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奉行“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的刊稿标准，鲁迅、郭沫若等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著名短篇小说如茅盾的《春蚕》，中长篇小说如巴金的《海底梦》，话剧如杨晦的《伍子胥》，评论如韩侍桁的《文学上的新人》，都发表在《现代》上。法国左派作家伐扬·古久列来的《告中国知识阶级》一文也首先由该刊译载。此外，刊物还有计划地发表过一批有关新文学社团与作家的重要史料。

《现代》文学刊物。月刊，1932年5月创刊于上海市，现代书局发行。前两卷由施蛰存编辑，第3卷起由施蛰存﹑杜衡合编。6卷1期出版后，改由汪馥泉接编。1935年5月出至6卷4期，因现代书局关闭而停刊。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风雨飘摇，“一二八”淞沪抗日的硝烟仍未散去。在当局的政策压制下，一些左派文艺刊物如郁达夫等编辑的《大众文艺》、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等，均被查禁。鉴于前事，现代书局的两位老板洪雪帆和张静庐便考虑办一个“不冒政治风险的纯文学刊物，能够持久地按月发行，使门市维持热闹而带动其他出版物的销售”。于是，他们物色了施蛰存。

施蛰存这个名字，是与20世纪的中国文化相伴相随的。1932年的施蛰存，既不是左翼作家，又和中国国民党没有关系，距而立之年尚差三岁，精力充沛。其时，他已经在上海办过两家出版社，编辑过两份期刊，可谓最佳人选。

自此，施蛰存这个名字和《现代》杂志紧密相连，也和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分割。

易嘉在《现代》杂志著抨击苏汶

1932年10月，易嘉的文章《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在《现代》杂志第1卷第6期发表文章，对胡秋原和苏汶等人的文艺观点进行抨击。

文章说：胡秋原称"我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无党无派，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的立场。文艺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

胡秋原先生的理论是变相的艺术至上论。他的根本立场，在于他认为艺术只应当有高尚的情思，而不应当做政治的"留声机"。因此，他就认为艺术是独立的，艺术有尊严、有宫殿、有人格。他劝告一些政治派别说:"勿侵略文艺"。所以胡秋原的理论是一种虚伪的客观主义，他否认艺术能够影响生活。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阶级社会里，没有真正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要求文艺为斗争工具时，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

苏汶先生说:"文学这卖淫妇似乎还长得不错，于是资产阶级想占有她，无产阶级也想占有她。于是文学便只能打算从良。从良以后呢？作者便从此萧郎是路人"。这些作者一"斤斤于艺术的价值"的一就是所谓第三种人。他们的爱人一那"卖淫妇的文学"被资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夺去了!

文学家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

苏汶在《现代》杂志上撰文回击左派文坛

1932年10月，苏汶在《现代》杂志上撰文，对周起应、易嘉等人进行回击。他说：在翼文坛不但不肯承认即使非武器的文学也有它消极的作用，甚至还要"肃清"非武器的文学。他们因为太热忱于目前的某种政治目的的原故，而把文学的更永久的任务完全忽略了。有人写了一篇并不显然地表示了斗争意识的作品，左翼文坛便说它取材不尖端，说他没有用，应被入"不需要"之列。在左翼文坛看来，中立并不存在，他们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文学都认为是拥护资产阶级的文学。他们的推法是这样的：不很革命就是不革命，而不革命就是反革命。他们看来，作家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做煽动家，那就是很革命的路；另一条呢，只有反动。

苏汶说：左派文坛还用许多手段来压制别人。第一种手段是借革命来压服人，处处摆出一副"朕即革命"的架子来。他们处了"正统党派"的优势，你批评了他的一句话，他们说你是侮辱了革命，因为他们是代表革命的。于是，一切和他们不同意的话都可以还原到"反动"这个大罪名上去，使你无开口的余地。第二种手段是有意曲解别人的话。

最后苏汶说：我无意中用了"第三种人"这四个字来指作家，意思是说，有左翼文坛那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胡秋原先生那样的学院式马克思主义者，而作家，既非前者，又非后后者，那便随便地说是"第三种人"。殊不料易嘉先生会在这四个字上大做文章，说什么"在阶级社会里做不成第三种人"。据我现在想来，这"第三种人"未必一定做不成，而且确实已经存在了。只有从狭义的阶级文学理论的立场上看来，这"第三种人"才会必然地做不成。

"第三种人"的唯一出路并不是为着美而出卖自己，而是，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吧。

周起应问：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

1932年10月，周起应的《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在《现代》杂志上发表。文章说:

自由主义的创作理论的本质就是不主张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就是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周起应说，资产阶级一面主张"艺术至上主义"，一面却老老实实地在利用反动的大众文艺来麻醉群众。苏汶先生之类的"摩登少爷"自然可以高谈"艺术的价值"，鉴赏甚么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作品，他不但说"左派文坛"里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文学；而且说"左翼文坛"里没有作家，因为"作者不再是作者了，变为了煽动家之类"。周起应说，在政治斗争非常尖锐的阶段，每个无产阶级作家都应该是煽动家，我们不但没有忽视艺术的价值，而且要在斗争的实践中去提高艺术的价值。革命不但不妨碍文学，而且提高了文学。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推进今后世界的文学，把文学提高到空前的水准。

