中当众揭穿了两人的关系和盖茨比发家过程中的劣迹，黛西失去了对盖茨比财富的安全感，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她选择重新回到汤姆身边。当晚，由于盖茨比和汤姆的争吵，黛西独自开车回家，却意外撞死了汤姆的情妇默特尔。在汤姆和黛西的密谋之下，汤姆故意误导默特尔的丈夫乔治，让他将盖茨比认作凶手，从而转移罪责。于是乔治潜入盖茨比的豪宅，枪杀盖茨比后自尽了。无论昔日情人还是名流宾朋，最终竟无人来到盖茨比的葬礼上吊唁他。尼克由此看透了上流社会，离开纽约，回到了中西部的故乡。

盖茨比“对人生的希望具有一种高度的敏感”，执着地追寻着理想。他出身美国中西部农村，遇见音容迷人的南方闺秀黛西后，便将她视为自己人生理想的最高体现。他一往情深地追逐爱情，甚至不惜违法贩卖私酒，只为实现物质成功，与黛西重归于好。盖茨比迷恋黛西，是因为她能够象征、并引领着他走向“船坞那盏绿灯背后成功的希望”，尽管那并不现实。

盖茨比空有幼稚天真的乐观热情，却缺乏理智和判断力，最终酿成了悲剧。如小说所说，“他的幻想超越了她，超越了一切”。盖茨比始终未能冷静清醒地审视社会与人性，未能看清财富在现实中的作用、自己与上流社会成员的天壤之别，而是对俗丽壮观的物质的美深信不疑。在黛西夫妇的密谋与蓄意误导之下，盖茨比被枪杀，他一生追逐的梦想终于破碎了。

盖茨比是“美国梦”的典型代表和生动体现，他的经历反映了美国现代化过程中个体的感受，也以小见大地寓意着爵士时代“美国梦”的幻灭。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认为“盖茨比代表了美国本身”。然而，原本对生活怀有美好信念的盖茨比逐渐堕落，最终被麻木不仁、物欲至上的社会从肉体和精神两个维度彻底毁灭，这与当时的“美国梦”已从为个人为理想奋斗转变为金钱和享乐、社会过于强调财富与成功有着必然的联系。在这个意义上，盖茨比的人生既反映出“美国梦”对个人信念的塑造作用，也展现了它毁灭青年理想的过程。

黛西是一位来自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美貌闺秀，她的原型部分来自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妻子泽尔达，既是尼克的表妹，也是盖茨比爱慕的对象。

黛西是一位彻底的物质主义者，身世显赫又美貌非凡。尽管与盖茨比之间曾有过真挚的爱情，但黛西永远不会嫁给穷小子。男权社会中，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所以黛西认为财富重于一切，爱情需要以巨额金钱为基础，以舒适奢侈的生活为毕生追求，最终选择和富有的花花公子汤姆·布坎南结婚。这是一场相互利用的婚姻：黛西想利用汤姆的经济实力过上奢靡的生活，汤姆也只想借婚姻来获得荣誉和名声。正因此，盖茨比把空有美丽躯壳却俗不可耐的黛西当作偶像来崇拜，注定了其结局的悲剧性。

此外，黛西残忍、自私、在道德上不负责任。尽管她在结婚的前一天经历了艰难的抉择，但第二天却毫不犹豫地嫁给了汤姆。盖茨比带她参观了豪华别墅之后，她只对富丽堂皇的客厅和芬芳的花园感兴趣，而无法理解他多年的苦心经营。开车撞死默特尔后，她与汤姆密谋让情人盖茨比成为替罪羊，盖茨比被枪杀后也毫无负疚之心，甚至没有留下一句话、送去一束花。

尼克·卡罗威是作家精心安排在小说中的人物，既是故事叙述者，又是重大事件见证者和小说故事参与者，有时也对事件发表议论。

尼克受过良好的教育，为人谦逊、冷静，继承了父辈宽容公正的传统价值准则。他从中西部殷实商人家庭来到东部学做债券生意，来往于繁华的纽约和长岛之间，曾与黛西的朋友乔丹——一名好胜心强的高尔夫球手恋爱。然而，在看清乔丹不负责任和物质主义的真面目后，尼克终止了这段关系。面对自己置身其中的享乐主义泛滥的世界，尼克感到“既身在其中，又身在其外，对人生的千变万化既感到陶醉，又感到厌恶”，这样一种既能沉浸其中、又相对超然的处境和态度，使得他能够对小说中的重要人物、也包括他自己在内做出深入的观察与评判。尼克既与盖茨比在思想和情感上相通、又存在差异：他完全不赞成盖茨比不顾现实的荒唐举动，直言劝告放下与黛西“重温旧梦”之想，同时也由衷地同情激赏其英雄气概，认为那一大群人加起来也不如他。最终，他在盖茨比惨死之后，认识到了上层阶级虚假、伪善、只注重物质而漠视情感的实质，决意不再与上流社会来往，回到了中西部老家，这既是尼克的人生选择，也象征着他对诚实行为和道德责任的旧传统的坚守。

