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通信使（朝鲜语：조선통신사，日语平假名：ちょうせんつうしんし）是指历史上朝鲜派往日本的官方正式使节。广义是指15世纪到19世纪朝鲜王朝派往日本室町幕府、丰臣政权、江户幕府和明治政府的外交使节，狭义是指壬辰倭乱后自1607年到1811年朝鲜王朝派往江户幕府的12次外交使节。朝鲜遣日使节名目或有不同，但其性质大体相似，而且大多数以“通信使”为名称，所以统称为“朝鲜通信使”。朝鲜通信使是朝鲜王朝“事大交邻”外交政策的一环，与日本派往朝鲜的“岁遣船”一起构成了当时朝日官方往来的主要形式，它发展了朝鲜和日本的政治关系，加强了朝日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对维护两国间的和平起到重要作用。19世纪后期被近代外交体制所替代。

朝鲜半岛与日本隔海相望，自古以来有着紧密的联系。1392年朝鲜王朝建立后，实行“事大交邻”的外交政策，即对中原地区的尊崇和对周边国家的平等交往。这种外交政策的表现之一便是互派使者和开展贸易。1402年和1403年，日本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和朝鲜国王李芳远分别受到明朝的册封，两国由此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关系。1404年，日本室町幕府派出“日本国王使”访问朝鲜，朝鲜于1413年首次派出以“通信使”为名义的使团，开启了派遣朝鲜通信使的先河。通信使是朝鲜王朝官方正式使节团，肩负着沟通两国关系、传达友好意愿的重要使命。朝鲜王朝前期共派遣了8次通信使，其中向室町幕府派出了6次，仅有3次成功完成任务。此后，由于日本处于战国时期，朝鲜百余年来未向日本派遣通信使。直到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朝鲜于1590年再次派出通信使，但在两年后爆发的“壬辰倭乱”导致两国关系中断。1596年，朝鲜又派出了通信使，随明朝册封使沈惟敬一同前往日本。这一时期的通信使虽频繁往来，但并未形成制度化的外交行为。相比之下，壬辰倭乱后的通信使不仅在200多年间持续不断，而且成为了朝鲜王朝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对两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876年《江华条约》签订后，朝鲜开港，朝鲜王朝又向日本明治政府派出了4次“修信使”，尽管形式上继承了通信使的传统，但因其适应了新的时代背景，被视为一种新的外交形态。

1592年，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发动“壬辰倭乱”入侵朝鲜，这场战争给朝鲜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痛苦，也导致了日朝两国“交邻”关系的破裂。1598年，丰臣秀吉逝世，日军撤离朝鲜半岛。尽管双方停战，朝鲜仍然保持高度警惕，而由德川家康掌控的日本则积极寻求与朝鲜恢复邦交。对马岛作为连接日本本岛与朝鲜半岛的交通枢纽，长期以来扮演着日朝关系中间人的角色，其经济发展严重依赖与朝鲜的贸易。壬辰倭乱中断了日朝关系，也切断了对马岛的经济来源，因此对马岛对恢复日朝邦交的需求尤为迫切。此外，德川家康也希望借助与朝鲜的贸易增强自己的实力，并修复丰臣政权扩张政策遗留的问题。一旦朝鲜同意复交并派遣使者，不仅能提升德川政权的国际地位，也能在国内展示其权威，从而巩固政权合法性。

为了核实日本求和的真实意图，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602年派遣全继信、孙文彧以“探贼使”身份前往对马岛调查。1603年，被扣留在萨摩的朝鲜儒生金光一获释回国后，向朝鲜国王李昖上疏，强调了与日本讲和修好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引起了朝鲜方面的高度重视。1604年，朝鲜政府决定派遣僧侣松云大师惟政为“探贼使”，出使日本。惟政曾在壬辰倭乱期间组织义军抵抗日军，并与日军将领加藤清正等人有过交涉经验，因此被认为是与日本谈判的理想人选。惟政于当年七月抵达对马岛后，受对马藩主宗义智之邀前往日本本土。翌年二月，德川家康率领十万大军抵达京都，并在伏见城会见了惟政，这是朝鲜王朝与江户幕府间的首次接触，具有里程碑意义。德川家康向惟政表明自己与丰臣秀吉不同，强调“我于壬辰在关东，不曾干预兵事，朝鲜与我，实无仇怨，请与通和。”同年五月惟政回国后，报告了德川家康的修好主张，尽管朝鲜君臣心存疑虑，但他们意识到与日本修好不可避免。