从完颜绍元的《前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出版之路。

“全套《现代》共计六卷三十四期。第一卷和第二卷共十二期，由施蛰存主编；第三卷第一期至第六卷第一期止，共十九期，由施蛰存与杜衡合作编辑。第三卷第二期起，由汪馥泉主编，改为综合性的文化杂志，出至第四期，随着现代书局的歇业而停刊。”

这里想补充的是，《现代》是一部以商业盈利为目的的杂志，选择施蛰存当主编出于此目的，让施杜联名主编也是基于此目的——他们担心杜衡被其他书局挖走，此长彼消。同样，《现代》上有各流派各阵营的稿件，利用人们审美情趣的多样性以及对名人的追逐来促进杂志销售。

在20世纪30年代激烈复杂的斗争中﹐《现代》杂志曾经采取比较超脱的中间路线。《创刊宣言》说:“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本志所载的文章”﹐以“文学作品的本身价值”为标准。

杂志的作者队伍相当广泛﹐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张天翼﹑周起应﹑沙汀﹑楼适夷﹑魏金枝﹑郁达夫﹑巴金﹑老舍﹑戴望舒﹑施蛰存﹑穆时英﹑杜衡﹑杨人﹑侍桁﹑沈从文﹑周作人﹑赵景深﹑李金发﹑苏雪林等不同倾向的作家﹐都在该刊发表过创作或论文。著名短篇小说如茅盾的《春蚕》﹑郁达夫的《迟桂花》﹑张天翼的《仇恨》﹑彭家煌的《喜讯》﹑沙汀的《土饼》﹑艾芜的《南国之夜》﹑杜衡的《人与女人》﹑穆时英的《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中长篇如巴金《海底梦》﹑老舍《猫城记》﹐话剧如欧阳予倩《同住的三家人》﹑杨晦的《伍子胥》﹐评论如茅盾的《徐志摩论》﹑侍桁的《文学上的新人》﹑苏雪林的《论闻一多的诗》﹑《王鲁彦与许钦文》﹐都发表于《现代》上。法国左派作家伐扬古久列来华参加远东反战大会后﹐他的《告中国知识阶级》一文也首先由该刊译载。此外﹐刊物上还有计画地发表过一批有关新文学社团与作家的重要史料。

在“一谠叹”淞沪抗日战争后上海市出版界一度比较沉寂萧条的情况下﹐《现代》杂志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学界产生过较大的影响。

《现代》杂志曾以显着地位发表过一批具有现代派特色或倾向的作品。编者施蛰存在刊载新感觉派小说家刘呐鸥的《赤道下》和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时﹐曾说:“我觉得在目下的文艺界中﹐穆时英君和刘呐鸥君以圆熟的技巧给予人的新鲜的文艺味是很可珍贵的。”杜衡也盛赞穆时英:“确实是在这新技巧的尝试上有了相当成功的。”穆时英收在《公墓》﹑《白金的女体塑像》两集中的那些现代派小说﹐大多发表在《现代》杂志上﹐有一段时间几乎达到每期一篇的程度。在此前后﹐施蛰存自己也继续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写心理小说﹐还用意识流手法写了《四喜子底生意》﹑《鸥》等风格韵味颇近似于穆时英的作品。在诗歌方面﹐《现代》上不仅刊出戴望舒﹑李金发等人的现代派诗作﹐编者施蛰存自己还创作了一组《意象抒情诗》。戴望舒的《诗论零札》﹑施蛰存的《又关于本刊的诗》﹐都表明了他们现代派的诗歌主张。施蛰存说:“《现代》中的诗是诗﹐而且纯然是现代的诗。它们是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的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的现代的诗形。……《现代》中的诗大多是没有韵的﹐句子也很不整齐﹐但它们都有相当完美的肌理(Texture)﹐它们是现代的诗形﹐是诗﹗”这些诗含意比较晦涩﹐因此有的读者称《现代》上的诗为“谜诗”。《现代》上介绍的外国作家﹐也以现代派的居多﹐如法国的阿波利奈尔﹑约可伯﹑桑德拉尔﹑茹连格林﹐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几位意象派女诗人﹐日本的横光利一等。可见﹐《现代》杂志虽然并非现代派的杂志﹐但《现代》杂志里确实存在一个现代派──至少在小说﹑诗歌两方面确是如此。

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发生激烈的争论时﹐杜衡(苏汶)在《现代》上先后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以所谓“第三种人”的面貌参与争论。此后﹐周起应﹑瞿秋白﹑鲁迅﹑冯雪峰等先后为这场争论写了文章﹐给苏汶以批评﹐这些文章也都在《现代》杂志上发表﹐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文艺自由问题论辩”。《现代》正是这场论辩的一个主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