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卡罗（英文名：Frida Kahlo，1907年7月6日－1954年7月13日）1907年7月6日出生于墨西哥城南部的科瑶坎街区，知名女画家，其本名为Magdalena Carmen Frieda Kahlo y Calderón。弗里达以其肖像画、自画像以及具有墨西哥民族风格的作品而闻名，她的画作也被描述为超现实主义或魔幻现实主义。

弗里达在6岁时（1913年）因小儿麻痹症而右腿残疾，青年时期就读于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在其18岁时（1925年），一次严重的交通事故导致她受了重伤，之后终身处在病痛之中；也是自此次事故开始，弗里达开启了绘画创作之路。弗里达对艺术与政治都很感兴趣，并在1928年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1929年，她与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结婚；次年两人前往美国，在此期间，弗里达发展了自己独特的墨西哥民间艺术风格，并根据自己在美国的经历，进行绘画创作。之后，她的画作引起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安德烈·布勒东的兴趣，在他的帮助下，1938年弗里达在纽约朱利恩·列维画廊举办了其个人画展。此次画展获得了成功，弗里达被艺术家们以及不少著名人士所认可；次年，她又在巴黎举行了一次作品展览。1943年，弗里达受邀担任了墨西哥教育部绘画与雕塑学院艺术教师，然而不久，她的身体状况便不断恶化，直至最后卧床不起。1953年，她在墨西哥举办了首次个人展；次年7月13日，弗里达逝世，享年47岁。

弗里达的作品有着明显的的民族文化性和女性意识，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超现实主义，对后世的艺术界、音乐界以及民族主义、女权运动都产生了影响。弗里达一生创作了200多件作品，她的代表作有《两个弗里达》《水的赐予》《带着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画框》《摩西》等，其中，凭借《摩西》这幅作品，她在1946年获得了墨西哥教育部所颁发的“国家绘画奖”第二名。

1907年7月6日，弗里达·卡罗（Frida Kahlo）出生于墨西哥城科瑶坎（Coyoacan）的一个住宅区。幼时的她性格活泼大胆，朋友众多；在6岁的时候她不幸患上了小儿麻痹症，病症康复后，她的右腿变得比左腿更短、更细，她因此受到了不少来自周围小孩的嘲笑，即使如此，她倔强的性格使她变得更加大胆，通过参加各种运动、游戏来证明自己并不比别人差。

1922年，15岁的弗里达进入墨西哥国立预科学校学习，在这所曾培养过墨西哥多位伟大思想家和领导者的学校里，弗里达交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他们一同阅读，讨论文学与政治，进行思想的碰撞。此时的弗里达对艺术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她的志愿是当一名医生，然而，她的艺术创造力已经开始显现，她在笔记本书信上涂鸦画插图；在托盘上画了一幅罂粟花的静物画，送给她姑妈；此外，她写的诗还被发表在了报纸上。

在学校就读期间，因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17岁的弗里达去了她父亲的朋友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Fernando Fernandez）的工作室做雕刻学徒，在这个工作室里，费尔南多发现了弗里达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艺术天分。他记录道：“我把一本复刻了安德斯·佐恩作品的书交到她手里，她看了几眼，就能直接用笔画出来，我真的对这位非凡艺术家的才能感到震惊……”然而弗里达在这里并没有工作很久，就遭遇了一场巨大的变故。

1925年9月，弗里达遭遇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她乘坐的公交与一辆电车相撞，导致数人死亡，弗里达也受了重伤：她的盆骨骨折，脊椎三处断裂，右腿十一处骨折，右脚被压碎脱臼，锁骨和两根肋骨折断，左肩膀脱臼，一根铁质扶手刺穿了她的腹部和子宫，从阴道穿出。弗里达被送往红十字医院进行抢救，之后住院恢复。因为这次受伤，医生断言她以后将无法生育。

一个月后，弗里达回到家里继续休养，为了缓解痛苦与孤独感，弗里达在父母的帮助下开始用画画来打发时间，母亲专门为她定制了一个可以躺着作画的画架，并在她的床罩上挂了一面镜子，使她可以对着镜子进行自画像。自此弗里达开始了她的绘画创作生涯。

