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昂（659年－700年），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射洪市）人，唐朝文学家、诗人，初唐诗文革新代表人物。主要生活在武则天执政时期，历任麟台正字、右卫胄曹参军、右拾遗，后世亦称其为陈拾遗。

李治显庆四年（659年），陈子昂出生在一个庶族地主家庭，少时尚义任侠，十七八岁才立志读书，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在政治上，他支持武则天的改革，同时对武后重用酷吏、滥施刑罚、穷兵武、佛靡财等弊政，屡次上书直言谏诤。一生两次从军卫边，两度身陷囹，在武则天久视元年（700年）冤死狱中，卒年四十二岁，葬于射洪独坐山。

在文学上，陈子昂继“初唐四杰”之后，更加自觉地倡导诗文革新，大力提倡“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并创作出内容充实、文辞质朴的诗文，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两个方面，扫荡了统治诗坛数百年的形式主义颓风，为唐诗健康发展开辟了道路。后人因此赞其为“唐之诗祖”。

陈子昂死后，其生前好友卢藏用辑《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十卷，作《陈子昂别传》。现存诗歌128首、散文109篇，代表作有《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轩辕台》《感遇三十八首》等。

李治显庆四年（659年），陈子昂出生在四川射洪金华镇武东山一个富有的庶族地主家庭。他少年时不爱读书，喜欢射猎博戏，行侠仗义。十七八岁时，陈子昂与几个赌友偶然进入乡校，才顿生感悟，于是慷慨立志，谢绝门客，到金华山道观闭门苦读。短短几年间，陈子昂就博览经史百家，学业大为精进。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年），二十一岁的陈子昂离开家乡，到京城长安太学游学深造。期间，他以诗文干王公贵戚，参加文人间宴集唱和，开始崭露头角。次年，陈子昂到东都洛阳市参加科举考试，结果名落孙山，怅然而归。

永淳元年（682年），二十四岁的陈子昂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成为“将仕郎”。陈子昂于是又返乡休息、学习、交游。

弘道元年（683年）末，李治李治在洛阳病亡。嗣圣元年（684年）初，李显李显即位，旋即被废，武则天立李旦为帝，是为睿宗。当时，把李治灵柩运回长安安葬，是朝廷的一件大事。二十六岁的陈子昂到洛阳，上《谏灵驾入京书》，认为关陇地区年年干旱歉收，长途运送灵柩劳民伤财，而洛阳山川壮美，不如就地建造陵墓。武则天”览其书而壮之“，召见了陈子昂，见他虽相貌不佳且孤立寡援，但论起王道霸业、君臣关系来慷慨陈词，很欣赏他的胆识。武则天最终没有采纳陈子昂《谏灵驾入京书》的意见，但提拔他为麟台正字（正九品下）。

垂拱二年（686年）春，同罗、仆固叛唐犯边。武则天命左豹卫将军刘敬同从河西发兵平叛，命陈子昂随同左补阙乔知之从军北征。陈子昂与乔知之从洛阳市出发，经陇西道，过张掖市、同城，到达西北边陲的居延古城。在居延古城与乔知之分手后，陈子昂又赶回张掖，此时听闻唐军已获大捷。陈子昂为唐军的胜利高兴，也为自己长途奔波、劳而无功感叹。

同年秋，陈子昂从边关返回洛阳，继续做麟台正字。载初元年（689年），陈子昂任麟台正字届满，被提拔为掌管兵器仓库的小官右卫胄曹参军（从八品下）。

天授二年（691年）七月，陈子昂继母病逝，他辞官归家丁忧。长寿二年（693年），三年守丧期满，陈子昂重返洛阳市，升为谏官右拾遗（从八品上）。

从入仕到从军北征、到任右卫胄曹参军几年间，除了《谏灵驾入京书》《谏政理书》外，陈子昂还奏陈《上军国利害事》《上西蕃边州安危事》《谏雅州讨生羌书》《谏用刑书》《答制问事八条》等一系列谏疏，对武则天任用酷吏、滥施酷刑、开边黩武、赋役劳民等弊政，提出批评，发表见解。陈子昂还在其《感遇》诗中，抨击武则天开告密之风、厉行恐怖统治，引起武氏集团不满。垂拱元年（685年）十一月、永昌元年（689年）三月，武则天虽又曾两次召见陈子昂，征询治国之策，但对他所提建议已多不采纳。陈子昂自觉抱负得不到施展，升任右拾遗后“在职默然不乐，私有挂冠之意”，动了归隐山林的念头。