1606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了“先为致书”和“缚送犯陵贼”两个遣使议和的先决条件，并于同年八月通过全继信转达给对马岛。这两个条件实际上是在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提出的，这意味着日本需要首先向朝鲜低头，并惩治在壬辰倭乱期间盗掘朝鲜王陵的日本人。然而，日本的反应出乎意料地迅速，十一月便由对马岛派遣橘智正带着德川家康的国书和麻古沙九、麻多化之两名“犯陵贼”前往朝鲜。然而，朝鲜国王发现这份国书是伪造的，是由对马岛自行制作的；而这两名所谓的“犯陵贼”实际上是对马岛的囚犯，与壬辰倭乱无关。尽管如此，朝鲜也有其现实考虑——战后疲弱的朝鲜无力与日本讨价还价，而且朝鲜急需将壬辰倭乱中被掳走的朝鲜人带回国内以补充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发现了对方的虚假行为，也只能假装不知情。1607年正月，朝鲜正式派出了以吕祐吉为正使、庆暹为副使、丁好宽为从事官的496人组成的使团前往日本，其名称为“回答兼刷还使”，即其身负双重任务，一是回复德川家康的国书，二是搜寻并带回被掳往日本的朝鲜人。尽管名称并非“通信使”，但作为壬辰倭乱后朝鲜派往日本的第一个正式使团，具有破冰的历史意义，结束了日朝两国的敌对状态，因此也被视为朝鲜通信使的一员。

朝鲜王朝自1607年派出“回答兼刷还使”赴日后，又在1617年和1624年连续派遣了两次类似的使团，其主要任务也是搜寻并带回在壬辰倭乱期间被掳走的朝鲜人。在这场战争中，大量朝鲜人被日军掳往日本，人数估计在5万至20万之间，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尽管三次搜寻使的效果有限，总共只带回了2000名朝鲜人，但这三次搜寻使的意义在于重新启动日朝交往，逐步结束敌对状态，为正式通信使的派遣和两国邦交的全面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尽管朝鲜和日本尚未完全恢复交邻关系，但因壬辰倭乱而中断的经贸往来也开始重启。对马岛在日朝关系的恢复中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作用。1607年，对马在朝鲜釜山重建倭馆，1609年，对马岛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己酉约条》，规定对马每年派遣“岁遣船”前来倭馆进行贸易，这成为未来两百多年间日朝贸易的基础。随着日朝经贸关系的恢复，日朝邦交的全面正常化也随之而来。此外，当时朝鲜北部的女真族崛起，建立后金，对朝鲜构成严重威胁，并于1627年侵略朝鲜，史称丁卯之役，因此朝鲜迫切需要与日本修好，以稳定后方。

就在这个时候，日本于1631年发生了“柳川一件”，对马藩主宗义成与家老柳川调兴之间的争执导致了对马岛对朝外交的“黑幕”被揭露，因此江户幕府开始整顿朝鲜外交问题，并最终于1635年裁定宗义成无罪，并完善了对朝外交“幕府对马”流程的一元化管理，正式以“日本国大君”为幕府将军对外称呼，确立了“大君外交体制”。朝鲜对“柳川一件”的事态非常关注，在此期间暂停了与对马岛的交往，并在1632年派出非正式的译使去吊祭前将军德川秀忠，1634年应将军德川家光通过宗义成的邀请派出“马上才”（马戏团）赴日，在此期间收集日本的情报。1635年“马上才”回国，向朝鲜国王李倧报告了日本的情况及“柳川一件”的处理结果，朝鲜仁祖在分析了日本的情报后判断日本“无可忧之端矣”。而日本通过“柳川一件”规范了对朝外交体制后，德川家光便委任宗义成全权处理对朝外交事宜，并命令他在1636年请来朝鲜通信使。

