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1905年11月5日—1950年2月28日），原名戴朝，字丞，小名海山，曾用过戴梦鸥、戴苕生、林泉居士、陈御月、戴月、常娥等笔名，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是中国现代派象征主义诗人。

戴望舒出身于小康之家，八岁进入杭州务小学读书，十四岁考入宗文中学。1923年，戴望舒考进了上海大学中文系，学习革命理论、参加社会斗争。两年后，他转到震旦大学学习法语，接触了西方文学作品，与施蛰存、杜衡一起创办了刊物《璎珞》。1932年，戴望舒去法国和西班牙学习，在《现代》等刊物上继续发表诗歌和诗论，出版了诗集《望舒草》，以“现代派诗人”的名号蜚声文坛。1935年返回上海后，他与穆丽娟相恋并结婚，发行了颇具影响的月刊《新诗》。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举家搬迁至香港，投入了文艺界的抗敌工作。1942年，日军侵占香港，戴望舒被日军逮捕，写下慷慨激昂的《狱中题壁》一诗。日本投降后，戴望舒返回上海，继续从事文学工作直到生命尽头。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辞世，终年45岁。

戴望舒凭借其具有象征主义风格的自由体诗和对音乐性的追求与反叛，引领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诗歌创作，开创了中国新诗史上的一代诗风，因此被称为现代诗派“诗坛的首领”。

1905年11月5日，戴望舒出生在浙江杭州的一个小康家庭。在他3岁时，父亲戴立诚到北戴河区车站工作，一家人前往河北省生活。母亲卓佩芝出身书香门第，会讲说古典名著，戴望舒从她讲述的故事中接受了最早的文学启蒙。然而，天花感染给他的童年带来了一丝阴影，在他脸上永久地留下了癫痕，戴望舒也因此被同学叫过“火麻仁”。生理上的缺陷让戴望舒养成了敏感忧郁的性格，也深深的影响了他日后创作的情感基调。1912年，戴立诚携家人返回杭州市，次年，他将儿子送进了一所注重传统文化教育的学校——鹾务小学。鹾务小学注重诗词、文言文、书法、太极拳等国粹教育。经过六年的学习，戴望舒打下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初步养成了对文学的喜爱。

14岁时，戴望舒考入了杭州宗文中学。宗文中学校风保守，校长禁止学生阅读白话文小说，戴望舒就读林译作的外国文学作品和当时流行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说。1922年，他在鸳蝴派主办的期刊《半月》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债》，之后又进行了幽默小品、笑话的写作。同年9月，戴望舒和同学杜衡、张天翼，加上之江大学的施蛰存，组织起了一个名为“兰社”的文学社团，并由戴望舒担任《兰友》一刊的主编。《兰友》共出版了17期，现存的13期中有戴望舒的十篇作品。其中包括三篇译作、三篇议论短文、三篇小说和一篇散文，多是对鸳鸯蝴蝶派的模仿，但也有体现戴望舒爱国情怀的作品，如小说《国破后》和《牺牲》。在宗文中学的最后一年里，戴望舒表现出极大的创作热情和文学主动性，“兰社”也成为了培养一批文人的“摇篮”。

受到杭州市浓郁的进步思潮和文化活动影响，戴望舒在中学时就表现出了一定的革命倾向。在报考学校时，他选择了由邓中夏、瞿秋白等共产党骨干办学的上海大学。1923年，戴望舒与施蛰存一起进入上海大学。他的本专业是文学，同时旁听了社会学系的课程，接触了左派理论。然而一些早期理论家重斗争、轻文艺的观点让戴望舒处于尴尬的境地，也导致了他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与革命思想甚至现实生活脱离。在中文系的学习中，外来思潮流派纷杂，茅盾讲授西洋文学史、田汉教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其中田汉讲过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保尔·魏尔伦对戴望舒影响颇深。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戴望舒开始了新诗的创作。杜衡在为诗集《望舒草》作序时写道：“他开始写新诗是在1922到1924那两年之间……我们把诗当作一种人生，一种不敢轻易公开于俗世的人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戴望舒等文学青年的革命与文学思想存在着矛盾。他大学期间的创作多为练笔作品，留存下的只有13首诗歌，大部分是借爱情抒发青春郁结与哀愁的作品。

