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源记》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是《桃花源诗》的序言，选自《陶渊明集》。

东晋末年，百姓民不聊生，徭役繁多，官场亦是凶险黑暗。陶渊明有睹时局，选择回归田园，远离政治漩涡中心。此文即是他辞官回乡所作。

《桃花源记》叙述了武陵渔人偶然发现如仙境般的桃花源，随后渔人进入桃花源，与淳朴善良的桃源人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离开之后却再也找不到归路的故事。渔人离奇的经历，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

《桃花源记》饱含着作者多种思想：对现实世界的唾弃和对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的追求；儒道佛三家思想融聚而成的新自然观思想；以及对山水田园的真正热爱。其在叙述上也秉持着魏晋游仙故事的风格，尽显非凡之感，故事整体的虚构和细节处的真实则为该文增添一丝神秘感。语言上则毫无修饰之感，平淡自然。

在陶渊明首创了虚构桃源境界，寄托社会理想的桃源题材以后，“桃花源”就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和主题在后代反复出现，产生了大量咏叹桃源的诗文，但在其主旨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离。不少文人如白朴、吴楚材也借《桃花源记》表明心志，回归真我。关于《桃花源记》的相关争论，则存在真实地址的南北之争和文体所属之争。近些年以桃花源记为背景的舞剧、动画、电视剧等作品也相继问世。

东晋末年，陶渊明家乡江州(今江西九江)一带，由于战乱频繁，民不聊生，《晋书·刘毅传》中提及“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及至晋宋易代，人民逃亡情形更为严重。《宋书·荆州蛮传》说:“宋民赋役严苦，贫者不复堪命，多逃亡入蛮”，因“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这些史实便是陶渊明虚构桃源仙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

《桃花源记》作于陶渊明晚年，约为南朝宋永初三年（422）。元熙二年（420）六月，宋武帝废司马德文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杀害晋恭帝。政治的恐怖、人性的险恶，让陶渊明对现实世界充满了厌恶和绝望，但又无法干扰。因此他选择回归田园，远离政治漩涡中心。

从思想来说，陶渊明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并又追慕阮籍无君无臣、无富无贵的社会理想，接受过鲍敬言的无君论思想，思想高洁，喜爱淳朴民风，留恋山水，厌恶官场。他曾以羲皇上人自称，幻想做无怀氏、葛天氏之民。这些思想意识积聚起来便成为其虚构桃花仙境的思想根源。《晋书》本传说陶渊明自以曾祖父为晋世宰辅而“耻复屈身后代”，故清代文学家何文焕说他是以“避宋之怀”写桃源人避秦之事，也可作为其创作动机。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知府，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郡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作品原文参考资料：注释参考资料：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纷争、分裂割据、内忧外患的时代。以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来说，便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夺取了政权的宋武帝势力的兴起。士族和军阀们只热衷于争权夺利，在政治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的局面冲击下，陶渊明的生活道路和思想受到了深刻的影响。因而在其晚期，《桃花源记》并诗诞生。文中所描写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实际表明一个与秦汉魏晋封建社会相对立的理想世界。但他并没有以此种情景来规范现实社会。陶渊明意识到，在那样黑暗的岁月，无论是理想的社会还是精神的家园，都是永难实现的梦幻。因而，“桃花源”与外界的通道并不是畅通的，理想世界作为现世社会的参照物，又永远有着现实的价值。它在批判现实、呼唤人们改造现实的同时，又可慰藉人们的心灵，让人超越或逃避于现实。

桃花源里没有阶级，没有剥削，人们互相勉励耕种，日出而做，日落而息，不用担心苛捐杂税的催逼，儿童老人们都欢乐融洽。桃源人这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符合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宗旨，具有浓厚的儒家色彩。同时，全文也弥漫着道家思想。桃花源社会就是老子“小国寡民”的缩影，他们保留着祖宗留存下来的古老风习，“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人与人之间没有倾压，没有争夺，从小孩到老人都生活的很幸福。可以说，陶渊明为我们所展现的这幅田园理想国图景就是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的形象化。除此之外，佛教思想中的“乐土”和“无君”观念也有所体现。三种思想的交汇融合，使《桃花源记》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新自然观。