延载元年（694年），陈子昂升任右拾遗的第二年，祸事从天而降。他遭人诬告结缘“逆党”反对武则天称帝，被扣上谋反的罪名，身陷囹圄。在遭受一年多牢狱之灾后，陈子昂被特赦，官复右拾遗。但这次打击并没有让陈子昂彻底放下建功报国的愿望，他一出狱即向武则天上《谢免罪表》，认为边疆外患尚未平定，请求从军卫边“束身塞上，奋命贼庭”。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五月，营州契丹松漠都督李尽忠、归诚州刺史孙万荣联合举兵反叛。七月，武则天派武三思武三思率军东征，大败。九月，武则天又命建安王武攸宜领兵出征，陈子昂被任命为武宜幕府参军，再次出塞卫边。十一月，唐军击溃幽州叛军。次年三月，在东石谷（今迁安市东北）一役中，唐军先锋王孝杰部十七万众覆灭，王孝杰阵亡。武攸宜兵败震恐，畏缩不前。陈子昂作《国殇文》悼祭，并批评武攸宜治军不严，请求带万人冲锋陷阵。但多次进言不但无功，反受其累，陈子昂被武攸宜从幕府参军降为军曹，剥夺了参谋军事的权力，只负责军中文书事宜。陈子昂悲愤填，登临燕昭王为招贤纳士而建的幽州台（又称幽州台），写下千古名篇《登幽州台歌》。

万岁通天二年（697年）七月，唐军凯旋，陈子昂随军回朝，仍做右拾遗。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现实，促使陈子昂最终做出了解官归隐的决定。

圣历元年（698年）五月，陈子昂写了最后一条谏疏《上蜀川安危事三条》，希望蜀中“官人贪暴，不奉国法”“剥夺既深，人不堪命”以致农民或逃亡或揭竿而起的严重问题，能引起朝廷重视。同年秋，陈子昂以父亲年老需回家服侍为由，上书辞官。武则天给予优待，准许他“带官取给而归”，即归乡后仍保留官职和俸禄。返蜀后，陈子昂在射洪西山修建茅屋十数间，过起了隐居生活。

圣历二年（699年），陈子昂服侍父亲之余，准备学习司马迁著《史记》，修《后史记》以“立言”。但当年父亲病故，陈子昂身心受到巨大打击，修史的计划被迫搁置。

久视元年（700年），居家为父守孝的陈子昂，遭到射洪市县令段简构陷，再次入狱。因父亲亡故悲伤过度，再加之无辜陷狱忧愤难平，陈子昂最终死于狱中，时年四十二岁，葬于射洪独坐山。

陈子昂现存诗歌128首，涉及抒怀、咏史、赠别、说理、边塞等众多题材，体式上有四言、五言、歌行和骚体诗等。代表作有《感遇三十八首》《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和《登幽州台歌》等。

