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英文名：The Republic，原文名：Πολιτεία）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创作的哲学对话体著作，在《柏拉图全集》中名为《国家篇》。

《理想国》全书共十章。书中，柏拉图以对话为写作方式，以故事为题材，以正义为核心指导思想，借恩师苏格拉底之口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问题，阐发了建立理想国家方案。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巧妙运用洞穴喻，对国家、灵魂、教育、理念等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述，为发展理想政制、绘制理想蓝图提供了方向指引及理论支撑。其中，《理想国》中所阐述的理念论是柏拉图乃至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起点。

《理想国》一书思想博大精深，关涉了哲学思想、社会主义、文艺思想及教育思想等文化议题。该书首次将政治与哲学相联系，是近代“乌托邦思想”的源头之一，在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给后世文化发展带来了重要影响。

柏拉图（Plato，Πλατών，公元前427年—公元前347年），原名亚历斯多克勒斯（Aristocles），古希腊哲学家、思想家。柏拉图在雅典创办了高等学府阿卡德穆学院，创作了《对话录》《理想国》等对话体哲学著作，创造或发展了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重要哲学理念，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关涉到了哲学、文学、艺术学、教育学、法学、政治学、数学等领域，给后世带来了重要影响。柏拉图与其师苏格拉底、其徒亚里士多德一同被视为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并称希腊三贤。

公元前449年，希腊联军在波希战争中大捷。战胜后，希腊主要城邦雅典便开始不断向外扩张政权，成为一方霸主。公元前431年，雅典城邦在与斯巴达城邦争霸的过程中，掀起了伯尼奔尼撒战争，这场持续了近30年的战争以雅典失败告终。自此，雅典的权利转移向斯巴达，城邦走向了衰落。战争失利后，雅典曾引以为傲的民主政治没落，取而代之的是以“三十主”的贵族为代表的寡头政权的暴力施政。

而柏拉图出生于公元前427年，生活在雅典城邦由盛转衰的时代。时下，民生日趋凋敝，社会连年动荡，政权频繁交替，城邦体制走向衰落。一方面，目睹寡头政权暴政的柏拉图痛感贵族政制的腐化与变质；另一方面，生于奴隶主贵族阶级中的他又反对普通的自由民众参政。寡头政制和民主政制均不能解决雅典面临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困境，促使柏拉图对探寻正义和建立完美国家展开了深思。于是，他试图为重振雅典城邦构建一种理想政制，并将相关设想诉诸《理想国》。

柏拉图出生于奴隶主贵族家庭，其父是雅典最后一个君主科德鲁斯的后人，其母是著名改革家梭伦的后裔。并且，纵然柏拉图生活在混战的年代，强大的家族背景也有条件为他获得良好的教育提供良好保障。在柏拉图时代，希腊的文化发展尤为繁荣，神话、史诗、戏剧、演说辞、传记、语言、抒情诗等文体都显现出巨大的艺术魅力。日趋多元的文体，为哲人们探索真理、传递思想提供了多种的渠道。青年时期的柏拉图便热衷于文艺创作，尤其诗歌。这为他后来用充满诗意的语言传递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后来，师从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的追溯者和拥护者自居。并且，柏拉图受“苏格拉底的对话”影响颇深，形成了以对话体书写哲学著作的文化气质。

良好的出身决定了柏拉图有接触贵族政治机会。他对公共事务有着极大热情，也因其政治才华受到“三十僭主”成员的青睐。但是洞见了许多社会疾的柏拉图对“三十僭主”的丑恶行径深恶痛绝，表现出对了贵族政制的反叛。此时，柏拉图的老师苏格拉底被民主派以“渎神罪”和“蛊惑青年罪”被处决。这给他带来了极大的精神触动，使他对民主派彻底失望。后来，柏拉图选择去往墨加拉、意大利、西西里岛、毕达哥拉斯等地游历。在游历的过程中，他接触到了许多伟大的文化理念和政治设想，逐渐产生了构建理想政体的心理诉求。因此，柏拉图用对话体创制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理想国》。