陶渊明所追求的隐逸与同时代文人所追求的有所不同。那些文人往往只追求清谈隐逸的思想而不真正实践，陶渊明与他们不同的地方，便是他与大自然之间没有距离。山川田园，自然而然地存在于他的喜怒哀乐之中。此外，他对魏晋名士之隐的批判还在于，他追求的不是山林之隐，而是田园之隐。他在长期的田园生活实践中感受到劳动的美好，感受到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的愉悦，这在他的许多诗作中都有反映。如：“秉宋欢时务，解颜劝农人……日人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扉，聊为垄亩民。”（《登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受汉代至魏晋时期流行的志怪小说以及游仙文学发展影响，《桃花源记》的创作也带有此种风格。当时的志怪小说常常描写普通人误幸入仙境，又得而复失出的故事，曲折地表现了人们对神仙世界或理想世界的一些模糊认识。此文也是如此，“桃花源”之“桃”本身就是一个道教意味极浓的意象（桃在道教中具有避邪的功能），要进入这块乐土，必须先通过一小洞，之后才“豁然开朗”，实为“别有洞天”之意。“洞天”之说则为道教特有的宗教性地理观。游仙文学大都要由一洞穴进入仙境，而桃源就是一理想的“洞天福地”。进入桃花源后，内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虽然没有珍禽异树，却已有仙境气象。“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看似说桃源人与山外人并无二致，但正好说明他们是“世外之人。此后种种叙事，也都说明了桃花源与俗世的不同。

从句法、词汇等角度来看，《桃花源记》中的句子多用散句，而且总体上都是短的，且句式简单、音节短促（每句大致在五个音节以下），并且多用省略句。所用的词汇也都是通俗易懂，明白晓畅。除了极少数必要的副词，全是动名词，没有形容词。文章中也没有过多的形容和渲染，不用感叹和夸张、比喻等修辞，只平淡的叙述，这样的语言风格显得尤为简练。

写实的叙述主要体现在以人物的籍贯来证明人物的真实性，营造真实的氛围。如武陵渔人、南阳郡刘子骥等。抽象的叙述则体现在：文章虽然一方面在强调时间（晋太元中）、人物（武陵渔人）的可靠性，但是另一方面又在强调地点的不确定性，即不确定桃花源的具体地点（忘路之远近）。同时，故事情节经历了两次曲折，第一次，发现桃花源美好的环境和美好的人际关系，完全是偶然的，毫无因果逻辑。第二次，渔人经历了桃源之旅，回来时还做了标记。却找不到归路，去寻找的人也很快死了。这就使得这个超越因果的情节带有神秘之感。

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后，凭借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剥削压迫的厌恶这些特质，“桃花源”成为一种文学题材和主题在后代反复出现，但均有一定程度的变形和发展。在陶渊明以后，以桃源传说为题材进行创作，而提出新主题的，首先是王维的《桃源行》。他将《桃花源记》中理想的人间社会改写为对神仙生活的追求，失去了乌托邦理想社会的意义。到了中唐时代，这一说法遭到了韩愈的批判。在他的《桃源图》中，既不着眼于对小国寡民的向往，也不寄心于追寻神仙之境，而是依据自己一贯的哲学政治观点，揭露了桃源神仙之说的荒唐，从而显示它的主题的独特性。而在王安石笔下的《桃源行》中，陶渊明的诗文中的无君无臣思想得到了发扬，这也正是他以自己的方式继承和发挥了这个古老题材的结果。

陶渊明《桃花源记》产生之后，桃源的隐逸意蕴早在南朝时期就被关注，陈代徐陵《山斋诗》:“桃源惊往客，鹤桥断来宾。复有风云处，萧条无俗人。”这其实是对桃源隐逸意趣的认定。对桃源的隐逸意趣的追求更集中体现在中唐文人的笔下。卢纶《同吉中孚梦桃源》直接表露出中唐文人对陶渊明桃源境界的渴望，“云中碧潭水，路暗红花林。”“园林满芝木，鸡犬傍篱栅。”碧水环绕、红花掩映的地方就是诗人梦想的桃源。

