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拉可汗》是歌手李建复唱的，《柴拉可汗》是由“天水乐集”策划制作的二张专辑中的第一张，第二张是蔡琴与李建复的联合专辑《一千个春天》。

专辑中文名: 柴拉可汗

歌手: 李建复

音乐风格: 流行

资源格式: APE

发行时间: 1981年

地区: 台湾

语言: 普通话

那是唱片公司买断作品的年代，几位年轻的音乐人好友，包括当时最受欢迎的民歌手蔡琴和李建复，抢手的制作人李寿全等人，自组天水市乐集，他们主张从创作到演唱一以贯之，不假他人，不受商业制，完完全全，对自己，对大众负责，被视为离经叛道，却也交出两张精采万分的作品：《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二十五年后，两张作品的复刻版现在以32bit/96k Remaster重新问世！

李寿全迷恋的是七○年代alan parsons Project、Moody Blues、Yes、SUPERTRAMP、Pink Floyd等等前卫摇滚乐团的概念式专辑（concept album），当年一般的专辑只是把一堆歌曲凑在一起，很少有人思考整张专辑内在的聆听逻辑或者概念的连贯，音乐制作人也很少和编曲沟通。李寿全算是当时第一个以整张专辑的规格去思考，并且对编曲很有想法的制作人。他在《龙的传人》专辑与陈志远初步尝试这种制作编曲配合的方式，到了《天水》的两张专辑，李寿全终於可以再把这样的理想向前推进一大步：这两张唱片的核心，分别是《柴拉可汗》和「细说从头》这两个组曲。两者风格殊异，但同样大胆。

长达十一分鐘的《柴拉可汗》交响诗组曲，是李寿全受到Chris De Burgh的"Crusader"专辑啟发，乃决定做一首结合演奏曲与口白桥段的长篇叙事诗，并且把故事背景设定在11世纪的蒙古平原。当时才22岁的靳铁章发挥想像力，把李寿全的故事写成六段式的长曲，并且特意用了一些中东式的音阶来表现塞外风情。陈扬一口气担下了这桩史无前例的编曲《大工程》据苏来回忆，陈扬必须先用钢琴编出一个模型，再把整个架构建立起来，根本是在创作交响乐。现在你再叫陈扬做这样的事，我想他也不愿意干了。同样才22岁的李建复，声嗓正是巔峰状态，标题曲《柴拉可汗》的高音完全难不倒他，清亮的歌喉几乎压过了战鼓喧天的器乐。一曲《别离》唱得气迴肠、却绝无半分匠气流气，真是一整个时代的绝响。

《一千个春天》专辑中的《细说从头》组曲，则是和《柴拉可汗》相呼应的尝试。《柴拉可汗》是一气呵成的长曲，《细说从头》则刻意让六首歌各自有独立的面貌，分散在唱片的AB两面。这套由苏来和许乃胜合作的组曲，在精神上与云门的《薪传》呼应，企图用六首歌描绘出先民渡海来台、落地生根、世代传承的历史。六首作品曲势起伏、风格殊异，又要能够创造内在的连贯性。李寿全说，这其实也带著"Rock Opera"（艺术摇滚歌剧）的味道。

说到李建复的这张专辑，不能不提及“天水乐集”，这个现在听来有些陌生的名字，在风起云涌的民俗音乐时代可是一块响当当的牌子。当时由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像李建复、蔡琴、苏来、李寿全组成，他们希望能脱离版权制度的束缚，自立门户，做出最好的音乐。以“龙的传人”成名的民歌手李建复和他的朋友们都希望在已渐渐成为千篇一律的民歌中开辟一条新的路线，突破老的形象。

于是《柴拉可汗》这张围绕中国情节的概念唱片问世了。主题曲《柴拉可汗》竟由组曲的形式出现，由《序曲》开始，然后著名演员郎雄娓娓道来“柴拉可汗”的故事，再接《塞外》，李建复铿锵地演唱《柴拉可汗》，《别离》，《征战》《尾声》，整整七个段落，大漠、黄沙、英雄、射雕，长达11分钟，一气呵成，宛如一部小的交响诗，听下来非常过瘾。据说编曲的陈扬完成此首作品的编曲，就再也不愿接像这样的工作了。

另一首取材《水浒传》的《武松打虎》，不仅运用了京剧中的锣鼓点作为过场，而且也把一些西方流行音乐元素融了进去，展现了醉酒、上山，打虎的整个过程，那个好汉武松的形象被活脱脱地表现了出来。这种创作不但在当时是很大的革新，就是现在听来都不乏其前卫之处。