《感遇三十八首》是陈子昂部分作品汇集的组诗，非一时一地之作。总体上，它师承阮籍《咏怀诗》，内容广阔丰富，思想矛盾复杂，以刺君王、怀黎庶、忧祸乱作为重大主题，或抨击武则天朝政的弊端，或同情广大劳动人民的苦难，或抒发身逢乱世、忧谗畏讥的恐惧不安，或表达壮志难酬、理想破灭的愤懑忧伤。组诗形象记录了陈子昂的一生经历，反映了他的理想情怀、人生追求和对自然社会规律的认识，突出塑造了诗人的自我形象。如：《感遇》之十三“林居病时久，水木澹孤清”，把个体放到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背景上体察，表现出诗人对人生短暂的感慨和对永恒的渴望；《感遇》之三“苍苍丁零塞，今古缅荒途”，以古喻今批评武则天穷兵黩武，表达了诗人对人民深重苦难的同情；《感遇十二首》之十二”呦呦南山鹿，罹以媒和“，表达了诗人对酷吏罗织冤狱的愤慨；《感遇》之十九“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则讽刺了武则天的佞佛靡财。

《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和《登幽州台歌》作于陈子昂随武攸宜北征期间。陈子昂屡次建言不被理睬反遭贬斥，遂登蓟丘览古抒怀。《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歌颂了礼贤下士、知人善任的燕昭王、燕太子丹和乘时立功的乐毅、郭隗等历史人物，借古讽今，表达了诗人对盛世的向往、对古代圣贤的追慕，也抒发了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感慨。

《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是一首未借助任何具体景观意象的抒情诗。诗歌以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俯仰天地、抚今追昔、孤独而又高傲的诗人形象。它展现出阔大的意境和深沉的进取精神，已俨然有了盛唐诗歌的浪漫气息和恢宏气象。

陈子昂曾两度从军，也写下了一些优秀的边塞诗，如《东征答朝臣相送》《送魏大从军》等，《感遇三十八首》中也有多篇边塞题材的作品，如第三“苍苍丁零塞”、第三十七“朝入云中郡”等。这些诗篇或自写怀抱，或激励友人，或揭露时弊，反映了边塞的现实生活及其政治矛盾，代表了初唐边塞诗的成就，为盛唐边塞诗奠定了基调。

陈子昂现存文章109篇，主要有：表38篇、碑文和墓志19篇、书状15篇、序12篇、祭文9篇、书启8篇、铭2篇、记2篇、颂1篇、誓词1篇等。陈子昂文章中书、表、状等政论、对策、奏疏，多用散文，是谏诤时弊之作，从各个方面阐发了他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其代表作如《谏灵驾入京书》《上蜀川安危事》《谏雅州讨生羌书》《谏用刑书》《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上军国机要事》《上军国利害事》等，是其匡国安民思想的集中反映。

与同时代宫廷诗人相比，陈子昂的诗歌题材涉猎广泛，内容广阔丰富，有较强的哲理性、现实性和政治性，从艺术风格看，他的诗作也呈现出鲜明的特色：

一是多“兴奇”。陈子昂的诗歌，多是“兴寄之作”，他善于采用诗经、楚辞比兴寄托的手法，或托物言志，或咏史抒怀，或借古讽今，委婉含蓄地表达思想感情，创造出一种寄托遥深的诗歌意境。如《感遇》之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以兰若自喻，抒发了芳华易逝、功业未成的感慨和苦闷。

二是重“情思”。陈子昂的诗歌多深蕴壮伟之情和豪侠之气，表达出昂扬激越的思想感情，具有强烈的艺术张力和感染力。如《感遇十二首》之三十五“本为贵公子，平生实爱才”展现了诗人的雄心壮志，尤其是“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两句，气势奔放、催人奋发，反映出诗人自信豪迈、进取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是主“刚健”，陈子昂一扫齐梁以来贵族宫廷诗歌的无病呻吟和浮艳颓靡，诗歌格高语壮，诗风刚健雄浑。最典型的代表是他的边塞诗，如《送魏大从军》“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境界壮阔，洋溢着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从诗歌体式上看，陈子昂的诗作也表现出某种片面倾向，他的诗以汉魏五言古体为主，对南北朝乐府民歌学习不够，特别是对兴起于南朝的七言诗和律诗重视不够。他的《感遇》诗有些篇章在写法上也有阮籍《咏怀诗》议论过多、略显枯燥乏味的缺点。