汤姆·布坎农是黛西的丈夫，在小说中作为盖茨比的对立面出现。他出身显赫，强悍有力，暴戾蛮横地视女性如玩物，也鄙视一切贫穷卑微者。

汤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他继承了美国早期依靠无情厮杀攫取金钱的先辈们的基因，飞扬跋扈、目中无人，肆意挥霍家族的财富。即使出身低微、奋力拼搏的盖茨比终于跻身上层，他的暴富和汤姆的“21岁就在有限的范围内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继承了巨额家族财产相比，仍然有天壤之别。妻子开车撞死了情妇默特尔，他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与她合谋嫁祸盖茨比，“他们砸碎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者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能使他们留在一起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残忍、自私、毫无信念而思想空洞的汤姆最终害死盖茨比，也象征着表面富有、内在空洞的上层阶级对盖茨比的梦想的亵渎与摧残。

爱情是文学创作的传统主题，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它兼具物质化与理想化两方面的特征。

生活在一个物欲横流、女性人生第一要务是维持体面婚姻的时代，尽管拥有更多财富和自由，但缺乏独立精神和本领的女性往往还是会选择依赖男性。盖茨比理想中的情人黛西一心寻找财力雄厚的结婚对象，依赖蛮横粗鄙的汤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趣味，这一彼此不忠的婚姻，本质上是权力和利益关系，同时，她把盖茨比忠诚、善良、正直的道德品质看得一钱不值。另一方面，盖茨比终其一生所迷恋的，也只是自己虚幻梦想中高雅纯洁的黛西，她本人内在的空洞、冷漠与金钱至上，并没有影响盖茨比对爱情理想的执着追求。

真正的物质与精神和谐统一的爱情，在小说中是不存在的。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通过敏锐细致地描写爱情与金钱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犀利地展现了当时美国上流阶层的精神状态，也借此重新唤起公众对于家庭、婚姻、人际关系与道德人格的重视。

马里厄斯·比利指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文学所能做到的对美国梦最严厉、最直观的批判，代表了对整个美国经历——不是指风俗习惯，而是指对生活的最根本的历史态度的批评……而《盖茨比》的主题就是美国梦的凋萎。”“美国梦”追求自由、平等，强调个人经过不懈奋斗便可获得成功，而《了不起的盖茨比》则是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对此进行阐释与批判的作品。作为“美国景象第一流的观察家”，他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不但生动真切地描摹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生活方式和人生经历，也在其中进行了坦诚的告白和价值评判。

《了不起的盖茨比》诞生于美国经济的空前繁荣时期。在那具有迷惑性的繁荣盛况之下，现实状况总是经由“美国梦”的旗号被美化。而菲茨杰拉德则凭借成熟作家特有的敏感，深刻地感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社会的矛盾和潜藏的危机。通过刻画盖茨比追求美好幻想而最终失落的过程，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创新地展现了对于物质财富掩盖精神追求的反思，对于美国梦的幻想性和欺骗性的认知，对于美国历史、以及广泛意义上美国文明的深刻思考。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描写“美国梦”的过程中，也展现了美国东西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冲突，并贯穿小说始终。

首先，东西部的冲突指向商业城市的道德弊病。盖茨比和尼克都来自淳朴、自然的中西部，那里的农业文明承载着传统天真的价值观，是对传统道德的隐喻。与之相对的东部，则与现代社会生活的浮华、道德败坏关联紧密。两人原本怀揣“美国梦”来到东部，希望能通过自身努力实现财富成功和阶级跃升，但尼克目睹盖茨比人生悲剧之后，便心灰意冷地回到了家乡。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通过尼克辗转美国东西部的历程，展现了传统道德价值与现代生活方式的冲突。尼克情感与思想的转变，是对商业城市的冷酷虚伪的严厉批判。

其次，东西部的冲突隐喻着盖茨比人生理想的最终失落。奥恩斯坦曾指出，此书是一个关于“远离家园的人”一路向东探寻更多生活经历的故事。罗伯特·奥恩斯坦认为，盖茨比的理想代表着一种业已消失的价值观，他的幻梦具有自我毁灭的性质。对于盖茨比来说，“东部只是一个错位的梦想。”对于过去的浪漫记忆，使盖茨比忽视了现实和未来之间存在的许多阻碍，他的逐梦历程注定遭遇失败。

