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秦书》是张浩文创作的长篇小说，首次出版于2013年。

该书首次全面揭露民国十八年大灾荒的前因后果，重现二十世纪人类十大灾难之一的真实场景。从民国十五年写起到民国十八年旱灾达到高峰时结束，展现了灾难发生的全过程，重新审视了造成这场大灾难如此惨绝的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

《绝秦书》被评为《中国作家》2013年度中国长篇小说排行榜第五。该作获得第四届柳青文学奖优秀长篇小说奖。

该书描写的是发生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前后陕西省的一场大饥荒，这段历史被称为民国十八年饥。故事发生的地点就是作者的故乡宝鸡扶风帐镇。小说的主线是以关中西府周家寨中的三兄弟为主角，讲述旱灾发生之后，周家寨的大户周克文与三个儿子围绕赈灾济民而产生的纠纷与矛盾，导致了最终父子失和、兄弟反目，乃至整个村庄在巨大流民的冲击下成为了一片废墟。

时代背景

1929年陕西（包括整个西北）发生旱灾，管制陕西以至西北的西北军政府为了争夺地盘，正积极筹备与南京中央政府决战，不仅不救灾，反而加紧催逼军粮，甚至把外地援陕的救济粮圈为战备物资，还以阻止中央军进陕的名义疯狂炸毁铁路，几乎掐断了外地援陕的通道。小说即以此为故事背景。

创作历程

2009年，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沉淀，张浩文向中国作家协会报送了一个长篇创作计划。该计划在当年被中国作协确立为重点扶持项目。此后3年，他聚精会神、奋笔疾书，《绝秦书》在2013年杀青。

周克文

周克文是一个饱读诗书拥有仁心智慧的民间宿儒。耕读传家是周克文的理想生活状态，他对土地的态度是非常真诚的，他的地施的肥比别人多两遍，这不仅是因为自己家底殷厚，而是坚信人不哄地，地不欺人，在弟弟周拴成要把祖田卖掉时他出高价想计策也要把它买下来。在暴利的驱动下，家家户户种大烟，周克文却不为所动果断改种粮食和棉花，这是与他的仁善思想分不开的。小说还给周克文之智慧以充足的表现空间。遭遇土匪抢劫，他主动以银元换时间，给土匪讲故事感化土匪；棉花分期成熟，收获不及时就会折损，他利用换工的方法成功解决难题，且主动换工给黑丑，既帮助他先将地种好又教他农活技术，从而帮助了孤儿寡母；棉花收获前装狼叫避免了乡民偷摘，后又将第一批收摘的棉花分给乡民；在纳粮缴税这件事上，他左一个孟子，右一个资治通鉴，旁征博引地说服县长，巧妙地化解了民众与政府的冲突，也使自己免于落下一个谋反的罪名。

周立功是周克文的二儿子。《绝秦书》通过周立功这个人物有意地碰触到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交汇点。周立功这个人物似乎是晏阳初的缩小仿真版。与晏阳初一样，周立功从小生活在有敬学传统的家庭，后来又接受了新式教育，接触到了西方的思想。他从学习中国文学转向社会学，跟随晏阳初搞平民教育，力图改变农村现状，实现民族自救。

尽管周立功满腹学识和抱负，但由于没有深入了解农民和看不清政治经济学形势而导致乡村建设失败。他没有成功说服大家，却无意中以爱情征服了引娃。他写文章痛斥烟毒，可谓真诚而鲁莽，根本不了解政治之复杂且又贪生怕死，还是引娃日夜兼程去搬救兵救了他；办实业没有资金，连吃饭都成问题，是引娃用了自己的私房钱才使他每顿能吃上油泼面。最后引娃以生命换回了周立功的饭费，他却对她的去向毫不知情。