由于家庭经济状况窘迫，弗里达不得不放弃了医生梦，也没有再回去校园。重伤后三个月她就开始正常活动，结果旧病复发，在医院检查出她的脊椎有三个椎间盘错位，她不得不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接受各种痛苦的矫正治疗。在这期间，弗里达仍然坚持写信画画。1926年，她绘制了作品《穿着天鹅绒礼服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in a Velvet 连衣裙），画中的她面容优雅，脖子与双手纤细，可以看出画作受到了文艺复兴的影响。她将这幅作品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男友亚历杭德罗（Alejandro Gomez Arias）。

弗里达在早年尝试过多种风格的绘画，她画过风景水彩画，也为身边的亲朋好友绘制肖像画。她在1927年为在学校时的好友米格尔·里拉（Miguel N. Lira）绘制的画像在风格和构图上独具一格，可以看出她之后的自画像和肖像画的风格萌芽。在这些肖像画中，弗里达已经可以用一种微妙的方式融入符号元素，使其与作品主题背景相融合。

弗里达在交通事故中受到的伤害从未完全愈合，加上小时候生病遗留的问题，病痛一直断断续续折磨着她。在她尚能健康且自由活动的几年里，她将自己的精力放在了探索绘画与政治上，在摄影师好友蒂娜·莫多蒂（Tina Modotti）的影响下，她于1928年加入了共产党。同样在这期间，弗里达邂逅了壁画家迭戈·里维拉（Diego Rivera），迭戈被她的人格魅力与画作所吸引，他鼓励弗里达追求自己的艺术之路，而弗里达也受到迭戈的影响，画作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墨西哥元素。她在1929年创作的《公交车》（The Bus）、《弗吉尼亚肖像画》（Portrait of Virginia）等作品有着明显的墨西哥民间艺术风格，其中《公交车》画面中是弗里达熟悉的本土景象，车内的乘客包含了墨西哥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这也是受到了迭戈作品的影响。

1929年8月，弗里达与迭戈结婚，新婚不久，两人的生活就遇到了挑战。迭戈因政治路线问题被共产党除名，弗里达为了声援丈夫也选择了退党；此外，在结婚第一年，弗里达怀孕了，然而在三个月后因盆骨畸形，她不得不选择流产。在结婚的这一年，弗里达又给自画了一幅自画像，叫做《时光飞逝》（Time Flies），在这幅画中，她开始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墨西哥人，戴着长长的珠宝耳环，身着简单的白色衬衫。不仅在作品中，在现实生活中弗里达也开始在服饰、搭配等方面将自己定位为墨西哥人，以此来表达对自己墨西哥血统的自豪感。

1930年11月，弗里达与迭戈为了躲避政治压迫，前往旧金山工作。在这段时间里，弗里达作为迭戈的妻子被众人所知，她在旧金山也进一步发展了她的民间艺术风格，经常穿着一身美洲原住民打扮行走在美国街头，令人印象深刻。1931年，弗里达在参观过著名园艺家卢瑟·伯班克（Luther Burbank）的故居后创作了《卢瑟·伯班克的肖像画》（Portrait of Luther Burbank）这一作品。在这幅肖像画中，弗里德不再只描绘她所看到的事物，而是开始使用象征主义表达更深层次的意义；她也是从这幅作品开始探索与生命周期相关的主题。在旧金山的几个月，弗里达因右脚疼痛加剧而前往医院咨询，在医院，她结识了一生的挚友——里奥·伊洛瑟尔（Leo Eloesser）医生，并为他绘制了一幅肖像画。在旧金山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弗里达创作了《弗里达和迭戈·里维拉》（Frieda and Diego Rivera），将这幅夫妻双人画像作为礼物送给了艺术赞助人艾伯特·本德（Albert Bender）。

1932年4月，弗里达和迭戈来到了底特律，在此弗里达又一次经历了怀孕与流产，她的母亲也在同年因病去世。经历了这些事后，弗里达陆续创作了《弗里达和流产》（Frida and the Cesarean Operation）、《亨利·福特医院》（Henry Ford Hospital）、《我的出生》（My Birth）几幅作品，来表达她失去孩子和母亲的痛苦。此外，她还创作了《墨西哥与美国边界上的自象画》（Self-Portrait on the Border of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来描绘她所看到的墨西哥与美国的异同。1933年，底特律一家报纸刊登了关于弗里达的一篇文章报道，在文中对她的画技、画风、笔法都表达了赞赏。