首先，小说中的语言具有现实主义特征。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对于题材选择和语言技巧都有高度的自觉，主张去寻找一种“讲述的内容与讲述它的方式融为一体”的写作。他认同约瑟夫·康拉德的文学观，主张作家应通过书面语言的魅力，让读者看见、听见，并真切地体味到作家所体验的现实生活。《了不起的盖茨比》以细致的笔触，恰如其分地摹写了当时繁华城市中无孔不入的广告、报刊杂志、电影戏剧以及娱乐时尚，为读者呈现了光怪陆离的视觉环境和社会百态。

其次，小说中的语言具有诗化的美感。菲茨杰拉德从诗歌中获益良多，形成了荡气回肠、充满诗意和创造力的小说语言风格。《了不起的盖茨比》敏锐地捕捉普通场景中潜藏的动人心魄的美，充满了浓郁的情绪与意蕴：“西沉的太阳光芒四射，似乎为这个慢慢消逝的、她曾生活过的城市祝福。他绝望地伸出手去，仿佛只想抓住一缕青烟”。黄昏寄寓了盖茨比对过往生活的留念和无限怅惘，浓郁的抒情性使得这一意境更加唯美，而其中潜藏的难以言传的幻灭感，也是这一诗化语言所精心渲染出的盖茨比此时的心境。

不同于传统的全知全能第三人称视角和自传式的第一人称叙述，《了不起的盖茨比》采用了“双重视角”的叙事方式。

从在小说中的作用来说，尼克被安排在人物关系网的核心位置，时而参与到事件中推动情节发展，时而进行记录和反思。读者通过尼克来远观盖茨比，增加了后者的梦幻气质，使读者更为好奇。同时，由于尼克本人秉持宽厚公正、相对传统的价值标准，故这种叙事方式也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旁观者和普通人的心路历程和对自我的审视，有着展现主题和教化读者的作用。

从在文学界的影响来说，这种叙事方式为文学创作呈现了一种新的可能，评论家们认为，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由此得以革新美国文学的表现形式，将梦中人欢乐的憧憬和观梦者冷静的思忖和谐地融为一体，揭示了“一种远比表象和现实之间的简单差异更复杂的特性”(Chambers,1989, p.120)。正如布赖恩·威指的，尼克·卡拉威叙事视角的运用，使得小说的情节冲突和叙述结构发展可以来回自如，从而产生了一个可以同时叙述和展示的文本

菲茨杰拉德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别出心裁地运用了象征手法，使之超越了“狭隘的个人天地，把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放大个人经历并赋予其代表性”，也革新了美国小说的表现形式。

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通过象征赋予事物更为丰富的内涵。书籍原本象征着精神财富，然而盖茨比家的精美书籍却只是装饰品，房子原本象征着财富与身份，可是盖茨比的“模仿诺曼底某市政厅的宏伟建筑”却点明了他想要成为上层人士的虚荣意图。本文中最具深远意义的象征，是那盏贯穿全书的“绿色灯光”。一方面，绿灯象征着盖茨比终其一生追求的黛西和美好幻想。另一方面，绿色也是美钞的颜色，绿灯具有更为广泛深厚的社会历史意义，寓意着彼时来到美洲的开拓者们的梦想。

其次是关于颜色的象征。尼克初次造访汤姆家的别墅，看到了一系列与颜色相关的意象，如玫瑰色的大厅、碧绿的草地、白色的衣裙等。白色象征着纯洁，“身穿白色衣裙”的黛西则象征着盖茨比的美好向往，同时，白色也寓意着内在的贫乏，黛西就是这样一位内在虚空荒芜的女性。盖茨比将黛西当作自己纯洁梦想的象征，最终酿成了悲剧。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生前销路不佳，却引起了评论界的热烈讨论，社会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家的高度称赞。上世纪50年代后，人们又对菲茨杰拉德产生了浓厚兴趣。其后数十年间本书不断再版，并入选美国高中和大学文学课教材。1994年，哈罗德·布鲁姆将《了不起的盖茨比》列入《西方正典》附录的“经典书目”，1998年，《了不起的盖茨比》被美国现代图书馆编辑委员会票选为“最伟大的美国小说”。2005年，该书入选《时代周刊》百本最佳英文小说。

同时，《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接受、广受赞誉。1940年代兴起的"菲茨杰拉德复兴"使他在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知名度不断上升。六七十年代以来，这部作品在日本、中国、印度和一些欧洲国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被编入文学选集和各类教材。1996年，为纪念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百年诞辰，世界各地都举办了丰富的活动。在非茨杰拉德的家乡——美国明尼苏法达州圣保罗市所举办的活动中，各路名流还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了马拉松式的接龙朗诵。

