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章，云南永平人。1975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炊事员。197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9年3月4日在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新寨战斗中，因部队给养车暴露，遭越军炮火射击，严重威胁附近团指挥所和集合待命部队的安全，他主动要求驾车转移敌军火力，车开出后中弹牺牲。同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称号

一九七九年三月四日下午，在对越自卫还击的战场上，同样是布满弹坑的公路，同样是弹雨、烈火、浓烟，也有一辆汽车在奔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云南边防某部通信连炊事班长杨建章，为了引开敌人的炮火，保护团指挥所和周围四个连队的安全，开着一辆被敌炮追逐轰击的给养车，向着前方，奔驰，疾进！

时隔二十七年，呈现在战场上的这两幅图景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这要从杨建章学开汽车说起。

一九七二年，刚满十八岁的杨建章报名参加“中国援老筑路工程队”，到了老挝北部的亚热带山岳丛林地区。那里炎热多雨，蚂螨成群。杨建章却不以为苦，十分自觉地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自己。越是艰苦的工作，他越抢着干；越苦越累，他越乐观。在筑路工程队的两年多时间，他几次被评为分队的标兵，两次受到大队的嘉奖，并光荣地加入了共青团。开汽车，就是在这期间学的。

杨建章从小长在云南省西部的云岭山区，那里与外界联系的唯一渠道是离他家不远的滇缅公路。小时候，大兽似的汽车就对他产生了神秘的诱惑力。七岁那年，有一天，他和一个小伙伴居然拦住了一辆卡车，硬是缠住司机，载着他俩宾利飞驰了一段路程。来到筑路工程队，他认识了志愿军复员战士、汽车司机于敏顺。于师傅在朝鲜战场上开着弹药车闯过封锁线的那段经历，给杨建章向往开车的朴素愿望里，注入了一种崇高的精神，使它成为一个美好的理想。而于师傅，也因为有战争生活的体验，对年轻人学开车的要求给予了热情的赞许和支持：“小青年多学几手，以后会用得上！”他常常带着杨建章和其他一些小伙子在山下的新建公路上学开卡车。于是，杨建章便学到了这一手。

按照个人愿望，杨建章在一九七五年入伍后是要当个驾驶员的。可是，他被分到了工兵排。一年后，从工兵排调到了炊事班，又从炊事班“换防”到猪圈，当上了一名饲养员。杨建章虽然有些遗憾，但每次工作调动，他都老老实实地服从了。他说：“党叫干啥就干啥。叫开车，就把车开好；叫喂猪，就把猪喂肥。”

一九七七年春天，全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雷锋活动，到处都在愤怒地唾弃“四人帮”那一小撮祸国殃民、败坏社会风气的丑类，到处都在热烈地提倡和恢复曾经被“四人帮”破坏了的雷锋精神。杨建章曾经心情十分激动地说：“做人要做雷锋那样的人！”在给家乡的一位姑娘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让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为党为人民贡献青春，大干社会主义。要不落在别人的后头才好。”

杨建章的确没有“落在别人的后头”。他每天戴一顶破草帽，拉一辆架子车，不管烈日当头，下雨刮风，四处寻找饲料。大伙议论着：“原先的猪没精搭采，杨建章当‘猪司令’才半个月，猪就活蹦乱跳的了。”他除了喂猪，每天还给连队菜地送一挑粪，从不间断；他常到炊事班去帮助修修补补，锅盖坏了他修，石磨钝了他凿……他入了党，立了三等功，连续两年被树为全团学雷锋标兵。

“有你这样的炊事员，大伙饿不倒”

一九七九年二月杨建章所在部队接到参加自卫还击作战命令的时候，杨建章因患肠结核正住医院。连里考虑他体质弱，要他留守，准备复员。他说什么也不干，风风火火地赶回连队，递上了一份决心书：

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是共产党员，我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人民利益，保卫祖国安全，保卫“四化”建设。请党和人民在战火中考验我吧！

他找指导员磨，找直政股缠，最后找到团政委，噙着泪水要求：“让我去吧！平时给我记功、评标兵，现在同志们要去保卫祖国，却安排我退役，这算哪门子事？难道我这个党员叫芝麻大的病给挡住了！”团政委被他的热情感动了，破例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还击战开始后，杨建章所在团，跋山涉水，连续行军三天，开到登尚，准备迎击越军进驻巴沙增援柑糖的一个团。原部署是立即投入战斗，因为情况变化，改为原地待命。炊事班昨晚便把全连的干粮袋抖落净了，每人身上那半斤压缩饼干，不到投入战斗又不准动，吃什么？这可难煞了炊事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况且，通信连是全团的神经，紧跟着指挥所行动，上报下达，一秒钟也离不开，肚子咕咕叫怎么执行任务！杨建章想：还没投入战斗就让战友们消耗体力，我这个炊事员是怎么当的！往后，还会有后勤供应一时跟不上的时候，怎么才能不让战友们饿肚子呢？

