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家康（日语：/とくがわ いえやす，英语：Tokugawa Ieyasu ，1543年—1616年），是日本战国时期和江户时代初期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日本战国三杰之一，德川幕府的创立者，日本江户幕府第一代征夷大将军，被誉为“日本近代化之父”和“日本的统一者”。

德川家康出生于日本三河国的一个武士家庭，父母因立场不同而离异。德川家康少时便充为人质，后参军为今川家效力。在桶狭间合战后，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结成了“清洲同盟”，多次配合织田军击败强敌，并与武田家不断夺取今川家的领地。在本能寺之变后，德川家康与丰臣秀吉在小牧、长久手之战中对峙，后来迫于形势向丰臣秀吉臣服。在小田原合战后，丰臣秀吉将德川家康移封到关东地区。尽管德川家康失去了长期的根据地，但却获得了丰臣政权下最大的领地，并担任了五大老之一的要职。

丰臣秀吉去世后，在关原合战中，德川家康率领东军战胜了西军，确立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庆长八年（1603年），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并在江户城开创了幕府时代。庆长十九年（1614年）至庆长二十年（1615年），他在大坂之战中彻底击败了丰臣氏，巩固了江户幕府的统治体制，使日本进入和平时期。德川家康于元和二年（1616年）在骏府城去世，享年74岁。他的遗体最初埋葬在骏府的久能山，一年后被迁葬到下野国的日光。他被日本朝廷赐封为“东照大权现”，并在日本的东照宫供奉，被后人称为“东照神君”。

德川家康出身名门，历经坎坷，隐忍征伐，最终建立德川幕府，成功地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为日本历史上长达260多年的和平统一局面奠定了基础。日本战国时代大名丰臣秀吉评价其聪明、机智和有远见。幕末时期政治家井伊直弼认为其是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和军事家。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称赞德川家康的智慧和领导能力，认为他的统治奠定了日本的稳定和繁荣。

1543年1月31日，德川家康（日语：/とくがわ いえやす，英语：Tokugawa Ieyasu），幼名松平竹千代，后改名松平元康。他出生于三河国冈崎城(今爱知县冈崎市)的松平氏。松平家族在三河国是一个相对弱小的豪族。1467年的应仁之乱中，日本国内分裂为东西两派，松平家族崛起后又逐渐衰落，直到德川家康的祖父松平清康时代才得以恢复。然而，松平清康在家臣的背叛下被杀，松平家族再度陷入衰落。松平竹千代父亲松平广忠逃往伊势，在骏河国（今静冈县）的大名今川氏辉的帮助下成功归国，并成为松平氏第八代家督。然而，天文九年（1540年），松平广忠失去了安祥城，并且他的叔父松平信孝投降了织田氏。天文十年（1541年）的新年，松平广忠与三河屋城主水野忠政的女儿於大之方结婚。面对织田秀信与今川义元夹击的局面，松平广忠选择依附今川义元。天文十二年（1543年），水野忠政去世，由水野信元继任水野氏家督。水野信元背弃了今川义元，投降了织田信秀，并将刈谷城作为本城。为了对抗织田氏，今川义元要求松平广忠断绝与水野氏的关系。由于政治原因，松平广忠与於大之方离婚，松平竹千代被迫与生母分离。

在天文十七年（1548年），由于对抗织田氏侵略的需要，松平广忠根据今川义元的要求，将竹千代作为人质送往骏府城（今静冈县静冈市葵区）。竹千代由家臣松平金田和松平三左卫门陪同，护送到骏河静冈寺。然而，田原城主户田康光为了谋求奖赏，将竹千代的消息和行进路线密报给了织田信秀，织田信秀派人在途中劫走了竹千代。陪同的松平金田和松平三左卫门无法救回竹千代，选择了切腹自杀以示负责。尽管竹千代被劫走，松平广忠并没有屈服于织田信秀，继续效忠于今川义元。在竹千代的生母於大之方的请求下，竹千代得以免死，作为人质留在尾张国（现今爱知县）。

天文十八年（1549年）三月，松平广忠被家臣岩松八弥杀害，而今川义元派遣太原雪斋率兵成功俘获织田信秀的儿子、织田信长的异母兄长织田信广于安祥城。根据太原雪斋的计划，今川义元提出以竹千代为人质进行交换的条件。织田家在解决家族内部继承问题和对抗清洲的织田信友的同时，同意将年仅八岁的竹千代送至骏府城（当时称为今川馆）作为人质。

竹千代先后居住在静冈寺和正定临济寺。在临济寺期间，他得到了太原雪斋的照顾和教育。太原雪斋是当时著名的琴棋书画大师，同时也在军事和外交方面才华出众。在十四岁时，竹千代依照太原雪斋的建议，与家臣关口刑部少辅亲永的女儿成婚，后来被称为筑山殿（后改名为筑山殿）。由于竹千代还未成年，所以在弘治二年（1556年）正月，今川义元为他举行了成人礼，并将他的名字改为松平元信。两年后，松平元信将名字中的“信”改为祖父清康的“康”，改名为松平元康，并与关口亲永的女儿再婚。                                               