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爆发了“五惨案”，随即引发了全中国范围内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上海大学学生参加了游行示威行动，戴望舒也在其中。不久，上海大学被勒令停办，戴望舒只好转到震旦大学特别班学习法文，第二年升入震旦法科一年级，与施蛰存、杜衡商定未来一起去法国留学。在震旦大学，戴望舒开始广泛涉猎法国等西方国家的诗歌和作品。通过这时期的阅读，戴望舒的诗歌观念逐渐向象征主义靠拢。据施蛰存回忆，戴望舒“在枕头底下埋藏着保尔·魏尔伦和夏尔·波德莱尔。他终于抛开了浪漫派，倾向了象征派。”1926年3月，戴望舒与施、杜一起成立了“璎珞社”，自费出版了四期《璎珞》刊物，主要刊登他们的著译作品。戴望舒在《璎珞》上发表的诗作，均使用了“望舒”这一笔名，后来都被诗人收进诗集《我底记忆·旧锦囊》中。

随着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走向高潮，戴望舒几人停办了《璎珞》，转而投身现实斗争。经同学介绍，他们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国民党左派，积极参与宣传工作。1927年3月，戴望舒与杜衡在法租界被捕，后经保释释放。不久，反革命政变发生、政治形势危急，戴望舒被通缉，不得已辗转于杭州市和松江，在动乱中结束了学业。

革命行动的残酷和恐怖的社会现实深深影响了戴望舒一行人，他们决定回到文学事业的建设中去。在松江区，几人住在施蛰存家，并将他们居住的小楼称为“文学工场”，投入到文学翻译和创作中去。也是在这时戴望舒认识了施蛰存的妹妹施年，对她萌生了爱意。在“文学工场”，戴望舒翻译了法国浪漫主义小说《阿达拉》《核耐》和英国诗人欧奈斯特·道生的诗作。此外他还继续写诗，《十四行》《独自的时候》《我底记忆》等诗作不断见报于《未名》和《莽原》。期间戴望舒去过一次北京，见到了冯雪峰、丁玲、沈从文、冯至等文学青年。回到松江后，他一直与冯雪峰保持联系，直到1928年冯雪峰来到松江，加入“文学工场”。之后，戴望舒或冯雪峰半个月就要去一次上海市，在购买外文书的同时联系书店出版自己的作品。1928年，他们定好与上海光华书局发行杂志《文学工场》，不料书店老板认为内容太左派，不敢印刷。同年8月，《小说月报》刊登了戴望舒《雨巷》《静夜》《残花的泪》等六首诗，叶圣陶写信称赞《雨巷》“为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纪元”。从此，戴望舒多了一个“雨巷诗人”的名号。不久后，受震旦大学同学刘呐鸥的邀请，戴望舒前往上海，施蛰存等人也常去。刘呐鸥创办“第一线书店”，并印发了刊物《无轨列车》，戴望舒与施蛰存参加编辑。但书店仅运营了两个月就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无轨列车》也只出了八期。戴望舒在该刊上发表的作品有《断指》《夜是……》《路上的小语》和一些译作。

书店被封，戴望舒等人随即又开了“水沫书店”，只做出版工作。1929年4月，水沫书店出版了戴望舒自编的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分为“旧锦囊”“雨巷”“我底记忆”三辑，共26首诗歌。《我底记忆》标志了戴望舒在中国新月派的影响下由浪漫派的感伤抒情转向象征派的朦胧表意，在《雨巷》中达到了诗歌音乐美的高峰。1929年9月，戴望舒担任《新文艺》月刊的编辑，与穆时英结识，第二年，他和杜衡成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第一批成员。1931年，戴望舒与施绛年订婚。次年，淞沪战争过后，“左联”受到严酷的打压，一份由施蛰存主编的刊物《现代》面世，公开宣称中立态度，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等参与编辑。自创刊至前往法国，戴望舒共在《现代》上发表15首诗歌，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其理论文章《望舒诗论》。《现代》使戴望舒奠定了现代诗坛领袖的地位，正如施蛰存所说：“你以《现代》为大本营，提倡象征派诗，现在所有的大杂志，其中的诗大都是你的徒党了。”

