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瑞（1905年9月13日-1948年10月1日），又名朱敦仲，字剑侠，江苏宿迁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奠基人，也是解放战争中解放军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朱瑞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早年曾在徐州市、南京等地读书，并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民国十三年（1924年），其加入中原地区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民国十四年（1925年），朱瑞前往苏联，先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并在此期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民国十九年（1930年）其返回中国，担任中央军委参谋、中共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次年被调往中央军委兵运科，参与组织了宁都暴动。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朱瑞到达瑞金市，历任红三军政治委员、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等职，并率部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第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8月，朱瑞被调往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参加长征。次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地区，其又先后参加直罗镇战斗以及东征、西征等战役。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底，被任命为第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朱瑞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不久调任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处长，从事对国民革命军将领的统战工作，并在此期间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培养了一批抗日军政干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朱瑞被调往山东省，出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与徐向前指挥在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此后又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等职，领导抗日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8月，朱瑞赴延安市参与整风学习，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结束后，朱瑞主动要求从事炮兵工作，不久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校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其奉命率炮校人员到东北地区组建炮兵部队，并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员兼炮兵学校校长等职。在此期间，朱瑞重视培训炮兵干部，总结作战经验，为解放军炮兵建设奠定了基础。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1日，在围攻义县的战斗中，朱瑞不幸触雷牺牲，终年43岁。同年10月6日，其灵柩运抵哈尔滨市，后被葬于哈尔滨烈士陵园。

朱瑞牺牲后，中共中央发出唁电，对其一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电文中表示：“朱瑞同志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时任东北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的高岗则认为：“朱瑞同志是好党员，优秀的领导人才，炮兵专家。东北我军炮兵今日的辉煌成绩，是与朱瑞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2009年9月10日，朱瑞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9月13日，朱瑞出生在江苏省宿迁县朱大兴庄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其父亲早年学武不成，后改当农村业余郎中，母亲是家庭妇女。朱瑞八岁时，他的父亲去世，家中又连遭土匪抢劫，房屋被烧，母亲带着子女先后迁居戚圩、埠子等地。民国九年（1920年）秋，朱瑞进入徐州市培心教会学校读书，开始接触新思想。两年后，因不满学校向学生灌输宗教迷信和虐待学生，朱瑞参加了青年进步组织领导的反对奴化教育学潮，最终被校方开除。民国十一年（1922年），在同学的帮助下，朱瑞转入南京私立钟英中学读高中。在此期间，其有计划地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并曾自拟作文题《拟孙文讨贼檄》，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高中毕业后，朱瑞赴上海市报考国立第一中山大学。在复习期间，经原徐州同学马汝良介绍，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国民党。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朱瑞顺利进入广东大学法学院预科学习。入学不久后，其就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外围组织新学生社，并被选为该组织的负责人。这一时期，朱瑞不仅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著作，还积极参与反对以邹鲁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斗争，得到了中共粤区学委负责同志的好评。

民国十四年（1925年）冬，莫斯科中山大学到广州招生，朱瑞听闻后立即前去报考。通过考试后，其在中共粤区委的推荐下，以左派青年的名义获准前去苏联学习。次年2月，朱瑞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入学后，他积极学习俄语，两个月后进入俄语班听课，并被选进学生公社（学生会）。接着其又转入第七班，与张闻天、左权、邓小平等人一起学习，并在他们的影响下，与国民党右派学生和“托洛茨基主义”势力进行斗争。民国十六年（1927年）7月，朱瑞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根据当时国内斗争需要和共产国际的决定，其选择进入克拉辛炮兵学校继续学习。朱瑞积极研读与炮兵相关的军事理论著作，由于表现突出，其在开学不久后便被提拔为班长、副排长，此后又担任中国连的司务长，主持全连行政管理工作。民国十七年（1928年）春，朱瑞当选为炮校苏联少共委员会委员，同年加入苏联共产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又担任该校中国连支部书记。次年7月，其在毕业考试中，笔试和实弹射击均获得第一名，受到学校领导嘉奖。毕业不久后，由于国内斗争需要，朱瑞被派遣回国。

