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现代作家。本名张莹，曾用名张秀环，乳名荣华，笔名萧红、悄吟、田娣、玲玲，黑龙江省呼兰区（今哈尔滨市呼兰区）人，被誉为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洛神”。

萧红1911年出生在呼兰城中一个没落的世族。其父张廷举是当地教育家，其母受过一定教育。萧红年幼时生母因肺病去世，父亲迎娶继母。继母待萧红很差，因此萧红童年时期并不幸福，只和祖父关系亲近。萧红九岁进入小学，十三岁进入高级小学。那时的她开始对反封建运动感兴趣。1927年，萧红进入中学，然而她的父亲已经选好未婚夫，准备让萧红中学一毕业就成婚。1930年，萧红为了逃离婚约，毕业后不久就离家出走逃到北京。1931年1月，萧红在家人的压力下回到呼兰，被父亲软禁在亲戚家中，同年9月与未婚夫王恩甲在东兴顺旅馆开始同居生活。萧红后来基于这段时期对故乡底层农民的观察创作了《生死场》。后来萧红怀孕，王恩甲消失。萧红没钱支付租费，写信向《国际协报》求助，适逢松花江洪水，在危楼中的萧红被《协报》的作者舒群、萧军等人解救，并且开始和左翼作家们一起创作。萧红和萧军暗生情愫，萧红生下孩子后二人开始在商市街同居，以金剑啸为中心参加“星星剧团”，宣传左翼文学和思想。基于这一时期的观察和经历，萧红后来创作了《商市街》（1936）。1933年10月，萧军和萧红共同创作的短篇小说集《跋涉》出版。后来小说被禁，二人迫于压力在1934年6月逃往上海。二萧在上海得到了鲁迅的资助和引荐，逐渐有了名气。正是在上海，萧红认识了她后半生的伴侣端木蕻良。这时期萧军沾花惹草的性格问题越来越盛，为萧红的感情带来了严重困扰。为了保持二人之间的距离，她在1936年7月17日只身前往日本追求文学写作梦。萧红在东京求学和写作期间，鲁迅病逝，萧红深为痛心，虽然她试图专注于创作，却很难集中精力完成长篇小说。

1937年1月，萧红返回中国，在上海和萧军再次一起生活，但两人的精神世界已经渐行渐远。同年9月，二萧连同端木蕻良从上海市到武汉避难。萧军和端木蕻良常常产生矛盾。不久，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二萧前往山西省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由于感情裂隙，2月末，萧军离开临汾市，3月初，萧红与端木等人加入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市。3月末，萧军和萧红在西安重逢，正式离婚。但此时的萧红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1938年4月，萧红与端木来到武汉，5月下旬，二人正式结婚。但武汉也不是安居之地，端木坐船到重庆市，任教于复旦大学，萧红暂时滞留武汉。9月，萧红来到重庆，被安排在端木朋友家借住。11月，萧红到了预产期，生下一位男婴，但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据说生产时，端木没能守在萧红身边。1939年春，萧红和端木开始在重庆共同居住，在这期间，她写下了《呼兰河传》等作品。1939年末，由于担心轰炸和中国国民党文化特务，萧红和端木离开重庆，来到香港特别行政区。1941年7月，萧红被诊断为肺结核，第二年（1942）1月22日，萧红手术后去世。萧红墓现存两处，分别位于广州市郊外的银河公墓和故乡呼兰。

萧红的代表作有《生死场》（1935）、《呼兰河传》（1940）等小说，并有多篇记录当时社会状况的散文。她的小说常常以个人经历和童年生活为取材背景，但其写作视角往往不是后观的全知视角，而是以孩童的眼光看待世界。其小说语言形式“介乎传统小说与散文诗之间”，打破了小说、诗歌、散文的分类编组的文体界限，而且在小说内部也突破了写实性为主和抒情性为主的两种形式，并且鉴借了其它艺术如绘画、音乐等的表现手法。此外，萧红还常常用对照来表达反讽。萧红的文学作品表达了丰富的思想，前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革命倾向，也表达了对底层百姓的社会关怀。萧红在小说中呈现出不同于主流话语的女性意识，在当时具有开创意义。

萧红生于1911年阴历五月。小名荣华，大名张秀环，后由祖父张维祯改名张廼莹。她的父亲是当地教育家张廷举，母亲是姜玉兰。萧红出生之后，姜玉兰又生了三个男孩，紧接着萧红的是弟弟富贵，出生后不久夭折，后面出生的弟弟是连贵（张秀珂）和连富。连富出生后不久，母亲姜玉兰因肺病去世，而连富也夭折。张维祯可怜两个年幼丧母的孙辈，十分宠爱萧红和弟弟张秀珂。

祖父几乎是家中唯一一个真正关心萧红的人。长大后的萧红在《呼兰河传》第三章中写祖父和“我”，从这一章开始，小说从整体意义的呼兰河人们的生存进入个体意义上的生存，在小城人们的生命故事中穿插着“我”的困惑、“我”和祖父的交流等等，足见祖父对萧红的深远影响。在祖父的宠爱下，萧红十分调皮任性。她小时候经常爬树掏鸟窝。对此，生母责备一会儿就罢了，但是继母会一一向父亲报告，据说生母死后萧红经常受到父亲的严厉训斥。生母姜玉兰受到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但是她重男轻女，生前不许萧红上学。萧红在生母死后才得以进入家斜对面的小学读书，那时萧红九岁，比一般学生晚了三年。