引娃

引娃，作为一位不知自己父亲母的抱养女，从小被周拴成从别的地方抱来，作为自己能够生儿子的药引子，就注定了她的命运不会太好。她的到来，果然给周家引来了儿子周宝根，然后她长大后，被卖到北山畔康家堡，也是作为药引子而买走的，但却有一个名头：媳妇。她是被嫁过去的，虽然那家就根本没有孩子，更不要说儿子了。她到那家后，那家就生了儿子，她就成了保姆。她想着等着孩子长大了，自己就有了丈夫，日子会好起来的，结果，五岁那年小丈夫出天花，就死在了她的怀抱里。那家的女人再不怀孕了，公公就想强奸她，她只好又跑到周家寨。这时候的引娃己经二十岁了。

但农村习俗，出嫁的女儿是不能在娘家过年的，于是每年过年时，她就被送到山上的窑洞里，每次都差点冻死。她喜欢周克文的儿子周立功，那个北京来的大学生，甚至不惜主动送上自己的贞洁。但这个男人，她的堂哥，不爱她。他有他的追求。这个时候，跑到西安市的她无路可走，只好去卖水，认识了孙悟空，石猴对她极好，把她从死亡边缘抢救过来。但她不爱石猴，后来发现周立功从上海市回来了，要办纺织厂，开始没有经费，为了给他筹钱，她要把自己卖给妓院，但太便宜，妓院老鸨让她去顶人死，给三十个大洋，她同意了，让石猴把钱交给周立功，她就这样被人枪毙了。

周栓成

周栓成是周克文的弟弟，他想方设法要活得比哥哥更体面，却总是差强人意。分家产时绞尽脑汁左思右算，最后还是“栽了跟头”，只分到很少一部分；眼看着哥哥家一个又一个“带把儿”的小子出世，自己媳妇的肚子却多年不争气；好不容易有了儿子，想方设法培养他，怎料这个“怂儿子”却是样样不如人。

当家中己无余粮度日，周栓成抱着最后期望，拿出家中剩下的最后一些口粮打发儿子去外地“背些粮食”回来，未曾想不肖的儿子竟揣着“父亲一定还留有存货”的想法，自私地丢开全家人的寄托，抛父弃母，自寻活路，再也没有回来。

这些打击己经让周栓成几乎无力支撑下去。这时，相依相伴的老婆饿到不行出门找吃食，却一路恍惚摔断了腰，从此离世。这最后的致命一击让周拴成再也坚持不住了。他拾掇好老伴，料理完最后的家务，把老伴抱入棺材里安放好，然后自己也穿上寿衣，躺进棺木。

周立言

周立言是周克文的三儿子。事实上，单从经济上来说，周立言是兄弟中为周家家业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他小学毕业就被父亲送去外面商铺学做相公，学成以后创办自己的烧酒坊，酒坊生意红火，周家家产也从这里开始翻番，成了周家寨第一大户。然而他却是周家最安静的人物，顺从父亲，认真扩大家业，在全家团聚时说上几句话。顺应着这种默默无闻，周立言就连最后走向死亡也带着些许缓慢。

饥荒之时，周立言为护送父亲的粮食，日夜兼程行走在弹雨中。不料，躲过诸多关卡，却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在黑暗之中被哥哥周立德的手下用手枪误伤。因为伤势过重，最后周立言死在哥哥怀里。

作品主题

这部小说虽然写灾难，可又不仅仅止于灾难。灾难只是一种表征，在它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总体危机。因此作者用更多的笔墨，更宽阔的视野，去描绘、还原、打量那个特定的时代，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农村经济的凋敝、社会组织的解体、士绅阶层的退化、传统价值观的解体、暴力的循环……这一切从根基上啃啮着不断遭遇革命却转身艰难的农耕社会，使它病痛缠身却惯性依然，最终由于急病乱投医和无药可救，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千疮百孔的庞大躯体在更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中轰然倒地。

《绝秦书》将传说中饥荒年代出现的卖儿鬻女、人吃人的现象，演绎到了杀父烹食的地步，将人性中固有的丑恶推到了极致。与此同时，小说中引娃为了救助心爱的人，以30块大洋出售了自己的生命；周克文为了向龙王祈雨，宁愿拿自己的爱孙做祭品，为了赈济饥民，他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产并且献出了两个儿子的生命，将人性的善推向了极致。无论是至善还是至恶，都抵达了人性的极限体验。