1933年底，弗里达思乡心切，加上迭戈工作不顺，两人启程回到了墨西哥城。回国后，她完成了在美国就开始创作的《我的衣服挂在那里》（My Dress Hangs There）这幅作品，画中描绘了萧条破败的纽约城，弗里达自己的墨西哥传统民族风格的连衣裙挂在画面正中。通过这幅画，弗利达强力抨击了资本主义。

1934年，弗里达再次经历怀孕与流产，右脚的疾病也愈加恶化，使她无法进行创作；同年夏天，她发现了丈夫迭戈与她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卡罗（Cristina Kahlo）有染。多重的痛苦叠加，使她在接下来的1935年里，只完成了《卷发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Curly Hair）与《轻轻的刺了几刀》（A Few Small Nips）两幅作品。到了1936年，西班牙革命爆发，弗里达投身于政治，当年只创作了《祖父母，父母和我》（My Grandparents, My Parents, and I）这一幅作品。

1937年至1938年，弗里达的艺术生涯进入了高产期，创作了《护士和我》（My Nurse and I）、《记忆》（Memory）、《水的赐予》（What the Water Gave Me）等诸多作品。美国演员、艺术收藏家爱德华·鲁滨逊（Edward G. Robinson）在迭戈的工作室看到了弗里达的作品，以每幅2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四幅。这件事极大的地鼓舞了弗里达，使她更加勤勉于自己的绘画工作。1938年，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年所领导者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来到墨西哥，在看到弗里达的作品后，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并宣称弗里达是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是墨西哥真正的艺术家。

1938年，纽约一家画廊的老板朱利恩·列维（Julien Levy）邀请弗里达做一次画展，弗里达因此只身前往纽约，在当年11月举办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个人作品展。画展的宣传册上有安德烈·布勒东所写的文章，他将弗里达的作品形容为“炸弹上绑着的丝带”。画展进行得很成功，吸引了不少纽约的艺术家与著名人物；所展出的画作有一半售出，弗里达也因此收到了许多画作邀约，其中文学家克莱尔·布斯·卢斯（Clare Booth Luce）邀请她为刚自杀的朋友多萝西·黑尔（Dorothy Hale）画一幅纪念作品。次年3月，弗里达应安德烈·布勒东之邀前往巴黎参加以“墨西哥”为主题的画展，她的个人作品成为画展的一大亮点。在法国，弗里达结识了巴勃罗·毕加索等著名艺术家，她的自画像作品《画框》（The Frame）在画展后法国政府买下，成为了法国公共艺术藏品中第一件20世纪墨西哥艺术家作品。

弗里达返回墨西哥后，与迭戈的关系恶化，因此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绘画上。她完成了《多萝西·黑尔的自杀》（The Suicide of Dorothy Hale）这幅作品，并在同年创作了两件大画幅作品：《受伤的桌子》（The Wounded Table）和《两个弗里达》（The Two Fridas），这两件作品在1940年1月墨西哥艺术画廊开展的国际超现实主义展览中展出。

1940年，弗里达的身体每况愈下，但她并没有停止创作，当年所画的《带着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Thorn Necklace and Hummingbird）就是她的优秀作品之一。在这幅作品中，弗里达身穿白衬衫，脖子和肩膀上缠绕着荆棘，荆棘上停着一只死去的蜂鸟，她的两肩上分别停着一只猴子和一只黑猫，画面生动且具有冲击力。1943年，弗里达受邀担任墨西哥教育部绘画与雕塑学院的教师职位，她用自己的方式教授学生们如何绘画；然而不久，弗里达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无法在学校继续教书，她便邀请学生们去自己家，以便进行指导。最后有四位潜心学习的学生跟着她学习了数年。

1944年开始，弗里达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这给她带来了许多痛苦。她在1944年创作的作品《破碎的脊柱》（The Broken Column）反映的就是当时为治疗她的脊柱而用在她身上的各种医疗设备。画面中的弗里达身体千疮百孔，原本是脊椎的位置被描绘成了一根布满裂痕的柱子。这一年里，虽然弗里达的身体饱受摧残，但她仍然坚持作画。1945年，弗里达根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书创作了《摩西》（Moses），这幅作品的画面包罗万象，既描绘了子宫中的胎儿、巨大的太阳，还画出了中美洲、东方、罗马、埃及的诸多神明；在众神之下，她又描绘了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画面最下方的左右两侧是成群的普罗大众。凭借《摩西》这幅作品，1946年墨西哥教育部为弗里达授予了“国家绘画奖”第二名，并赠予其5000比索的奖金。此后几年中，弗里达陆续创作了《没有希望》（Without Hope）、《受伤的小鹿》（The Wounded Deer）、《希望之树》（Tree of Hope）、《宇宙爱的拥抱》（The Love Embrace of the Universe）等作品。