永禄三年（1560年），今川义元为了上洛，引军进入尾张与织田军交战，松平元康参与该战役并担任先锋，在桶狭间合战中展示了出色的战斗能力。他率领先锋部队突袭了丸根城，并斩杀了丸根城守将佐久间大学，取得了重要胜利。然而，今川义元由于大意轻敌，最终遭到织田信长的奇袭，导致战败。织田信长的部下毛利新助和服部小平太夺取了今川义元的首级，沉重打击了今川军。松平元康返回冈崎城，并未脱离今川氏。同时他还持续对织田氏进行骚扰，频繁出兵攻打织田氏的领土和城寨，并向今川义元的儿子今川氏真上书，呼吁讨伐织田信长，为今川义元复仇雪耻。然而，今川氏真的无能使得骏河国内的政局更加混乱，许多今川氏的老臣纷纷出走或逃离，进一步加速了今川氏走向败亡的道路。

在永禄五年（1562年），织田信长和松平元康在清洲城进行了首次正式会面，织田信长向松平元康提议建立军事同盟，共同对抗其他敌对势力，并确保彼此的领土安全。松平元康接受了织田信长的私下求和。双方决定撤离边界的将军队，并清楚划定彼此的国界。随后，织田信长邀请松平元康前往尾张的清洲城，正式缔结清洲同盟，又被称为织德同盟或尾三同盟。织田信长和松平元康之间的结盟，为德川家康的崛起和江户幕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永禄六年（1563年），西三河地区爆发了一场农民起义，被称为一向一。一揆军队中的一部分松平元康的家臣，包括本多正信和夏目吉信等人，也加入了农民起义军。对于当时只统治着三河半国的德川家康来说，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挑战，此次事件足以对国家基础造成了动摇。面对这场起义，松平元康经历了近半年的苦战，最终采取了攻心的策略，成功地瓦解了一揆军。这样一来，冈崎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因素被消除。从那时起，松平元康开始推动对今川氏的攻势。他拉拢了东三河的户田氏和西乡氏等豪族，同时向东推进，消灭了类似鹈殿氏这样的敌对势力。永禄九年（1566年），松平元康平定了东三河和奥三河（三河国北部），统一了整个三河国。同年，松平元康获得了朝廷的任命，成为从五位下的官职三河守。不久之后，松平元康自称松平氏是清和源氏族新田氏的支流得川氏的后裔，将家族的名字从"得川"改为"德川"。在永禄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567年2月18日），他得到了朝廷的敕许，正式改姓为德川。此外，德川家康还将从今川义元所颁赐的名字中的"元"字改为"家"字。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德川家康名字的由来。

永禄十一年（1568年），武田信玄开始侵略今川氏的领地，主要目标是骏河地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武田信玄派使者与德川家康会面，达成了一项协议，即两家联合出兵消灭今川氏，并在战后以大井川为界划分领土，西部归属于松平氏（家康的家族），东部则归属于武田家。这次会盟被称为大井川会盟。在会盟期间，酒井忠次代表德川家康提出了割让今川氏旧领远江国作为结盟条件，以支持武田氏的骏河侵攻。同年年底，武田信玄大破骏府城后，家康军攻克了今川氏的远江国曳马城。接着在永禄十二年（1569年），今川氏失去了骏府城，新居城挂川城也受到包围。今川氏真坚守城池，在笼城战的最后阶段，家康发起开城劝降的呼吁，最终氏真投降。从此，德川家康开始控制远江国，今川氏遭到覆灭，氏真被放逐。德川家康因此获得了超过二十万石的领地，并提高了三河在其他大名中的地位。

元龟元年（1570年）德川家康将自己的治所迁至曳马城，并将其改名为滨松。然而，这个时候武田信玄也有意夺取全国政权，为了清除进军道路上的障碍，他多次出兵远江和三河地区。与此同时，德川家康向东进发，而织田信长也踏出了统一全国的第一步。

永禄十一年（1568年），织田信长陪同室町幕府第十三代将军足利义辉的弟弟足利义昭上京。德川家康派遣援军支持织田信长。同年，德川家康被任命为左京大夫。左京大夫是历代管领的重要守护官职，负责保护大名盟友。然而，织田信长辞退了管领之职，所以德川家康仍然保持着三河守的头衔。当时，足利义昭与织田信长的关系已经破裂。足利义昭曾试图引诱德川家康参与对信长的包围战，并赐予他副将军的职位，但德川家康拒绝了这一提议，继续协助织田信长。元龟元年（1570年）的姊川之战中，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合作，击败了浅井氏和朝仓氏，史称为姊川之战。德川家康在姊川合战中立下了显著的战功，这次胜利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织田信长的势力范围中的地位。这也为织田信长在日本的统一事业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元龟三年（1572年）10月，武田信玄准备进军京都（上洛），动员了两万五千人的军队。他的行军路线经过了德川家康所控制的远江国。当时的家康在兵力、战略和实力方面都不及武田信玄。起初，武田信玄刚刚入侵远江国时，德川家康向织田信长求援。织田信长正忙于对付近畿地区的反对派势力，没有向德川家康派遣援军，并写信建议德川家康放弃远江国，退回三河。但是德川家康没有接受武田信长的建议。 随着武田信玄占领远江北部的城池，二城成为武田信玄的下一个目标。当织田家的援军由佐久间信盛率领到达时，二俣城已经陷落，德川家康的居城浜松城暴露在武田家的面前。武田军行军至浜松城北面时突然改变方向北上，德川军也紧随其后，最终双方在三方原完成了布阵。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且武田信玄在用兵方面稍占优势，两军交战一直持续到下午六时，德川和织田的联军遭到重大失败，织田援将平手泛秀战死。在这场被称为三方原会战的战斗中，德川家康的军队死伤了一千六百多人，许多家臣也在战斗中丧生。德川家康曾一度想要切腹，但在家臣的拼命保护下，他最终突围逃回滨松城。