陈子昂散文的突出特点内容充实、文风“切直”。从庙堂到市井，从京都到边关，从民生到军事，陈子昂的散文取材广泛，颇具现实性；同时论事切中要害、直抒胸臆，注重表达方式和技巧，呈现出观点鲜明、说理周密、语言晓畅、文风朴素的风格特色。

从表现形式看，陈子昂的散文试图摆脱骈体文过于形式化的流弊，也不同于后来韩愈、柳宗元单行散句的“文言文”，而是多采取骈散相间的句式，有整饬之美；有些对策、奏疏则继承了古代散文的写法，朴实而又畅达。从表达方式看，他的散文善于将事、理、情三者结合，思路开阔、层次清晰、论述周密、文辞雄辩；同时也摒弃了六朝文追求“丽藻成典”的缺点，文风朴素刚健，读起来琅琅上口，没有诘屈聱牙之感。

当然，陈子昂的散文还未能尽脱六朝文积习，有些文章仍有大量骈偶成分，文集中也有一些“偶俪”的骈体文。

受时代风气、家学渊源和巴蜀地域文化共同影响，陈子昂的思想比较复杂，道家、儒家、佛家、墨家、纵横家、阴阳家等诸家思想，在他身上都有存在，表现为“强烈的功名意识、积极的承担勇气、独特的人格精神和深的人生哲思”。

陈子昂的政治理想是“致明君于尧舜”，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安人”。从“安人”理念出发，他通过政论、对策、奏疏，提出了安民、倡廉、慎刑、兴学、任贤、节用、息兵等一系列政治主张。比如，他提倡贞观朝的君臣关系，劝谏武则天任用骨鲠直言之臣，广开言路；他认为“杀一人则千人恐，滥一罪则百夫愁”，劝谏武则天取消告密制度，停止重用酷吏和滥施刑狱，以仁德治理国家；他甚至直陈武后兴兵革、重赋役和残害李唐宗人之害，劝谏武则天“缓刑崇德，息兵革，省赋役，抚慰宗室，各使自安”。

两晋以至初唐，在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下，诗歌总体上走在形式主义的道路上，从“玄言诗”“宫体诗”“永明体”到“上官体”，从陆机的”缘情说“到萧纲的”放荡说“，虽然推动了诗歌体式（如七言和律诗）和声律、词采的创新，但题材狭窄、内容空乏、形式绮靡、格调柔弱的诗风也随之出现。齐梁之际的文学批评家刘勰和钟嵘，曾标举“比兴”和“风骨”，反对南梁形式主义诗风；唐初，以“初唐四杰”为代表的一批寒门士人，批评高宗龙朔前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宫廷诗风，提出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打破了诗坛的沉寂，揭开了唐诗变革的序幕。“四杰”虽扩大了诗歌的题材，但理论表述仍显陈旧、空洞和混乱，自身创作也没有彻底摆脱形式主义的风气。提出一个旗帜鲜明的诗文革新纲领，指出一条切实可行的诗文革新之路，陈子昂完成了这个任务。

陈子昂的诗文革新主张，集中体现在他的《与东方左史虬\u003c修竹篇\u003e序》中。在这篇短序中，陈子昂感叹“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指出被初唐宫廷诗人奉为偶像的齐梁间诗，最大的问题是“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当下诗坛最令人忧虑的是“逶迤颓靡，风雅不作”。陈子昂认为，纠正不良诗风的根本出路，是恢复“汉魏风骨”，提倡“风雅兴寄”。

“风骨”一词起于汉末，最初用来品评人物的风貌气度，后来用于品评书画，刘勰将之引入文学批评领域，主张用端直的语言表达爽朗的思想情感。陈子昂主张恢复的“汉魏风骨”，指的是曹操父子和“建安七子”展现的内容充实、情调慷慨、语言刚健的诗风。

