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1920.3.5—1997.5.16），高邮市人，中国当代作家、戏剧家。1920年3月5日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市，5岁入县立第五小学，10年后考入江苏南菁中学，期间曾加入中国国民党“中华民族复兴社”。1937年因日军侵略中断学业，二年后考入昆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文学深受沈从文的影响。因部分学科成绩不合格以及消极服兵役，最终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肄业。1946年汪曾祺赴上海致远中学教书，与黄裳、黄永玉并称“湖上三剑客”。三年后在北京加入“南下工作团”，但在武汉因为“中华民族复兴社”问题而滞留。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北京文艺》杂志社、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工作，在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被划为“右派”遭到批判，下放张家口市劳动改造。二年后恢复工作调入北京京剧团，1966年以“老右派、新表演”为基调被批判。 一年后解放并受到江青重用。文革结束后，再次受到为期三年的审查，最终得到“右派改正”的结果。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汪曾祺创作了多种文体作品、参与了多项文学交流，期间赴美国参加“国际写作计划”。1997年5月16日，因消化道出血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

汪曾祺作品以平淡和谐的结构、散文诗意的语言以及富含人间温情的主题，既有民族性，又有丰富的世界性因素，被广大读者所喜爱。他成为20世纪历经两个时代，融汇古典文章与现代技巧、延续“五四”文脉而艺术常青的作家。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受戒》《复仇》《羊舍一夜》《大淖记事》《沙家浜》等。被誉为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对戏剧、书画等也多有研究，创作有画作《人境》《十二红》等、京剧《范进中举》《沙家浜》等，他曾赴美国进行文学交流，引起了较大反响，其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有的还被选入国家教材和收录进文学史籍，对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传播贡献较大。汪曾祺的故乡设立了汪曾祺文学奖、建立了汪曾祺故居和纪念馆。各出版社还出版了多种作品合集和相关研究作品来纪念这位有影响力的作家。

1920年3月5日，汪曾祺生于高邮市。因正值农历元宵节，多次表示“生日总被人记住”。三年后，生母杨氏因肺病去世。5岁的汪曾祺入县立五小幼稚园，很受能歌善舞的王文英老师偏爱。同年父亲汪菊生续娶张姓，对汪曾祺视如己出。二年后秋天，汪曾祺入高邮县立第五小学读。国文课的教育对其的想象力、文学表达以及美术等起到了很好的启蒙作用。这时期对汪曾祺影响较大的是国文老师高北溟先生，小说《徙》的主人公即以其为原型。

1931年夏秋，高邮洪灾，父亲汪菊生积极参与赈灾。小说《钓鱼的医生》中的医生王淡人，就以父亲为原型，不同的是把急公好义、划船赈灾的形象改为划船为人治病的情节，同时对汪曾祺性格温存善良影响颇深。小学毕业的暑假，汪曾祺跟名儒韦子廉学习桐城派文章和书法，晚年曾表示“我至今作文写字，实得力于先生之指授。”升入初中的汪曾祺受归有光对于尊重妇女儿童的理念的感染，形成作品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15岁的汪曾祺考入江苏省名校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军训期间，结识巫宁坤、赵全章。结束后，被吸收加入国民党“复兴社”，参加过一些活动。这成为后期困扰汪曾祺的一个历史问题。本年，继母张姓因肺疾离世。1937年暑假，日军攻陷江阴，汪曾祺和全家去往庵赵庄避难，其携带了伊凡·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和《沈从文小说选》，就是这两本书形成了他对文学、对小说的概念。还对他报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有很大关系。转年，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盐城临时中学等校辗转借读。

1939年，历时半个多月，汪曾祺到达云南昆明报考西南联大，被中国文学系录取。由朱自清、杨振声、罗常培等共同编选的《大一国文》课本，是汪曾祺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因收录较多北京作家文章，被称为“京派国文”，后来还有人还把汪曾祺风格归类到“京派”中。转年，在《中央日报》刊发小说《钓》，是汪曾祺最早发表的文学作品。老师沈从文对汪曾祺影响很大，他曾在《我的老师沈从文》写道：“我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几年，所得到的一点‘学问’，大部分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1941年，参加冬青社和文聚社。12月，散文《私生活》在成都《国民公报》发表，是目前所见汪曾祺最早发表的散文作品。