1920年春天，萧红开始在呼兰县立第二小学女子部学习。四年后，萧红转入呼兰第一初高两级小学。上高级小学时，萧红已经十三岁了。她在高小学习的第二年，上海市爆发了五卅运动。6月8日，哈尔滨市成立救国会，14日哈尔滨外交后援会等团体声明支持上海的工人和学生。在呼兰，也有一些青年学生、店员、工人为支持五运动上街游行，进行演讲和募捐等活动。据说萧红也参加了这些活动。据说萧红还参加了募捐活动，参演了在西岗公园表演的一出反对封建婚姻的戏剧。

虽然萧红的父亲张廷举是教育家，但当自己的女儿提出要上中学时，他却强烈反对。因为张家已经帮萧红选好了未婚夫。据说她的未婚夫是当时任呼兰保卫团团长职的王（另说为汪）廷兰之子王恩甲（另说为王殿甲）。萧红最终和家人达成妥协，如愿进入了黑龙江从德女子中学。萧红读书时的老师有马梦熊（英语）、于嘉彬（公民）、王荫芬（国文）、黄淑芳（体育）、高昆（又名高仰山，教授美术）等。这些教员当中也有男性。其中，高仰山1925年从上海的美术专科学校毕业，自1926年起在这所女子中学任教，对萧红影响颇大。甚至有一段时间，萧红想当一名画家，还画了一些素描。《生死场》和《马伯乐》初版的封面就是萧红自己设计的。

1927年萧红入学时，班上有四十名左右中学同学，但许多同学没等毕业就结婚了，所以到毕业时仅剩下一半人。1928年11月，哈尔滨市爆发了反对日本建设“满蒙新五路”的市民运动。萧红的散文《一条铁路底完成》便是记录了这一时期体验。

1930年，萧红遭遇了整个中学时代最为重大的事情，时年春天，萧红的祖父去世。她将那时的悲伤记录在了散文《祖父死了的时候》（1935年7月28日）中。祖父的去世造成父权在萧红身上进步强化，这又增强了萧红反抗家庭的力量。

由于与王恩甲存在婚约，萧红毕业后不久就从家逃出，追随去中国大学读书的表兄陆振舜来到北京。1930年11月中旬，北京已经很冷了的时候，萧红收到一封老家寄来的信，警告她赶快回家结婚。而且作为制裁，到了12月家里也不给萧红寄冬装。表兄陆振舜的朋友李洁吾看不下去，设法弄来二十元钱拿给他们，萧红才得以买了件棉毛衫御寒。

第二年1月，萧红回到呼兰区，一回去就被父亲软禁在阿城区福昌屯的亲戚家中。萧红软禁期间对于农民生活的所见所闻成了她之后写作《生死场》的素材。当时，由于介意萧红曾经逃到北京投奔表兄陆振舜，王恩甲的哥哥逼迫二人解除婚约。外祖母认为萧红给张家抹了黑，对萧红严加责备。无依无靠的萧红心中再次燃起了对恩甲的情义，有意原谅恩甲。9月，她来到哈尔滨市王恩甲的住处，与他在东兴顺旅馆开始了同居生活。当时在埠头区东侧的沼泽地处由中国劳动者自发形成了一个叫作傅家甸的地方，那里有一家俄国人经营的东兴顺旅馆，二人就住在那里。在堂妹的帮助下，萧红插班至东省特别区第二女子中学学习。王恩甲去上大学，萧红在家（旅馆）看看书、织织毛衣，俨然一副家庭主妇的样子。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年（1932年）2月，哈尔滨沦陷；3月，伪满洲国成立。

1932年5月，萧红的肚子已经格外显眼，他们在旅馆的赊欠也已超过四百元。这时，王恩甲突然消失。有人说他是回家拿钱，有人说他是由于听闻亲戚王廷兰去世而前去探明消息。不管怎样，他再也没有回来过。由于房费长期赊欠，旅馆甚至可能会将萧红卖到妓院。萧红把她的窘况写成信寄给《国际协报》。之后，她结识了《协报》的萧军等青年左派作家。恰逢松花江发洪水，他们把萧红从困境中解救来。当时东兴顺旅馆的一楼已经被淹没，他们用船把被困在二楼的萧红救出。

哈尔滨市与俄罗斯（苏联）在地缘关系和历史渊源方面都与之关系密切，较早受到俄国（苏联）共产党的影响。金剑啸（1910-1936）任中共哈尔滨市西区（道里）宣传委员，他是当时哈尔滨左翼运动的中心人物，在戏剧、绘画、音乐、文学等广泛的文艺领域中对萧红等东北地区作家影响巨大。金剑啸在这一时期受杨靖宇指示，与东区（道外）宣传委员罗烽（1909-1991）共同发行反满抗日的报纸。在他的团结下，萧军、舒群等作家开始了革命宣传和创作。