“兴寄”，即比兴和寄托。比兴，是发端于《诗经》“国风”和“小雅”的“托物起兴”“因物喻志”的表现手法。联系陈子昂的诗歌创作，他所提倡的“风雅兴寄”，就是对重大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强烈关注，强调用委婉形象的表现方法，来抒发情感，寄托讽喻之义。

在《与东方左史\u003c修竹篇\u003e序》中，陈子昂结合对东方虬诗作《咏孤桐篇》的品评，提出了他的诗歌审美理想，即诗歌要承继《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建安风骨”和“正始之音”，在内容上反映现实生活，抒发真情实感，在形式上做到气势飞动、声韵和谐，将刚健充实的内容、壮大昂扬的情思与声律和词采之美相结合，以矫正诗界软弱柔靡的倾向，创造端庄瑰丽的文学。

陈子昂一生抱负在政治，成就在文学。在唐朝诗歌发展史上，他是一位积极倡导诗歌革新的“先驱者”，也是开创和树立了唐代新诗风的“奠基人”。

他顺应奋发有为、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的要求，在初、盛唐相交之际诗风转变的关键时刻，倡导“风骨”与“兴寄”二说，并第一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把“汉魏风骨”和“风雅兴寄”融合起来，推陈出新提出了“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这样具体且有时代特色的诗歌审美理想，为唐诗审美标定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他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生活，要有昂扬情思和声律、词采上的感染力，这不仅与当时风靡诗坛的绮错婉媚的“上官体”针锋相对，同片面追求藻饰华丽的齐梁诗风划清了界线，而且对儒家传统的“美刺比兴”诗论有所突破和创新，同时也超越了“初唐四杰”过分重视诗歌教化和全面否定屈原、宋玉及建安文学的观点局限。

陈子昂还以颇有实绩的、兼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风格的诗歌创作，彻底肃清了齐梁以来诗歌绮靡纤弱的弊病，这使得他的诗歌革新主张态度更坚决、观点更鲜明、号召更有力，为当时正在萌芽成长的新诗人、新诗风指引了方向，也直接启发了张九龄、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一代诗人，为盛唐诗歌的繁荣开拓了道路。后人因此赞誉其为“唐之诗祖”。

在唐朝散文发展史上，陈子昂也是第一个创造了文体革新实绩的人，其成就在当时和后世都得到颇高评价。他的散文创作基本上摆脱了骈体文的束缚，特别是他的那些政论、对策、奏疏，用了古代散文的写法，颇有汉魏政论文朴实畅达的遗风。陈子昂开唐代散文风气之先，也称得上是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

唐代诗人卢藏用是第一个认识到陈子昂诗论和诗作在唐诗变革中地位的人。他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认为”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子昂“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然，质文一变”。

唐代诗人李白在《赠僧行融》中写道：“梁有汤惠休，常从鲍照游；峨眉史怀一，独映陈公出；卓绝二道人，结交凤与麒。”认为陈子昂与南朝诗人鲍照一样，都是凤毛麟角的杰出人物。

唐代诗人杜甫在《陈拾遗故宅》中说：“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认为陈子昂继承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与巴蜀前贤扬雄、司马相如一样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代文学家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认为，在韩愈、柳宗元之前，唐代散文有过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就是“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

唐朝文学家韩愈在其五言古诗《荐士》中，梳理了先秦到盛唐的诗歌发展史，认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凌暴”，盛赞陈子昂在唐诗发展中的变革开创之功。

唐代文学家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说，写文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著述议论，进行表扬或批评；另一种是采用比兴手法，进行讽刺和劝诫。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只专长其中一种，极少有二者都擅长的。他认为有唐一代，能称得上著述和比兴二者都擅长而毫无愧色的，是陈子昂。

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新唐书·陈子昂传》认为，初唐时期，诗文宗奉南北朝时徐陵、庾信辞藻华丽内容空洞的风格，直到陈子昂才提倡文辞质朴、内容充实的风雅正道；陈子昂的论著，被当时的人们当做写诗作文的法则。