《理想国》共十章，柏拉图以正义为核心，借恩师苏格拉底之口探讨了哲学、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各方面的问题，建立了一个系统的理想国家方案。在柏拉图看来，国家的建立和公道正义的实现是具备共同指征的。因此，他在《理想国》的第一、二卷率先讨论了他最为关注的公道正义问题，为全书指明了主旨。第二卷末至第三卷，他在谈论正义的同时兼顾论及卫国者教育，即执政者的初级阶段教育。第四卷，他还关注了教育的效能与领导，并在其中穿插论述了节制、勇敢、睿智、正义等的意义。第五卷，他谈论了妇女和儿童教育。第六、七卷，他强调哲学家的培养，提出了培养“哲学王”的设想，即执政者的高级阶段教育。第八、九卷，他谈论了四种政制的弊端。第十卷，他探讨了艺术，并指出模仿是最为低劣的。

在《理想国》开篇，苏格拉底前往克法洛斯家参与聚会，经过简单的寒暄之后，苏格拉底围绕着“何为正义和不义”与各方人士展开了激烈论辩。在整个过程中，苏格拉底以严谨的逻辑、恰当的举例和缜密地结论，驳斥了时下流行的三种关于正义的定义，重新对“正义”的定义进行论证。在第二卷中，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就“正义之辩”这一历史难题进行了讨论，并未追求正义创设和提供了诸多条件，以此从本质上区分正义与不义，指出正义的本质是对最好和最坏的折中选择。随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对建立理想国展开了思考。

这一部分主要由苏格拉底和阿德曼特的对话构成，探讨了理想国家的建立以及护卫者教育的问题。柏拉图从《理想国》第二卷的中后部分至第三卷开始建立一个理想城邦，指出城邦由衣食住行、商人技工、军队护卫者等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构成。进而，他们对何者将正义引入城邦展开了讨论，最终得出无人能够携带正义，正义需要通过教育获得。接着，他们又对对城邦的保卫者，卫国者如何通过教育获得正义，获得什么样的正义进行了商。在整个过程中，柏拉图对卫国者提出了能力、智慧、坚毅、关心社会和城邦利益等要求。

《理想国》第四卷中，苏格拉底指出城邦并不是为某一阶级单一的利益和幸福而建立的，其旨归是全体公民最大的幸福。整体幸福的城邦里，才有最大的正义。而这一目的的实现，需要诉诸教育。于是，苏格拉底与阿德曼图斯和格劳孔等人共同商议了城邦护卫者新的繁重职责（监督不让城邦变得太富或太穷，不能让城邦过大扩张等等），确定了城邦“对外的马基雅维利式”政策和“对内的反马基雅维利式”政策，确认了城邦创建者最大最重要的职责——教育和监管的方式、制定法律，以及宗教和祭祀等诸多城邦大事。

《理想国》第五卷始，苏格拉底准备继续谈论他在第四卷末谈及的5种政体，却被众人要求先讨论妇女儿童问题：护卫者应该怎样去把妇女儿童归为公有的问题。他们通过讨论男女禀赋的相同之处和差别，指出生理差异并不能决定禀赋的不同，只有对于一样东西的学习能力以及身体能否充分的为心灵服务，才能决定禀赋的差异。所以妇女在生理上可能较弱于男性，但同样具有担任护卫者的才能。所以，对于护卫者，无论男女都应予以相同的教育。并且，苏格拉底主张妇女公有制，推崇拥有同样的才能的男女结合，以生育优良的后代。而对于孩童教育，苏格拉底同样强调儿童公有制，不分辨亲生父母。即，当筛选出较为优秀的新生儿之后，应当带离生父生母身边，交由托儿所让专人负责养育。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六、七卷中主要谈论理想的城邦的统治者，即哲学王。苏格拉底的核心观点是，哲学家具有良好的记性、才思敏捷、豁达大度、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所以，这种人在世上鲜有，应当成为城邦的统治者。而要想成为哲学王，哲学家需要在教育中学习比正义和智慧还要高的最大知识——善的理念。随后，苏格拉底提出一个“洞穴理论”，用这个例子说明哲学王的生活道路。指明要成为一个最好的管理人才，他们年轻时必须是战士，受过良好的体育和音乐教育，进一步还要学习算术、几何学、天文学、科学、哲学辩证法等能够引导人走向真理、洞察事物本质的学科。