舒群收到萧红往《国际协报》文艺副刊寄来的求救信后，征得第三国际的同意，用组织给他的伙食费为萧红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烟，把它们捆在头顶，游着泳，来到二楼萧红住的房间。1932年，正值松花江发大水，三层的东兴顺旅馆一楼已经完全被洪水淹没了。怀孕的萧红身上仅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天蓝色旧旗袍，而且由于肚子太大，旗袍侧面的扣子基本上没扣。萧红要求舒群把她带出去，可是舒群的家也被大水淹没，全家在南岗的难民收容所避难，实在没有办法安置萧红。于是，他带着满身的泥巴，在萧红的床上蹲了一夜。当时的《国际协报》文艺副刊主编裴馨园得知此事，派萧军去营救萧红。1932年7月12日，萧军带着裴馨园的介绍信和几本书去看望萧红，二人暗生情愫。后来，由于萧红没有生活来源，暂时住在裴馨园家中，萧军常常来看望她。萧红住在裴家期间，生下了孩子，但将其抛下。基于这段经历，萧红创作了小说《弃儿》。

此后，萧红离开裴家，与萧军同居，认识了萧军领导下的年轻的哈尔滨市左派文艺运动家们。那个时候他们总是在哈尔滨水道街（现在的尚志大街）上公园附近的一个俄式平房里聚会。大家都称它为“牵牛房”或“牵牛坊”。这本是以冯咏秋为中心结成的文艺团体“冷星社”的同人聚集的地方，里面常备有纸和笔，来访的人们可以在那里自由书写文章或者画画。以金剑啸为中心成立的“星星剧团”在这里诞生，萧红也参加了这个剧团。金剑啸在1933年组建了“星星剧团”这“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半公开性质的抗日演剧团体”。成员以萧军、萧红为首，有罗烽、白朗、舒群、白涛、徐志等人。团名寓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团歌由萧军作词，金剑啸作曲。

1933年10月，哈尔滨市五日画报社出版了萧军（当时笔名为三郎）和萧红（当时笔名为悄吟）合著的短篇小说集《跋涉》。萧军关注城市下层阶级人们的命运，萧红关注农村下层阶级人们的命运。该小说集出版后立即被禁止发行，这也是萧红、萧军两人必须离开东北地区的直接原因。《跋涉》被禁止发行，两人感到十分恐惧。1934年6月10日从商市街搬至天马广告社，第二天即11日离开哈尔滨，12日到达大连市，在朋友家住了两天，14日乘坐日本船“大连号”出发，15日上午在青岛市登岸。之后萧红再也没有回过东北。

1934年6月12日，萧军和萧红离开哈尔滨市后在大连的朋友家等了两天船，14号乘坐日本邮船“大连号”去青岛。两人在船上受到日本特务机关的严格审查，勉强过了关。他们在端午节的前一天6月15日上午到达青岛，比他们早一步离开哈尔滨的舒群在那里等着他们。

7月，萧军和舒群带着金剑啸写的便条去上海市拜访他的朋友。但是，金剑啸的朋友们也没有工作可介绍，这时二萧的路费也用完了，只好返回青岛市。经由舒群介绍，萧军开始编辑与党相关的《青岛晨报》副刊，自己也用刘军、刘均的笔名发表了几篇短篇作品。而且，他还在继续写从哈尔滨市带来的《八月的乡村》，萧红也接着写《生死场》。此外，据说1934年夏天萧红在《青岛晨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进城》的作品，但现在还未发现。当时梅林与他们一起在《青岛晨报》工作，经常与萧军和萧红一起行动。他们在摸索前进道路的过程中强烈意识到了自己“漂流者”的身份，这成为之后两人文学的原点，也是他们一生无法摆脱的痛楚。

那时，萧军听荒岛书店的孙乐文说他曾在上海市的内山书店见过鲁迅。孙乐文建议萧军给鲁迅写封信，寄到上海的内山书店。萧红和萧军两人立即将《生死场》的原稿和《跋涉》寄给鲁迅，为了让鲁迅更具体地了解他们，还把他们在离开哈尔滨市之前刚照的照片也一并寄了出去。不久后，青岛市的地下党组织受到毁灭性打击。农历八月十五日，去岳父家庆贺中秋节的舒群夫妇也被当场逮捕。当时萧军他们刚好缺席，幸免于难。孙乐文关闭《青岛晨报》，劝萧军他们早点离开青岛。11月1日，两人与梅林一起乘坐日本货船“共同号”，坐在装满咸鱼和粉条的仓库中离开了青岛。两天后二萧和梅林到达上海市。二萧饥寒交迫。萧军给鲁迅写信，要求见面。那时的二人“并不充分理解上海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残酷性……想得过于简单以至‘天真’了，以为总不会有什么太大困难的”。因此当鲁迅回答说不能立即见面之后，他们很受打击。萧军不解其因，立即又给鲁迅写信，殷切地诉说他们的心情。据说在见面之前，鲁迅让人调查了他们的底细。

直到两人的生活费用完，无计可施的萧军写信向鲁迅借钱。那段时间鲁迅身体不好。《鲁迅日记》中提到，11月7日由于肋间神经痛服药，10日夜里发高烧，14日收到两人来信时仍未退。因此鲁迅回信晚了些，两人又不得不在不安中度过了几天。也因此，收到鲁迅在低烧时写给他们的回信后，他们喜出望外。此次见面，二人为病后憔悴的鲁迅感到痛心，也为借款感到愧疚。两人这次不但向鲁迅借了二十元钱，由于没有零钱，回去的交通费也是找鲁迅借的。对此鲁迅谨慎地措辞，尽可能减轻两人心中的重负，让他们不要在乎这些小事情。