民国十九年（1930年）1月，朱瑞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市。几经周折后，其找到了当时秘密设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不久被分配到中央军委担任参谋。是年5月，朱瑞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全国中国工农红军代表会议，担任会议的秘书兼记录。5月30日，朱瑞赴鄂豫皖苏区传达会议精神，同时奉命将当地的红军整编为红一军，并推动部队向武汉发展。9月，其返回上海。此时，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急需干部，要求中央派人支援。朱瑞不顾危险，主动要求前往武汉。长江局负责人关向应对其知难而进的精神表示赞赏，便任命他为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10月，朱瑞到达武汉，协助关向应处理军委的日常工作。

由于宋惠和等人的叛变，国民党加强了对中共地下组织的搜捕。12月下旬，长江局领导机关遭到国民党袭击，不久关向应等主要负责人遵照上级决定，撤离武汉前往上海，临行前将军委办事处和武汉市委的工作交由朱瑞负责。在国民党当局的严密搜捕下，朱瑞坚守自己的岗位，安排军委系统人员和统战对象撤退转移，使他们脱离险地。此后关向应考虑到武汉工作暂时难以展开，便决定将朱瑞调回上海。民国二十年（1931年）2月，朱瑞回到上海，不久被分配到军委兵运科主持兵暴训练班工作。在此期间，朱瑞对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的工作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周密部署，参与领导了宁都暴动，促使第二十六路军加入红军队伍，增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此外，朱瑞还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同国民党部队的将领孙蔚如、孙殿英等驻上海的代表联络，对他们进行统战工作。是年12月，朱瑞奉命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1月8日，朱瑞到达瑞金市，并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科长、五军团训练队政委等职。6月，又奉命担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并先后参与了水口、乐安县、宜黄县等战役。同年12月，朱瑞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该部队是由宁都暴动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改编而来，由于战斗频繁，部队的教育改造工作较为滞后。朱瑞到任后，重点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利用战斗间隙，组织各级指挥员学习红军的政治工作条例。在其带动和领导下，部队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都得到了较大提升。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初，朱瑞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团长董振堂率领所部，先后取得黄陂区、草台岗两次战役的胜利，为中国工农红军粉碎中国国民党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9月，蒋介石再次调集重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在“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下，红军很快陷于被动局面。根据过往成功经验，朱瑞和董振堂曾提出“避免正面作战和阵地战，于运动中侧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正确战术，但遭到“左派”领导人的拒绝。12月中旬，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在德胜关同优势之敌展开阵地战，尽管红军作战顽强，但最终仍被迫放弃阵地。此后，红五军团退守建宁县、广昌县等地，根据地日渐缩小。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朱瑞当选为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同年8月，根据其本人请求，朱瑞被调往一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次月又参加了兴国保卫战。随着兴国保卫战的失利，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方面军被迫于当年10月14日撤出中央根据地，开始长征。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在功会师，中共中央召开两河口会议，决定北上建立川陕根据地，以推进和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主张向川康边退却，并挑起了一场分裂红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朱瑞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表示反对，并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10月，红一方面军在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紧接着发起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进攻。是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东渡黄河，进入山西省作战的战略计划。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朱瑞随一军团渡河东征。5月，其又参加了彭德怀指挥的西征军，负责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8月，一军团进驻固原市、同心城一带，朱瑞和邓小平带领红四师留在七营川地区，开展对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的统战工作，并与何柱国军长就彼此防区等事宜进行谈判。同年12月，应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总指挥贺龙的要求，朱瑞被调往红二方面军任政治部主任。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朱瑞对部队的政治制度、基层党支部建设等作了大量工作，得到了贺龙等人的好评。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朱瑞根据上级指示，离开中国工农红军，就任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不久，其又受周恩来的派遣，赴抗日战争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程潜部）做统战工作。10月，程潜所部撤退到新乡市，朱瑞又接受了豫北师管区主任张珍的聘请，担任豫北游击训练班教官。其利用训练班这一合法讲台，向学员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第一批的二百余名学员，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大部分都加入了民先队，其中一些还加入了共产党，留在豫北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不久，朱瑞又被程潜委任为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长。他便利用这一合法身份，广泛开展社会统战工作，与中国国民党将领商谈抗日大计，劝说他们中一些人就地坚持游击战争；邀集社会人士举行座谈，鼓励他们加入抗日斗争；向青年学生发表演说，勉励他们奔赴前线或到敌后组织群众。