武田信玄在三方原会战后继续向西进军，但在攻下野田城后突然折返。原因是武田信玄病重不久后去世。武田信玄去世后，织田信长同年先后消灭了室町幕府，以及朝仓义景和浅井久政、浅井长政父子。整体上，对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构成威胁的势力基本消除，战国大势趋于统一。与此同时，德川家康一方面与武田家对抗，一方面加强领土内的建设。

天正二年（1574年），在武田信玄去世后，武田家的继承者武田胜赖率领着一支由两万五千人组成的大军攻打高天神城。德川家康等待着织田军的增援，但在增援到达之前，高天神城已经被攻陷。天正三年（1575年），武田胜赖再次率领一支由一万五千人组成的军队进攻德川家康的领地，目标是长城。城内的守军奥平信昌仅凭借五百名士兵孤军奋战一段时间。同年5月，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长联合起来，意图一举消灭武田氏的势力，在长篠展开大战，被称为长篠合战。

在长篠之战中，织田信长采取了独特的战术。他命令士兵们扎起了一道由木柴构成的栅栏，用来抵挡敌军的进攻，并为火枪兵提供了良好的射击位置。火枪兵们轮番出击，利用火枪对武田军进行猛烈的射击。这种新颖的战术使得武田军骑兵无法有效接近，导致他们遭受重大伤亡。虽然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最终武田军损失惨重，而织田和德川联军取得了胜利。长篠之战的结果对武田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加速了其势力的衰落。而织田信长和德川家康则在此战中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能力和战略统一，为他们在战国时代的统一势力奠定了基础。

天正七年（1579年），有传言称德川家康的正妻筑山殿与儿子松平信康意欲勾结武田家，并且筑山殿和德川信康对待织田信长的次女织田五德态度恶劣。因此，织田信长下令德川家康立即处决筑山殿和德川信康。筑山殿在流放途中被家臣刺杀，而德川信康则选择了切腹以示谢罪。天正九年（1581年），德川家康攻陷了远江地区的高天神城。城内的守将和士兵大多战死，德川家康获得了七百四十余颗首级，并将武田氏驱逐出远江。这次胜利使得武田胜赖逐渐失去了人心的支持。

在天正十年（1582年），织田信长、德川家康和北条氏政联军攻打了武田家的领地。木曾义昌背叛了武田家，对武田家领地进行了攻击。接着，织田信长、德川家康和北条氏政分成三路，同时进攻了武田家根据地。在战役中，许多武田家臣开始背叛，导致武田家的势力迅速削弱。织田、德川和北条三方联军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歼灭了武田家。武田胜赖在天目山将武田家的第二十代家督身份传给嫡子武田信胜，以完成他父亲武田信玄的遗愿。完成遗愿后，武田胜赖与妻子一起切腹自尽。德川家康因战功而被织田信长增封为骏河一国的领主。织田信长颁布了一项名为武田狩猎令的法令，要求消灭所有与武田家有关的人。然而，德川家康却暗中命令井伊直政招降并藏匿武田家的遗臣。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在对待武田家遗臣的态度上的不同也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天正十年（1582年）6月2日，织田信长消灭了武田氏的势力后，邀请德川家康前往安土城作客。织田信长的部下抱怨鱼虾有腥臭，织田信长认为主办人明智光秀的招待不周，当场惩罚。6月2日，明智光秀突然发动了叛乱，迅速包围了平安京的本能寺。织田信长被迫自焚，史称本能寺之变（ほんのうじのへん）。信长的死导致各大名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政权的斗争。在本能寺之变发生时，德川家康正在位于大阪府中部的堺市（也称为"堺港"）。由于需要尽快返回三河，德川家康选择经过伊贺市以取近道。在这段期间，他受到了德川四天王酒井忠次、本多忠胜、榊原康政、井伊直政、服部正成、茶屋四郎次郎（清延）等人的护送，平安无事地回到了三河。后来这一事件被称为"神君伊贺穿越"。与此同时，丰臣秀吉在山崎之战（又称天王山之战）中击败了明智光秀。明智光秀逃亡至时小栗栖，但被专门猎杀落魄武士的农民擒获。

天正十年（1582年），德川家康安全返回冈崎后，原本计划以替织田信长复仇的名义讨伐明智光秀。然而，他被织田信长的家臣丰臣秀吉抢先一步，秀吉成功击败了光秀并掌握了京都的实际控制权。这使得德川家康放弃了进军京都的计划，反而坚定了东进的决心，准备将来与丰臣秀吉分庭抗礼。德川家康利用这个机会发动进攻，攻打处于统治真空状态下的武田旧领。与此同时，北条氏也对武田旧领虎视眈。在这期间，依田信蕃和真田昌幸成功进行奇袭作战，截断了北条军的补给线。北条军投入了他们在上野和佐久郡仅剩的军力，但无法扭转颓势。此时，东北平原的佐竹义重也开始动摇，使得北条氏决定与德川家康进行和谈。天正十年（1582年）10月29日，德川家康和北条氏达成了和议。北条氏直迎娶家康之女督姬；甲斐和信浓归属于家康，而上野则由北条氏侵吞，双方互不干涉，最终达成了和睦状态，结束了双方之间的敌对，史称为天正壬午之乱。