二萧第二次与鲁迅见面，是在鲁迅订的梁园豫菜馆的“宴会”席上。鲁迅想借此鼓励他们，向他们介绍些可以信赖的朋友。时间是在12月19日周三下午6点，除了他俩外，还有茅盾、聂绀弩夫妇、胡风夫妇和叶紫，许广平和海婴也来了。名义上宴会是为庆贺胡风夫妇生子举行的，然而由于联络上出了差错，胡风夫妇没有到场。在这次宴会上，鲁迅特别将叶紫介绍给两人，让他做两人的“向导和监护人”。

他们的新朋友担心他们来到上海后写不下去。叶紫和聂弩曾建议他们把作品寄给鲁迅让鲁迅帮他们介绍发表。她也因为小说写作和发表，认识了端木蕻良。在人生的后半段，端木蕻良曾陪伴萧红走过一程。1934-1935年期间，萧红写了《小六》（1月26日）和《过夜》（2月5日）两篇。向文学杂志投稿在当时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时在上海，左派作家唯一能够发表文章和比较可靠地拿到较多数目稿费的“大杂志”，只有《文学》刊物，但根据审查制度，文章经常会被“删改得不成样子。为了防范被删改，左翼作家们要常常改变笔名，以蒙混过审查官的眼睛。

1935年12月，《生死场》由奴隶社初版，销量不错，在1936年6月再版，印刷不停，同年11月就出到第六版。萧红的《生死场》很受人关注，但她在这一阶段基本没有进行什么创作。因为自己的伴侣萧军在感情上出了问题。他在哈尔滨市曾经追求过的陈涓来到上海市，二人交往甚密。萧红常常到鲁迅家中，和许广平倾诉谈心。鲁迅喜欢吃北方的饭菜，萧红也借机给周家做一些东北菜。据许广平的回忆，萧红特别擅长做春饼和饺子。许广平记录，“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但萧红没有为了伴侣舍弃写作，她在1936年7月17日只身前往日本，前往东京逐写作梦。萧红前往日本最重要的原因是她与萧军的爱情生活出现了裂痕，导致萧红身心状态都不太好。目的地选为日本，一方面由于与自己亲近的黄源夫人在那里，另一方面还因为弟弟张秀珂作为伪满洲国留学生，前往日本留学。然而实际上萧红来到日本一个多月后的8月份，黄源父亲病重，黄源夫人难以得到经济资助，不得不迅速回国，萧红最终也没有见到张秀珂。她一个人留在陌生的东京，以几天一封信的频率给萧军写信。实际上，二萧的感情裂隙属实，萧红所寄书信和所书关切也非虚，除了感情，还有萧红特有的不示弱的性格。

萧红在东京生活的半年适逢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她在东京时参加过郁达夫的演讲会，也当过东亚学校的学生。1936年10月19日，鲁迅的逝世是萧红东京时代的转折点。10月20日，日本的报纸报道了鲁迅逝世的消息，萧红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由于看不懂日语，她怀疑是鲁迅要来日本。21日，萧红去找朋友确认，对方说她看错了，应该不是去世。直到22日，萧红才在中国报纸上确认鲁迅逝世的消息，十分痛心。在那前几天，她刚买了准备送给鲁迅的画册。得知鲁迅去世，为了摆脱悲伤，萧红开始写一部两万字的作品，并称写完这篇还要写篇十万字的小说。但实际上她似乎已经很难专心写作了。

1937年1月，萧红返回中国，在上海和萧军再次一起生活，但两人的精神世界已经渐行渐远。1937年9月，二萧从上海市到武汉避难。为了创作和出版刊物《七月》，萧红、萧军、端木蕻良等人共同生活在《抗战文艺》主编蒋锡金的家中。他们多次相聚讨论，并且举行了两次座谈会。端木姓个人与萧红的意见最为接近。然而，萧军某天提起，“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叔嫂不亲爱，君子防未然。”虽然萧红用《陌上桑》里妻子毅然拒绝其他男人的故事来回答，但听了此话的端木想搬家。当时很难找到适合独自居住的房子，于是二萧搬了出去。

不久，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二萧在12月10日被中国国民党特务抓捕，押送至公安分局。后来八路军办事处的董必武把他们救了出来。二人决定离开武汉，应李公朴之邀，在1938年1月和端木蕻良、聂绀弩等好友一起在山西省临汾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一个月后，大学被迫撤离，萧军发现民族革命大学的校长阎锡山“反共”，想辞职参加五台山的抗日游击队。2月末，萧军离开临汾市，3月初，萧红与端木等人加入丁玲率领的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市。3月18日，萧军由于军事行动滞留延安市，碰巧与丁玲、聂绀弩再次相会，和他们一起来到西安。萧军和萧红在西安重逢，正式离婚。然而此时的萧红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萧军提议等孩子出生后再离婚，如果萧红不想养育这个孩子，可以由萧军来养，但萧红对此没有回应。