文学叙事与历史叙事的根本不同在于历史叙事只是陈述历史事实和结果，而文学叙事则重在叙述某个历史事实发生过程中人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变化。《绝秦书》对至善至恶的叙述，在抵达人性体验极致的同时，也抵达了文学书写的极致。小说将大旱灾放在关中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叙述，对关中社会历史的描写从两个层面上进行，一是政治社会，二是乡村民间组织。

民国十八年前后的中国政治社会是由军阀争霸、军政合一、社会革命勃兴、全球经济危机构成的。陕西关中集中地浓缩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复杂状况。乡村社会处于一种自治状态，乡村自发的权力结构是在族长、土匪与军阀三足鼎立的统治下形成的。对周家寨来说，权力来自作为族长的周克文、作为土匪的刘寿娃，以及作为军阀的冯玉祥的军政府。而周家寨的百姓则是这三种势力共同统治与盘剥的对象。《绝秦书》非常巧妙地结构了这种权力关系，并演绎了这种权力关系的戏剧性变化。刘寿娃曾经是周克文家的长工，后又成为抢劫周家的土匪，最后在与军阀的激战中，他又成为周家的救星，最终为保卫周家而死。军政合一的官府与族长周克文之间既有对立又有联合，周克文作为族长和乡绅，成为百姓与官府之间的纽带，在饥荒发生时既代表百姓为民请命，又代表官府暗中平息民变。周克文的长子周立德在土匪逼迫下离家从军，最终成为族长周克文与军政府的一条纽带，从而加强了族长周克文对百姓和土匪的统治力和威慑力。而在以刘寿娃为代表的土匪和军政府之间，也是一个既相互对抗又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层层的复杂关系像一条条绳索捆绑在百姓的身上，成为构成大饥荒的人祸因素。

在这一复杂而丰富的社会结构中，小说不仅真实地揭示了民国十八年陕西大饥荒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而且以文学的方式提出了中原地区社会现代转型的紧迫性，以及中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根本问题。中国在由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型，从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经济结构本身的阻力，更面临国民素质、社会伦理、思维习惯，乃至文化价值观上的重重障碍。

《绝秦书》将一帮上至邀功高攀不顾百姓死活的残忍之徒，下至食人果腹的庸众展现在读者面前。该书将人性的残忍与恶毒直陈目前，令人昏聩。饥荒之下，惨景横生，难以想象人在饥饿面前杀人吃肉，己然变成了只为活命的动物，己经没有反思自己所作所为的能力，完全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底限。彩莲想在饿死之前见父母一面，说不定还有些活命粮食，谁知爬回家去也逃不过饿死后被父母烹煮；单眼为了独吞粮食，失手打伤父亲，最后干脆将其掐死，而且毫不畏惧地吃掉。

饥荒面前，活生生的食肉剥皮，何来同情何来父子。人相食的惨景拷问着人性，灾难激发了人性之恶，也促使人们对人性之恶进行反思。西方社会国家需要每个公民的贡献，更保障每个公民的权力，而在中国的乡土社会，尤其在渭河平原军阀统治时局下，政府行为没有可约束力量，百姓自然没有权力保障。军阀组织既不保一方平安，也不为富一方百姓，为自己的统治可以牺牲民众。因此，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下，施以仁治才有盛世，否则一遇灾难和侵略，整个民族便每况愈下，乃至于天灾人祸齐至之时，整个社会便贫病交加，民不聊生。

艺术特色

叙事

《绝秦书》真正超越其他同类作品的，还有作者的文化视角和对文化冲突的深刻展示。小说描写的周家寨在关中西府一带，这里既是中原地区农耕文化的发源地，又是作为礼乐文明的发祥地。因此，《绝秦书》描写的关中西府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深蒂固的地方，作者着力刻画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周克文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他是农耕文明和礼乐文明两条传统的融合体，是最完整、最完美的中国传统的化身。

《绝秦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叙述是从两个层面展开的，一是通过对周克文的塑造，集中展示了以耕读传家为传统的中国农村社会的主流文化；二是通过对民风民俗的描写，展示了作为中国农村社会日常生活的民间文化。这两个层面的传统文化都是周家寨人共同遵守的生活规则和价值观。周克文既是晚清秀才，饱读经书，又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精通耕作之道，合耕读为一体。他以一个乡村族长的身份，全面而执著地延续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观。