1950年之后，弗里达逐渐失去了自理能力，她减少了创作的频率，偶尔所画的作品以水果静物和政治主题为主，作品风格也不复之前的细小轻微，变得更加粗犷、随性。1953年4月13日至27日，弗里达在朋友罗拉·阿尔瓦雷斯·布拉沃（Lola Álvarez Bravo）的支持下，在墨西哥举办了人生中唯一一次个展。展览开幕当天，弗里达的健康状况并不好，但她不想错过这次活动，最终她是被担架抬下救护车，送到了画廊中的床上。同年8月，弗里达的一条腿因感染坏而被截肢，这给她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与折磨。次年，她又拾起画笔开始创作，其最后的作品是一幅静物画，名为《生活万岁》（Viva la Vida）。1954年7月13日凌晨，弗里达在家中去世，她的遗体被停放在艺术宫，接受公众的瞻仰，随后在第二天中午，根据弗里达的遗愿将其火化，她的骨灰盒至今安放在弗里达故居中卧室的梳妆台上。

弗里达·卡罗出生于墨西哥，他的父亲圭勒莫·卡罗是著名摄影师，原本为德国人，后移民到墨西哥。弗里达的母亲玛蒂尔德·卡尔德隆是圭勒莫的第二任妻子，她是珠宝店的员工，在她身上同时拥有西班牙和墨西哥土著的血统。

圭勒莫的第一任妻子为他留下了两个女儿，分别是弗里达的长姐玛利亚·路易萨（Maria Luisa）和二姐玛格瑞塔（Margarita），弗里达的母亲在弗里达出生11个月后，生下了弗里达最小的妹妹克里斯蒂娜·卡罗，一家人相处融洽。

弗里达的情感生活颇为波折。1928年，弗里达在一次聚会上遇到了迭戈·里维拉，后来她屡次去找工作中的迭戈，让他评价自己的画作，迭戈被弗里塔的画作所吸引，两人在来往中逐渐陷入热恋，并于1929年8月结婚。迭戈本性风流，在婚后他也没有收敛自己的性格，弗里达为了维护两人的婚姻，对他的种种风流韵事视而不见，直到1934年，迭戈与弗里达的妹妹克里斯蒂娜有染，弗里达无法继续忍受这种痛苦，选择了与迭戈分居，她将自己的精力放在了绘画上，在这期间她也陆续有了一些情人。

1939年10月，弗里达与迭戈向法院递交了离婚申请，两人在年末正式离婚。然而在离婚后，两人意识到他们依然爱着对方，于是在1940年12月8日迭戈的生日那天，两人复婚了。复婚后两人并没有变得对彼此忠诚，但是他们开始相互理解，不再追究对方的风流韵事。之后迭戈也多次出现在弗里达的作品中，两人的婚姻保持着这样的状态，一直到弗里达去世。

《亨利·福特医院》（Henry Ford Hospital）

《亨利·福特医院》是弗里达创作于1932年的一幅金属板油画。在该作品创作之前几个月，弗里达因流产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流产的痛苦在这幅作品中得到了展现。该作品最初被弗里达命名为“失落的渴望”（The Lost Desire），后改为“亨利·福特医院”，画作中的背景是荒无人烟的底特律，远处地平线上可以看到林立的厂房建筑，表现出城市的工业化面貌；画面近景中的摆设只有一张医院的病床，弗里达赤裸身体躺在病床上哭泣，她小腹隆起，然而身下的床单已经被血染红，从腹部延伸出一束红线被她握在手中，红线的另一端分别连着悬浮在病床周围的胎儿、女性生殖器模型、蜗牛、盆骨、兰花和机器。弗里达对此的解释是，蜗牛表示漫长的流产过程，兰花象征着丈夫迭戈给她的情感，机器则表示了她受到的痛苦折磨。这幅作品打破了传统象征符号的藩篱，大胆创造了鲜明的寓意对比，作品中裸露的女体不再是欲望的象征，而是对痛苦与失落的表达。