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八、九卷中，提到了斯巴达和克里特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和僭主政制四种政治，并且着重强调了僭主政制之恶，他借苏格拉底之口指出，僭主想追求一种善的生活，认为成为僭主之后就可以成为自由人。但是，由于他在观念上缺乏对真正的善的认识，因而他对僭主的实际生存状态缺乏认识。当他最后成功地获得了僭主地位时，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做到“为所欲为”。在这部分，柏拉图通过抨击上述政制的劣根，以凸显“理想国”优越性。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最善者和最正义者是最幸福的人，他最具有王者气质、最能自制。最恶者和最不正义者是最不行的人，他又最具有暴君气质，对自己和国家实行暴政。并把人分为三种类型——爱智者（哲学家）、爱胜者、爱利者。爱利者只能体会到钱财带来的快乐，爱敬者可以体会到他人尊敬带来的快乐，而哲学家在成长过程中除了可以体会到前述的两种快乐之外，还拥有看到事物理念的快乐。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认为，诗歌等模仿性艺术会给人的灵魂带来不良的构造而应被禁止。苏格拉底告诉格劳孔世界上有三种床，分别是有神、造床匠、画家制造的。神制造的床只有一个，这是本质的床、自然的床，即床的理念。造床匠制造的是可见世界中的床。而画家只是在模仿造床匠制造的床，他的作品与真实的床隔着两层。任何事物都可以归结于三种技术——使用者的技术、制造者的技术、模仿者的技术。一切事物的美与善都只与使用——作为人与自然创造一切的目的有关，制造者拥有正确的信念，使用者则拥有知识。而模仿者既无知识也无正确的意见，模仿只是一种游戏，它和真理隔着两层。

《理想国》中，柏拉图以故事为题材，假托苏格拉底之口谈论了奴隶主阶级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艺术思想及教育思想等文化议题。在整个谈话中，柏拉图以理念论为核心，以正义论为主旨，巧妙运用洞穴喻，对国家、灵魂、教育等观点进行了详细论述，为发展理想政制，绘制理想蓝图提供了方向指引及理论支撑。

“理念论”是柏拉图最核心的哲学观点和基本的哲学立场，也是柏拉图后续阐发诸多观点的哲学基础。理念论的形成与柏拉图所推崇的的哲学要义息息相关：即，将理念从感性事物中剥离出来。柏拉图认为，和具体事物相比，理念具备如下特征：其一，本原的理念。理念是通过对事物的抽象而形成的普遍共相，是事物的类概念或本质，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其存在之根据的实在。其二，绝对的理念。由于理念是在一个超越感性的世界中存在，所以理念是依靠人类理智洞识的真实而绝对的存在。其三，永恒不变的理念。同类事物只有一个同名理念，但是不同类型的事物具有相应的不同的理念。其四，目的的理念。理念作为其自身是永恒不变的自我完善的整体，当然也是具体事物追求的目的。

在上述特征的基础上，柏拉图将世界二分为由具体事物组成的可感世界，和由理念组成的可知世界。在柏拉图看来，可感世界作为意见的对象，是偶然的不真实的存在；可知世界作为知识的对象，是必然的真实的存在。二者的地位是不同的，始终处于生灭变化中的可感世界不过是对真实的、永恒存在的可知世界的摹仿或分有；而哲学追求的是关于世界的真正的知识，惟有借助理念的理性洞见才有迹可循。并且，作为宇宙万物的原理的“善”是最高的理念。城邦只有受“善”的理念的引导，才会具有正义的品质，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哲学王。故而，柏拉图将作为形而上学的抽象概念理念论引入其哲学理论和政治实践中，借此为发展完善体制、构建理想国家、实现政治设想提供理论支撑，为推动人类认识向更高阶段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洞见了希腊政体存在的缺陷之后，柏拉图以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神学目的论”等概念论为理论导引，产生了构建理想国家的设想。随后，柏拉图将这种设想诉诸著作《理想国》。在《理想国》中提出了“构建一个完善的国家”的政治设想，即“国家论”。

在国家论中，柏拉图指出：道德是至善的，而人只能在集体、在社会中获取这种善。而国家的任务，就是通过创设合理合法的体制，为人民获得这种善创造有利条件。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国家首先应该以理性为统摄性思想，营造一个合乎规则、尽然有序的社会环境。只有一个国家的每一个阶级都应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国家才能实现正义。倘若这些阶级能够和睦相处，国家便有机会获得节制、勇敢和智慧。要做到这一点，国家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应该在国家中获得一份与自身能力相适配的职业。其次，柏拉图认为理想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完整、和谐、统一的大家庭，并陈述了反对私有财产和一夫一妻制、推行义务教育、教育妇女作战和参政议政等政治理念。最后，柏拉图指出，国家本质上是一个教育机构或一种文化工具，它的文化职能决定了它应当建立在可以获得最高知识的、哲学的基础上。而国家所遴选的政治家，则必须具备渊博的知识、优秀的品德和卓越的才能等优秀能力。