1942年，汪曾祺与同学成立“山海云剧社”，主管化妆。9月，其根据一位同学的一句新诗“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上交，得到了老师王力“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的评语。还根据“车轮生四角”古诗写就作业《方车论》，从诗句的奇特想象阐发依依惜别之情的独特表达，老师杨振声十分欣赏，并在期末宣布他是唯一免考的学生。

来年，因“体育”和“大二英文”成绩不合格，汪曾祺未能在如期毕业，滞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补修课程。10月末，汪曾祺与龙云等筹办中国建设中学并在此工作直至西南联大结束。11月，西南联大教授委员会决定，四年级男生一律征调为译员，不服征调两年兵役者，不发毕业文凭，汪曾祺对此消极应对。本年，卞之琳所译的福尔《亨利第三》与里尔克的《旗手》以《亨利第三与旗手（叙事散文诗两篇）》为名，由昆明文聚社重新出版。这两个作品对汪曾祺的写作有极大影响。

1944年，因战争吃紧，家中汇款未能及时寄到，汪曾祺生活十分困窘、落魄。在《觅我游踪五十年》中写道：“白天，无所事事，看书，或者搬一个小板凳，坐在廊檐下胡思乱想”，“晚上，写作，记录一些印象、感觉、思绪，片片断断，近似A.纪德的《地粮》。”替杨写就期末读书报告《黑罂粟花——李贺歌诗编读后》，受到闻一多赞赏，对杨毓珉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的还好！”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宣告结束。汪曾祺最终肄业。8月抵达上海。

抵沪后因工作生活无着，曾想过要自杀。沈从文写信把他“大骂了一通”，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在李健吾介绍下到私立上海致远中学教书，承担国文、外国历史等课程。联大时候的情侣施松卿回到福建省后，在英华中学谋得教职。与穆旦、刘北汜、黄永玉成为好友，和定居上海市的巴金交往频繁。来年5月，作文艺论文《短篇小说的本质——在解鞋带和刷牙的时候之四》，这篇论文是早期汪曾祺小说思想的集中展现。汪曾祺托沈从文、杨振声给施松卿谋得北京大学西语系助教工作。施松卿北上就职途径上海时与汪曾祺订婚。汪曾祺与黄裳、黄永玉因才华相互吸引成为知交，经常在一起吃喝、聊天、逛旧书店，被称沪上“三剑客”。“九叶派”诗人唐湜完成《虔诚的纳思——谈汪曾祺的小说》，是最早的关于汪曾祺作品的专论。

1948年3月，寄住北京大学沙滩红楼，处于失业状态，多靠施松卿接济。结识废名。后经沈从文帮助，进入位于午门的历史博物馆充任办事员，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11月7日，参加在北京大学“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对沈从文把“文以载道”问题比作驾车者需要接受红绿灯制约的看法提出了不同意见。1949年春，汪曾祺和施松卿结婚。3月参加四野南下工作团。下个月，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系巴金主编“文学丛刊”之一。5月，汪曾祺随解放军进入武汉市，任汉口二女中副教导主任。但因“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复兴社”的历史，受到审查。1950年夏，汪曾祺回到北京，《说说唱唱》编辑部主任。9月，兼任《北京文艺》编辑部总集稿人。10月7日，对陷入人事纠纷的巴金去信予以宽慰。从弃稿发现小说《活人塘》，提交主编后在《说说唱唱》上发表，成为作者陈登科的成名作。12月，汪曾祺为黄永玉画展撰《寄到永玉的展览会上》，是其解放后最早发表的作品。

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重要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发表，批判《武训传》的运动开始。汪曾祺也写了《武训的错误》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此期间，汪曾祺与沈从文、老舍、林斤澜及宋小濂交往频繁。其中老舍待人接物的君子古风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处事风格。11月，《北京文艺》并入《说说唱唱》。同月，汪曾祺参加中央土改工作团中南区第二十二团，赴江西进贤参加土改，被分配到夏家庄王家梁（村）。来年4月回京。8月，施松卿调入新华社。