《桃花源记》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也产生了两重影响。《聊斋志异》中不仅在内容上复现了《桃花源记》中的几处场景，如《婴宁》故事写王子服独自前往婴宁的居所，行约三十里后来到一个小村落，只见“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里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皆茅屋，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其中”。本来这段描写是为了渲染狐鬼的生存环境，却带有着桃花源般的幽美色彩。在创作时蒲松龄也受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心态的影响。蒲松龄一生久困科场，在科举之路上屡屡受挫，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饱受沉重的精神打击。而归隐田园、甘于平淡的陶渊明，触动了蒲松龄的灵魂深处。尤其是出于陶渊明笔下那篇带有神秘故事色彩的《桃花源记》，更是让蒲松龄产生共鸣，因此他在《聊斋志异》中塑造类似于桃花源的仙域灵境，来表达他内心对平淡自由生活的追求。此外，清代其他小说如《儒林外史》《镜花缘》中，也都透露出与陶渊明相似的隐逸情怀。

到了近现代，桃花源意境出现的越来越多。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世界，尤其是在《阿黑小史》《凤子》《边城》等小说中描绘的湘西世界简直是纯粹的桃花源；萧红的《呼兰河传》中，儿童视角的设定，尤其是对作家幼年后花园生活的回忆，无疑也是桃花源意境的体现；而真正复兴了纯粹的桃花源的是汪曾祺。他的小说《受戒》《大淖纪事》，是一种天人合一式的桃花源，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有一种内在的欢乐”。

陶渊明的诗文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讲叙晋、宋以来诗歌流派，却没有论及陶渊明。钟嵘的《诗品》仅将陶潜列于中品。但由于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并诗的创作情结的复杂性、具体性、多样性，“桃花源”意境经过历史的沉淀、发酵，逐渐历朝历代的文人雅士产生了共鸣。

唐朝的李白因“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而“明朝散发弄偏舟”的人生理想与陶渊明的“岂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而归隐田园的行为，含有一种内在的思想契合点。杜甫从“所愧为人父，无食致夭折”的对家庭的无限歉意，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社会理想和陶渊明从“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的疚愧心理，到“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的社会理想，两者创作的家庭情结，社会情结有一种内在的相通之处。可以说他们的心路历程基本相同，精神指向高度一致，可见桃花源意境的影响之深。黄庭坚在跋渊明诗卷时也曾表示年轻“血气方刚时”，读陶诗“如嚼枯木”，然及“绵历世事”，再读之则另有一种情趣，对于《桃花源记》是同样的道理。

元朝时，由于受到外族入侵，再加上政治黑暗。元朝文人对陶渊明更有一种偏爱。白朴在《仙吕·寄生草·饮》中说“不达时皆笑屈原非，但知音尽说陶潜是”，以陶渊明自比。清人谈及《桃花源记》说：“靖节当晋衰乱时，超然有高举之思，故作记以寓志，亦《归去来兮辞》之意也”。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等人，亦借《桃花源记》表明自己不与黑暗政治同流合污，对权贵以远避的志向。

《笺注陶渊明集》的作者李公焕评价：“语造平淡，而寓意深远，外若枯稿，中实敷腹”。

清代文学家方东树评价此文：“笔势笼罩，原委昭明，峰蝶壮浪”。

《诗品》作者钟嵘评价：“文体省净，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

多数读者认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桃花源，就是个为逃避赢秦暴政而建立的人间乐土，它的原型地应该在江南地区，甚至就是文中所提到的武陵。然而，1936年初，陈寅恪在《清华学报》发表《桃花源记旁证》一文，提出新的看法，即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商洛一带，而桃源之人所避的秦国乃是苻秦而非赢秦。这一结论的提出后，学界一直无人回应。二十年后，史学名家唐长孺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逐渐引起学界关注。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六朝志怪至唐人小说的演变时，曾说：“幻设为文，晋世固已盛，如阮籍之《大人先生传》、刘伶之《酒德颂》、陶渊明之《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皆是矣，然咸以寓言为本，文词为末……”据此看来，鲁迅将《桃花源记》看作“幻设为文”的传记之作，而不是志怪小说。当代学者则对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桃花源记》“幻设为文”不假，却不是传记文体，而是牵混、融合《搜神后记》中的桃花源事与刘子骥事而成的杰出的志怪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