那时的端木虽然无心结婚，但心却渐渐向萧红靠拢。1938年4月，萧红与端木来到武汉，萧红借住在鹿地亘夫妇家，端木租住在别的地方。由于流亡生活，二人的钱已经花完，也没有新的工作赚钱。端木写信向茅盾借钱举办婚礼。5月下旬，萧红和端木正式结婚。但武汉也不是安居之地，6月15日，日军决意在汉口作战，萧红和端木虽然计划离开，但很难弄到票。老友罗烽给了他们一张多余的票，可以给萧红或端木用。田汉夫人（安娥）提议，萧红和自己走，端木和罗烽走，如此男两人，女两人，比较方便。萧红和端木再次分别，端木来到重庆，萧红因为没有票，不得不滞留武汉。在此期间，提前来到重庆的端木通过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搬到苍坪街的黎明书店，还得到了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书的机会，与复旦大学教授靳以合编《文艺战时旬刊》。9月，萧红与冯乃超夫人（李声韵）从汉口来到宜昌市，李声韵病重住院，萧红独自前往重庆市。

1938年9月，萧红来到重庆时，被安排在端木朋友家借住。11月，萧红到了预产期，生下一位男婴，但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据说生产时，端木没能守在萧红身边。1939年春，萧红和端木来到重庆郊外的歌乐山，住进云顶寺的一间空房间中。萧红在那里写下《滑竿》《林小二》等作品。夏天，二人住进北嘉陵江畔的复旦大学文摘社内。由于端木在复旦任教，二人不久又搬到沙坪坝的复旦大学农场苗圃。虽然这里环境较好，但是是四人间。不久二人又搬到王家花园的教授宿舍。萧红在那里写下《呼兰河传》（1940）、《回忆鲁迅先生》（1939）和散文诗《长安寺》（1939）。

1939年末，萧红和端木担心大学宿舍附近的弹药库导致这里成为重点轰炸对象，且他们身边开始出现中国国民党文化特务，遂决定搬离重庆市。此时恰好香港《大公报》的杨刚约端木姓创作长篇，二人于是选择香港作为目的地。1940年1月19日，萧红与端木蕻良结伴飞往香港。先是居住在九龙乐道八号大时代书局的二楼，不久后又住在戴望舒的住处林泉居。林泉居位于山坡上，环境幽静，但端木的风湿病复发，二人又搬回大时代书局。4月，萧红和端木蕻良正式成为香港文协成员。

1940年6月，萧红应香港文协邀创作哑剧《民族魂鲁迅》（1940），还完成了长篇小说《马伯乐》（1941）。萧红的身体抱恙，1941年7月，她被诊断为肺结核，做了手术，身体越来越差。11月下旬萧红暂时出院，但病情没有好转。东北地区出身的新晋作家骆宾基来拜访萧红时，她已经衰弱得站都站不起来了。第二年（1942）1月12日，萧红来到跑马地的养和医院。由于是知名作家，由院长亲自问诊，诊断萧红为气管结瘤，需要立刻手术。实际上事后才弄清这是误诊。端木不同意手术，萧红却认为病情急迫，签署了手术同意书。手术后，萧红失声，状态不好。18日，遵循萧红的意愿，端木将她送往玛丽医院。期间骆宾基一直照顾着萧红。22日，玛丽医院被日本陆军接管，萧红辗转到圣士提反女校的红十字会临时医院。早上六点，萧红陷入昏迷，上午十一点去世。

据说在手术之前，萧红向端木交代了后事。第一，希望端木保护她的作品不被人随意修改，版权全部交给端木。第二，希望死后葬在鲁迅的墓旁。如果难以实现，就葬在面朝大海的风景区，用白色的布包裹自己。第三，如果端木将来去哈尔滨市，把她和王恩甲的孩子找回来。第四，由于骆宾基一直照顾她，萧红希望将《呼兰河传》版权送给骆宾基，以做酬谢。1957年7月22日，萧红在香港岛南部的海水浴场浅水湾的骨灰被发现，并迁到广州市郊外的银河公墓。1992年10月31日，萧红的故乡呼兰区举行了萧红纪念碑与萧红墓落成仪式，墓里是端木保管了五十年的萧红的头发。

萧红在1934年9月9日完成《生死场》，1935年12月初版。据说这一题名是萧红来到上海市后由胡风拟定的。小说以东北地区乡下的女性群体为描绘对象，讲述这一群像的身体经验。《生死场》怵目惊心地展现了二三十年代中国封闭的乡村社会农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饺子、蒙昧的近乎原始的生存状态——生是动物性的生，死是动物性的死。貌似平淡的生存面纱后隐藏的正是“蚁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殖，乱七八糟地死亡”的骇人图景。“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小说虽然以抗日为背景，但这一点并非主题，只不过是作者忠于自己的印象和感情，并将其如实描写出来而已。小说的前半部分描写农民生活，后半部分描写抗日斗争。虽然有抗日文学的一面，但主要是怀乡和人道主义。

萧红在1940年12月10日完成《呼兰河传》。小说由七章组成，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二章从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讲呼兰这个小城的变迁和住在城里的人们的变化，试图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整体轮廓。第三、四章将视线转向个人层面，描述了生活在小城呼兰里年幼的“我”和“我”的家人。第五到七章通过几个代表人物描述了“我”所熟悉的老百姓的生活。