三年后，正值吴敬梓逝世二百周年，汪曾祺创作第一部戏剧作品：京剧剧本《范进中举》。剧本得到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的肯定，并介绍给京剧名家奚啸伯排演，1956年获得北京市戏曲调演京剧一等奖。《范进中举》随着奚啸伯各处演出，逐渐成为奚派艺术的代表性剧目。

转年，汪曾祺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办的《民间文学》任编委。7月，汪曾祺在肃反审干运动中，对“中华民族复兴社”问题作出“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9月，汪曾祺经手编辑发表方之的成名作《在泉边》。

1957年，在“大鸣大放”运动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有关人士动员汪曾祺写了一篇短文《惶惑》发在单位的黑板报上。文章涉及人事工作，后来成为他的“右派”罪证之一。在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整风会议上，汪曾祺呼吁重新研究、正确对待沈从文，后来也成为他的“右派”罪证之一。6月，汪曾祺因为不当言论而遭到“右派”批判，但基本是当作思想问题批判的，只是在小范围内开过几次调子平和的会，批判结束后仍旧主持编辑部工作。1958年夏，汪曾祺遭到大字报揭发批判。在批判会上，他的《仇恨·轻蔑·自豪》《早春》《惶惑》都成为矛头所向。最后被定为“一般右派”，撤销职务，下放农村张家口市劳动。8月，曾多次发表汪曾祺诗作的《诗刊》以综述读者来信的方式对汪曾祺的《早春》一诗加以批评，编者说“这首充满阴暗情绪的诗，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感”。

1958年底，汪曾祺被下放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从事起猪圈、刨冻粪的劳动。来年秋，父亲汪菊生去世，家境贫困难熬。在从事大部分劳动后，汪曾祺固定在果园上班。年底，经工人组长和部分干部鉴定：老汪劳动好，“人性”不错，可以摘掉右派帽子。但考虑到下放时间太短，需再等一年。1960年8月，汪曾祺被摘掉右派帽子，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并无接收之意，只好暂留所里协助工作。下旬，赴河北沽源绘制《中国马铃薯图谱》。沈从文在信中，对汪曾祺进行了鼓励。转年11月，汪曾祺写成短篇小说《羊舍一夕》。《人民文学》1962年第6期以显著位置发表这篇小说。这是汪曾祺解放后的第一次小说试笔。1962年10月沈从文给程应镠的信中称赞这篇小说，说：“大家都承认‘好’。值得看看。”萧也牧的评价是：“这才是小说！”年底，汪曾祺回到北京，在北京京剧团担任编剧。

1962年伊始，汪曾祺多方参考，开始创作京剧《王昭君》。5月完稿，由京剧名家李世济演出。来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羊舍的夜晚》，是汪曾祺解放后第一本作品集。10月下旬，江青指令北京京剧团改编现代沪剧《芦荡火种》为现代京剧。1964年3月，首演获得成功。随后，此剧成为各大报纸媒体、各种盛大场合的必演曲目。经毛主席建议，剧名改为《沙家浜》。1965年，《沙家浜》被定为革命样板戏，连续出演三十场，观众八万余人次。其间，《解放日报》、《文汇报》连续发表评论文章多篇，予以高度评价。后又编制剧本《山城旭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汪曾祺就作为北京京剧院里的“黑鬼”“小邓拓”“黑爪牙”，以“老右派，新表演”为基调被批判。罪状有二，一是在《小翠》中说狐属是大尾巴猫，被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二是剧本《雪花飘》中“同在天安门下住，不是亲来也是亲”，被攻击为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随后他与马连良、赵燕侠等“反动权威”、“戏霸”一起，在京剧团内批斗、罚跪、游街，定期向“造反派”递交交待材料。1967年4月27日，汪曾祺被宣布解放。随后，奉命与他人将《敌后武工队》改编为京剧。半年后，改为《平原作战》，在中国京剧院演出。三年后的5月21日，拥护毛泽东“五二〇”声明（支援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抗美救国）的百万群众大会在天安门举行，汪曾祺作为嘉宾登上天安门。1972年7月，汪曾祺参与的京剧《杜鹃山》剧本创作完成，公演后受到好评并赴国内外演出。二年后，汪曾祺担任北京京剧团革命委员会成员。1976年10月，“四人帮”被采取隔离审查措施。汪曾祺兴奋地参加了庆祝游行。工作组进驻北京京剧团后，汪曾祺向其提出了工作建议。有人贴大字报指“被江青重用过的人在干扰运动大方向”，汪曾祺再一次接受审查。三年后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为汪曾祺写了右派改正结论。11月，发表复出后第一篇小说作品《骑兵列传》。