施绛年与戴望舒订婚时，提出了一个条件：要戴望舒出国取得文凭。因此，1932年10月8日，戴望舒乘着邮轮远赴法国，施绛年一家和杜衡、刘呐鸥等好友前来相送。在一个月的航程中，戴望舒在日记里写下了对家乡和爱人的思念。到法国之后，他一边巴黎大学旁听，一边为国内出版社翻译文稿，以稿费维持生活。1933年，他编订的第二部诗集《望舒草》由上海书局出版，杜衡作序。戴望舒带有个人和民族特色的无韵自由诗体，开创了新诗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也使诗人在30年代初期“别树一格，自创一派”（卞之琳语）。

1933年3月，戴望舒参加了法国文艺作家协会召开的会议，后将通讯稿《关于文艺界的反法西斯蒂运动》传回国内，刊登在《现代》上。他一方面坚持反法西斯的政治立场，一方面在艺术上主张创作自由。戴望舒还与法国左派作家有过接触，他加入了“反战反法西斯同盟”的中国留学生支部，与法国汉学家艾登伯结下了友谊。同年10月，戴望舒被里昂中法大学录取。1934年，他游历西班牙3个月，期间探访了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萨维德拉的故居，参加了反法西斯游行。第二年，他被里昂中法大学开除，原因是“离校度圣诞假期并私自延长逗留期限”。同年3月，戴望舒坐船回到上海市，不久就与施绛年解除了婚约。