金朝文学家元好问在《论诗三十首》之八中说：“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著黄金铸子昂。”认为陈子昂在扭转唐初齐梁诗风上有重大贡献，如果像勾践那样因灭吴记功而为范蠡铸像，那么在诗坛上也应该为陈子昂铸一金身之像。

元代诗人、诗论家方回在《瀛奎律髓》中说：“陈拾遗子昂，唐之诗祖也。不但《感遇诗》三十八首为古体之祖，其律诗亦近体之祖也。”充分肯定了陈子昂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陈子昂以诗名于唐，非但文士之选也，使得明君以尽其才，驾马周而颉姚崇，以为大臣可矣。”认为陈子昂不仅是文人骚客，身上还具备真正的治国才能；如果得遇明君能尽其才，他会成为一个像马周、姚崇那样了不起的政治人物。

清代诗人陈沆在《诗比兴笺》卷三《陈子昂诗笺》中说：“历考武则天一朝，惟子昂谏疏屡见。武后欲淫刑，而子昂极陈酷吏之害；武后欲黩兵，而子昂极陈丧败之祸；武后欲歼灭唐宗，而子昂请抚慰宗室；甚至初仕而争山陵之西葬，冒死而讼宗人之冤狱……历考唐人诸集，亦有片章只句，寄怀兴废如子昂之感愤幽郁，涕泗被面下者乎？”对陈子昂直言敢谏的作风大加赞赏。

现代诗人闻一多在《闻一多选唐诗》中认为：“陈子昂的复杂思想，可以说纵横家给了他飞翔之力，道家给了他飞翔之术，儒家给了他顾尘之累，佛家给了他终归人世而又妙赏自然之趣。”

关于陈子昂的生卒年，20世纪以来有6种代表性观点：

唐朝士人多认为陈子昂是忠义之臣，具有政治雄才。宋代以后，关于陈子昂的政治品格才开始众说纷纭。

持贬斥态度的，如北宋欧阳修《新唐书》称其“媚悦武后”、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其“无风节”、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谓其“大节不足信”等。其中，清代王士祯对陈子昂的批评最为激烈，他在《香祖笔记》中认为：陈子昂的五言诗改变了齐梁绮靡的风气，值得肯定，但他的表、序、碑、记等作，“沿袭颓波，无可观者”，特别是他的《上大周受命颂表》和《大周受命颂》四章，对武则天极尽谄媚。王士祯批评陈子昂“其下笔时不知世有节义廉耻事矣”，是“真无忌惮之小人哉”，“诗虽美，吾不欲观之”，并怨毒极深地说陈子昂后来死于县令段简之手，大概是李渊、唐太宗显灵了（“子昂后死贪令段简之手，高祖、太宗之灵假手之耳）”。认为陈子昂心怀天下、直言敢谏，对其政治品格持肯定态度的，也历历可数。如清代陈沆就不赞成王士祯的观点，对陈子昂直言敢谏的作风大加赞赏。

现当代学者对陈子昂政治品格的评价比较正面。岑仲勉认为陈子昂的人品比文品更宝贵；张昆厚分析说陈子昂与武则天价值观不同；王运熙认为应站在国家和人民立场评价陈子昂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品格。当代学者杜晓勤认为：“陈子昂既不能算是‘唐之小人’，也不是谄武、媚武之‘宠’，更不是忠于唐室的‘拥李派’。 陈子昂诣阙上书、上表献颂、为天授改制出谋划策， 只是为了实现其‘贤圣遇合’的理想。”朱家平认为：“陈子昂既支持武则天的政治改革，又反对武则天的恐怖政治及佞佛靡财；不仅是诗歌革新理论的提出者，也是敢于为民请命的请命官。”梁晓萍2005年在《近十年来陈子昂研究述评》中认为：对陈子昂政治品格任何绝对的评价，都可能有失偏颇。