具体而言，理查德·安德森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影响力和持久性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衡量：它对流行文化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以及对其他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

《了不起的盖茨比》一书很早就以流行文化的形式进入了大众视野：小说出版次年1926年，就上映了同名默片版电影，但修改为幸福结局，由日后风靡美国的好莱坞演员华纳·巴克斯特饰演男主角，此后的1949、1974年也有同名电影上映，分别由艾伦·拉德和罗伯特·雷德福饰演盖茨比。1964年，作为小说中高潮情节的发生地，纽约广场酒店在广告中加入了小说中的一段话。2013年巴兹·鲁赫曼导演的《了不起的盖茨比》则是一部大制作，着重展现了盖茨比和黛西之间的爱情。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学术界的研究中有着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经常成为文学批评家、研究者的热议话题。当年小说出版后，立即引发了文学评论界的热烈探讨。无论是当时知识界的核心人物门肯认为“在形式上，不过是一个美化了的、并不太可能发生的轶事……主题则是老套的、浪漫而荒谬的爱情”等批评，还是威廉·罗斯·贝内特认为《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成熟的小说”，“显示出完全成熟的技巧”，“盖茨比的神秘是具有美国这个时代鲜明特征的”等赞扬，都揭示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所受到的热烈关注。

然而，1930年代中期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声名急剧下降，直到去世五年之后的1945年，人们才开始逐步重新出版、研究和评论他的作品。从1960年代“菲茨杰拉德复兴”、他进入经典作家殿堂开始，研究一共经历了四次高潮。新批评、历史批评和传记批评的方法一直为菲茨杰拉德研究者所采纳，此外也有学者采用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等理论进行分析，或关注大众通俗文化在他作品中的表现，研究热潮持续不断，展现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

安德森指出，作家们“自然而然地借鉴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就像菲茨杰拉德及其同时代人借鉴莎士比亚或约翰·济慈一样”。《了不起的盖茨比》对后世作家的文学创作相当具有影响力，如1944年查尔斯·杰克逊《逝去的周末》，“深受菲茨杰拉德风格、语气和道德视野的影响。”1951年出版的杰罗姆·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借主人公之口，称赞此书“极为有趣”，1965年米勒的《黑钱》，1981年帕克的《野蛮之地》等，以及大量的笔记、信件和采访，都证明了《了不起的盖茨比》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和影响力。

《了不起的盖茨比》最早的翻译是由南美小说家和艺术家维克多·洛纳于1926年在法国出版的。1927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其知名度并不高。1961年后，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开始被法国学界和大众所熟知，仅1963年至1964年间，《了不起的盖茨比》就涌现六版新翻译。这部作品在德国、意大利和英国的译介状况与法国相似，都曾经历冷遇，而后广受欢迎。除此之外，日本、苏联、西班牙、葡萄牙、南非、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南美的一些国家，也于1960年后对《了不起的盖茨比》进行了翻译和评论。1980年代到2000年间，经欧洲与日本等国知名出版机构与杰出学者的译介，菲茨杰拉德已逐渐成为与威廉·福克纳、欧内斯特·海明威、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等人齐名的国际作家。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译介起步较晚。1974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了高克毅译作《大亨小传》，1982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周敦仁注释《灯绿梦渺》。次年，巫宁坤《菲茨杰拉德小说选》出版，收入此书及8篇著名短篇小说，使得人们首次对这位“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有了直接而感性的认知，也填补了当时美国现代文学研究与译介方面的空白。此后，又有二十余种中译本相继问世，相关研究也在逐步展开。

《了不起的盖茨比》多次被改编成电影。除了1926年的初版《了不起的盖茨比》，它还拥有1949、1974、2000、2013年四个版本。1949年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拍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批判性较弱，汤姆的痴情与原著不甚相符。1974年版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电影由弗朗西斯科·福特·科波拉执导，采用倒叙手法和蒙太奇叙事，引人入胜。因为诞生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困难时期，所以这一版本电影的批判性很强，对“爵士时代”的美国乃至当时的西方世界展开了全面批判。2013年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从导演、演员到投资都是一部大制作电影，这一版本着重展现了盖茨比和黛西之间的爱情，两人成为了屈于现实而选择分开的眷侣。

《了不起的盖茨比》也被许多国家改编为舞台剧，经久不衰，比如日本2008年初演的小池修一郎导演的音乐剧《華麗なるギャツビー》和英国2019年初演的戴维·尼克森导演的舞剧《了不起的盖茨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