1980年7月，汪曾祺参加戏曲剧目工作座谈会，发言中坦诚京剧存在着危机。主张“京剧要向地方戏学习，要接受外国的影响，让京剧院团把门窗都打开，接受一点新鲜空气，借以恢复自己的活力”，引起了较大争议。8月，写作最重要小说代表作《受戒》，包涵“内在的欢乐”，获《北京文学》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转年，他发表小说《异秉》，高晓声评价“这篇小说，对于扩展我们的视野，开拓我们的思路，了解文学的传统，都是有意义的。”转年2月，汪曾祺作小说《大淖记事》并认为《大淖记事》与《受戒》一样，所包涵的感情是“内在的欢乐”；5月，在北京戏剧报发表戏剧理论文章《京剧格律的解放》；10月，回到故乡高邮，受到了当地的热情接待，并留下诸多作品，还以修鞋匠高天威为原型作小说《皮凤三房子》。

1982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组织了作家座谈会，汪曾祺作了发言，主要谈了“要有一个清楚、明确的世界观”和“要对读者负责”的观点。这年，他赴四川省、新疆以及湖南省进行文学考察并创作文学作品，有《成都小吃》《天山行色》《桃花源记》等，还在当地进行了文学交流讲座。年底作七律《犹及回乡听楚声》贺沈从文八十大寿。转年，又赴德州、张家口市、徐州市进行文学交流讲座，作《人间幻境花果山》散文与诗歌两体。8月，作小说《故里三陈》。

1983年8月，汪曾祺参与北京京剧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三十五周年献礼节目，其中参与创作现代戏《红岩》和传统戏《钟馗嫁妹》。来年1月，在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10月，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香港特别行政区访问，结识了香港作家、编辑辜健（古剑），后成多年好友。1986年1月，作散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11月，在上海参加“中国当代文学国际研讨会”。其间与欧洲汉学家易德波、秦碧达等人交流。12月，《北京文学》将封二交给汪曾祺开设短散文专栏“草木闲篇”，首撰《张大千和毕加索》《八仙》《栈》三篇。

1987年汪曾祺应美国作家夫妇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美国爱荷华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他发现中西两种文化和制度下形成的不同的工作生活状态。在美国期间，汪曾祺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等学校进行演讲，内容涉及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留白”在艺术中的作用等等，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他还写了四篇总题为《聊斋新义》的小说。回国之前感受到“硬壳裂开了，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

1988年，闻沈从文离世消息，作《淡泊的消逝——悼吾师沈从文先生》《一个爱国的作家》《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怀念沈从文老师》《严子陵钓台》，并在接受采访时称沈先生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是我见到的作家中最甘于淡泊的，这不仅是人的一种品格，也是人的一种境界”。9月，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与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研究生班预备班开学，汪曾祺任授课专家。转年1月，《北京文学》与台湾《联合文学》共同行动，刊发汪曾祺专号。本年，法文版短篇小说集《受戒》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列为该社“熊猫丛书”之一种。

1990年作散文《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初访福建》《多年父子成兄弟》等，英文版短篇小说集《晚饭后的故事》由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列为该社“熊猫丛书”之一。来年，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三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卷第二章“出入战区的流亡作家”中，在“其他大后方作家”篇章中，论述了汪曾祺，指出：“汪曾祺代表京派在光复后的旧梦重续”“他属于京派的后劲”。1994年5月，中国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拍摄汪曾祺专题。11月，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主办的“中国作家十人书画展”在中国美术馆西南厅开幕，展出汪曾祺在内的10位作家书画作品。1997年5月16日因消化道出血离世，被称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作品不追求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如实地记录生活，从小人物身上挖掘闪光点、大精神，是汪曾祺的一贯风格。透过这些波澜不惊的文字描绘生活，我们体验了安宁景象，达成了一种“和谐”的氛围。 作品看似平淡似水，实则意蕴其深厚。在作者多样统一的“和谐”结构下，通过故事叙事的节奏变化，突出与人物相关的风俗、景物、气氛的特征,而省略某些对人物情感、意绪的渲染,来达到多因素的整体和谐趋同，使人们不自觉去塑造作品形象，享受一种审美再创造的美感。