1636年二月，对马岛正式请求朝鲜派出通信使，其名义是贺日本“泰平”。朝鲜方面很快接受了日本的请求，并于同年八月派出了以任絖为正使、金世濂为副使，总成员达475人的庞大使团，这是日朝两国复交后第一个冠以“通信使”之名的朝鲜使团。通信使一行携带李倧的国书，十月自釜山广域市启程，十二月抵达江户城，递交国书，受到了江户幕府的隆重款待，并受邀参拜德川家康神社所在的日光山。次年三月，通信使回国复命。1636年通信使的派遣标志着日朝邦交的全面正常化，即恢复壬辰倭乱以前的交邻关系。随着日朝关系步入正轨，通信使也得以制度化，其后每当幕府将军袭职时朝鲜王朝就会派遣通信使以示祝贺，而德川幕府则会回函赠物以示感谢。朝鲜派遣的通信使如下表：

朝鲜王朝自1636年正式派遣通信使后，在10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派出了8批通信使团，对朝日邦交的巩固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庞大的通信使团由日方负责接待，费用巨大，每次接待大约需要花费100万两白银，动用33万人和7600匹马。朝方也需要准备大量的礼物。这些巨额开支在两国国力充足的时候还能负担得起，但随着两国国力的衰退，就难以承受了。1786年，江户幕府第十代将军德川家治去世，养子德川家齐继位。按照惯例，应该由日本对马藩邀请朝鲜通信使，但当时的日本国力衰落，遭遇自然灾害，特别是“天明饥荒”导致社会动荡，财政困难，无法接待通信使，因此幕府老中松平定信指示对马藩推迟邀请通信使，1791年江户幕府又提出“异地通信”，即将通信使的交聘地点改为对马岛，朝鲜方面以违反先前约定为由未予接受。1809年，日本再次提议派遣通信使，朝鲜也做出了妥协，同意异地通信的方式，于是于两年后，也就是1811年，派遣金履乔为首使团前往日本对马岛，这是最后一次通信使，此后50多年里，江户幕府更换了四位将军，尽管他们都曾尝试让朝鲜派通信使，甚至日方还曾计划将交聘地点改到大阪，但因两国财力不足等原因都没有实现，进而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1868年，日本发生剧变，德川幕府垮台，明治政府成立，并开始了“明治维新”，将日本转变为近代国家。明治政府收回了对马岛处理对朝外交的权力，并多次向朝鲜发送国书，希望建立近代外交关系，但朝鲜方面以国书中含有“皇”、“敕”等字眼为由拒绝，两国因此处于断交状态。1876年，日本通过“云扬号事件”，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国门。但朝鲜最初只是将《江华条约》理解为重修日朝间的“三百年旧好”，即“交邻”关系的恢复，而尚未意识到已经被纳入以万国公法为基础的近代条约体系之中，于是便在条约签订后不久继续沿用通信使的惯例，派遣了以金绮秀为首的“修信使”赴日聘问。不过，正如名称的变化所示，其形式也与过去的通信使有所不同，即朝方只递国书而不带巨额礼物，日方也不再承担全部接待费用。随后朝鲜又于1880年、1881年和1882年派遣了金弘集、赵秉镐和朴泳孝为首的修信使，他们的活动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交邻”范围，而是进行了包括修改条约、交换条约、缔结条约在内的近代外交事务，这也反映了朝鲜王朝外交观念的转变。因此，这几次“修信使”的派遣可以看作是从传统交邻体制下的通信使向近代外交体制下的使节制度的过渡。

1880年，日本派遣花房义质到朝鲜担任办理公使。1886年，朝鲜任命李永为办理大臣，常驻日本，这是朝鲜派遣驻日公使的开端（实际到任的第一任驻日公使是1887年任命的闵泳徽）。至此，日朝关系正式转化为近代外交体制，通信使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