本能寺之变后，丰臣秀吉迅速回到京都，并成功击败了明智光秀及其政敌柴田胜家，成为织田家族中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与此同时，织田信长的次子织田信雄开始感受到秀吉对他的巨大威胁。天正十一年（1583年），织田信雄与德川家康联合起来，对抗丰臣秀吉。

天正十二年（1584年）3月，丰臣秀吉号称拥有约十二万五千人的大军，准备与德川家康和织田信雄开战，此时他已在山崎和贱岳两战中取得胜利，声势浩大。德川军加上信雄的兵力总数约为六万人，处于劣势之中。在深思熟虑后，德川家康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内线作战，以主动攻势为原则，并根据时机灵活行动的策略。3月28日，德川家康急行军抵达小牧山，并与从长岛赶来的织田信雄军一起布阵。丰臣秀吉的军队虽然兵力众多，但由于长途奔波，士兵疲劳，不敢贸然进攻。于是他采纳了池田恒兴建议的迂回战术，派遣两万大军试图直接攻击德川家康的居城三河冈崎城，以动摇德川军的军心，使其溃败。此外，小牧山地势孤立，如果敌军绕至小牧山后，实施前后夹击，德川军必然失败。然而，德川家康早已得到情报，并在必经之路长久手谷地设置伏兵，池田军遭到重大失败。当丰臣秀吉赶来援救时，已为时已晚，战争陷入僵持状态。

由于长时间的战斗导致双方军队疲惫不堪，再加上德川家康迟迟不愿与丰臣秀吉决一死战，迫使丰臣秀吉与织田信雄单方面进行和谈。从那时起，德川家康在战略上陷入孤立状态。同年12月，出于政治和战略考虑，德川家康将自己的次子于义丸（后来的结城秀康）送给丰臣秀吉作养子，向丰臣秀吉臣服。

天正十三年（1585年），德川家康和北条氏达成协议，分割武田家的领地。然而，当德川家康要求真田昌幸将沼田城归还给北条氏时，真田昌幸以该地为自己的旧地而拒绝，并与敌对的上杉氏保持友好关系。同年7月，德川家康回到滨松城后得知真田昌幸谋反的消息，立即在8月派遣七千兵力前往上田城，而真田军只有一千五百人。8月2日，德川军进攻上田城的二丸遭到猛烈反击后撤退，在撤退过程中遭到上田城的城兵追击以及来自户石城的侧面攻击，导致德川军陷入混乱。在追击战中，矢泽城的士兵也同时发起攻击。由于真田军利用地形的优势，德川军的伤亡达到一千三百人，而真田军只损失了四十人。不久，真田方获悉上杉军派遣援军，于是在28日德川军开始撤退。大久保忠世及其他将领决定留在城内奋力抵抗。然而，11月德川家康的重要家臣石川数正背叛家康，投奔丰臣家，这时德川军完全放弃，全军撤退。因此，德川家康改变了对真田氏的政策，采取怀柔策略，并将本多忠胜的女儿本多小松嫁给真田昌幸的长子信之。

天正十七年（1589年），由于北条氏拒绝臣服于丰臣家，丰臣秀吉下令全日本大名讨伐北条。在这次战争中，德川家康在支援战线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以德川家康为主力的军队从东海道出发，向小田原城进军，最终使北条氏在小田原城被包围一段时间后投降，史称小田原之战。这场战争使得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战后，德川家康被转封到关东地区，领有相模国、伊豆国、武藏国、上野国的大部分领地，以及下野国的一小部分、下总国和上总国（约为二百五十五万七千石）。德川家康修建了江户城作为自己的主要城池。当家康宣布迁都关东后，内藤修理亮清成按照德川家康的命令，率领大谷庄兵卫、村田右卫门等人正式接管了江户城。天正十八年（1590年）八月初一，德川家康踏上了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江户土地。

庆长三年（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后，他的继承人丰臣秀赖只有六岁，无法理政。为了管理国家事务，丰臣秀吉在临终前设立了五大老和五奉行制度，由德川家康担任五大老首席。然而，实际的权力逐渐落入丰臣秀赖的生母浅井茶茶及其宠臣手中，导致丰臣家内部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淀殿为精神领袖，由石田三成领导的近江国派（文吏派）；另一派是以丰臣秀吉正室北政所为精神领袖，由福岛正则、加藤清正等武将领导的尾张派（武功派）。这两派之间开始了明争暗斗。根据丰臣秀吉的遗嘱，德川家康作为五大老首席代理国政，而前田利家则成为丰臣秀赖的监护人。德川家康开始谋求天下的统一，而且他在丰臣秀吉病逝后私自分封领地，与部分大名进行婚姻安排，引起其他中老和奉行的不满，特别是石田三成。

石田三成的行动激怒了加藤清正、福岛正则等人，七位武将袭击了他。石田三成提前逃到德川家康在伏见的公馆内，两人开始博弈。石田三成料定德川家康不会杀他，而德川家康考虑到未来必然爆发战争，需要石田三成作为对立面，使矛盾激化，促使各大名表态站队。德川家康利用石田三成作为棋子，拉拢武功派诸侯，逐渐成为武功派的“后台”和北政所仰赖的丰臣家的“捍卫者”，削弱丰臣家的实力。