作品没有贯彻全篇的主人公，也没有主体故事情节。实际上，这种没有故事框架、没有中心人物的结构延续了《生死场》以来的写法，是萧红独特的文体。小说的主题在于“作为人活下去”，不仅贯彻了萧红对生命的思考，也表现出她在《生死场》之后通过六年半的创作活动更明确的问题意识。

萧红创造了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萧红使用超常规的文体语言，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她还采用自传式叙事方法，萧红在本质上是一位自传型和情感型的作家，自传式叙事方法是她自觉的审美选择与追求。萧红的文体结构是散文化的，她突破了传统小说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故事情节的方式，而代之以对于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的细腻描写。萧红的写作风格是诗化的，她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蕴含着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最后，萧红在小说中通过戏剧性讽刺表现冲突。

萧红的文学语言生疏而新鲜，其作用在于增加读者感觉的难度和感觉的时间长度，延长读者的感觉过程，强化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审美效果。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既表现为新鲜、生疏，同时又表现为直率、自然。她以特有的童心观照世界时对这个诗意世界不加雕饰的语言描绘。有《牛车上》中的三月春阳，有《后花园》中的六月鲜花，有《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等，它们都是一个个儿童眼中的世界，毫不雕饰，秀韵天成。

萧红的小说常常以个人经历和童年生活为取材背景，但其写作视角往往不是后观的全知视角，而是以孩童的眼光看待世界。以《后花园》为例，小说第一部分似乎回到了人类的原初状态，随处可见详细的“以物喻物”的修辞和联想，“在朝露里，那样嫩弱的须蔓的梢头，好像淡绿色的玻璃抽成的，不敢去触，一触非断不可的样子”“这些花从来不浇水，任着风吹，任着太阳晒，可是却越开越红，把园子炫耀地闪眼，把六月夸奖得和水滚着那么热”这种视角来自萧红的童年观察，也来自其个体经验，是一种直觉型的表达。

钱理群认为，萧红小说的形式“介乎传统小说与散文诗之间”。她不仅打破了小说、诗歌、散文的分类编组的文体界限，而且在小说内部也突破了写实性为主和抒情性为主的两种形式，并且鉴借了其它艺术如绘画、音乐等的表现手法。例如《呼兰河传》中，从修辞来看，萧红运用反复、通感等形式，在第三章起首与尾声部分，使用了几乎一样的句子：“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虽然叙事上看起来很冗赘，但却具有了更强的抒情效果。

萧红的抒情方式追求诗意诗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小说《家族以外的人》。自我形象是一个聪慧、纯朴、天真无邪的少女，通过这个少女的眼睛，反映了一个善良却又愚拙的老人有二伯的不幸，整部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充满了一种温柔而委婉动人的抒情诗格调。其它在《呼兰河传》《小城三月》《手》等那些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

萧红在小说中常常用对照来表达反讽。例如《呼兰河传》中，人们聚焦于死亡，但又表达出对生命的漠视。第二章的第四节开头一幕是丢孩子、警察看孩子、孩子胡乱答话的情景。然而这一节详细写的却是妇女拜北顶娘娘庙求子。庙里和庙外、求子的妇女和迷失的孩子形成了冲突的对照。

萧红前期的创作中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革命倾向。在《生死场》中，萧红以审视和批判的视角来展现农民的生存与死亡，在完成这部小说后，她谈论这些人物都是“自然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萧红把造成农民悲惨生存状态的外在原因归结于地主的压迫、经济的衰退、男权的压迫以及异族的入侵。萧红的作品不仅可以用左翼文学的标准来考察，还需要顾及萧红独特的精神特质。她虽然受左翼作家影响，但也超越了左翼的阶级观。

萧红在小说中反复强调呼兰人回复平静生活和善于忘却痛苦的自我修复能力。虽然其中衍生出了悲剧，但对于农民生存也有积极的意义。这是一种原始本能的巨大生命力，这种朴素的生命力支撑着农民克服自然、社会和传统的压力，从而顽强地生存下来。例如小说《红玻璃的故事》，萧红虽然开头就交代屯子里的农民生活艰苦，但这些农民身体结实，精神坚毅，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萧红文本表现了女性意识。在她自己的生活里，萧红少女时代就离家出走，即使在最穷困的时候都不愿、也始终没有回头向家人伸手求济。在她的笔下，萧红以女性身体为立足点，建立了一个特殊的视角去观察民族兴亡、乡土文化和性别政治的内在联系。例如《呼兰河传》中，跳大神仪式是呼兰河乡民不可或缺的精神生活。在神祭的仪式里，女性角色借助祭祀活动摆脱日常现实生活的身份和角色，表现出女大神在跳神仪式中那种全身是劲、乘云驾雾的雄壮气势。

鲁迅：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埃德加·斯诺采访鲁迅，1936年5月）

胡风：她所写的农民们底对于家畜（羊，马，牛）的爱着，真实而又质朴，在我们已有的农民文学里面似乎还没有见过这样动人的诗篇。（《〈生死场〉后记》，1935年11月22日）

丁玲：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不能逐击的污蔑在等着，然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毒恶，更须要毁灭的。（《风雨中忆萧红》，1942年4月25日）