柏拉图的正义论源于理念论，是其伦理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是“正义”是贯穿柏拉图《理想国》的思想主线，也是其核心议题。作为首次系统论述正义的西方学者，柏拉图提出：“正义就是把善给予友人， 把恶给予敌人。”进而，为了更明确地界定正义，进而推动理想国家的建构，柏拉图从个人的、具体的正义入手， 上升到国家正义， 进入到理念的正义境界。最终，柏拉图从政治、法律、道德、哲学等层面给出了数种与正义有关的定义，如“正义就是有自己的东西干自己的事情”“维护法律就是维护正义”“正义是有机整体的和谐”“正义是最大的美德”“正义的国家是至善的”等。

柏拉图将正义二分为个人正义和城邦正义。柏拉图认为稳定有序的城邦是正义的，亦能够辅助个人实现正义，而城邦正义的达成又依附于个人正义的实现，个人正义与城邦正义是互为条件的。在整个论述周期中，柏拉图由小见大地探讨了个人正义运作的媒介和手段，也探讨了城邦的整体利益的实现路径和共同体和谐运作的基本条件。但是，其首要宗旨是城邦正义，城邦整体的幸福高于城邦之中任何个体的幸福。也就是说，柏拉图认为个人正义有必要让位于城邦正义，个人要废除一己之私，培养集体主义精神，致力于城邦的整体幸福，城邦方有机会达到高度的统一和谐，成为真正的共同体。这些思想共同反映了自然主义、整体主义、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特点，体现了柏拉图的城邦本位和贵族立场主张，凸显了维护国家稳定的思想。

此外，柏拉图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正义，‚即存在正义本身和正义的东西两类。‚二者是一和多的关系。柏拉图认为‚，正义的东西是由正义本身使它成为正义的。就最高层次而言，‚正义是一种实体，‚是唯一的。但是，当正义与行动、物体相结合之后，便会在多个地方出现。这时，正义表现为多。柏拉图将之称为“分有”。

作为一位强调灵魂而贬低身体的哲学家，柏拉图将灵魂论贯穿于整个创作生涯中。其中，灵魂又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欲念、意志（血气）和理性。柏拉图认为，肉体代表的是各种感觉和欲望，而这些东西只能诱导人走向歧路和堕落。而灵魂代表的则是理智或理性，它们追求的是纯粹而永恒的知识。作为爱智者的哲学家来说必须竭力摆脱肉体对于灵魂的干扰和污染，他们的事业完全就在于使灵魂从身体中摆脱和分离出来。

此外，在《理想国》中，他以个人正义来界定城邦正义。柏拉图认为，现实政体主要有四种相继产生的类型：荣誉政体、寡头政体、民主政体、僭主政体。四种政体相应于灵魂的四种状态：即追求荣誉的灵魂、追求财富的灵魂、追求自由的灵魂和崇尚暴力的灵魂。可见，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类型决定了政体的类型， 如果灵魂产生了变化， 政体就会跟着发生演变。进而论之，灵魂论与政体论实质上是同构关系。理想城邦是以正义的灵魂为基础的，人的灵魂类型决定了政体的类型。

作为灵魂问题研究的奠基性人物，柏拉图对灵魂问题作了有别于他人的独特诠释，具体表现在：(一)他认为灵魂是超越时空永恒不朽的独立精神实体，是沟通物质世界与理念世界的桥梁，且具有理性特质和能动的求真向善能力，是生命运动的原则。(二)他发展出相对完善的灵魂理论体系，对灵魂的本质与特征、构成与分类、统治与不朽、功能与净化进行了创造性论说。(三)他开启了在认识论意义上研究灵魂的新进路，让灵魂更富理性精神意义，使整个西方哲学包围在“理性”的统治中，沿着“求真”“向善”这两条研究路径向前发展。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推出了一套理想的治国方略并建构了一个理想城邦。同时，柏拉图强调，城邦需要一套具备最高知识的的哲学思想体系。这样一来，便能够借助这套体系来培养哲学王，进而授予哲学王统治城邦的权利。或者让统治者通过这套体系将自己培养为哲学王。而教育则是实现这一切的重要方法，它与哲学、政治紧密结合，为个人和城邦实现正义提供了路径。因此，柏拉图提出了引导人们逐步走出误区、去伪存真的苏格拉底对话法；提出了要学以致用的实践锻炼法；提出了要根据个体自身特性施以不同教育手段的因材施教法；提出了非强迫式教学，重视自发性、趣味性、规则性和循循善诱的游戏教学法等教育方法，为创建理想城邦提供了重要方法论。在陈述教育观的过程中，柏拉图一方面将苏格拉底对个体灵魂教养和各种美好德性的探讨在《理想国》中做了初步的综合，另一方面则在其中开启了个体与共同体政治关系的诸种视野。