天水乐集的成员称自己为傻子，他们认为也许只有傻子才会作这样的音乐。《傻子的理想》正是纪念他们对音乐的追求与梦想。其实他们的理想很简单，是《渔樵问答》中那种“采菊东离下”的浪漫，是《天水流长》中的古风古韵。那是一段黄金岁月，而《柴拉可汗》正是铸造了那个理想年代的经典之作。

台湾百佳专辑的评选中《柴拉可汗》排在第40位，但是口碑只是口碑，李建复在推出2张专辑后，销量的惨淡，音乐的实验性不太被接受，现实的环境最终让“天水乐集”解散，但留下的《柴拉可汗》，《一千个春天》两张专辑都成了乐坛的经典。而“天水乐集”作为第一个音乐工作室对日后的唱片界也起着无比重要的作用。

绝版二十余年，两张传说中的经典专辑，终于再度问世！

天水乐集策划/李寿全制作/陈扬、陈志远编曲

民俗音乐末期“力挽狂澜”的经典钜作

1981 年原始母带 32bit/96k Remaster，发烧级爆棚音质

收录全新出土“谢幕曲”珍贵 Demo 与伴奏版本

精心重现原始专辑内容，收录珍贵历史图文资料

天水乐集成员亲撰回顾感言、乐评人马世芳 8000 字专文导聆

那是唱片公司买断作品的年代，几位年轻的音乐人好友，包括当时最受欢迎的民歌手蔡琴和李建复，抢手的制作人李寿全等人，自组“天水乐集”，他们主张“从创作到演唱一以贯之，不假他人，不受商业箝制，完完全全，对自己，对大众负责”，被视为离经叛道，却也在民歌风潮的末期以“力挽狂澜”的气魄推出两张重量级专辑：“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却因“走得太远”，作品“叫好不叫座”，成为民歌时代最终、也是最悲壮的经典。

二十多年来，《柴拉可汗》和《一千个春天》早已绝版，成为行家眼中的珍宝，原版黑胶唱片市价高达数千元。2005年，“天水乐集”的六位老朋友决定重新出版这两张专辑，两张作品的复刻版现在以 32bit/96k Remaster 重新问世！替曾经拥有的青春年代，重新实现那桩“傻子的理想”。

天水乐集的时代背景：

1980 年冬，几个搞音乐的年轻人，经常在新生南路的“紫藤庐”煮茶清谈。其中有写歌的、有唱歌的、也有搞制作的，都是二十岁出头的热血青年。聊到唱片公司如何“欺负”年轻人，不禁同仇敌忾、愈谈愈激动。最后，大家决定一起豁出去、干脆脱离唱片公司体制，以独立创作人的身分“大干一票”，“天水乐集”就此诞生。他们年纪虽小，却个个大有来头：蔡琴和李建复是当时最受欢迎、备受景仰的民歌手，李寿全是“新格”旗下最抢手的制作人，苏来、许乃胜、靳铁章都是才华横溢的词曲作者。他们信心满满，以为光凭这群人的才华、诚意和勇气，就一定能够横扫乐坛、再造新气象。

对于当时唱片界不合理的情况，苏来写道：“著作权卖断，歌者因公司门户不能自由演唱喜爱的歌，是一种阻碍进步的行为。欲求突破，只有从根本上入手。那就是组成团体，从创作到演唱一以贯之，不假他人，不受商业箝制，完完全全，对自己，对大众负责。”这段豪气干云的宣言，当年竟被视为“离经叛道”、“忘恩负义”。如今词曲版权不卖断、唱片公司用“版税”方式和音乐人拆帐，都早已成为“常识”，然而回首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还没通过，李建复录一张专辑也只有两三万的酬劳，唱片卖得再好，也与他们无关。对照畅销专辑动辄创下十几万张的市场纪录，难怪他们郁不平。

那是“云门舞集”、“兰陵剧坊”、“雅音小集”先后在舞台上掀起热潮的时代，出版界“汉声杂志”崛起，高信疆主编“人间副刊”，报导文学方兴未艾，乡土论战余温未退。新的启蒙年代，仿佛就在伸手可及之处。也是在那阵子，台美断交，人心惶惶，“庄敬自强”口号震天价响。“美丽岛事件”之后的大逮捕和军法大审吸引着全国的注目，政治气氛悄悄开始松动。台湾经济持续“起飞”，服务业人口渐渐追上制造业人口。