白朗：我和红的相识是在她和军结未久还是初恋的时候。每当我走进那不见阳光的小屋，就会感到种幸福的和谐，只能看到他们啃嚼着干了的面包，却从未看到过那因过分的贫困的迫压而显露的愁眉苦脸。（中略）慢慢地，我才得到了结论：他们的幸福、快乐是建筑在共同的事业和真挚的情爱上，绝不是贫困的手所可左右的。（《遥祭——纪念知友萧红》，1942年4月10日）

绿川英子：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萧红病死香港，她的才能没有能充分地发挥，她的理想更没有得到实现；一颗诗人的灵魂，一颗崇高而纯洁的心由于离乱的时代和艰苦的环境，被埋没了。（《忆萧红》，1942年）

骆宾基：在孤独地生活着，却给中国的文学，带来了春天的一道阳光，青草发芽，树荫遮道，大地充满了生命之爱，欣欣然，仿佛向日葵得到朝阳的温暖，从满天乌云之间展开的一条晴空缝隙下。（中略）而萧红本身，就又仿佛山腰当中一道泉水的溪流，清澈见底，倒映着两岸的初春绿草，也有一两片云影、蓝天，闪着滴滴阳光；大部溪流又埋在树荫下，寂寞地流着，流着……却又听不到一点声音。实际上，除去水面微风吹起的波纹，又是什么也没有。萧红就这样任凭生命之流，寂寞地流着；而给予人们，却是温暖与热情，像溪流给予人类的优美。（《萧红逝世四月感》，1942年5月）

骆宾基：就在这时候，作家萧红感受另一种社会力的威胁，那就是社会的男人中心力。这是早已存在的，所以在这时候才显著，（中略）她感到自己是这种社会力的附属力，在这点上，作家萧红大胆地抗拒了，不只是想到，她是向历史挑战，她将孤立，因为如那些机械的等待主义者们所说：“得等到社会解放了，再来谈妇女的解放呀！”而萧红先生是不能忍从、等待。她在行动上大无畏地开始抵拒。（《萧红小论——纪念萧红逝世四周年》，1946年1月22日）

夏志清：没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萧红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呼兰河传》的长处在于它的高度的真实感，萧红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小说史》后记）

苏光文、胡国强：萧红在她不及10年的文学生涯中，创作了30余篇（部）小说和为数不多的散文、诗歌。她的生命和创作如惊鸿一瞥，而散发的光芒却耀眼夺目，十分独特。她一波三折的身世和经历，她的充满灵性的作品，给后人留下了谜一样的“萧红现象”。萧红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她从自身的经历和对生命的独特体验出发，用那支天然之笔，表达了对遥远故土上生息不止的生灵及其古老文化、风俗的审视与思考，这种审视和思考带有强烈的母性色彩；另一方面，她发展了20世纪中国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将散文的抒情、白描与小说细腻的心理刻画巧妙结合起来，使作品显出复杂的意蕴和别样的格调。（《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1996年8月）

1944年，戴望舒前往浅水湾探访萧红的墓地，留下诗歌《萧红墓前口占》。

萧红故居坐落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南二道街1号，始建于1908年，占地面积7125平方米，有房屋三十二间，建筑面积826.78平方米，分东西两个院落，东院为本家居住，西院出租，萧红出生在东院的五间正房。萧红故居是中原四合院建筑群落与东北地方传统民宅形式相结合的典型代表，反映出旧中国不同阶层的家居品质和地方传统特征。

萧红纪念陈列室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玛克威商厦二楼。是原来的东兴顺旅馆，即萧红和未婚夫王恩甲居住之处，也是萧红和萧军初遇之处。房间南墙是一组萧红的黑白照片，8张照片排开萧红的人生经历、感情经历。

萧红纪念碑、萧红墓坐落在呼兰区西岗公园内东侧500米处。建于1992年11月。萧红纪念碑、萧红墓占地面积为690平方米。纪念碑与墓系坐北朝南。纪念碑和墓为一个景区，分两个主体建筑。纪念碑位于南侧，墓地在北侧，相距5米。四周是方钢混凝土砌筑的书形图案围栏。萧红墓的墓室与墓碑均用灰色花岗石雕制。“萧红之墓”四个字是由萧红生前丈夫端木蕻良题写。墓为青丝冢。棺室内陈放着萧红逝世时剪下来端木蕻良珍藏了近50余年的一缕青丝。

萧红小学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呼兰区。原名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俗称龙王庙小学，后来改称第二十国民小学、南关小学，现名萧红小学。1920年至1924年，萧红曾在呼兰县乙种农业学校女生班上初小。

哈尔滨萧红中学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原名私立从德女子中学，后更名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现名萧红中学。1927年至1930年，萧红曾在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上初中。

此外，位于萧红故里呼兰，以萧红命名的地名还有萧红大道、萧红东胡同、萧红北路、萧红大街、萧红社区等。

2009年，萧红研究会、萧红文学院和黑龙江省文学馆在哈尔滨市揭牌。旨在基于现有的萧红研究，广泛开展黑龙江现当代作家的研究。同时，通过设立萧红文学奖、编辑出版新版《萧红全集》、打造以萧红和其作品为题材的舞台艺术、影视剧等形式打造萧红系列文化品牌，推动黑龙江文学创作、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发展。