据卢藏用《陈子昂别传》和新旧唐书记载，陈子昂死于射洪市县令段简之手。但段简为什么要置陈子昂于死地，至今还没有一个普遍认同、令人信服的说法。

《陈子昂别传》载：陈子昂归乡后不久父亲亡故，他哀痛过度，重病缠身。县令段简想讹诈陈家钱财，给陈子昂安了个罪名，要拿他入狱。陈子昂慌惧中向段简纳钱20万，但段简不满足，数次把子昂抓到县狱审讯，以致陈子昂惨死。《新唐书》的记载与《陈子昂别传》基本相同；《旧唐书》的记载较为简略，说段简“因事（将陈子昂）收系狱中”，致使陈子昂“忧愤而卒”，没有说明因何事把陈子昂下狱。

“段简贪财说”广受质疑。宋代叶适、明代胡震亨和现当代学者岑仲勉、彭庆生、韩理洲等认为，在重内职、轻外官的唐朝，”外官“县令段简不大可能仅仅因为贪财，就敢于去杀害受到武则天优待“带官取给而归”的“京官”右拾遗陈子昂。

唐人沈亚之在《上九江郑使君书》中说，陈子昂是武三思“疑其排以为累”，暗中指使段简陷害致死的。明代胡震亨同意这一说法，并进而认为是陈子昂得罪了武攸宜造成的。当代学者王运熙认同胡震亨的观点。彭庆生认为“疑其排摈以为累”此说虽语焉不详，但能够解释段简的大胆和陈子昂的慌惧，颇合情理。韩理洲也认同陈子昂是受武氏集团迫害，并说是自杀于狱中。

当代学者岑仲勉在《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中认为：陈子昂辞官归乡后，写了诛讨武氏的文字，就是《陈氏别传》中段简“附会文法”背后的真相。正因为抓住了陈子昂的要害，段简才那么大胆，子昂才那么慌惧，不仅巨额行贿，最后还忍受不了逼迫，干脆一死了之。但有学者指出，武则天对陈子昂有知遇之恩，陈子昂与武则天没有根本矛盾，反武不符合情理逻辑。

学者唐团结2012年在《上官婉儿与陈子昂之死》一文中认为：指使段简杀害陈子昂的真正主谋是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上官仪因罪死后，他创造的“上官体”受到掌持文坛的许敬宗等人挞伐，其中陈子昂、卢藏用是主力干将。万岁通天元年（696年），上官婉儿大权在握后，欲推广“上官体”恢复祖父声誉。为排除障碍，她请武三思出面，借段简之手除掉了陈子昂。郭倩等学者认为唐团结的观点看似合理，但也经不起推敲。

此外，学者王辉斌在《陈子昂死因及雪狱探究》中认为陈子昂死于私撰国史；日本学者森赖寿三在《陈子昂〈蓟丘览古〉和他的死》中认为陈子昂是被李唐宗室迫害致死。

《陈子昂别传》：亦名《陈氏别传》，作者唐朝卢藏用。

《旧唐书·陈子昂传》：见《旧唐书》卷一〇五。后晋刘昫等编撰。

《新唐书·陈子昂传》：见《新唐书·卷一〇七·列传三十二》。北宋欧阳修等编撰。

《资治通鉴·唐纪》：第十九、二十、二十一中散见陈子昂谏议资料。北宋司马光主编。

《唐才子传·陈子昂传》：元代辛文房编撰。

亦称“伯玉毁琴”，出自晚唐李亢的《独异志》，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根据《独异志》都有引载（内容略有不同）：

青年陈子昂刚到长安时，寂寂无名。他在街头闹市见有人叫卖大胡，要价百万，有很多人围观，于是挤进人群，将之买下。众人很惊讶，问他为何花重金买琴，子昂说他擅长弹奏胡琴，明日将举办“赏琴大宴”，欢迎文人雅士莅临切磋交流。第二天来了一百多位宾客，都是些有名望的人。子昂大摆宴席，好生招待。用餐完毕，他才捧出胡琴，对众人朗声说道：“我乃蜀人陈子昂，写过上百篇诗文，来京城已有一段时日了，但碌碌无为，有如尘土，无人赏识。这胡琴是低贱的乐工弹奏的，我岂能在这上面花费心思！”言毕，他扬手把胡琴摔毁于地，将自己所写的诗文分赠给了在场的宾客。于是，几乎在一天之内，陈子昂的声名就轰动了整个长安。