从七十年代中期，杨弦创作“中国现代民歌”、李双泽喊出“唱自己的歌”口号以来，“西学中用”、“文化传承”一直都是青年创作歌谣的重要课题‐‐“唱自己的歌”这个口号背后，原本就有着强烈的国族意识。而七十年代“乡土意识”的萌芽，又让这样的思考有了更丰富的样貌。“天水乐集”的作品充满故土中原地区的文化意象，音乐形式则揉合了西洋摇滚、古典音乐和传统戏曲的风格，或可视为“中国现代民歌”这个脉络经过数年洗礼，吸收了丰富的制作、创作与市场实战经验之后，形式与内容臻于圆熟的典范。这反映了那个世代知识青年的思惟，也和“云门”、“兰陵”呼应，在“横的移植”与“纵的继承”之间努力寻找新的出路。

幸或不幸，“一千个春天”和“柴拉可汗”竟也成为“民俗音乐”风潮末期，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经典。这场轰轰烈烈的音乐大梦，许是“走得太快太远”，听众不如想像中捧场。他们原本打算出三张系列专辑，分别是李建复个人专辑、李建复和蔡琴的合辑、以及蔡琴个人专辑。但前两张的销量不如预期，规划中的第三张也就一直没做出来。加上李建复入伍服役、许乃胜赴日留学，大家意兴阑珊，“天水市”仅仅维持了一年多便结束了。这两张专辑总共花掉了 240 万的制作费，在当时是相当惊人的规格。投资发行的“四海唱片”，最后并没有回本：“专辑卖得不够好，害四海没赚到钱，所以第三张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做了。”李寿全苦笑着说。 “天水”解散不久，金韵奖停办、海山唱片结束营业，市面上跟风抄袭、粗制滥造、标榜“民俗音乐”的作品到处泛滥，“民歌没落”之说甚嚣尘上。新生代的滚石唱片与飞碟唱片相继成立，以强劲的“企划导向”方式替唱片界带来一番新气象，开展了台湾流行音乐的“后民歌”时代。“天水市”的起落，正好处在“前浪”待退、“后浪”初兴的交汇点。“天水”集结音乐人才独立制作专辑、先争取“百分之百的音乐制作自主权”，再找发行公司合作出版的模式，替八十年代末期林立的“音乐工作室”树立了最早的榜样。这样的合作方式，让音乐人的想法得以不受唱片公司的无谓干预，也间接促成了后来台湾流行音乐百花齐放的荣景。而版权和版税的观念，之后也透过许多音乐人奔走串连而成为共识，“强迫卖断”的劣习不再，证明“天水”当初的坚持确实值得。

天水乐集的音乐：细听这两张专辑

“天水市”这两张专辑的精神内涵或许承袭着“中国现代民歌”的脉络，但就音乐形式而言，它们骨子里是不折不扣的摇滚。李寿全早在新格时期替王海玲、李建复制作专辑的时候，就“偷渡”过一些艺术摇滚的元素到民俗音乐专辑里，但直到加入“天水”，他才真正能够摆脱羁绊、大展身手。

陈扬再度接下这桩编曲的大工程，并且用了跟“柴拉可汗”完全不同的风格：且听“古”开场那段一分多钟的钢琴前奏，一丝腥气也无，沉郁悠远，层层递进，再徐徐引入李建复和蔡琴的歌声，不愧大师手笔。“陈扬在学校主修钢琴和打击乐器，对这两种乐器有很独到的想法，”李寿全回忆道：“当时‘天水市’有几首比较实验性、比较‘怪’的歌，我就交给陈扬去编，其他想做出某些特定风格的歌，就让陈志远来处理。他们两个人的工作习惯很不一样，但是都非常有才华！”

我们在“细说从头”组曲确实可以感受到陈扬的野心：“我的锄头扛在肩”潇洒如雨珠的钢琴、“摇摇童谣”晶莹剔透的键盘前奏，都是不落俗套的示范。“白浪滔滔向前航”拳拳到肉的大鼓打得漂亮，“欢喜庆丰年”后段的锣鼓铙则是把“武松”最末的那段实验更进一步，整曲管弦齐鸣、电吉他热火朝天，堪称台湾摇滚录音的里程碑。放眼当时乐坛，恐怕只有次年罗大佑远赴日本录制的“之乎者也”堪与并论。

