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烬余录注》，清朝张烺撰，当代胡传淮注，2010年11月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烬余录》，起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止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记录了明末清初张献忠起义军在巴蜀地区活动情况，以及四川省人民遭受到了今人难以想象的灾难。

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受到了今人难以想象的灾难。从宏观上看，可以说是四川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烬余录》就是记载明末清初张献忠起义军在巴蜀地区活动情况及这场浩劫的亲历记。撰者张（1627—1715），清代四川遂宁黑柏沟（今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人，清初宰相张鹏翮之父、乾嘉诗坛泰斗张问陶之天祖。

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帝问尚书张鹏翮：“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省，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上曰：“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康熙五十四年（1715），按康熙旨意，张烺撰写成《烬余录》一书，由张鹏翮缮疏上闻。详尽记录明末清初四川大毁灭历史真相的史书——《烬余录》，终于问世了。

《烬余录》自录张烺之生平，起于明天启七年（1627），止于清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记载了明清之际80余年见闻，对张献忠据蜀记载甚详，是最可信、最珍贵的“三亲”史料，对研究明史、清史、中国战争史、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中国农民起义、四川地方史、“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和张献忠起义等，均极有价值。

近三百年来，《烬余录》一书一直没有单行刻本问世，更无注本，流传匪广，影响到人们对它的阅读与研究。有鉴于此，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胡传淮先生以清光绪九年（1883）《遂宁张氏家乘》卷四收录之《烬余录》为底本，加以点校、注释，并于书后附录了清朝礼部尚书陈诜、状元王敬铭、武英殿大学士熊锡履等人撰写的有关张烺及其夫人景氏之碑传资料，知人论世，对人们阅读该书颇有助益。

《蓬溪文献丛书》总序…………………………………………………温勉双（1）

《烬余录注》序…………………………………………………………郑光路（4）

烬余录注………………………………………………………………………（1）

附录：

光禄公传………………………………………………………〔清〕陈（101）

光禄大夫张公传………………………………………………〔清〕王敬铭（105）

景太恭人墓志…………………………………………………〔清〕熊锡履（108）

命谕祭文……………………………………………………………………（110）

张烺家族源流考………………………………………………………胡传淮（116）

张烺张鹏翮父子墓……………………………………………………吉成轩（131）

洋教士见证：张献忠疯狂屠四川省……………………………………汪建中（134）

张献忠残暴屠蜀史：迫害妇女甚于侵华日军………………………吴茂华（146）

后 记…………………………………………………………………胡传淮（156）

后 记

明末清初，四川人民遭受到了今人难以想象的灾难。从宏观上看，可以说是四川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浩劫。这场浩劫，不仅是四川一省的痛史，亦是中华民族甚至是世界文明史上最惨痛的记忆之一。《烬余录》就是记载明末清初张献忠起义军在巴蜀地区活动情况及这场浩劫的亲历记。作者张烺（1627—1715），明清之际四川省遂宁县黑柏沟（今四川省蓬溪县任隆镇黑柏沟村）人，系清代贤相张鹏翮之父、大诗人张问陶（号船山区）之天祖。

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康熙帝问尚书张鹏翮：“明末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上曰：“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又谕大学士等曰：“明末去今，为时尚不甚远。……此等载入史书，甚有关系，必得其实方善。”

这一史料说明：长期战乱使四川省近于毁灭，已造成历史“断代”。康熙帝懂得“以史为鉴”，非常重视明亡教训和古今少有的四川这段大动荡历史，他说应将这段历史“载入史书”。康熙帝五十四年（1715），按康熙旨意，张烺撰写成《烬余录》一书，由张鹏翮缮疏上闻。“必得其实”地详尽记录明末清初四川大毁灭历史真相的书——《烬余录》，终于问世了。

《烬余录》自录其生平，起于明天启七年（1627），止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记载了明末清初80余年见闻，对张献忠据蜀记载甚详，可与其他乱世亲历者之著述，如简阳市傅迪吉《五马先生纪年》、法国古洛东《圣教入川记》、广安欧阳姓直《蜀乱》、吴江沈荀蔚《蜀难叙略》、新繁费密《荒书》、丹棱彭遵泗《蜀碧》等书媲美。《烬余录》属第一手资料，是最可信、最珍贵的“三亲”资料，对研究明史、清史、中国战争史、中国人口史、中国移民史、中国农民起义、四川省地方史、“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和张献忠起义等，均极有价值。

明末清初这段岁月，是四川有史以来最为惨烈的时代，是有史以来四川最黑暗、最混沌的时期，天府之国基本被毁灭了。当然，把四川人口灭绝责任，全加罪于张献忠一人身上是不公正的；但张献忠对四川造成毁灭性大破坏，也是难以否认的历史事实。卡尔·马克思也曾评论太平天国洪秀全等人暴虐作法时说：“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务。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张献忠的大西在只有“破坏”、没有“建设”方面，远比太平天国为甚。连鲁迅先生在《病后杂谈》中也曾批判过张献忠是“专在‘为杀人而杀人’”，鲁迅说：“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鲁迅还说《蜀碧》“是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是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