《理想国》的第二、三卷关于模仿的讨论主要集中于三种文化背景之下：一、苏格拉底对话格老孔兄弟，二是、理想城邦的建立，三、卫士的教育。进一步可将这种模仿划分为非正义之人对正义之人的模仿；在城邦建立时，艺术的模仿家对政治和欲望与艺术的模仿；在模仿：“善”的基础上，对卫士的教育；在艺术表演时施加的模仿性叙述等类型。《理想国》的第十卷也关注了模仿：“我们无论如何不能从它那里接受任何属于模仿性质的东西；模仿不可被接受”，并在从形而上学、知识论、道德等层面对模仿这一行为指针和思想观念进行了指控。

柏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假借恩师苏格拉底之口创设了一个洞穴情境：“让我们想像一个洞穴式的地下室，它有一长长通道通向外面，可让和洞穴一样宽的光照进来。”并设想出洞穴中的“囚徒”“屏障”“屏障之后的活动”等场景。在这个场景中，囚徒受屏障的局限只能有限度地感知光，而无从判别光源所在，只能模糊地感知屏障后的活动影像，并无法真正的接触、和认识活动内容。这里，“光”“影像”等内容喻指“善”。柏拉图借囚徒的处境，喻指“人类因受到限制和蒙蔽而无从认识事物”的生活困境，暗示人只有摆脱这种处境才能获得接触知识、洞察真相的机会，才能臻于“至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有两类重要的价值与事实二分。一类是在世界整体意义上。柏拉图认为在感觉经验的现象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形式）世界，前一个是事实世界，后一个是价值世界。现象世界是由于模仿了理念世界而存在，或它只是理念世界的影像。并且，对于理念世界的知识是真知，而对于现象世界的知识，只不过是意见而已。另一类是对于人类政治社会而言，柏拉图认为在现实的政体之上还有一类价值理想的政体，只有它才是真正正义的政体，希腊的四类主要政体并不是真正具有理想价值，它们一个比一个更远离理想价值，因而它们也都只是人类政治社会存在的事实，而并不代表真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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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了道德的建构及其政治功用，展现出了精致的德治思想。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对道德原则的内容解释和内在关系展开了周密论述，他为其赋予正义之名，并致力于使之与处于动荡之中的希腊社会的传统习惯和现实需求相适配，以适用于人的生理和心理、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维度。柏拉图先分析了理想国中的社会结构。他认为，人们的社会地位生来就是不平等的，因为人们有不同的天性和美德，并将人们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掌握国家权力的统治者第一等级、秉承统治者意志、辅助者统治者的第二等级；以及从事生产劳动和服务的被统治者。柏拉图强调，各等级的人们应当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这种尽然有序的状态便是正义。这一设想《理想国》对彼时的希腊政治建、构建理想城邦而言具有指南作用，有重要指导意义。

政治学名篇《理想国》反映了柏拉图构建理想国家的思想精华。它提出的观点和理念成为了后世哲学和政治理论的重要参考。对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构想了一个理想的城邦模型，通过等级制度和专制哲学家王的统治来实现最高的正义和智慧。他主张哲学家应该具备治理能力，以智慧和理性来引导社会。他关于国家的理想形态的论述被后世诸多国家因为制度和政治范本；关于建设国家的原则、目的也为许多政体争相借鉴；在欧洲的中世纪，《理想国》中的许多政治和伦理的思想更是深入渗透到社会和教会之中，成为其思想的一部分，如天国的观念、地狱的观念等；《理想国》中关于哲人王和理想政治的思想还影响了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对现代政治理论中的君主制、专制主义和权威统治等观念产生了影响。