因为诗人这一身份不稳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施绛年不愿再和戴望舒结婚。在上海，戴望舒暂时住在刘呐鸥的公寓里，与杜衡、穆时英等挚友的相处缓解了他心中的沉郁。穆时英将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介绍给他，两人很快就陷入了热恋。1935年，戴望舒与穆丽娟结婚。同年，他主编的《现代诗风》问世，汇集了戴望舒、施蛰存、记弦、徐迟等现代派诗人的作品。次年，戴望舒创办了提倡纯诗的《新诗》月刊，与以新月派为代表的北方诗派合作，邀请了卞之琳、冯至、梁宗岱等人担任编辑。他积极投身文学事业中去，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于1937年出版。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打响，11月，上海沦陷，《新诗》被迫停刊，戴望舒的长女咏素也在这时出生了。抗战局势紧张之时，戴望舒以《现代土耳其政治》一书的编译，间接地针砭时局，抒发爱国民族情怀。1938年5月，他带着妻女前往香港，之后受邀为《星座》副刊和《星岛周报》的编辑。戴望舒以《星座》为大本营进行文艺战斗，控诉敌人暴行、宣扬爱国战士、报告革命情况。当时茅盾、郭沫若、郁达夫、施蛰存、沈从文、卞之琳、艾青等作家都在《星座》上发表过作品。1939年元旦，戴望舒在《星座》上刊登的《元日祝福》，在保持抒情艺术性的基础上歌颂抗战的希望，成为了诗人创作由“小我”走向“大我”的转折点。不久，他与艾青合办了诗刊《顶点》，得到了中国文学界的广泛认可。这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成立，戴望舒不仅是首届干事，还领导了文艺讲习会和英文期刊《中国作家》等宣传工作。“文协”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引起汪伪政府的不满，杜衡、记弦、穆时英等昔日好友被拉拢，戴望舒愤然宣布与之断交。1940年，穆时英被中国国民党特务暗杀，穆丽娟带着女儿回到上海，与戴望舒分居。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香港岛陷入白色恐怖之中。1942年初，中共东江纵队组织了营救行动，将八百多位各界名人转移到内地。但戴望舒选择了留守香港特别行政区，其原因众说纷纭：爱书舍不得走、等穆丽娟归来、保证香港的抗战文艺工作……这年3月，他被日本人抓走，因拒绝提供“文协”会员名单，又被关进了监狱。在狱中，戴望舒的哮喘发作，还要面对日军的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诗人怀着满腔悲愤，写下了《狱中题壁》一诗，表明了他宁死不屈的坚定意志。两个月后，戴望舒被保释出狱。他与穆丽娟离了婚，继续做着编辑工作，向报刊投递作品来赚取稿费。1943年5月，他第二次结婚，妻子名叫杨丽萍，12月，二女儿咏絮出生。在这期间，戴望舒由自己在狱中受到的拷打联想到祖国山河被侵略，怀着愤恨之情写下《我用残损的手掌》，以饱经伤痛的破碎意象表达对革命胜利的渴望。随着抗战形势逐渐明朗，他又以《心愿》《等待》《口号》等诗歌逐步跟进，最后在《偶成》中以胜利者的姿态赞美“生命的春天重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1945年10月，戴望舒受“文协”的委任负责香港分会的重建和通讯工作，又担任了《新语》副刊和《文协》的主编，不久三女儿咏树出生。然而有人怀疑他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时与日本人勾连，向“文协”递交了检举书。为此，戴望舒写了一封辩白书，字字真切沉痛，写出了诗人不被理解的心情。1946年初，他的哮喘复发，住院两个月，后来又失去了编辑工作，陷入贫困之中。戴望舒下定决心要重新开始生活，于是他带着家人回到上海市。之后，戴望舒将大女儿也接来，他对自己在香港时期情况的申诉也得到认可，先后在暨南大学和上海市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1948年2月，戴望舒的第四本诗集《灾难的岁月》出版，收录了他在香港沦陷时期的作品。但之后，他患上气管炎，卧床养病半个月，在5月份又因参加教授罢课被诬告为汉奸，收到法院传票。戴望舒不得已带着妻女再度前往香港。1949年2月，他与杨丽萍因性格不合而离婚。随后，戴望舒带着长女和二女前往北平市。在北平，他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全国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等文艺界重要活动。期间，戴望舒病情恶化，曾两度入院。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因气管炎抢救无效而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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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望舒的诗歌创作以1933年《望舒草》的出版为界，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分别有着不同的创作思想。其前期创作抒发青春情思，或是对理想爱情的向往，如《我的恋人》中美好的恋人形象；或是追求无果的忧愁苦闷，如《单恋者》中的迷惘寂寞。1933年后，戴望舒的诗歌创作思想随着人生际遇的变化也发生了改变，转为对人生的理性思考和复杂情感。有的以家国为题，表现悲愤忧郁之情，如《元日祝福》和《等待》；有的描写家庭生活和与亲人分别之痛，如《见我毋忘花》和《过旧居》；有的则体现了诗人在逆境中的理性玄思，探索更深层的人生境界，如《古神祠前》和《我思想》。

早在1980年，卞之琳旧提出了戴望舒诗歌中的两个传统：中国晚唐诗词传统和法国象征派诗歌传统。在中国诗歌传统的继承方面，戴望舒作品中的主题、风格、意境、形象受晚唐五代诗词的影响，例如《雨巷》中“像丁香一样的姑娘”与李璟《摊破浣溪沙》词中“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李商隐《代赠》诗中的“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相似，将“丁香”意象与愁绪连结在一起。

在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传统的接受方面，戴望舒受夏尔·波德莱尔、保尔·魏尔伦等前期象征主义诗人的影响，形成了强调主观感受，以朦胧暗示宣泄隐秘的灵魂，以及重视音韵和谐的创作特点。他通过揣摩和翻译，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审美特征和表现形式有着深刻的理解，取其精华、加以改造，形成了有个人特色的象征主义美学观念。他接受了象征派诗论对想象的重视，但拒绝了其超现实的观点，而是以日常意象入诗，抒发来源于生活体验的情感，往返于梦境和现实之间。