根据家康的安排，石田三成隐居在佐和山城，而德川家康则继续在伏见城和大阪城执行政务。庆长四年（1599年），在大阪城为丰臣秀赖举行庆贺之际，德川家康察觉到了一起针对他的暗杀计划。这起计划的主谋者是前田利长、浅野长政、大野治长和土方雄久。大坂城内要求讨伐前田利长的声浪高涨。德川家康准备出兵之际，前田利长将他的生母阿松送至江户城作为人质，从而平息了这一事件。然而，对家康的不满情绪并未减退。户泽正盛向家康报告称东北地区的大名上杉景胜积极进行军备，行动异常，德川家康派遣使者要求景胜汇报甚至迫使其前往上洛。上杉景胜无视这一警告，他的家臣直江兼续写了《直江状》，指责德川家康的行为。

德川家康看到这封信后非常愤怒，庆长四年（1599年）5月3日发表了讨伐上杉的宣言。尽管五奉行中的前田玄以、长束正家、增田长盛以及三个中老中村一氏和生驹亲正要求停止出兵，但德川家康决意行动。6月16日，他从大阪城出发，于7月2日到达江户城。7月中旬，石田三成和一些支持丰臣家的大名开始行动，他们旨在推翻家康。7月18日，他们包围了伏见城，并开始进攻。8月1日，西军攻占了伏见城。7月24日，德川家康在小山时，得知了石田三成起兵的消息。德川家康于7月25日进行了小山会议，大部分随行的大名支持家康的行动，并立即返回江户城。8月，德川家康回到江户城，并派出先锋部队在东海和东近畿地区作战。9月1日，德川家康出发，于9月14日到达美浓市。9月15日，双方在关原展开了战斗，史称关原合战。最初，东军处于劣势，西军逐渐逼近家康的阵地。到了中午左右，保持中立的小早川秀秋受到德川军的恐吓射击后背叛并支持了东军，形势开始逆转。最终，东军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权力从此落入德川家康手中。

在关原战役之后，德川家康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建立了江户幕府，开创了江户时代。他将政治中心从平安京转移到江户城（现在的东京），并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巩固幕府的统治和稳定国内。德川家康的努力奠定了日本近代化的基础，并为后来的德川幕府持续了约250年的统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德川家康积极处理政务，并以谨慎和稳健的方式调配大名间的领土。他经常在京都进行政治活动，与朝廷保持联系，并展示他在政治上的威望。为了巩固自己成为将军的地位，家康还试图改变德川家族的家谱，将姓氏从"松平"改为"德川"，以彰显家族的显赫地位。这一改变实际上早在松平姓改为德川姓时就已经完成。

庆长八年（1603年），朝廷派遣使者到达伏见城，天皇氏正式册封德川家康为征夷大将军，并批准他成立江户幕府，也被称为德川幕府。同年，家康将自己的女儿德川千姬嫁给丰臣秀赖，以示友好和联姻关系。庆长十年（1605年），德川家康将将军之位传给他的三子德川秀忠，并自己称为大御所。家德川康公开退隐到骏府城，但实际上仍以大御所的身份掌握着所有政务。他在冈本大八事件和大久保长安事件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这些事件涉及对潜在的政治对手和威胁的处理，家康以其政治智慧和权谋手段成功化解了潜在的危机。德川家康在幕府的早期建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实施了土地整顿政策，加强了幕府对大名的控制，并通过实施严格的城市管理政策，推动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和政策，以确保内部稳定和外部安全。

庆长十九年（1614年），方广寺钟铭事件中，德川家康利用钟铭内文中的一些暗指，似乎暗示对德川家康不利的意图，试图迫使丰臣秀赖完全臣服。钟铭内文中的一句话是“国家安康”，被解读为旨在将家康的名讳“家康”分离出来，暗示斩首分尸的意图。这引发了丰臣方面的警惕和紧张，丰臣军开始积极招募浪人，加强军备准备。然而，除了阿波的蜂须贺家政被家督至镇劝说放弃举兵外，其他大名并没有加入大阪方。这使得德川家康下令各诸侯准备攻击大阪城。德川军于11月15日开始进攻，并逐步逼近大坂城，丰臣军被迫撤回大坂城内。12月4日，前田军和松平军擅自攻击真田丸，遭到真田幸村的激烈反抗，惨遭大败。

德川家康最终利用日本火炮直接攻击大坂城，迫使丰臣秀赖的母亲浅井茶茶提出交涉。双方最终达成协议，丰臣方面要求德川不得处罚参战的诸将，丰臣秀赖和淀殿也不需要前往江户作为人质。德川家康提出唯一的条件是将大坂城除了本丸外的所有外城及城防全部拆除并填平护城沟，看似慷慨却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攻陷大坂城。

元和元年（1615年），德川家康填平了所有壕沟，拆毁了大坂城的二丸和三丸，使其成为一座裸露的城市。此时，家康认为时机成熟，再次出兵。尽管丰臣军积极迎击，但只剩下本丸的大坂城已经不及山。德川军在多个战场上获得胜利的消息相继传来，最终迫近大坂城。然而，在天王寺冈山之战中，家康陷入了危机。真田幸村率领的军队击溃了由松平忠直带领的一万五千越后兵，压迫到家康本阵，导致家康的旗本大崩溃，本阵倒退数里才稳住阵脚。这是家康一生中除了三方原之战外最困难的一场战斗，他甚至一度被真田军逼得几乎自杀。德川家康的本阵部队死伤惨重，溃散只剩下近卫小栗正忠一人守在他身边，最后勉强保住了性命。与此同时，德川秀忠在冈山战斗中由于过于突出，遭到大野军的突击，陷入混乱。当家康的将领们听闻家康处于危险之际，他们作出了救援的行动。尽管兵力悬殊，德川军最终取得了胜利。为了彻底消除丰臣家的势力，德川家康决定斩草除根。丰臣秀赖被迫切腹自尽，他的儿子丰臣国松在战后不久被俘并处死。丰臣家正式宣布灭亡，这场战斗被称为大坂之役。