国民革命军队向黄河以南撤退后，朱瑞继续以联络处长的身份，进行抗日活动。在当地社会人士的资助下，其创办了华北军政干部学校（简称华干）。该校招收上党郡、豫北等地的流亡学生和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抗日军事、政治训练，并按照统一战线的原则，将他们分配到八路军、牺盟会和国民党的部队工作。华干一共办了五期，培养了两千多名青年干部，这些青年在抗战期间，大都成为了抗战的骨干力量。在此期间，朱瑞还通过内部关系，同直南、豫北的中共特委取得联系，指导他们进行恢复、整顿工作，并在晋、冀、豫边区先后建立晋豫边区游击队、太行南区游击队和道清路游击队，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地区建立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朱瑞参加了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召开的将领会议。会后，其被派往陵川县、晋城市一带协助一二九师发展部队。同年8月，其被任命为八路军驻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处代表，负责处理八路军与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之间的关系，并指导中共地方党的工作。10月，又调任中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5月，八路军总部为统一和加强山东敌后抗战力量，决定建立八路军第一纵队，并任命徐向前为司令员，朱瑞为政治委员，前往山东指挥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朱瑞等人于6月到达山东鲁中山区，不久正式建成第一纵队。8月9日，北方局批准了关于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的报告，朱瑞被任命为军政委员会委员兼书记，负责领导山东地区党政军民工作。10月，其又出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人抵达山东不久后，就遇上了敌人的第一次大“扫荡”。日军集中两个师团兵力直扑鲁中山区，企图围歼山东分局和山东省纵队领导机关。朱瑞与徐向前决定避免与敌人正面作战，发动群众开展广泛游击战，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最终粉碎了日军的“扫荡”。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日军再次集结重兵，以军事、政治、经济等联合手段，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朱瑞等领导人提出了扩大与巩固山区根据地，打通山东各区及山东与华中地区的联系，打破敌人“囚笼”政策的方针，利用灵活的战略战术，打击和消灭日军，并利用敌人“扫荡”间隙，开展攻势，恢复和发展根据地。

除日伪势力外，山东地区还存在大量国民革命军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朱瑞和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确定了“拥护于学忠，打击沈鸿烈，联合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消灭顽固派”的统战政策。其亲自负责东北军于学忠部的统战工作，通过联席会议，互通情报，交换代表等方式，争取东北军中立、抗日。对以沈鸿烈为首的反共派，朱瑞等人在政治上揭露其破坏统一抗日的行径，军事上则予以其坚决打击。至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底，中共已在山东开辟了鲁南、鲁中、鲁西等十个根据地，拥有党员12万，正规武装10万余人，成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略基地。民国三十年（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山东形势尤为严峻。对此，朱瑞等人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自卫反击战，沉重打击了中国国民党内部的反共派。