《轻轻地刺了几刀》（A Few Small Nips）

《轻轻地刺了几刀》创作于1935年，彼时弗里达正因丈夫迭戈出轨了她的妹妹克里斯蒂娜而与之分开，独自生活，在这一年里弗里达仅完成了两幅作品，《轻轻地刺了几刀》就是其一。该作品使用了墨西哥的还愿画风格，描绘了一个血淋淋的凶杀现场：画面正中的床上躺着一具血迹斑斑的赤裸女尸，尸体姿势扭曲，双眼紧闭，上半身和下半身分别朝向不同的方向，右脚上穿着提到小腿的袜子和黑色皮鞋。床边站着一位戴着帽子的男士，神情漫不经心，他一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把带血的匕首。画面中飞溅的血迹遍布床上、地上、男人身上以及该作品的画框上。作品上方的一条丝带上写着“只是轻轻地刺了几刀”，丝带两端分别由一白一黑两只鸽子叼起。弗里达用这幅画表达了她仿佛“被生活谋杀了”的心境，映射了迭戈对她的伤害，并控诉了当时社会对男女感情作风的双重标准。

《水的赐予》（What the Water Gave Me）

1938年，弗里达在墨西哥城的圣天使区居住，某次在小浴室沐浴时突发灵感，创作了《水的赐予》这幅作品。该作品以沐浴者的角度去呈现画面，最远处是靠在浴缸壁上、涂了红色指甲油的脚趾，倒映在水面，其中右脚趾间有伤口，鲜血流入了水中；双腿在水下若隐若现，水面上则是诸多梦幻般的场景组合：一座在炽热的火山口蔚然耸立的摩天大楼，火山旁的树枝上躺着一只死鸟；水中躺着一名赤裸的女子，她的脖子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一端被一个带有白色面具的男人在手中，另一端则系在水中的山石上，紧绷的绳子上爬满了虫蛇；弗里达的衣服漂浮在水中，她的父母在一丛水草后边看她；水草旁边有一块漂浮的海绵，上面坐着肤色一深一浅的两个裸体女人，浅肤色女人靠在深肤色女人的腿上，显得宁静平和。虽然弗里达不认为自己是超现实主义者，但这幅作品仍被超现实主义流派所欣赏。

《两个弗里达》（The Two Fridas）

《两个弗里达》这幅布面油画创作于1939年，相较于弗里达以往的作品，其画幅规模更大，面积达1.73平方米。这幅作品的背景是狂风暴雨的天空，画面中两个弗里达手拉手坐在长凳上，左边的弗里达穿着流行于墨西哥革命前的白色高领上衣，下身着白色长裙；右边的弗里达则穿着传统的特旺特佩克服装，这两种服饰正呼应了弗里达的双重血统。两个弗里达的心脏均裸露在外，并通过一根静脉相连。左边弗里达的心脏上延伸出另一根静脉，被她用手术钳剪断，鲜血滴在白色的裙子上；右边的弗里达心脏上同样延伸出另一根静脉，缠绕于她的左臂上，并一直延伸至她手中所持的一枚奖章上。弗里达个人对这幅作品做过不同的解释，其中有次说：“这代表着孤独，也就是说，我正在不断地向自己寻求帮助。”而在她的另一种解释中，画作象征着墨西哥：两个不同的自我是彼此依存的，墨西哥领土上本土原住民的部分和欧洲人后裔的部分也应如此。

弗里达的作品中展现了丰富的墨西哥文化元素，有着对墨西哥民族的广泛认同感，这也是她在推动墨西哥国家艺术运动中所做的努力。在她的作品中，不仅有她家乡独特的风景与地形，还有墨西哥典型的动物和植物，如仙人掌科、天堂鸟和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此外，作品中的标题和卷轴部分还使用了流行的墨西哥体裁中的语言，并将一些土著的纳瓦尔特语写入标题。弗里达还挖掘了墨西哥的历史，将一些考古遗存物和自己家中的收藏品融入了绘画作品中，包括玉石和珊瑚项链，墨西哥无毛犬的雕塑，阿兹特克的葬礼面具等等，通过这种方式，她将不同维度的墨西哥历史用视觉化的语言表达了出来，消解了民族主义的排外性。