李建复在“武松打虎”中把他的声腔潜力发挥到极限，演唱表情之丰富、之“戏剧化”，恐怕是他演唱生涯空前绝后的尝试。作曲的苏来在这首歌用了惊人的 14 度音阶，恐怕也只有李建复能够驾驭这样难唱的作品。陈扬的编曲更是令人咋舌：先是用琵琶和木吉他密密交叠、模拟林里风声，继而引进京剧武场的锣鼓，象征“打虎”的桥段，再以热烈的摇滚吉他作结，最后更神来一笔，拉进一段民间喜庆音乐的唢呐铙钹，创造英雄凯旋的热闹情境。李寿全说：“我们那时候对于要如何呈现‘打虎’伤透脑筋，后来想到京剧里抽象的舞台，也会用音乐去象征一些东西，就请乐师来录一段武场的锣鼓，完全保留京戏的元素，只有陈扬垫了一点钢琴。曲子最后的节庆音乐，表示武松凯旋归来。录音的时候我们几个都下去一起敲敲打打，很热闹。”这首歌彻底实现了“百分之百创作自主权”的理想，前卫勇猛的曲式，如今聆听，仍然足以让后辈汗颜。

光从“柴拉可汗”开场曲“渔樵问答”就能感受到“天水”不受拘限的才情：游正彦行云流水的蓝调吉他和梆笛呼应交响，象征渔夫和樵夫的对话。中国式的旋律竟然和蓝调吉他搭得天衣无缝，值得向编曲的陈志远脱帽致敬。“你可以想像樵夫砍竹子做了一支笛子，那渔夫的钓鱼线就是吉他弦吧！”李寿全笑着说：“陈志远自己也是练吉他出身，很想玩玩看 Blues 的东西，于是由他告诉 质量 (游正彦) 自己想要的弹法，两个人合作，才能把它录得这么好。”

在那个没有电脑抽样技术的年代，陈志远在“寒山斜阳”的前奏用电子合成器手工“创造”出撞钟的声效，并且做出了李寿全想要的类似 Alan Parsons Project 的键盘音色和空间纵深：“陈志远全凭想像，用 ROLAND JP-8 先做出‘金属’的音色，再做出‘木头’的音色，然后把两种混在一起，就是‘木槌撞钟’的声音，结果非常逼真，实在很厉害！”

又如“傻子的理想”，是一首 New Wave 风格的摇滚，恐怕很多人都不记得李建复竟然唱过这种“摇滚巨星”风格的歌。李寿全说：“那时候很少人做这种摇滚的东西，陈志远用 sequencer (编曲机) 去做了一段铺底的音色，但当年还没有数位的 Sequencer 可以设定，只有类比式的，你得一直跟着拍子按按按，才能做出这种效果。”苏来和李寿全合作的歌词，就是当时“天水市”的自许：“大家不肯做的/我们来担当”，这股理直气壮的热情和勇气，驱动着这些“傻子”，做出了动人的成绩。

此外，当然不能忘记“天水流长”这首“主题曲”。当初大家就是因为听到靳铁章写的这首歌，才决定采用“天水乐集”这个名字，多少也有“寻根以明志”的意味。靳铁章的作品多半有着雄浑的风格，这首歌细腻中不失壮阔，短短的篇幅中，李建复高亢的声嗓和壮丽的弦乐，把格局拉得极为开阔，使这首短歌一点都不显得“小”，功力了得，堪称极品。

梁弘志的“跟我说爱我”是“天水”两张专辑中唯一不是由六位成员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是当时同名电影的主题曲，李寿全取得同意，把它收录在新专辑的开场。梁弘志的第一首作品“恰似你的温柔”在前一年由蔡琴唱红，开创了两人的音乐生命。他们合作的“读你”、“抉择”，也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许是上一张故意把主打歌“天水流长”放在 B 面的作法证明“行不通”，这次他们做了一点点妥协，把“卖相最好”的歌推到最前面来。“跟我说爱我”果然大受欢迎，成为“天水”两张专辑中最红的歌，专辑也跟着沾光，销售成绩略胜一筹。

“意映卿卿”从林觉民的“与妻诀别书”发展出来，用另一种角度重写每个人都在课本里读过的故事，凄恻悲壮，是当年“大时代”精神的又一展现，也可看作蔡琴“秋瑾”的姊妹篇。平心而论，当年那些充满国族意识的歌曲如“中华之爱”、“天水流长”，尽管事过境迁，仍然有着澄澈动人的力量，并不像当年钦定的“净化歌曲”与时代同朽，关键就在这些青年创作人诚挚、纯良的用心。有趣的是，当时这首歌数度送审、皆未获新闻局通过，理由大约是“革命先烈家属故事，他人不宜妄作文章”云云，令人哭笑不得。