汪曾祺作品语言爽净流利,谦和平稳,散文化特征明显。这种语言特色,简约不简单,呈现不表现,叙述不抒情；内外兼修、形神皆备；轻柔舒缓、情趣盎然。借鉴吸收老师沈从文"要贴到人物来写"和"要滚到里面去写"的观念,汪曾祺语言表述人物紧紧相连。一心一意的专注于人物来写,使得语言和文字才能相协调,才不会失去诚意。通过“音美以感耳”“形美以感目”“意美以感心”的方式，呈现自然生活的常态和本真,呈现最天然的心理情感,使得生活和语言合二为一,达到了音、形、意的整体和谐,给人一种身在其中的感受。

汪曾祺的作品朴实、真挚又温和，洋溢着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关怀。生活无论多么艰难，都没有磨灭其对人世间的热爱。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知识分子的自然唯美、世间平民百姓的和谐平淡、市井能人的世俗传奇都展现着汪曾祺心怀仁爱、淡写苦难，让人们在平常日子中发掘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情，把善良和真诚放进人们的心里。他还强调人性的解放以及道德的丰富性，来阐释生命价值的多面性。

汪曾祺曾被称为“被遮蔽的大师”，因为他的风格既不符合中国革命文学传统，也不符合西方主流文学价值评判标准，在创作生涯中长期处于被边缘的地位。中国现当代作家以“五四”为界限，形成了一个文学的鸿沟。其中有时代的原因、也有个人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汪曾祺把中断了的“现代抒情小说”重新连接了起来，同时又为当时“伤痕反思”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及时启示和加速推动了文学的回归。他以孩童般的视角和文人风采观照阴晴冷暖,更多的对自我生命独立的表现和对自由的抒发，,影响了许多作家和读者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对当下文学创作也有启示。

汪曾祺的作品引起了创作观念和叙述方式上的巨大变化，作品题材的功利性、重大性消退，叙述方式更加平淡诗意，结构更加和谐松散，对八十年代以后的现代小说高峰的到来有着潜在的影响。对新时期的寻根派小说起着一定的先导作用。他打通了现当代文学和中外文学、打通了小说散文文体及民间文学和文人文学间的界限，具有无可替代的独特价值，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汪曾祺小说风格风格也影响到戏剧创作，他的戏剧人物形象立体丰满、结构方式散文化,情感突出、语言表达充满诗意,以戏剧方式表达日常生活的人性诗情,提升了传统剧本文学的地位,将传统戏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使其具有了与小说、散文、诗歌一样的文学地位与审美价值。主笔的《沙家浜》家喻户晓，至今仍为经典；1989年，当时从不发表京剧剧本的《人民文学》破例刊出《大劈棺》中的“庄周试妻”，可见所受欢迎程度。汪曾祺的戏剧用平实的笔触，展现常态人生流程，加之戏剧情节安排，最大限度地诠释了“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真意。

汪嘉勋：汪曾祺祖父，清末“拔贡”。经营药铺，免费医治眼病。因赈案保举训导，为汪曾祺在寺庙取名“海”，对早期汪曾祺的古典文学素养以及书法帮助较大。

汪菊生：汪曾祺父亲，字谈卢（一作淡如），曾在南京读旧制中学。性格开朗，热爱运动，富于艺术情趣与才华。能奏多种乐器，也擅长绘画、篆刻及制作风筝等各种手工。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汪菊生的性格气质对汪曾祺的人生与艺术道路影响深远。