民国三十年（1941年）11月，日军为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再次集结重兵发起大“扫荡”。次年，山东敌后抗战进入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武装减员，群众积极性也受到挫折。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3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到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在刘少奇的帮助下，山东分局召开扩大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教训，确定了充分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和各级民主政权的主要任务。5月上旬，朱瑞带领干部工作团到临沂、日照市地区，进行减租减息试点工作，取得经验后，6月下旬即在山东全面展开。此外，山东分局还根据中共中央部署，开展整风学习，实行精兵简政，落实政权建设中的“三三制”原则。通过这些措施，至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春，山东抗战形势已趋向转好。3月，朱瑞在军政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广大军民要巩固、扩大已有的成绩，将对敌斗争发展为全面的工作与群众性运动。同年5月，国民党李仙洲的九十二军和于学忠部换防，朱瑞和山东分局领导人则趁机利用于、李之间的矛盾，“乘于出鲁，拒李深入”，使长期被分割的沂蒙山区根据地连成一片，改变了八路军在三角斗争中的被动局面。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8月，朱瑞离开山东，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到达延安后，朱瑞先被安排进党校，与各地代表一起参加学习整风运动，并被推举为第六支部学习干事。在此期间，其除了学习中共中央规定的文件外，还广泛阅读了卡尔·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毛泽东等人的著作。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5月，朱瑞出席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参与筹备“七大”，并根据会议决定，参加“统一战线报告”准备委员会工作。7月，第六支部进行改选，朱瑞当选为书记。此后，其先后主持了第六支部和党校二部一些支部的纠正肃反扩大化的甄别工作，平反冤假错案。同年冬天，党校整风学习进入联系实际、检查思想、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的阶段。朱瑞联系自己的斗争经历，对自己以往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做了剖析和检查。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4月23日，朱瑞以中共山东代表团副团长（团长为林彪）的身份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于5月10日在会上作了《山东根据地在三角斗争中的经验与教训》的发言。

“七大”闭幕后，中共中央决定让朱瑞担任军委副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同中国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谈判。朱瑞闻讯后，立即找到毛泽东，表示自己在苏联学过炮兵，可以在军队的炮兵建设方面做些贡献，副总长一职则请中央考虑更合适的人员。他还汇报了如何从当时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人民炮兵的初步设想。毛泽东在听闻其想法后，便鼓励他“放手做，做一个桥头堡”。不久，朱瑞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在各方面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其带领全校师生员工坚持训练，顺利完成了第一批学员的培训工作，为人民军队炮兵培养了一批骨干力量。日本投降后，朱瑞奉命率领延安炮校迁往东北地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1月，朱瑞等人到达沈阳市。时值国民革命军队大举进攻，炮校一时无法招生开学，更无现成的装备可以接受，而日军遗留下的火炮器材则散落在各地。对此，朱瑞提出了“分散干部，搜集武器，发展部队，建立家业”的方针，一面组织干部到主力部队去培养炮兵骨干，一面发动众人四处搜集武器。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5月，炮校师生共收集了火炮700余门，炮弹50余万发，坦克12辆，汽车23辆以及大量零配件和各种器材，为建立东北地区炮兵奠定了物质基础。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月，国民党开始大举向南满进攻，炮校从通化移驻牡丹江市。按照中共中央地方局“发动群众，建设壮大队伍”的总方针，朱瑞提出了“变学校为部队，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将学校干部分派到各地去组建部队，并对部队进行训练，迅速培养了大批炮兵骨干。在其领导下，东北民主联军很快组建成10个炮兵团、6个炮兵营、80个炮兵连和1个高射炮大队、1个坦克大队、1个修械所。从7月开始，朱瑞相继发布数道命令，对炮兵的组织、训练、装备、作战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炮兵由原来的分散状态走上了统一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阶段。9月，为使炮兵部队尽快适应战争需要，其又发出“苦练一个月，准备打胜仗”的号召，开展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10月，东北民主联军成立炮兵司令部，朱瑞被任命为炮兵司令员。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至4月，东北解放军发动三下江南、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的战役，前后有多支炮兵连队参与了此次战役。战后，朱瑞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对炮兵一年来的建设、作战经验进行总结，并提出了一些适合当时情况的作战原则。在同年的东北夏季攻势中，解放军又在炮兵的有力配合下，歼灭国民革命军8万余人，收复县城40多座，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场的形势。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月，朱瑞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炮兵司令部司令员。4月，其在哈尔滨市召开第二次炮兵会议，进一步丰富了炮兵的战术原则，从而使炮兵战术、技术和指挥能力进入了比较成熟的发展阶段。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后，随着战争的发展，前后方供需矛盾越来越突出。为保证作战需要，朱瑞亲自主持后勤工作，先后组建了迫击炮、战车、高射炮等五个团。到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8月，在东北地区的解放军已有各种火炮4700余门，为即将到来的辽沈战役做好了技术准备。9月12日，解放军首先包围了义县。义县城高墙厚，城内的国民党军则以城墙为依托，设防固守。为使战役顺利进行，朱瑞在炮兵进入阵地前，带着负责主攻任务的几个团长到前沿观察阵地。在9月30日总攻的前一天，他又到各团作战前沿视察，仔细检查各个火炮的射向和隐蔽情况。10月1日，解放军对义县发起总攻。随着朱瑞一声令下，1000余门各种口径的火炮齐发，瞬间将义县城墙炸开一道40多米宽的缺口。朱瑞见此，随即下令炮火延伸射击，很快将国民党军设立的工事摧毁。此后，解放军在司令员韩先楚等人的带领下，沿着炮兵轰开的缺口，冲进城内与中国国民党军展开巷战，不到6个小时便全歼守敌，活捉国民党师长王世高，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在此次战役中，解放军第一次使用缴获的美国榴弹炮。为了解这种火炮的性能，朱瑞在战斗刚结束时便离开指挥所，准备到实地查看城墙被炮火破坏的情况。然而在前往战场的途中，朱瑞不幸触雷牺牲，时年43岁。同年10月6日，朱瑞的灵柩运抵哈尔滨，后被葬于哈尔滨烈士陵园。