作为西方政治哲学的开山之作，《理想国》这本书论及正义、国家、财产、幸福、哲学家、真理、认识、理念等方方面面的问题。柏拉图在其中提出了作为柏拉图乃至西方形而上学的核心起点的理念论，还提在国家论、正义论、灵魂论、教育论等观念的阐述中彰显了对知识、价值、理性的重视，迸发了诸多真知灼见。《理想国》的内容一方面集中地体现了柏拉图中前期思想的全貌，是柏拉图哲学体系走向成熟之后的第一次全面总结，另一方面表现了这部著作的内涵的不可穷尽性，虽然历经数千年，仍然有无数的哲学家、政治家热衷于研究这部著作。

理想国首次将政治与哲学结合起来，为亚里士多德、尼可罗·马基亚维利、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孟德斯鸠、让-雅克·卢梭、亚历克西·托克维尔等人的社会主义开辟了路径；《理想国》表现了一种浪漫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可以说是近代“乌托邦”思想的源头，莫尔的《乌托邦》、托马斯·康帕内拉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都是在《理想国》的导引下产生的；《理想国》在西方历史上首次对正义进行了系统性阐释，为洛克、卢梭、大卫·休谟、伊曼努尔·康德、约翰·罗尔斯等思想家讨论社会正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柏拉图的哲学对话中，“美之为美”是重要的话题之一。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诗乐、体操、心灵、身体、行为、制度与知识等对象之所以美，主要在于“美自体或美自体的理式”。也就是说，文学艺术是一种所谓“本质意义上的美”，这种美是永恒的，无始无终，不生不灭，不增不减。阐述上述议题的同时，柏拉图强调了文艺观是其教育理念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其对文艺教育的内容，文艺教育的目的以及文艺教育的原则都有着丰富、系统而深刻的论述。柏拉图认为，美是教育哲学和道德理想主义诗学的集中体现，其终极目的与其说是追求实在的知识或真正的智慧，毋宁说是实现理想的人格或培养爱智的哲王。这一理念从本体论、认识论、目的论、伦理与审美等不同维度，阐述了理想人格“成于至善”的终极目的和追求过程。

在此过程中，柏拉图指出文艺具有塑造美好心灵的功能，能够使人在学习美的过程中形成正确的审美观，进而获得正确的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于是，他以音乐泛指所有文学和艺术品类，对其进行了深刻、系统、缜密、精辟的论述。这些真知灼见警示后世要明确文艺的定位，重视文艺教育；要强调文艺的审美价值和道德价值，要注重文艺的科学性。这些观念为当下文艺教育的发展和培养人才提供了诸多裨益。此外，柏拉图拒绝对艺术的模仿，强调要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与之相关的观念在文艺研究领域掀起了研究热潮和重大讨论，对后世文艺观亦是影响深远。

柏拉图强调教育的重要性，认为通过教育可以培养人的品德和智慧。他提倡从小培养人的理性和道德修养，通过正确的教育来塑造理想的公民。同时，《理想国》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培养人的品德和智慧，为后来的教育哲学提供了思想基础。例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许多富具创见性的教育学思想，如学前教育与终身教育思想、音乐与体育的教育思想、男女平等的教育思想以及国家教育思想等。《理想国》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倡培养人的品德和智慧，为后来的教育哲学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些思想至今都颇具指导意义，能够启示当代教育重视学前教育，促进儿童健康成长；强调终身教育，使家庭教育、校园教育与社会教育有效衔接；倡导和谐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重视教育公平，为民族复兴贡献力量。

《理想国》成书距今已久，其成书确切成书时间已无从考据。故关于《理想国》的执笔年代，学界存有数种观点：

现阶段，学界比较统一的观点是：《理想国》执笔、成书于创建阿卡德穆学院之后的十年间。其理由如下：一、《理想国》是一篇长篇对话集，需要丰富的文化积淀和充裕的写作时间。而创办阿卡德穆学院之前，柏拉图在四处游历，缺乏写作长篇大作的条件。二、柏拉图在《第七封信》中曾提及，创办阿卡德穆学院初期需要大量网罗人才和培养“哲学王”，并无精力从事创作。并且，《理想国》中存在关于培养“哲学王”的教育理论，这些论述都是学院所推行的教育活动的理论概括。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大量论及其治国理想，学界普遍认为这是其哲学理念日趋成熟之际才产生的思想积淀。而柏拉图哲学正是在学院创建之后完善、发展并达到一定高度的。