弗里达的作品经常被认为是超现实主义作品，但她本人并不认同这一点。具体分析来看，她的作品与一般超现实主义作品艺术特征有所差别，可以认为是一种超越“超现实主义”的表达。一般超现实主义作品大多崇尚表象世界，将作品中物象的意义抽离，通过拒绝潜意识来避开世俗意义的规则；但弗里达的作品中对事物组合所呈现的意义很重视，她明确地将自己真实的生活和情感融入作品中。虽然作品中经常将遥远的事物并置于场景画布上，但这样的组合最终是为了表达心中的情感和愿景，她没有回避世俗的规则，而是通过一幅幅自画像作品，真诚地表达自己，用自己的生活作为艺术作品的原料，使每件作品都具有一致的向心力，超越了超现实主义。

弗里达的作品从自身视角出发看待世间万物和人生体悟，个人细腻的情感体验在作品中凝练，流露出了真实、直白的女性意识，这种女性意识体现在她对身体、情感、生育的重视与期盼中。

自小弗里达就忍受着肉体上病痛的折磨，小时候因小儿麻痹失去了健康的右腿，因此，她在画作《对一处未愈合伤口的纪念》中展示了半截右腿；在作品《事故》中又展现了她青年时一次车祸带给她的严重创伤；在之后的画作里，她多次将自己残破的身体搬上画布。通过展现自我躯体，弗里达在表现自己对生命感悟的同时，用自我形象构建了她的自我女性意识。

弗里达青年时期所经历的一次严重车祸，使她失去了做母亲的机会，对生育本能的渴望以及无法生育的伤痛，使弗里达的很多作品中都表现出了女性特有的母性意识。其在1932年创作的作品《弗里达和流产》《亨利·福特医院》就直接描绘了流产给她带来的伤害，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命脆弱性的感悟，展现出了女性意识中母性的光辉。

此外，弗里达在她的作品中已多次表达她与丈夫迭戈的情感状态，包括她对迭戈的爱，以及迭戈给她带来的伤害，她与迭戈的感情波折也被绘入了作品之中，通过画作表达了女性在婚姻感情之中种种情绪，这种直白的表达也催化了其鲜明的女性意识表现。

弗里达·卡罗是一位政治积极分子，她在十几岁就加入了墨西哥共产党，虽然在1929年9月退党过一段时间，但在20世纪40年代又重新入党，其故居蓝房子中书屋的书架上还有数十本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籍。弗里达自认是一名共产党员，在其1952年11月4日所写的一篇日记中，她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了解，对卡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人的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以及对共产主义的热爱。在弗里达生命历程的后期，她成为了约瑟夫·斯大林的追随者，并在日记中摘抄了不少斯大林语录；在她去世后，其工作室中未完成的三幅作品是她与共产党人在一起的肖像和一幅斯大林个人肖像。弗里达的共产主义思想建立在她对社会正义的追求以及对人道主义的向往之上。

在绘画作品中，弗里达所表达的思想则是对生命、历史文化、政治的深层次思考和挖掘。她将自己的痛苦经历描绘在作品中，但所表达出的并不是消极的情调，而是展露出对幸福的向往与对生命的赞美；此外，她也在作品中以鲜明的民族特色表达出对祖国的热爱。

弗里达的艺术创作对墨西哥艺术家以及国际艺术家们都或多或少产生着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末墨西哥艺术家们的作品中，明显可以发现弗里达的影响。艺术家那洪姆·曾尼尔（Nahum Zenil）的作品中就有着与弗里达相似的对自身性向、边缘性和孤独感的探索；另一位研究墨西哥本土服装和纺织品构成的著名艺术家约西·阿那亚则与弗利达一样，将墨西哥传统绣花衬衫等服饰穿在身上，来展现墨西哥民族艺术文化。此外，不少国际艺术家们也对弗里达·卡罗颇为崇拜。2001年，日本艺术家森村泰昌在纽约路令·奥古斯丁画廊展出大规模的《自画像：与弗里达卡罗的内心对话》系列照片，他在这些照片中，乔装成不同阶段的弗里达·卡罗，以对其表示致敬。弗里达·卡罗的作品在许多领域内的一系列艺术创作都有着启迪作用。

弗里达去世多年后，其生活、艺术经历被人们流传，她由此成为了世界范围内广受好评的艺术家之一，其影响力也见于各个领域，包括音乐领域。出生于墨西哥的音乐家莱拉·唐斯（Lila Downs）受到弗里达影响，其表演、歌曲、演出服饰以及富于情感表达的声音，都让人联想到弗里达精神；此外，还有部分音乐创作者直接将作品以弗里达·卡罗命名，1994年詹姆斯·牛顿乐团（James Newton Ensemble）发行了作品《弗里达·卡罗组曲》，2006年荷兰音乐家佩特拉·伯杰（Petra Berger）发行单曲《爱情（弗里达·卡罗）的肖像》，2008年英国酷玩乐队将其当年的专辑命名为“Viva la Vida”（《viva la vida》），与弗里达·卡罗1954年创作的一幅作品同名。弗里达·卡罗的精神与经历给音乐家们带去了诸多创作灵感。