朱瑞在国民党部队做统战工作期间，以中共北方局委员身份，通过地下党秘密关系，先后恢复、整理了直南、豫北两个特委，帮助他们建立抗日武装，为我党在晋冀豫边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朱瑞研究提出的一系列适用于我军的炮兵战术原则，主要包括步炮协同、集中使用火力，攻坚作战，快、准、猛等。这些战术原则对我军炮兵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人民炮兵建设进入正规化作战阶段。时至今日，步炮协同、集中火力、快准猛等战术原则，仍是我军炮兵火力运用的基本原则。

朱瑞牺牲后，中共中央发出唁电，对其一生给予了较高的评价。电文中表示：“朱瑞同志在中原地区人民解放军的炮兵建设中功勋卓著，今日牺牲，实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巨大损失。中央特致深切悼念，望转告全军，继续为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而奋斗，以纪念朱瑞同志永垂不朽。”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23日，高岗（时任东北解放军第一副司令员）在《东北日报》发表《朱瑞同志永垂不朽》一文，文中对朱瑞的评价为：“朱瑞同志是好党员，优秀的领导人才，炮兵专家。他具有不怕困难，能够克服一切困难的崇高品质。东北我军炮兵今日的辉煌成绩，是与朱瑞同志的名字分不开的。”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朱瑞》中对其评价为：“他是红色政权的捍卫者，在土地革命的洗礼中脱颖而出，他是抗日救国的排头兵，在敌后烽火的严酷里勇挑重担，他是人民炮兵的奠基人，在解放战争的考验下一往无前。”

《朱瑞在山东》一书中对朱瑞的评价为：“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不怕艰苦、乐于奉献的革命精神；胸怀大局、光明磊落、廉洁勤政、平易近人的高尚情操；严于律已、宽以待人、率先垂范、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以及他那深厚的理论造诣、渊博的知识、睿智风趣的谈吐和巧妙的斗争艺术，使人们由衷地敬佩和怀念。”