他拎着小铁锨进了山，要找点野生植物做代食品。可在这国境之外，他很陌生，刨了几种，汁水都是苦涩的，引起他一阵阵干呕。正愁着无“米”下锅，忽听山坡上有人喊。他抬头一看，两个往前方送弹药回来的民工，正拉着驮马走下山来。一位老民工制止他说：“你这位同志怎样乱吃一气呢？山里有毒的东西很多，吃错了，轻的上吐下泻，重的会要命的。饿急了吧？说着，掏出一块塑料纸包着的压缩饼干，催促杨建章：“先吃了垫垫。”

杨建章对老民工解释，他是想来挖食用野菜补充军粮的。老民工一听，钦佩地说：“好样的！有你这样的炊事员大伙饿不倒。走，跟我来。”他把缰绳交给旁边的年轻人，抬头向四下里望了望，领着杨建章，走进向阳坡上的一片小灌木林，在一棵枝叶茂盛、曲曲弯弯的小树前停了下来，指着小树说：“仔细看看，记准它。”杨建章打量着这棵小树：淡绿色的树皮上凸出一个个带刺的圆疙瘩，树枝上密密的小尖叶中缀着一朵朵刚凋残的白花。老民工说：“这个树的树根是一坨坨的，叫木薯。京族没有粮了就吃它。快叫同志们来挖吧！”

搞到了吃的，炊事班笑逐颜开，全连振奋，杨建章觉得比自己立功、评模还高兴。

“粮袋不能丢”

两天后，三月三日中午，我军穿插到黄连山还口的部队正和柑糖南逃之敌以及南来增援之敌激战。杨建章所在的通信连随着团指挥所，紧跟尖刀营，火速向垭口推进。

杨建章在队列中吃力地走着。他跑出医院时，肠结核并没痊愈，这些天来每天下午就发低烧，脑袋发胀，嗡嗡作响，胸脯要迸裂似的难受，嘴里象含着一团火，顺不出一点唾沫，两腿沉重得提不起来。为了及早赶到阵地，追击敌人，战士们把背囊、毯子、雨衣，甚至干粮袋都丢下了，只带着枪和子弹。杨建章只是丢下了毛毯、雨衣，不肯丢下干粮袋。无线电技工段先伦，要帮他解下干粮袋，他说什么也不让：“这个不能丢，丢了同志们吃什么？”他脸色苍白，胸脯前倾，跟跟跄跄地走着，心里不住地念叨：“跟上！跟上！”段先伦知道他体弱带病，实在担心，还在劝：“身子比你强得多的同志都轻装了，你想累趴下啊，别犟了！”说着，又伸手抓杨建章背上的干粮袋。杨建章执拗地摇摇头，一只手紧紧地抓住干粮袋，两眼凝视着前方，气喘吁吁地说：“我是炊事员，丢掉了粮袋就象丢掉了枪。只要我没倒下，这个粮袋决不丢！”

太阳落山的时候，尖刀营与占领黄连山垭口的穿插部队胜利会合，团首长在离垭口几千米处停下来，指挥所安置在路边的茅草房里，电台、电话必须马上和师指挥所及营、连沟通联络。通信连刚到达指挥所前的小山包，突然发现四百米外一座密林覆盖的大山的山脚空地上，有几个越寇趁着黄昏在架一门迫击炮。杨建章举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扣动了扳机。敌人仓皇地丢下炮筒，窜进了树林。为防止敌人偷袭，通信连长急忙命令炊事班和勤杂人员构筑工事，保障电台、总机的安全。

杨建章约着炊事员彭太友，摸到半山坡上构筑工事。天完全黑下来以后，他俩把散兵坑挖好了，可是山头上不再传来连队说话和挖土的声音。杨建章忙叫彭太友上去看看。不大一会儿，彭大友匆匆赶回来，慌张地说：“糟了，山上没一个人影，那些掩体才挖了半人深，只剩咱俩了。”两人正在发愣，黑暗中突然响起激烈的枪声，子弹象雨点般地钻到掩体前面，树叶被打得籁籁飘落。杨建章对彭大友吼了声：准备战斗！”随即把步枪伸出壕沟，向敌人火力点发射。

他俩凭借着掩体，不紧不慢地放枪，同敌人周旋了半夜，敌人误认为我军在山包宿营，高射机枪、轻重机枪也整整打了半夜。杨建章、彭太友商议着，不能恋战，还得找连队去，同志们还等着开饭哩！

通信连也在找杨建章和彭大友。原来，指挥部考虑到通信连在山包上容易遭到敌人的火力杀伤，叫他们撤到山路右边的洼子里露宿。当时天黑，同志们没看着杨建章、彭太友摸到半坡去了，撤离的口令就没有传递到那里。清晨，部队马上要投入新的战斗，电台、总机正忙得不可开交，可饭还没有着落。经过连续三十多个小时的行军、作战，战士们的肚子早已咕咕叫了，通信排已有几个同志饿得发晕。指导员和司务长正在为难，杨建章和彭大友回来了。