泰勒、菲德尔等学者认为《理想国》执笔、成书与公元前375年。泰勒在《柏拉图其人和他的著作》一书中指出，柏拉图在《第七封信》和在《理想国》中关于“哲学王”的内容存在大量相似性。并以此推测《理想国》可能成书于柏拉图由西西里岛返回雅典创建阿卡德穆学院之前的公元前375年。

学者阿乌尔斯·该里乌斯在《阿提迦之夜》中提及，克赛诺封曾最早阅读过《理想国》的前两卷，并据此推断该书并非一次性执笔完成，而是陆续写就的。

学者M·鲍兰茨还认为，在公元前388或387年间，曾存在过另一种版本的《理想国》。他认为这是原始的、最早的《理想国》，并以此推断现存的《理想国》是在此版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

学者肖奥里认为，《理想国》是在公元前380-370年之间执笔完成的。学者威拉莫维茨推测，《理想国》成书于公元前374年或比这稍后的时间。

《理想国》希腊文原名为Πολιτεία，相传是柏拉图本人拟定的。柏拉图的徒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政治学》《修辞学》都曾谈及Πολιτεία，可以作证这一观点。但是，Πολιτεία一词由多种含义，可指代城邦国家的组织、制度、政体的理想状况。在向外译介的过程中，因Πολιτεία释义的多样性，《理想国》出现了多种译名。例如，罗马人按希腊文将其音译为“Politia”，又按拉丁文将其理解为“Respublica”和“Civitas”；人文主义者费希诺在1496年翻译该书时，为其增设前缀，将其名称译为“Respublica”，并且，此译名多为英、法学者所沿用；此外，将其翻译为其他译名者亦有之，中国学者引介并转译《理想国》时，也曾出现数种译法：

《政制》一名衍生自古希腊语πολíτηζ (politēs，公民)本义指公民的条件和权利，也可引申为行政机关、城邦政法制度以及城邦统治形式等义。后一意涵早在柏拉图同期的文献，如修昔底德所记述的伯里克利雅典阵亡将士演说辞等文献中已被沿用。柏拉图将著作名拟定为Πολιτεία也是取自此义。因此，学界多有学者主张推举此译名。

1920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学者吴献书所翻译的《柏拉图之理想国》。随后，该译著于1926年刊发至第四版；于1929年被富具影响力的“万有文库”收录并以“理想国”一名发行；又于1959年于商务印书馆合订再刊。在此过程中，“理想国”这一译名广泛传播，并逐渐被读者所接受和认可。但是译者并未阐明缘何将其译作“理想国”一名。学界推测这是意译名，与乌托邦思想有密切联系。或许又与法国译版相似，系增字译法。

“共和国”这一译名出现于梁启超所发表的发表的《亚里士多德之政治学》一文中。该文指出：亚氏之师柏拉图尝著一书，名曰“共和国”（republic）。“国家篇”这一译法的渊源译可追溯至20世纪初。1908年，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一文中将其翻译为“邦国篇”。后学者陈康明在柏拉图研究巨著《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的译注中，将其注为“国家篇”。

柏拉图认为，财产私有会使人生出贪婪之欲和利己之心，引起社会矛盾和纷争。于是他尤为强调公有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妇女儿童私有制。其中妇女私有制强调，女人要归要归男人共有，不专属于任何个人，只有有能力的护卫者才能够选择最优秀的女人并与其结婚。同时柏拉图主张最好的男人必须与最好的女人尽多的结合在一起，以实现优质基因的组合。至于儿童公有制，则是柏拉图在优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儿童公育制度。为了实现优育，柏拉图主张国家统一设置育儿院，把资质优良的孩童送入该院由专人照管。柏拉图认为，施行妇女儿童公有制，取消了婚姻和家庭，进而铲灭了贫富分化，消除了公民内斗的可能性，还将妇女从私人的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为城邦公共事业增加了劳动力和战斗力。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各统帅着他的儿女和妻子”是一种原始的家庭关系，而柏拉图所推崇的妇女儿童公有制的设想，无疑会给传统惯习带来巨大的冲击，甚至会导致原始文化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崩坏。同时，不同于柏拉图持有的“家庭能发展为城邦”的逻辑，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和家庭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所以亚里士多德虽然持有建设“城邦共同体”的政治理想，但他仍旧认为消灭旧的家庭，将家庭和城邦一体化并非可行之策。在文化理念和政治观念的双重分歧之下，亚里士多德基于“公妻”“共子”制度会引发社会纠纷、会造成伦理纲常被破坏、会使得公共事务遭受冲击、会导致社会阶级混乱等弊端，从政治实践领域否定了妇女儿童公有制的可行性。