清顺治元年（1644）张献忠入川，九月成都市沦陷，张献忠称帝，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四川省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南京大屠杀。张献忠不但杀官绅，也杀士民。古蜀国以来四川三千年文明史跌入最黑暗的年代。顺治二年（1645）十月，张献忠部屠遂宁市，城中居民，无一存者。张姓一宅，百余人遇害，惟独张烺因事出城，屠刀下虎口余生，幸免于难。如今就谱问籍，川人十之八九不是土著，大多是外省移民的后裔，笔者祖先胡大国亦是清朝康熙年间从湖北迁入四川蓬溪的。我常设想，假若张献忠把张烺杀害，那么，清代就不会出现名相张鹏翮、大诗人张问陶了，清史亦将因此而减少一段辉煌！

正如郑光路先生在《张献忠剿四川真相》一书中所说：“湖广填四川”的成果不应该当成颂歌唱，“湖广填四川”的成果只是先民尸骸上的花朵。如果没有明末清初那场大浩劫，今天的四川省会更美好。当我们赞美康乾盛世和“湖广填四川”的成就时，应更多地反思产生那场大浩劫和“湖广填四川”的历史教训，这才是一种对待历史的严肃态度。《烬余录》就为我们进行深刻反思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

三百年来，《烬余录》一书，一直没有单行刻本问世，更无注本，流传匪广，影响到人们对它的阅读与研究。有鉴于此，我们以民国十三年（1924）《遂宁张氏族谱》卷四收录之《烬余录》为底本，加以点校、注释，并于书后附录了清代礼部尚书陈诜、状元王敬铭、武英殿大学士熊锡履等人撰写的有关张烺及其夫人景氏之碑传资料，知人论世，对人们阅读该书颇有助益。对于张献忠这一人物，众说纷纭，有人说：“张献忠是杀人不眨眼的大恶魔”；“是个神经病式的变态杀人狂” ；“是对四川省大破坏的杀人恶魔、历史罪人” ；“献贼乃中华民族第一大罪人。”有人说：“张献忠是从未乱杀人的农民起义领袖！”胡昭曦《张献忠屠蜀考辨》、王刚《清代四川史》、戴逸《清史》等，称张献忠部为英勇抗清的义师。为了读者了解其人，特附录了今人的两篇文章，以供大家参考。《烬余录》撰于清初，不少观点与今不合，但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应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古为今用。

整理古籍、注释古文，是一项艰苦之事，亦甚见学力。《烬余录》未经前贤及今人整理注释，没有研究成果可借鉴，有不少问题是无法靠工具书解决的，这种开生荒的工作，尤其难。《烬余录》注释虽已完成，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因为呈现给读者的作品还很粗糙，谬误难免。不过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它毕竟为《烬余录》研究抛出了一块砖，希望就此能引出更多更好的著述来。

本书编辑出版，得到了著名历史学家陈世松先生支持、郑光路先生作序；得到了四川省蓬溪县政协领导、蓬溪县家谱收藏研究中心各位研究员和社会各界人士朋友的关心相助，谨志于此，以矢弗忘。挂漏之处，尚祈郢政。

胡传淮

二○一○年十一月

胡传淮，四川省蓬溪县人，生于1964年8月，因胡姓根脉传统在淮阳区，故名。成都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文学学士。系蓬溪县政协常委、文史委主任，蓬溪县家谱收藏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曲研究会会员、四川省楹联学会理事、四川省诗词学会会员、张船山研究会学术顾问，蓬溪县问陶诗社名誉社长、蓬山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蓬溪县作家协会副主席。主要致力于清诗、巴蜀文化、方志族谱和乡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出版专著70余部、发表论文、诗词、文史作品300余篇，共计800余万言。著作主要有《张问陶年谱》、《张问陶研究文集》、《张船山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船山诗草全注》（第一副主编）、《张问陶家族诗歌选析》、《张鹏翮研究》、《张鹏翮诗选》、《王灼集校辑》（合著）、《烬余录注》、《张问安诗选》、《清代蜀中第一家：蓬溪黑柏沟张氏家族》、《明代蜀中望族：蓬溪席家》、《蓬溪县志》（1986—2005，副总编）、《大英风物志》（合著）、《蓬溪县诗词志》、《胡氏族谱》、《蓬溪文史资料精选》、《蓬溪诗存》、《芝溪集》、《赤城春秋》、《川北名胜高峰山》、《千年逸响：蓬溪诗词史略》、《笑问君从何处来：蓬溪姓氏备征》、《蓬溪家谱序跋集》等。专著《张问陶年谱》，《光明日报》评其为“一部学术品格很高的好书”，被《清史》《中国文学编年史》《中国诗歌通史》《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清诗考证》《清代文学研究书目》《元明清诗文研究著作书目索引》《巴蜀文学史》《遂宁市志》《遂宁古今人物》《蓬溪县志》等文献引证或著录；论文《洗百年奇冤，还高鹗清白——高鹗非“汉军高氏”铁证之发现》，解决了红学中的一大悬案，已写入《红学通史》。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3项，十余次获得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