元和元年（1615年）大坂之役后，德川家康实行了一系列政策来维持国家的稳定。其中包括一国一城令和武家诸法度等重要措施。一国一城令是指限制大名只能拥有一个城池，以削弱他们的军事力量，确保德川家康对诸侯的控制。武家诸法度则是规范武士阶层的行为和义务，加强对武士的管理和控制。元和二年（1616年）正月，德川家康在一次出外猎鹰活动中突然感到腹痛并倒下，从此卧病不起。他的病情严重，无法恢复健康。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参与政务，并在3月17日受朝廷的任命成为太政大臣，这是日本政府中最高的官职。德川家康的病情继续恶化，最终于四月十七日（公历6月1日）巳时（约上午10时）在骏府城内病逝，享年七十四岁。

德川家康的去世对日本政治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他的遗嘱，德川秀忠将德川家康的灵柩从骏府城移至久能山东照宫（位于静冈县静冈市），停灵一年。然后，在元和三年（1617年）三月十五日，灵柩再次被迁移到日光东照宫（位于今栃木县日光市山上）。四月十七日（6月1日），下葬仪式在日光东照宫举行，牌位被供奉在大殿中。德川家康的去世后，他被尊称为神君，并追赠正一位的官位，赐予他神号东照大权现，法名为安国院。

德川家康不断扩充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将军有自己的直属武士，按有无资格见将军分为“旗本”和御家人。旗本和御家人的俸禄是世袭的，绝大多数领取禄米，也有少数接受土地的。他们必须按领取俸禄的数目，负担一定人数的军役，为将军作战。17世纪中叶，将军的军队达八万以上，具有压倒近四十个大名联合的军事力量。

江户幕府依靠这种绝对优势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建立了一个空前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政权。将军以下设辅佐将军执政的被称为“三役”的三个重要官职。其中“大老”一人系非常任最高行政长官；“老中”四人掌管日常政务和对天皇、大名的统制；“若年寄”四人协作老中，统制幕臣。三役以下设寺社、勘定、江户城三奉行，分别管理寺社、财政和江户的市政、司法等事务。在平安京还设所司代，专门监视天皇和内以西的大名。地方政权是“藩国”，藩主(大名)在藩国内享有行政、司法、税收和军事的全权，但必须接受幕府的监督。大名要定期到江户参谒将军。如居封地，大名的妻子须留在江户以作人质，以防止犯上作乱。全国土地所有权控制在将军手中，大名稍有过错，则其封地将被减少、没收或转移。这种幕府和藩国相结合的体制称为幕藩体制。

德川家康在建立幕府政权时，根据对幕府的忠诚程度将大名（领主）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家康的儿子和德川氏族人，称为"亲藩"；第二类是忠于家康和其祖先的功臣，称为"谱代大名"，这两类是幕府政权的支柱；第三类是与家康同为大名的人或曾在战争中效忠丰臣秀吉后降服的大名，被称为"外样大名"。家康将这三种类型的大名混合在一起，使亲藩和谱代大名监视外样大名。

为了加强对武士的统治和树立幕府的权威，德川家康于1615年颁布了《武家诸法度》。该法度鼓励文武之道，规定了严格的阶级制度、节俭要求以及禁止私自修缮城池、私婚和结党等规定。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参觐交代"，按规定，大名的妻子必须常住在江户城作为人质，大名则按地位带领侍从定期到江户参觐交代。这一制度不仅使幕府能够控制实际上作为人质的江户交代大名，还能够消耗大名的财力，使他们无力叛乱。同时，德川家康还进一步推行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完善了身份制度，将日本社会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内部都有主从关系。此外，还颁布了《禁中及公家诸法度》和五山十刹的法度，以巩固对皇室、朝廷、寺社的控制。形成了以身份制为核心，以幕府为中枢的幕藩体制，从上至下统治了包括天皇、公卿、各藩大名、武士、僧侣、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内的整个日本社会。江户幕府主要依靠这一体制来统治全国。

德川家康没收了丰臣氏和其他战国大名的领地，把最富庶和最险要的地区做为将军的直辖领地，称为“天领”。天领遍及全日本66国中的47国，其中包括江户、京都、大阪、娇、博多、长崎市等重要工商业城市和一些港湾、矿山。领地全年产大米700万石以上，约占全国米产量的1／4。同时，独占全国的铸币权。幕府把其余的土地授给大封建主，凡拥有产量万石以上的土地者称为大名，共200多家，最多的百万余石。将军和大名相比，其经济力量占绝对优势。

幕藩制度是建立在对广大农民的剥削压迫之上的。江户幕府把农民固着在幕府或大名的土地上，没有迁徙和转业的自由，对其所经营的土地不得买卖、转让或分割，农民必须向封建主交纳收成的1／2的年贡，并服各种徭役。实行五家联保制，迫使农民互相监督，以防止农民逃亡。幕府还颁布法令，对农民的生活严加限制，不准农民吃大米和穿较好的衣服。