戴望舒的诗歌是中西方两个诗歌传统的有机结合。在早期的作品中，他从诗人李金发对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的实践中吸取经验，避免了自己的诗歌走向复杂晦涩。戴望舒不仅将西方象征主义的神秘朦胧融入诗歌中，也以中国传统诗歌的典雅优美创造独特意境，使诗歌变得通俗易懂。到写作《望舒草》的时期，诗人从对音乐性的追求到远离，显示出不同于外来文学的诗学品格，让诗歌内在情绪的节奏代替表面的韵律节奏，创造了一种具有散文特点的自由体现代派新诗。40年代《灾难的岁月》的创作，使戴望舒将个人诗情置于民族大义之中，实现了对其前期作品“远离现实”的反拨，以写实风格和象征手法的融汇达到了诗歌探索的新高度。中国古典诗词的美学传统与西方象征诗歌的艺术形式的结合，是戴望舒在不断创新中始终坚持的诗学理念。

戴望舒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成果斐然的翻译家。他是将西方现代诗作翻译介绍到中国的先行者之一，尤其是他对法国象征派诗人保尔·魏尔伦、夏尔·波德莱尔，以及西班牙超现实诗人费德里戈·洛尔卡的译介，对当时中国文坛的创作风气造成了巨大影响。戴望舒对翻译思想的阐述主要集中在诗歌方面，他的翻译采取“异化”的策略，即尽量译出原语言的韵味，保存原诗的风格和特征。为了让读者处于原语言的文化语境中，更深刻地理解诗歌的背景和构成体系，戴望舒在每本译作都加上了“译后记”，对作者进行专门介绍。他还把与诗歌相关的文章也翻译出来，将更全面、深刻的写作背景置于译诗之中。例如在《恶之华掇英》一诗的前言中，戴望舒把保罗·瓦勒里的综合性评论文章《波特莱尔的位置》翻译出来，作为代序。此外，戴望舒的翻译能够兼顾诗歌的形式与语言优美，优秀的外文功底让他得以突破语言的界限，忠实而灵动地再现原诗的韵律美。以他翻译保尔·魏尔伦的《瓦上长天》，戴望舒用中文的音律来替代法语诗歌的音乐性，塑造出了与原诗相似的宁静悠远的意境。

20世纪30年代，社会变革剧烈，左派文学、自由主义文学、后期新月派和现代派等多种文艺思潮齐头并进。其中，现代派诗歌在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成为了一个特殊存在，极大推动了中国新诗走向成熟。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中国诗坛，戴望舒被称为现代派诗歌的领袖，《我底记忆》也成为了现代诗派的起点。他主持的刊物《新诗》是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诗歌期刊，调和了诗歌界南北方诗派的分歧，“聚全国诗人于一堂，促进新诗坛之繁荣”，具有划时代意义。

戴望舒在中国传统诗词和西方象征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现代诗风，在创作倾向的演变中实现了对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践行。他以民族性的建构为宗旨，创造了兼具现代性和古典性的诗歌母题，推进了中西诗歌艺术的交流和互鉴。在诗歌作品和诗学理论上，戴望舒引领了30年代诗歌创作的风向，开创了中国新诗的新纪元。

诗人余光中认为戴望舒“上承中国古典的余泽，旁采法国象征派的残芬，不但领袖当时的象征派作者，抑且遥启现代派诗风。”

美学大师朱光潜则肯定了戴望舒立足于自身“亲切的经验”创作，作品保持清新而不俗套，但认为其诗因向现实生活延申。

作家朱自清指出戴诗在象征派诗歌中的独特之处：音节“轻清”而“整齐”，氛围朦胧又易懂，以“幽微精妙”的描写见长。

诗人卞之琳认为，戴望舒在汲取中国旧诗传统的同时借鉴外国现代诗艺，将民族特色、个人特色与现代诗风融为一体，达到艺术上的“独创性”。

戴望舒在北京因病去世后，葬于北京万安公墓，梁启超墓上刻有茅盾亲笔“诗人戴望舒之墓”。

为纪念戴望舒诞辰日，其母校宗文中学（现为杭州市第十中学）定期举办“戴望舒纪念周”活动，全校师生重读戴望舒经典诗作，了解戴望舒生平经历。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在法国考察时发现，里昂中法大学旧址内有一棵丁香树，旁边立着牌子用中文写道：“纪念中国诗人戴望舒 里昂中法大学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