“长途旅行”的编曲只用了键盘和电吉他作骨干，贝斯轻轻铺底，李寿全幽幽吹着口琴，完全没有用到节奏乐器，创造出氤朦胧的空间感，很有“城市民俗音乐”的味道，在当时是十分新鲜的尝试，不禁让人联想到五年后李寿全在个人专辑“八又二分之一”的编曲方式。

专辑结束曲“谢幕曲”一语成谶，结果真的变成“天水市”的最后一首歌。“谢幕曲”旋律非常美丽，当时大家都认为它有主打歌的实力，可惜这么美的歌，当年并没有传唱开来。苏来回忆“谢幕曲”是“命题作文”，原本就打算放在专辑的最后：“这首歌是为蔡琴量身打造的，写的时候一边想像她会怎么唱，配合她的音域来写旋律。”

在这次复刻版的制作过程中，苏来找到尘封多年的两卷盘带：一卷是“谢幕曲”的伴奏带，一卷是他在 1980 年10月27日自弹自唱的 Demo，包括若干至今未曾发表的作品。“当时我的工作习惯是，只要作好一批歌，就会去敦化南路的三雅录音室，花一个下午把它们录下来。”苏来说：“后来蔡琴在录音间唱‘谢幕曲’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一些调整，所以唱片里的版本和 Demo 的旋律有一点不同。”这两卷母带都是用 7.5 电台专用盘带录制。我们从母带转录成数位格式之后，选出“谢幕曲”的两种版本，重做母带后期处理，放在“一千个春天”专辑最后，作为珍贵的史料参考。它们都是初次发表的“新出土”版本。

抚今追昔，回顾天水乐集：

就“替音乐人争取版税权益、替创作争取自由空间”的理想来说，“天水市”这两张专辑确实达成了目标。可惜环境险恶，这群年轻人也没想到进一步成立什么正式组织，“天水乐集”既非公司、亦非人民团体，一旦成员星散，便形同解散了。回顾那段历史，他们是这么说的：

靳铁章：“天水乐集对乐界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工作室’的发轫，那在当时被视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唱片公司认为我们忘恩负义，但是‘版税’的概念从这里开始，我想这是个里程碑。其实当初是有点不自量力，但那时候尝试组曲的东西，背后的精神是希望流行音乐能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试着想做一些有深度和广度的作品，虽然青涩，但我们的的确确做了尝试。”

苏来：“我们当时想的是‘放到世界乐坛上，什么是代表我们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们走的是一个中国风的路线，可惜的是做了两张唱片之后就无以为继，理想还是不敌现实。可是现在再看那时候做的事，还是很开心。因为我们大概是台湾流行音乐里面第一个敢用 Production House 的型态去跟唱片公司谈、勇于打破原来的规范、原来的恶势力。”

李建复：“坦白讲我和蔡琴当时都算满红的，我们希望藉着在歌坛上的地位来突破一些现况，所以透过‘天水乐集’这个工作室形态的组合做出一些作品来，再跟唱片公司谈条件。除此之外，也希望能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不受商业的影响。这当然是很理想化的，事实上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我们可能忽略掉我们毕竟还是在做流行音乐，一般的听众，尤其是跟我们一起长大、听民俗音乐的听众，可能还没有脱离听民歌的习惯，而新成长的青少年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这么新的东西，所以坦白讲，那时候要不是有一两首很好听的歌的话，那两张唱片不容易卖得很好。”

李寿全：“我们最初的动机、理想都没有错，只是时间比较早，理念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可能我们里面还是少一个生意人。当时太年轻了，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考虑很多跟商业上的配合。不过我们也没有后悔，或者怀疑当初做这些东西值不值得，至少现在有人提到这两张唱片，都觉得我们做得很好。那时候的精神，是没有办法再去寻找回来的。”

蔡琴在 1981 年底“天水”成军将近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几句话，或许可以作为这桩“傻子的理想”最好的注脚：为什么不把一切留给时间来证明呢？不能长久留传的就是无法长存，它自然会有个分晓的。我们只是想找寻自己的根啊！