 德川幕府还承袭了镰仓以来尊崇武士的传统，实行严格的身份制度和兵农分离制度，把全国居民分成武士、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四个等级，合称“四民”。各等级身份世袭不变、互不通婚，甚至衣食住都有严格区别。武士居四民之首，约占全国人口的10％，享有免纳租税和其他各种特权，任意欺压人民。武士内部等级森严，矛盾重重。但作为统治阶级在镇压和榨取农民方面是一致的。江户幕府为了把武士训练成忠顺的奴才，把战国以来长期宣扬的“武道”加以发展，称为武士道，以“忠、义、勇”为武士的主要行为规范。占人口80％的农民被称为“百姓”，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遇见武士，必须脱帽让路。如果武士认为平民对他无礼，可迫使其下跪，甚至格杀勿论。比农民更低的是手工业者，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种种限制和歧视，下雨出门不准打伞。商人居四民之末，但富有的商人常常沟通官府而不受身份限制。一般农民、工商业者只准有名不许有姓，只许武士有姓。四民之外，还有称为“秽多”“非人”的贱民，其地位近似半奴隶。他们住在指定的场所，从事屠宰、制革、曲艺和其他卑贱的劳动。

德川家康本人非常好学，并且对治国平天下的经史典籍充满兴趣。他倾向于儒家思想，喜欢阅读与儒家治国理念相关的书籍。他通过学习和借鉴经典著作，试图运用儒家思想指导国家的治理和政策制定。在创立幕府之前，由于佛教势力与庄园制紧密结合，德川家康抑制了佛教的影响，更加推崇儒家思想。然而，在建立幕府后，德川家康认为庄园制已经被彻底摧毁，佛教失去了旧的经济基础，并受到了沉重的政治打击，因此开始逐渐恢复佛教的威信。德川家康晚年逐渐扶植佛教，与名僧探讨各宗的佛法，逐渐形成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他认为恢复佛教对于巩固新政权不仅无害而且有益。通过与佛教的结合，他试图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实现儒佛合一的统一思想。德川家康将儒家思想与佛教的部分教义相结合，这种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在江户幕府时期有一定影响。这种政策旨在巩固新政权并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通过扶植佛教，他试图在文化和精神层面上实现国家的统一。

德川家康在1613年下令禁止天主教，并开始了对天主教徒的迫害。这一政策被称为禁教令，目的是削弱天主教在日本的影响力，巩固德川幕府的权威和控制。禁教令的制定是基于多方面的考虑。首先，德川家康意识到天主教传教士的活动可能对幕府的统治产生潜在威胁。他们与外国势力有联系，并传播了一些被认为是挑战幕府权威的思想和价值观。此外，天主教的传播也威胁到了日本的传统宗教和社会秩序，对日本独立的国家意识构成了挑战。德川家康下令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教活动，并实施了强制性的迫害措施。这包括关闭教堂、驱逐传教士以及迫使日本基督徒放弃信仰。违反禁教令的人可能会遭受残酷的惩罚，包括酷刑和处决。禁教令导致了日本天主教的衰落和压制。许多教堂被摧毁，传教士被驱逐或杀害，信仰天主教的日本人被迫隐藏他们的信仰或转向其他宗教。这种迫害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9世纪中叶日本对外开放后，天主教才重新得到宽容。

德川家康在建立幕府后不久，于1608年派遣使臣前往朝鲜，并成功恢复了与朝鲜的邦交关系。这对于维持地区稳定和加强外交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德川家康积极寻求与明朝的间接贸易。他意识到与明朝的贸易对于获取军需物资和生丝等重要商品的重要性。这种贸易往来对于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实力的增强具有重要意义。德川家康在幕府初期也积极发展与西欧各国的贸易。他特别聘用了英国人三浦安针作为外交顾问和贸易事务官，并向他学习世界知识、天文和数学。这显示出他对西方文化和知识的兴趣和开放态度。自1615年起，江户幕府严格限制了朱印船贸易。朱印船贸易是日本与葡萄牙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之间的重要贸易活动。幕府对该贸易的限制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和防止外国势力对日本产生过大影响。德川家康在对外事务方面采取了灵活的策略，既保护了日本的利益，又尝试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他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并为后来的幕府时代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

德川家康通过建立德川幕府，成功地改组和强化了日本的封建秩序。他实施了严格的身份制度，将每个人都限定在特定的社会身份和职责中。这种秩序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和统一，为日本历史上长达260多年的和平统一局面奠定了基础。德川家康所建立的封建制度仍然依赖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严格的身份制度限制了个人的流动和社会的流动性，对于社会的变革和创新产生了阻碍。虽然德川家康推动了海外贸易，但其目的并非要实现民间贸易的自由发展，而是出于幕府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以维护封建的政治统治。官方贸易主要由极少数幕府官员、大名和特权商人掌控，这限制了贸易的范围和参与者。一旦超出幕府的政治需要，贸易往来往往会受到限制甚至被禁止。德川家康晚年推行了儒佛合一的思想统治，这种思想影响延续到明治维新之后。他试图将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相结合，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儒佛合一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思想和文化的多样性，可能对社会的进步产生一定的制约。德川家康在推动日本封建制度的改革和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这一制度在某些方面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限制，对社会的不同层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日本战国时代大名丰臣秀吉评价德川家康是他是一个聪明、机智和有远见的人，他非常尊敬德川家康的才能和品格。