此外，小说对西方文化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两条线索：一是周立功的思想和行为；二是大饥荒中教会组织的赈灾行动。周立功从北京读完大学后立志回乡践行乡村改造，继而又兴办工厂，可以说从思想到行为全面代表着西方文化。然而在与以其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以及各种社会文化势力的斗争中，乡村改造和兴办工厂先后失败，表现出西方文化在当时的处境艰难。小说对基督教组织的传教行为有多处触及，集中的描写是在教会组织赈济饥民的部分。作者虽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主观倾向性，但通过周克文的言行客观地反映出那个时代基督教思想与中原地区农村社会文化的隔膜和对立，即使教会组织赈灾，仍然被周克文认为是在拉拢饥民入教，是一种企图毁灭中国传统礼教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周克文的放赈救灾，除了出于根深蒂固的仁爱和兼济天下的儒家思想外，还被赋予了抵制教会组织，与基督教争夺信众，维护儒家礼教的目的。因此，放赈成了一场壮烈的文化战争。

20世纪以来乡村小说的叙事传统主要有三种：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立足于理性批判的现实主义传统；二是以废名、沈从文为代表的立足于诗性叙事的浪漫主义传统；三是以赵树理、柳青为代表的立足于社会历史变革视角的所谓“史诗“传统。《绝秦书》的叙事是这三种传统的合流。小说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对历史真实的还原是其最基本的写作意图。但同时，作者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主体立场，在人性、社会、文化三个层面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理性批判。《绝秦书》作为一种灾难叙事，其最重要的价值就在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理性批判。无论是对以周克文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还是对以周立功为代表的现代文化，作者的立场都是批判性的。

小说总体叙事语调客观冷静，例如小说里单眼父子合作抓活人，吃活人的描写惊心动魄，尤其当单眼连父亲都吃洪汛涛时候，作家依然客观冷静地描述过程，他没有跳出来谴责，也没有大段的暴力描写，他只是白描，虽然字数不多，但写尽了人间苍凉，人世残酷。

《绝秦书》对乡村自然、对民情风俗、对爱情、对女性及其心理的描写处处溢出诗性的浪漫，诗化的语言俯拾即是，深得废名、沈从文式的灵性。沈从文的湘西、汪曾祺的高邮、贾平凹的商州区，本来都是贫穷落后的地方，但在他们笔下变得美丽而富有诗意。《绝秦书》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诗意化的浪漫叙事与理性批判的现实主义精神毫无隔膜地融为一体，作者对乡村自然的赞美、对以社火为代表的民情风俗的轻松而又生动的描绘，特别是对以引娃为代表的女性的礼赞，与其批判立场似乎没有任何不协调之处，反而相得益彰。

此外，尽管作者并未局限于社会历史变革的视角，但《绝秦书》确实具有史诗的质地，是以现代理性精神和诗意化的叙事唱出的一部关中乡村历史风云的史诗性的小说。

《绝秦书》属于宏大叙事，从绛帐到西安市，从北京到上海市，从周家寨明德堂到秦岭土匪窝，从军阀营地到西安水市，场面宏阔，细节丰盛，颇有囊括关中民情风习之气概格局。

作者希望小说有众多独特的人物，有趣的故事和丰富生动的细节，但同时又力图最大限度围绕周氏家族，展不历史原貌与进程，尤其希望呈现极为丰富多彩的关中民风民俗。按传统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做法，他可以通过塑造所谓典型人物来达到这个目的。若干评论，也按此标准来评价此书。但张浩文明显不按传统路数走。这导致他在理性与感情，观察与想象，记录与虚构之间左右摇摆。这种摇摆可以说构成了《绝秦书》最基本的艺术面貌与品格。

语言

《绝秦书》的语言富有诗意，带有浓厚的关中风味，采用家族书写的模式，在民俗风情的展示中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小说里秦腔戏文与人物水乳交融，传神地表达出人物的内心和情感，对人物形象的刻画起到神来之笔。