这则逸闻的描述，很符合任侠使气、自信豪迈、轻财好施的青年陈子昂形象。有很多商界学者将之作为营销案例。但学者孙微在梳理了文献时间，考查了唐朝货币购买力后，认为它有可能是后人杜撰的“小说家之言”。

据卢藏用《陈子昂别传》等文献记载：

陈子昂继承家学渊源，对寻仙问道之事很感兴趣。辞官归隐之后，他更加喜欢黄老之学之言，沉迷于易象，也就是占卜，并且颇有心得。县令段简贪图陈家财产，构陷子昂，要将他投入狱中。子昂慌惧，让家人纳钱二十万，但段简仍不满足。子昂当时因丧父哀伤染病，要用拐杖才能起立行走，在段简逼迫下，他觉得性命难保，于是自卜一卦。“卦成，仰而号曰： ‘天命不佑，吾其死矣！’”后来真的死在了狱中。

地处四川省射洪市境内，面积30平方公里，是集“祈福纳祥、求学励志、观光娱乐、休闲度假”为一体的AAAA级文化旅游景区。主要景点有金华山道观、古读书台、陈子昂墓、陈子昂故居遗址等。

古读书台：

古读书台又称“陈子昂读书台”，位于金华山上，相传是陈子昂青年时代读书的地方，原名读书堂，或称陈公学堂。其旧址在金华山古观之后，今祖师殿一带。其内匾联甚多，多为古今名家手迹。木刻《感遇三十八首》及《陈伯玉先生别传》等为所藏重要文物，“留云仙馆”内陈列有陈氏相关文献资料。2006年5月25日，陈子昂读书台作为清代古建筑，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

陈子昂墓：

陈子昂墓位于龙宝乡龙宝山东麓。龙宝山在唐朝的时候叫“独坐山”，因其形酷似一人巍然独坐而得名。唐东川节度使鲜于叔明（即李叔明）曾为陈子昂立旌德碑于墓前，后因字迹磨灭，宋开宝年间郭延谓重建此碑。明成化时，县令郭镗及杨澄等先后立诗碑于墓前。清嘉庆时，墓侧尚有祠，为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知县李瑞筹建。20世纪70年代，墓被毁。1999年，陈子昂陵园得到保护，依照原来土冢原貌，用砌石恢复了子昂墓。

2009年9月，中国邮政发行《唐诗三百首》特种邮票1套6枚（志号：2009-20），分别以《早发白帝城》《望岳》《琵琶行》《无题》《望月怀远》《登鹳雀楼》6首诗歌配图作为邮票内容，同时借助雕刻制版印刷技术，将《唐诗三百首》镌刻于一版邮票之内，陈子昂有4首诗歌入选。作为中国首套多媒体邮票，它具有“可视、可触、可闻、可听”多重功能，用数码笔点击邮票上的诗句，便可听到艺术家深情并茂的朗诵。同期还发行了一本六折式风琴折页，其中有对陈子昂读书台、金华山道观等景观的介绍。

2020年6月，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领导小组评选“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陈子昂入选。

2015年，《诗刊》社与遂宁市合作，决定自2016年起，将原由中国作家协会批准、《诗刊》社2002年开始主办的《诗刊》年度诗歌奖，命名为“陈子昂诗歌奖”。“陈子昂诗歌奖”设年度《诗刊》陈子昂诗歌奖、陈子昂诗词奖，陈子昂青年诗歌奖、青年诗词奖，陈子昂诗歌理论奖、青年诗歌理论奖，《诗刊》陈子昂翻译奖和外国诗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