幕末时期的反幕府人士坂本龙马认为家康是一个背叛武士道和导致日本陷入停滞的统治者，批评他的儒学政策和对武士阶层的控制。但也有一些幕末志士认为家康的统治是必要的，因为他的统一使幕末时期的动乱得以避免。

幕末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井伊直弼对德川家康持有高度的评价，认为家康是一个杰出的统治者和军事家，通过巧妙的谋略和领导能力实现了日本的统一，并且对日本的发展和现代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认为德川家康是一个杰出的统治者，他在《西洋事情》一书中称赞德川家康的智慧和领导能力，认为他的统治奠定了日本的稳定和繁荣。

据传说，德川家康在年幼时就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决心。有一次，德川家康与家臣们一同穿越山林，但意外迷失了方向。就在这时，他们遭遇了一只巨大的熊。面对熊的威胁，德川家康的家臣们被吓得惊慌失措，纷纷逃离现场。然而，年幼的德川家康并没有被恐惧所制约。他展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和冷静，虽然身体微小，但他毫不退缩地与熊对峙。德川家康身手敏捷，沉着冷静，寻找着击败熊的机会。德川家康选择合适时机，迅速行动，利用身体的灵活性躲避熊的攻击，并巧妙地利用一根树枝作为武器。他瞄准熊的弱点，全力施展，最终成功地将熊击退。德川家康的勇敢行为让其他家臣们对他刮目相看。这个事件成为了家康年幼时勇敢和果断的象征，也为他之后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传闻，德川家康在与武田信玄的三方原合战中遭受了惨重的失败。武田军击败了德川军，导致德川家康的一些重要家臣，如鸟居忠广、本多忠真和夏目信吉等将领勇猛战死。这个关键时刻，德川家康本人也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和惊吓之中，以至于失禁了。德川家康被吓得丧失了冷静，慌忙逃回了滨松城，希望能躲避武田军的追击。据说德川家康感到非常羞愧和尴尬，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再次经历类似的困境，他下令一位画师绘制了一幅愁眉苦脸的画像，后世称之为“颦像”。这幅画像被认为是对德川家康在战斗中遭遇困境的警示和催促。但这个传闻缺乏可靠的历史证据来证明其真实性，更多地属于民间传说和虚构的元素。

德川家康倡导“时时知足”，厌恶奢侈和浪费的行为，并且经常对家臣们进行劝诫。德川家康在外出狩猎时也展现了他的质朴和节俭。他并不作过多的准备，只携带少量的饭团和梅干。在山野之中，他分两三次享用这些食物，如果有剩余的部分，也不会扔掉，而是带回去。他还要求随行的家臣们也效仿他的做法。在某次狩猎中，一个年轻家臣梳着当时流行的发型，德川家康看到后就责备他。家康表示，武士应该保持朴实的打扮，他认为武士乘坐轿子行走时，特别是不到五十岁的年纪，应该穿着朴素的捻线绸和木棉衣服，光脚穿草鞋。他认为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只会自欺欺人，没有什么实际的价值。

德川家康酷爱下围棋，1612年德川家康授予当代围棋、将棋高手俸禄，并制定制度使围棋、将棋职业化，还设立了碁将棋所统辖相关事宜，同年棋将棋所拆分为碁所与将棋所。由于德川家康较喜欢围棋，所以最初将围棋棋士席次列在将棋棋士上位；之后沿用，碁所地位因此较将棋所高，而在1737年引发将棋名人三代伊藤宗看不满而成棋将棋名顺诉讼事件，当时名顺、席次以下列方式排列：围棋名人（若无名人，则由本因坊家家督代替）、将棋名人、本因坊家家督（在有名人，且名人非本因坊家家督情况下）、围棋其他三家家督（按照段位排列）、将棋三家家督（按照段位排列）、棋四家迹目（按照段位排列）、将棋三家迹目（按照段位排列）。

德川家康陵墓位于静岡县駿府市（现在的静冈市）的駿府城内，名为駿府城御廟所（Suruga-ku Sumpu Castle Tomb）。这座陵墓是为了纪念德川家康而建造的，也是家康及其后代的陵墓所在地。駿府城御廟所是一座庄严肃穆的陵墓，由德川家康的长子德川秀忠在家康去世后下令建造。陵墓内供奉着家康的灵位和神，以及其他德川将领和家族成员的灵位。陵墓的建筑风格融合了日本传统的神社和佛教寺庙的元素，展现了德川家康作为将军和宗教保护者的身份。駿府城御廟所及其周边地区被视为重要的历史遗迹，并作为国宝级别的文化财产受到保护和维护。人们可以前往参观陵墓，了解德川家康及其家族在日本历史中的重要地位。

日光东照宫（Toshogu Shrine）是德川家康的神社，建造于1617年，以展示权势的高贵和威严为设计思想。东照宫采用丰富的人工雕饰，屋檐瓦上覆盖着金箔，屋柱涂成深红色，屋顶斗拱使用红、绿、蓝、黑、白、金等多种颜色进行装饰。墙壁和门扇上雕刻着龙、狮、花卉和鸟类等图案,凸显出王家权贵,展示了德川家康和他的家族在日本历史中的重要地位和威望。由于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文化价值，日光的东照宫于199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以保护和传承其历史和文化遗产。东照宫成为了日本重要的旅游景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