朱瑞等人从苏联返回国内时，共产国际曾告诉他们，到上海市后住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组织上会派人去接头。然而他们一连住了半个多月，也没人来联系，众人的经费也很快耗尽。于是他们商量后决定，彼此分头活动，设法与组织取得联系。朱瑞第二天便乘火车前往徐州市找老同学马汝良，但马听到朱瑞来意后却吞吞吐吐。朱瑞敏锐地察觉到，对方不是叛变，便已消极。为防止意外，其又连夜乘火车返回上海。到上海后，其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寻找中共的组织。在此期间，朱瑞碰到过不少曾经的朋友、同学，但他们在经历反革命政变后，大多已变得消极、沉沦，一些人还劝他放弃政治，改行经商。正当朱瑞因找不到组织而焦虑时，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则想趁机拉他入伙，但都被其予以拒绝。朱瑞一心要找到党组织，为了不暴露自己身份，遇到熟人时他便详称自己早已从苏联回国，在家乡当教员，来上海市只是为了散心。民国十九年（1930年）3月下旬，朱瑞正漫步街头，突然看见邓颖超陪其母亲在散步。于是他便迎上去，说明自己的情况。最后在邓颖超的帮助下，朱瑞成功地找到了组织。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在长征红军过草地时，朱瑞的马不是让给伤病员骑，就是给战士们扛枪、驮背包。在行军休息时，朱瑞也会到处查看，找干部、战士谈心。当时中国工农红军最大的困难是缺少粮食，过草地前，朱瑞曾要求每人准备好七天的粮食，但实际却搜集不了这么多，一些战士在行军又将仅有的粮食丢了。于是朱瑞便动员大家发扬友爱精神，将粮食匀着吃，同时发动大家采蘑菇、野菜。吃饭时他一边诙谐地说蘑菇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一边又说前面就有粮食了，鼓励大家坚持下去。朱瑞本人长期患有胃病，由于长征途中伙食较差，其胃病也经常发作，但其从未搞过特殊化，即使碰到改善伙食的机会，也总会把机会让给其他同志。据肖锋回忆，“走出草地不久，军团直属队在一个山沟里打土豪，搞到了四头肥猪、十几只鸡，还有许多纸烟。他们猜想朱瑞一定不会接受，便决定请他和大伙一起”吃小灶“。当炊事员把饭菜做好，派人去请他时。朱瑞表示同志们一路上很辛苦，难得有这个机会，应该好好在一起高兴。但他随之又借口有事情要急于处理，谢绝了大家的好意。”

朱瑞在1945年6月中旬在延安市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中央有意安排他担任军委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要任务是同中国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谈判。但朱瑞却对毛泽东说，副总参谋长责任重大，请中央考虑更合适的人选，我在苏联是学炮兵的，现在随着抗战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建设炮兵已成为重要任务，我愿到炮校当一名教员，为发展炮兵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毛泽东主席接受了朱瑞的建议，还向朱瑞询问了组建炮兵需要之一的问题和一些火炮性能等具体情况。不久，朱瑞便担任了延安炮兵学校的代理校长。3个月后，朱瑞奉命率部开赴东北地区。到东北后，一心扑在炮兵建设上。炮兵初建时，上级发给炮兵司令部三千三百两黄金，朱瑞东奔西走，筹集器械、材料、马匹和技术人员。因资金缺乏，他便将妻子的三枚金戒指捐献出来。此后其又赶赴朝鲜，同苏联红军交涉补充炮兵的武器装备。因当时苏军的一位领导是他在留苏时的同学，朱瑞便通过这个关系，多要了好多武器回来。由于工作过份劳累，再加上谈判精神紧张，朱瑞到朝鲜不久便病了。从朝鲜回到牡丹江市时，妻子潘彩琴即将临产，朱瑞短暂停留了几日。二女儿出生三天后，他便带上大女儿赶往哈尔滨市工作。朱瑞对工作热情，对待家属亲人却严格无私。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底，大哥的女儿朱坤一家三口由山东省撤退到东北地区，朱瑞接待了他们。夏天到了，朱坤三人都没夏衣，潘彩琴便建议朱瑞批点棉布给他们做几件衣服，但朱瑞却坚决不批。潘彩琴有些不满地说：“东西南北来的人，只要有困难来找你的都给解决，连小孩吃的白糖你都批过，朱坤他们是轻装来的，没衣服穿怎么就不管？”朱瑞回答说：“对自己人要严格，领导干部要处处做表率！他们现在还没分配工作，待分配工作后，由他们单位解决。”最后，潘彩琴只得用孩子的保育费，为他们购置了夏装。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0月9日，哈尔滨市党、政、军各界为朱瑞举行了盛大葬礼和公祭仪式。高岗、陈云、张闻天、李立三等党、政、军负责人都亲临大会致祭，东北军区司令部负责人伍修权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张学思同为陪祭人。