2011年，萧红文学奖成立，由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人民日报出版社和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共同主办。萧红文学奖每四年评选一次，设立萧红长篇小说奖、萧红华语女性文学奖和萧红研究奖。

萧红出生时原名张秀环，因与二姨母亲的妹妹姜玉环同犯一个“环”字，外祖父为她改名张廼莹。但是，张氏一族无论男女都是按照辈行取名字的，萧红这一辈是“秀”字辈，即使修改也应改为张秀莹。因此有人怀疑此次改名可能还有别的理由，甚至有人基于此说，怀疑萧红不是张廷举的亲生女儿。

文学评论界一直以来对萧红的文学立场争论不休。对萧红的评论始于1935年鲁迅为萧红《生死场》所做的序言。鲁迅虽然提携赞美了小说，但也认为小说里对于人物的描写不够好。胡风所做的《生死场》后记里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认为萧红的《生死场》存在结构散漫、描写粗糙、人物形象模糊、语言诘屈聱牙的问题。1946年，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中提到萧红内心的寂寞，但指出，东北地区的闭塞经历导致萧红看不见外界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思想上缺少斗争性。实际上，萧红的确在小说中描述了抗日情形，只是她更多追求向内的表达。但这并不意味着萧红不去宣传抗战。她有了对历史的体悟，才能够表达自己的悲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特殊年代，在民族战争的背景下，评论者只在“抗日文学”或“东北作家群”的内容里稍稍提及萧红的《生死场》。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文学研究的重点是摆脱极左思潮的干扰，发掘那些因政治原因被掩蔽的文学大家身上的另一种光彩和被忽视的中、小作家。这一时期最突出的是和萧红生平有关的研究。新时期的萧红研究拥有相当宽容的政治环境，摆脱了外界的羁绊并拥有了良好的研究基础，发表了大量论文，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萧红的声誉。萧红富有文学天才，但是离开得太早，她还没有达到老练，还没有真正地成熟，就不得不永久地放弃了。

萧红的性格在同一时期的作者群体中非常独特。在生活中，她自然流露出纯真的个性。鲁迅曾经评价萧红“孩子气”，“不谙世故”，“容易抱有纯洁和幻想”。这些性格特点导致萧红有一种特别的偏执，在《呼兰河传》中，有洁癖的祖母用平整洁白的纸来蒙窗户，萧红却专门喜欢用手指戳窗户纸，祖母越是阻拦她越是要戳。祖父教萧红背唐诗，她听了喜欢的才背，不喜欢的就不背。她背诗常常不顾原诗语句，自己觉得怎样顺口就怎样背。友人李洁吾评价，“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总好像时时沉迷在自己的向往之中，还有些任性。”

萧红一生中经历过多次感情纠葛。首先是家里指定的未婚夫王恩甲，再是萧军，最后是端木蕻良。然而，萧红和萧军的结合并非如萧军所大肆宣扬的那样，“他侠义仁厚，古道热肠，救萧红于水火之中，引领她走上文学道路”，而是在青春冲动之下，出于现实考虑和生活需要的选择。根据作家孙陵的记述，当时的萧红本来钟情于另一位林郎大哥，因为他比萧军斯文得多。但萧军当着林郎的面，逼萧红表示态度，见萧红不说话，便抱着她亲嘴，确定了二人之间的关系。这时候的萧红抱着身孕，没有理由在感情上挑三拣四。而出于男人的自尊，争强好胜的萧军争得了萧红。萧军却并不珍惜萧红。他多次实施家暴，根据友人靳以的记录，有一次众人见到萧红眼睛青肿，关心她，萧红表示，“我自己不加小心，昨天跌伤了。”萧军却说，“什么跌伤的，别不要脸了！我昨天喝了点酒，借点酒气我就打她一拳，就把她的眼睛打青了！”由此可见，萧红和萧军的裂痕一步步扩大，直到最终离婚在所难免。

1942年1月12日，年仅31岁的萧红病逝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临终前，萧红悲怆地说：“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提出，希望能把自己埋在一个风景区，而且要面向大海。端木蕻良把萧红的骨灰一分为二，一半埋在香港风景最好的浅水湾，一半埋在圣士提反女校后坡的一棵树下。10多年后，因工程施工的缘故，浅水湾的萧红墓地有遭到破坏的危险。当时在香港《大公报》任职的诗人陈凡写信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当年的‘生死场’，而今已成为祖国建设繁荣之地，也应该接萧红回去看看了吧？”陈凡在信中还附上一张萧红墓遭破坏的照片。1957年7月22日，葬在浅水湾的萧红骨灰顺利挖掘出土。1957年8月3日上午10时，60多位香港特别行政区文化界人士在九龙红永别亭内举行了萧红骨灰返穗送别会，当天下午，萧红骨灰运返广州市。1957年8月15日下午，广州市文化艺术界在别有天殡仪馆举行萧红迁葬悼念仪式，仪式完毕后，随即将骨灰安葬于广州郊区的银河公墓。

2005年9月，丁荫楠导演电影《鲁迅》，范志博饰演萧红。

2013年3月，霍建起导演电影《萧红》，宋佳饰演萧红。

2014年10月，许鞍华导演电影《黄金时代》，汤唯饰演萧红。

2019年1月，魏时煜导演电视纪录片《跋涉者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