后世对柏拉图所提出的妇女儿童公有制的观感亦较为多元。部分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一种理想化政治哲学，只能停滞在设想层面，无法真正落地。部分学者对此持反对态度，认为这一设想滞后于当下的社会发展，不利于性别平等观念的推行和发展。部分学者学者认为，现如今许多人误读了妇女儿童公有制的核心理念，是对柏拉图政治设想的亵渎。还有部分学者指出，这一制度在是针对当时雅典的城邦危机所提出的，有其时代适用性，能够在城邦中实现消除差异、消灭私欲、实现全体一致的政治理想，是在为挽救城邦危机推行的有效措施。

中国美学家朱光潜说：“《理想国》是西方思想的源泉，也是我向青年推荐的唯一的西方哲学著作。”

中国哲学家朱学平指出：“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理想国》的革命信息就是柏拉图的全部政治教诲，或者甚至就是要建立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开放和进步的社会。在柏拉图看来，哲学社会就是一个封闭社会，它要防止其公民染上心灵的疾病。柏拉图的革命意在保护我们免受自然的攻击，而不是支配自然。”

文化研究专家张军指出：“作为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十卷本的《理想国》已流传2000余年之久，为无数后人虔诚诵读。这不仅在于它探讨的主题是聚焦于指引世人什么是幸福生活、如何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而且在于对话体的表述形式所蕴含的多元意义和丰富内容，能够不断为后人带来新的解读与启发。”

政治哲学研究专家成官泯表示：“柏拉图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或者说古今最伟大的政治哲学著作就是《理想国》……《理想国》是一部政治哲学的著作，它的主题是哲人与城邦，而哲人与城邦的故事是一个永无结局的故事。”

美国思想家罗森曾如是形容柏拉图的《理想国》：“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它的价值都在这本书里！”

美国哲学家梭罗将《理想国》评价为：“不是一部关于政治的论著，而是迄今为止关于教育的最好的论文。”

在抽象法领域，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认为，柏拉图理想国的理念侵犯人格的权利：“它以人格没有能力取得私有财产作为普遍原则。”但在市民社会领域，他又充分肯定柏拉图被人们误解了的“理想国的伟大的实体性的真理”，因为“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描绘了实体性的伦理生活的理想的美与真”。

美国教育家赫钦斯写道：“当柏拉图计划他的理想国时，他并没有提出着手透过教育来实现它，而是提出透过教育来使理想国永存不朽。他的乌托邦是透过奇迹来实现的，而对于这种奇迹究竟能否实现，他是正当地加以怀疑的。”

美国哲学家罗森在著作《哲学进入城邦——柏拉图〈理想国〉研究》中将《理想国》视为精心安排的整体，他指出：哲学进入城邦，不是作为秘密入侵者，而是作为改造城邦的工具。在这种改造中，哲学将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一桩危险事业，但在柏拉图看来，冒这个险值得。

正义因本质而赐福于其所有者；不正义因本质而贻祸于其所有者。

一个人无论干什么事，错过有利的时机就会全功尽弃。

正义的城邦一定是智慧的、勇敢和节制的。

昂扬的斗志，是何等不可抗拒而不可战胜吗。任何心灵有了它，就可以无所畏惧，所向无敌。

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

所有好的谋划，乃是由于知识而不是由于无知。

靠理性和正确信念帮助，由人的思考指导着的简单而有分寸的欲望。

真理和知识都是美的，但善的理念比这两者更美。

人的灵魂由三部分组成：理性、欲望和激情。

正义已坏的人尽管可以做任何别的他想做的事，只是不能摆脱不正义和邪恶，不能赢得正义和善了。

没有一门科学或技艺只是顾到寻求强者的利益而不顾及它所支配的弱者的利益的。

音乐和体育协同作用可以使理性和激情得到协调。

如果正义遭人诽谤，而我一息尚存有口能辩，却袖手旁观不上来帮忙，这对我来说，恐怕是一种罪恶，是奇耻大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