关于 2005 年复刻版母带：

为了这次复刻版的发行，我们辗转连络上“四海”唱片的廖干元先生，并且得知 1981 年混音完成的四卷 1/4 吋母带都还完整留存，外盒上，李寿全 24 年前的笔迹历历在目。感谢廖先生慷慨出借这批母带，我们在录音室用所能找到最好的类比式盘带机，把原始母带输出转换成 32-bit/96kz 的数位格式，并且参考 1981 年的原版黑胶唱片，替整张专辑的音场、声频、音量、乃至歌曲播放的转速，都做了惮精竭虑的校正与调整，李寿全本人也亲自参与了这次复刻版母带的重新处理，希望能让这批历史录音，呈现出最细致、最完整的声效。我们相信，其中的用心，您会听得到。

“天水乐集”成立于1980年，由六个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合组而成。这六个年轻人甫自大专毕业，在音乐领域中各有各的专长，且皆才华洋溢，为当时校园民歌风潮中的佼佼者。其中，李寿全为策划及执行制作人，苏来、许乃胜、靳铁章负责词曲的创作，而蔡琴、李建复优越的嗓音则早为大众熟悉。此外，当时负责为“天水乐集”作品编曲的是陈扬、陈志远二大编曲家，这使得“天水乐集”作品水准更向上提升不少。而事实上尽管该乐集在制作了二张专辑之后便解散，但这仅有的二张专辑却成为民俗音乐末期试图力挽狂澜的经典；纵然在历史意义上敌不过同时期苏芮、罗大佑的黑色革命，但诚恳、扎实又不失创意的内容仍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今天听起来依旧韵味无穷。而当年笃信“理想”与“现实”可以并行不悖的这六个年轻人，亦为今日普遍化的“音乐工作室”开了示范的先声。

《柴拉可汗》除了作为“天水乐集”的初啼之外，它另一个音乐史上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已具雏形的“专辑整体概念”，换言之，即西方音乐中所谓的“Concept Album”。整张专辑的风格非常一致，无论在词意曲风上都蕴涵浓厚的中国味，从《渔樵问答》、《寒山斜阳》到《天水流长》、《古城梦回》，首首都象极了水墨淋漓、气韵酣畅的中国山水画。

除了上述歌曲外，这张唱片的重头戏，同时也是最大的突破，在于《武松打虎》及《柴拉可汗组曲》，这两首曲子的故事性皆相当浓厚，而陈扬的编曲使得故事的氛围能够鲜明地环绕在听者四周，功不可没。《武松打虎》的特色在于曲子中段“打虎”的部分不用文字描述，而以音乐作象征性的表达。在当时电子合成乐器尚未普遍之际，传统锣鼓乐器所呈现出的效果便如同国剧中的“马策”一般，雅致别具且提供了广大的想象空间。而李建复的歌声亦表现了相当大的戏剧性，对于如何诠释武松这位打虎英雄的心境作了不少努力。

较之《武松打虎》，《柴拉可汗组曲》的主题更庞大、结构也更完整。其用组曲的形式来铺陈情节，使得一首首的曲子犹如电影中一幕幕动人的画面，在光影流转间娓娓说着蒙古高原上流传不尽的英雄争战、儿女情长。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项很大的创新与突破。“一直到现在，听起来都还颇前卫的。”陶晓清回忆着说。

而在“天水乐集”制作的下一张专辑《一千个春天》中，他们又再度实验了组曲的其他可能性，《细说从头组曲》中的六首曲子可以各自独立欣赏，而合起来又呈现了薪传的大主题，且还有时间顺序，亦是不错的作品。

面对今日流行乐坛盛行的翻译抄袭，当年“天水乐集”的这群年轻人对音乐的热忱、理念及勇于实验的创造力该是他们透过这二张专辑遗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宝藏。就如同陈扬所说：“那时候我们可以为它连续开会个三、四天，对音乐编排方式，还有怎么去诠释一个蒙古的东西……，完全没有禁忌，尽量发挥想象力……”就是这样一种忠实于音乐、忠实于自己的态度，使他们做出了如此优秀耐听的歌曲。而同样身为所谓社会良知的大学生的我们，或许可以藉此反省自己，拿出勇气及创意在各自的领域里，发出真诚的声音。

01. 渔樵问答

02. 寒山斜阳

03. 武松

04. 歌者抒怀

05. 傻子的理想

06. 天水流长

07. 古城梦迴

08. 柴拉可汗︰序曲(音乐)

09. 柴拉可汗︰塞外

10. 柴拉可汗︰柴拉可汗

11. 柴拉可汗︰别离

12. 柴拉可汗︰征战(音乐)

13. 柴拉可汗︰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