20世纪70年代，弗里达·卡罗的经历引起了女权主义者的关注，女权主义艺术家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和米利亚姆·夏皮罗（Miriam Schapiro）在她们的创作中提到了弗里达，米利亚姆还将弗里达的艺术融入了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并以弗里达的门生自称。与墨西哥艺术家赞扬弗里达的力量与民族自豪感不同，女权主义者则聚焦于她与迭戈的关系，趋向于认同她的受害人角色，将她作为本质化的女性身份的代表，来推动女权主义。后随着女权主义的发展，也有部分女权主义者开始强调弗里达的能动性和女性力量。

弗里达在自己的服装风格、家庭布置、艺术创作中处处都展现着对墨西哥民族的认同。弗里达在生前的穿搭中悉心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具有墨西哥独特风格的人，她在自己的家中收藏了展现墨西哥历史的本土民间遗产，并且无论在房屋的色彩还是装饰上，都体现了墨西哥特有的风格。弗里达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也插入了非常多的民族元素，她经常绘制故乡本土的独特风景，描绘自己国家典型的动植物，模仿墨西哥体裁的语言运用，并将墨西哥土著的瓦纳尔特语写入画作的标题。此外，她还将墨西哥历史中出现的特殊艺术品融入作品中。弗里达通过这种种方式，努力参与并推动着墨西哥国家艺术运动，通过自己具有民族性的创作表达，展现多元化的墨西哥，消解了民族主义的沙文主义和排外倾向。

弗里达·卡罗的丈夫迭戈·里维拉对她的作品表示赞赏：“她的画显露出旺盛的表现力，精准描述而又不失朴实，在原创性中没有任何取巧，在坦率的造型中透露出个人特色，作品传达一种生动的感性，其观察力虽相当冷酷，却极为敏锐，她的确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并且认为“她是艺术史上唯一一位，剖开胸膛和心脏来揭示她真实生理感受的艺术家”。

墨西哥建筑师、艺术家胡安·欧歌曼（Juan O'Gorman）认为弗里达·卡罗是一个充满爱的人。他在访谈中说到：“弗里达绘画的典型特点是她对生命的爱、对生活的爱、对植物的爱、对小动物的爱、对家人的爱、对里维拉的爱、对朋友的爱、对家的爱、对祖先的爱。她是一个热爱周围一切事物的人，这正是她与众不同的个性。她将所有这些爱都融入绘画之中，绘画也表现了这些爱。”

英国艺术史家、小说家约翰· 伯格（John Berger）在一本批判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书中表达了对弗里达·卡罗的致敬：“她能成为一个世界级的伟人，主要是因为这一事实……在新的世界秩序中，对痛苦的分享是重新找到尊严和希望最基本的前提之一。”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立女性美术馆馆长苏珊·费什·斯特林（Susan Fisher Sterling）说：“每一种人似乎都能从弗里达这里找到一些慰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着迷于自己和自己的性别。弗里达很大程度上是自恋文化的一部分。”

弗里达·卡罗去世后，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将她的故居蓝房子赠予了墨西哥人民；1958年7月12日，蓝房子作为弗里达·卡罗博物馆对外开放，第一任馆长是弗里达与迭戈的好友、一位博物馆学家兼诗人卡洛斯·佩利塞尔（Carlos Pellicer），他对蓝房子进行展览设计，将其变为了一座公共博物馆。博物馆在之后经过多次大规模的整修，但仍旧保留了弗里达·卡罗的骨灰以及她的很多个人物品、书籍文件、家具，并展览有她与迭戈的绘画作品、墨西哥民间艺术等。

2007年是弗里达·卡罗100周年诞辰，墨西哥为纪念她，举办了一场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在当年6月14日到8月19日期间，其作品在墨西哥城的艺术宫展出。该次展览不仅借来了世界各地私人收藏的弗里达画作，还展出了一些从未展出过的弗里达相关信件、照片等，吸引了36万多名游客，打破了当时艺术宫单个展览的参观人数纪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