 沈从文：中国作家，汪曾祺的老师兼挚友。汪曾祺因为阅读沈从文作品想考入西南联大，后又跟沈从文学习。在上海低谷时期，得到了沈从文的“你有一支笔，怕什么”的醍醐鼓励；在北京，经沈从文介绍得以进入报社工作；在张家口市时期，得到沈从文“积极乐观面对生活”的坚韧态度。在文学上，沈从文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汪曾祺发表文章、结交名流，对其文学生涯影响很大。两人一生惺惺相惜、相互成就。

汪朗：汪曾祺长子，1951年出生，媒体人、作家。著有散文集《刁嘴》《衣食大义》《食之白话》，与两个妹妹合著《老头儿汪曾祺：我们眼中的父亲》等。

作家李陀的《现代汉语的新活力》指出：汪曾祺开启了对汉语美感与特质的探索，汪有意识地重建与古典和白话传统之间的联系，是抵制过度西化的范例。

汉学家梅维恒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认为：沈从文和其弟子汪曾祺可以被称为现代汉语的文体大师。吊诡的是，虽然二人并没有回避外来的借词或者句法结构，但是它们在现代散文中成功地传递了一种古典的审美感受性。

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的美国《剑桥中国文学史》评价：“《复仇》的文字既口语又抒情，既意象化又简洁，这个关于化解和超越的故事充满了佛道哲思。”

江苏省作家协会和高邮市人民政府共同设立汪曾祺文学奖，旨在继承和发扬汪曾祺的文学遗产，致力于短篇小说的文体探索，通过奖励思想性、艺术性相统一的优秀作品，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2020年5月20日，在汪曾祺诞辰100周年之际，汪曾祺纪念馆在其故乡江苏高邮正式开馆。纪念馆总建筑面积9500余平方米，分为汪曾祺纪念馆、汪迷部落、汪氏家宴以及汪氏客栈4个片区。总体风格古朴大方兼具现代简约，远看犹如七摞掀开的书稿，对应着汪老擅长的小说、散文、戏剧、诗歌、书信、杂著、谈艺等7类文学体裁。馆内两层建筑设有11个展厅，分为“百年汪老”“汪曾祺的文学世界”“家乡的人和事”“为人为文”“怀念与传承”5个主题，每个篇章连接在一起，全面展现了汪曾祺著书立说、潜心创作、趣味人生的大师风范。

汪曾祺故居位于高邮市人民路竺家巷9号，是高邮市文物保护单位。二层小楼起基尖顶，灰砖青瓦，老式花的门窗，和周边相比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墙上挂着“汪曾祺故居”的牌子，门上贴有“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的对联，至今尚有汪曾祺亲戚居住。故居不是那种勉强复原、陈设着展品、只能见到工作人员的地方，而是留存着汪曾祺的气息，更是他三位至亲温暖的家。

《锁忆汪老》《我的老师汪曾祺》《永远的汪曾祺》《汪曾祺文学年谱》《老头儿汪曾祺》等等。

《读汪记》《忆汪情深》《读汪小札》《夜读汪曾祺》等等。

汪曾祺中学时期，教导主任顾调笙先生授初三几何。先生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自视甚高。他很器重汪曾祺，一心培养他进中央大学学建筑，将来当建筑师。汪曾祺画画可以，几何难以精通，还把桐城派简练跳跃的思维因素几何计算。最终顾调笙叹曰：“你的几何是桐城派几何！”遂放弃。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经常因为收件人变更地址、寄件人写错地址、邮递员分拣部数量等原因造成邮件收发困难，难以找到收件人的邮件称为“死件”。《人民日报》1951年1月26日报道了邮政人员解决“死件”的事迹：远在爪哇的华侨林潭水寄书给在北京的女儿林爱梅，只写了收件人，未写收件人地址，结果邮件变成死件，无法投递。后经邮政局无着邮件股的工作人员辗转努力，最终成功把书送到林爱梅的手中。汪曾祺受到感动，以此为线索访问邮政系统并做《一个邮件的复活——访问北京邮电管理局无着邮件股》。他认为，“这也许是一件小事，但又不是一件小事”，又看到“这件事是在我们周围流动不息的新鲜事物的一滴，它的背后是我们整个的祖国、整个的时代。”时至今日，邮政系统仍保留着这个优秀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