张浩文在《绝秦书》里，小说的叙述语言基本是通顺的书面语，但也化用了很多方言土语，让叙述变得泼辣、跳踉。不过，总体看，叙述语言还是朴素，简单，不夸张，不滥情，就像渭河平原的人，黄土一样诚实。而且朴素、简单里，也有着厚重在，厚重亦如黄土地。

《绝秦书》里方言土语的使用，尤其对于塑造人物，揭示人物性格，呈现心理，渲染小说氛围，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不足之处

第一，小说被命名为《绝秦书》未必恰当。《绝秦书》古已有之，而且还入选《古文观止》，但那是晋国给秦国下的绝交书，而非灭绝之意，与小说《绝秦书》毫不相干。此外，且不说一场大饥荒是不是能绝得了秦，重要的是这个名称远远不能囊括小说的意义指向，反而将小说的意义局限在了一个并不重要，甚至不存在的指向上，限制和误导了小说的意义指向。

第二，周立功的形象未臻于成熟。首先，周立功作为现代文明的代表显得过于单薄和脆弱。及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原地区的现代文明已经发展到了爆发五四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程度，绝非一种单薄脆弱的势力。其次，周立功作为现代人，虽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性精神，但缺乏足够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中国的现代意识中人道主义精神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内涵。而周立功除了大年初一到山上的土窑洞去看望引娃这一出戏外，更多地表现得冷漠、残酷，缺乏热情。特别是对引娃的爱的态度，完全不像一个现代人所为。再次，对周立功结局的处置简单草率，缺乏象征意味。作者似乎只意识到了周立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弱点，而没有意识到周立功也是小说中现代文明的代表者，其最后的结局应该寄托着作者对现代文明在中国发展的必然走向的思考，而不是让其草草赴死。在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上，启蒙与革命是两条并行的道路。启蒙的力量并不脆弱，而且还远没有终止。

第三，作者的文化立场应该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小说中，作者虽然对周家寨延续的传统礼教给予了批判，但也可以看出作者从情感角度对这种文明难以割舍的热爱和认同，而对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些叙述却表现出与小说人物周克文立场的混同，或者说作者的主体立场与其叙述对象的文化立场没有充分剥离。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理性批判构成了干扰和弱化。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李震：“该书分别从人性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来刻画在民国十八年陕西大灾荒的小说，是一部写作手法诗意化的现实主义小说，极为难得，是继《白鹿原》后又一部描写关中大地风土人情的巨作”。

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惠莉：“作者视野开阔，对每个人的个性刻画鲜明，写作上用了大量的本地方言，文字独到，《绝秦书》的出版丰富了陕西文学的成就”。

海南省大学人文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刘复生：该小说的意义，不只是在海南文学史或者陕西文学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而是在中国文学史上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将作品放置于当代长篇小说的创作情景下意义也是非凡的。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毕光明：《绝秦书》小说给人们展现了一个真实的民国，一个民不聊生的旧中国。这部小说写灾难，通过民国十八年的一段历史展现了人性的冲突，作者通过大量的细节塑造了民国审美形象，显现了社会构成力量。此外，作者所塑造的周克文这个大儒的形象，旨在表现人的善、人道主义、新旧人道主义的对比。

海南省作家协会秘书长梅国云：这无疑是一本具有强烈启示意义的书。作者张浩文用了近乎三分之二的篇幅为大灾难铺垫，但是却并没有通过渲染大灾难，博众眼球，获得最大的发行量，搬上影视的创作本意，而是为了深刻揭示造成大饥荒的社会根源。其意义是，人类不可违天，但人祸可控。

《绝秦书》首先在《中国作家》杂志2013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两期连载。然后，该书的单行本在2013年出版，并且被推荐为国家重大出版项目。

张浩文，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在《天涯》、《钟山》、《花城》、《中国作家》、等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随笔百万字，国内《小说评论》、《文学自由谈》、《文艺报》、《文学报》及国外《侨报》（美国）等媒体都发表过有关张浩文小说的研究和评论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