杨建章双脚轻飘飘的，跌跌撞撞地走在前边。他头上冒着冷汗，脸色发青，嘴唇亩动，脑袋沉重得直往前扎。彭太友跟在他后边。指导员和炊事班副班长紧走几步，上前扶住杨建章，关切地问：“怎么，受伤了？”杨建章笑着摇摇头，瘫软地靠在副班长肩上。彭大友说：“他是饿的。他的身体那么差，昨晚我看他饿得受不了，可怎么劝，他也不肯动一粒米。”一听这话，同志们的眼睛，一齐转到杨建章胸前那鼓囊囊的干粮袋上。彭太友接着说：“他说，连里可能没米了，我们一粒米也不能动。还说，要是他牺牲了，叫我把米背回来。他自己饿得嚼桃树叶。”副班长从杨建章肩上解下干粮袋，递给了指导员。指导员抚摸着干粮袋上那块被汗水浸、肩膀磨而留下的油污，又看着杨建章消瘦的面容，深陷的眼窝，声音有些唤咽地说：“你要注意身体呵！开仗以来，你为大伙操碎了心……”

杨建章匆忙取过粮袋，招呼同志们去做饭，并告诉大家他发现路边的草丛里有野芜蓝，可以挖来一起煮，让同志们饱餐一顿“合于饭”。

为了部队的安全

饭后，通信连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新的战斗部署正向各营、连传送。杨建章正倚着猫耳洞壁休息，这时，我军的一辆生活给养车经过哑口，开进了山下的开阔地。

意外的情况发生了：山下的越军观察哨，发现了这辆给养车，怀疑有大部队集结，集中炮火向这里轰击，冒起滚滚硝烟。给养车中弹歪斜着横在快要向右拐弯的公路上，路边的几个战士冲上去，把负了重伤的驾驶员抱下来，杨建章又把他扶到隐蔽的地方包扎。

炮弹还在给养车周围爆炸，而离给养车二十多米远的小树林旁，正隐蔽着我军的十几辆弹药车；弹药车附近的小山旁、草丛中，又隐蔽着团指挥所和待命出击的四个连队。敌人的炮弹轰轰地朝给养车打，也试探着朝给养车附近的公路、山包、山洼里打。架着电台天线的一棵银桦被弹片拦腰打断了，总机班的猫耳洞旁，几根断了的电话线挂在小树权上来回摇荡。通信联络完全断了。一发烧夷弹打燃了弹药车队附近的茅草房，差点命中一辆弹药车。而只要有一发炮弹落到弹药车上，那十几辆弹药车就将连锁爆炸，路边的团指挥所也要毁于爆炸之中。

情势万分危急！杨建章那清瘦的脸庞，在火光中显得异常严峻。他向指导员请求；“我学过开汽车，让我把敌人的炮火引开！”

别无良策，指导员只好同意，高声叮嘱：“注意安全！”杨建章立即象一支离弦的箭，跃出猫耳洞，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到给养车前，猛地拉开车门，跳进驾驶室。他喊了声：“首长，同志们，再——见——！”给养车迅速加大油门，开足马力，顺着公路向右拐了个弯，飞快地奔驰起来。敌人发现了，炮弹、高射机枪立即撵着车屁股打过来。炮弹接二连三地在给养车周围爆炸，高射机枪的于弹不时地打中车头、车身。

汽车开出去四百米了，“轰”的一声，一发炮弹落在车前，急驶的给养车在硝烟中猛然刹住。两眼紧随着给养车移动的通信连指战员们心里一紧，正要冲上去抢救，只见杨建章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扬了扬手，然后，给养车象拉上了重载，车轮沉重地、缓缓地又滚动了，五米，十米，二十米……指战员们明白，杨建章是再一次向战友们告别。为了部队的安全，他要继续引开敌人的炮火，虽然他和大家一样清楚，这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敌人的炮弹不断追着给养车。给养车在硝烟中，在纷飞的弹片、泥块中强烈地颠簸着，左一偏，右一偏，躲避着炮火，迷惑着敌人，继续前进着。突然，在离部队大约四百多米处，一发炮弹打中车头，油箱爆炸，火球腾起……

敌人的炮火再也没有向我弹药车隐蔽的地方轰击。团指挥所和四个连队脱险了，通信联络恢复了。

当晚，指战员们用复仇的枪炮惩罚了敌人。第二天清早，大家来到杨建章英勇献身的地方，看到的仅是一副焦黑的汽车大梁。杨建章把自己的一切，统统献给了祖国。

战后，部队党委给杨建章追记了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勇于献身的共产主义战士”的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