1988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炮兵部隆重举行“纪念朱瑞牺牲40周年大会”。副总参谋长韩怀智，原军委炮兵司令员宋承志，副司令员苏进等出席，韩怀智在讲话中对朱瑞一生的光辉业迹作了高度评价。

1994年10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郑建英编著完成的《朱瑞传》《怀念朱瑞》，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1998年，朱瑞牺牲50周年之际，在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和临沂市委的指示下，《朱瑞在山东》一书出版，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国务院原副总理谷牧为该书作序。

2009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开展的评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活动中，朱瑞作为“人民炮兵的奠基者”人选。

朱瑞故居位于今宿城区龙河镇龙河街，占地10亩，总建筑面积640平方米，由水景公园、纪念广场、故居和后花园四部分组成，其中水景公园和纪念广场占地4亩，故居占地6亩。其整体格局为苏北民居式两进三排院落，前院展示朱瑞将军留下的遗物、图片等成长历程、革命生涯和主要功勋，后院主要追溯朱瑞少年时代的生活、学习情况等。2012年7月，朱瑞故居正式对外开放。

朱瑞将军墓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烈士陵园。墓碑高7米，呈长方体，乳白色，采用汉白玉石和大理石建筑。墓碑上书有“朱瑞将军墓”五个大字，碑中部四周雕刻着花环，基座正面镌刻着朱瑞将军的生平。朱瑞将军的棺就葬在墓碑下面。墓的后侧，建有烈士事迹陈列馆和烈士灵堂，陈列面积300平方米。陈列馆展出了朱瑞将军和其他著名烈士生平事迹的珍贵历史图片、文字资料和实物。1988年10月6日，为纪念朱瑞牺牲40周年，缅怀其为国家和人民炮兵部队建设所做出的卓越贡献，又特在墓前设立朱瑞将军半身铜像。

朱瑞烈士陵园位于义县城关乡后杨村，占地21197平方米，由朱瑞将军纪念碑、解放义县烈士纪念碑、朱瑞将军事迹展室、绿地等设施组成，陵园内安葬着约1300名烈士遗骨。1986年由义县团县委发出号召，捐款为朱瑞烈士修建烈士陵园和重建烈士纪念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题写了“朱瑞同志纪念碑”七个大字。1993年经省政府批准，烈士陵园被列为辽宁省重点革命历史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义县政府决定将朱瑞烈士陵园与义县烈士陵园合并。1998年5月，重新修建朱瑞烈士纪念碑，并在义县解放和朱瑞牺牲50周年时竣工。1993年义县朱瑞烈士陵园被省政府确定为省级革命烈士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位，2002年被中共辽宁省委命名为辽宁省党史教育基地，被省国防教育委员会命名为省国防教育基地。

朱瑞将军雕像建于1991年11月2日，坐落在辽沈战役纪念塔西侧60米处，占地面积95平方米。

朱瑞将军纪念馆有新馆老馆之分，老馆位于宿城区龙河镇龙河中心小学院内，于2006年建成。新馆位于宿迁市宿城新区古黄河北岸滨河路南侧，北临滨河路，东靠环城西路，南依古黄河河道，西眺黄河风光带主景区，是整个印象黄河景观工程的一个主要人文景点。该纪念馆规划用地7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8300平方米，馆高19.4米，主体共三层。首层为公共服务区，二层为主体展示区，三层为游客活动区。2012年7月，朱瑞将军纪念馆由宿城区委，区政府主导开工建设。2013年，该馆正式对外开放，是宿迁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