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大主义（朝鲜语：사대주의）是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是基于强弱力量对比情况之下小国侍奉大国以保存自身的策略，特指1392年—1895年朝鲜王朝对中国明朝和清代称臣纳贡的政策。“事大”一词最早出现在《周官》、《左传》、《孟子》、《韩非子》等中原地区先秦古籍中，而“事大主义”则是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总结出来的概念。“事大”早期运用于中国历史上的割据分裂时期，后引入朝鲜并成为朝鲜王朝对华政策的代名词，如《经国大典》中的礼典专门对“事大”进行详细规定，近代朝鲜开港后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集团被称为“事大党”，“事大”一词亦被广泛应用于朝鲜与中国有关的文书中。

除了朝鲜半岛外，日本有观点认为事大主义同样是冲绳县（琉球）的传统，亦属于冲绳人的行为模式之一。

“事大”的概念在春秋时代即已有之，系统论述于《孟子·梁惠王》下篇：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对曰：“有。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周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诗》云：‘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齐宣王问道：“与邻国交往有一定的法则吗？”孟子回答说：“有。只有仁人能以大国的地位侍奉小国，所以商汤曾侍奉葛国，周文王曾侍奉昆夷。只有聪明的人能以小国的地位侍奉大国，所以周太王曾侍奉鬻，勾践曾侍奉吴国。能以大国地位侍奉小国的，是乐于听从天命的人；能以小国地位侍奉大国的，是畏惧天命的人。乐于听从天命的能安定天下，畏惧天命的能保住他的国家。正如《诗经》上说的：‘畏惧上天的威严，才能得到安定’。”

事大作为一种儒家的外交理念，最早运用于中原地区。“事大”的概念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像郑国、鲁国等紧邻大国的小国不得不择强而事，以保全其国家，而一旦违背，则往往招来亡国之祸。在儒家经典中，已多次提及“事大”一词，如《周礼·夏官·司马》有言：“比小事大，以和邦国。”郑玄注：“比犹亲。使大国亲小国，小国事大国，相合和也。”这种理念也为《春秋》所肯定，《春秋左氏传》有言：“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因此晋朝的孙楚在《为石仲容与孙皓书》中写道：“见机而作，《周易》所贵；小不事大，《春秋》所诛。”与儒家对“事大”的肯定态度不同，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对“事大”提出质疑，他虽然认为“事大”是小国迫不得已的必然选择，但又指出“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民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并举例齐国攻宋时，宋虽事楚并向其求救，但楚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拒绝救援。又指出如果一国沉浸于事大之道，则会使君主为大臣挟制，大臣们会要求“虚其国以事大国，而用其威求诱其君；甚者举兵以聚边境而制敛于内，薄者数内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惧”，因此他对“事大”持否定态度。

汉代以后，儒家思想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每逢分裂割据的乱世之时，儒家的“事大”理念便会派上用场。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后秦君主姚兴虏获了南燕君主慕容超的母亲，慕容超派使者韩范前去索要母亲，姚兴问韩范：“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义？为当专以孝敬，为母屈也？”其言下之意便是要慕容超按“以小事大”的规矩来向他称臣。前凉权臣张瓘与诸将商议如何应对强大的前秦之时，诸将皆曰：“姚襄、张平一时之杰，各拥众数万，狼顾偏方，皆委忠献款，请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诛，惟君公图之。”由此可见“事大”理念作为一种乱世中的自保之策已深入人心。

五代十国以后，随着分裂割据局面的再度出现，“事大”再度广泛应用于外交场合。当时南唐、吴越等南方小国面对已统一北方的后周、北宋等大国，被迫称臣纳贡，他们称这种政策为“事大”。如《新五代史》记载：“（李璟李璟）尽献江北地，世宗（柴荣柴荣）许之……始赐璟书曰：‘自有唐失御……倘坚事大之心，必不迫人于险。’”。又如《类说》卷五三引宋杨大年《谈苑》：“开宝中王师围金陵，李煜遣徐铉入朝，对于便殿，述江南事大之礼甚恭，徒以被病，未任朝，非敢拒诏。王建（赵匡胤）曰：‘不须多言，江南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两宋、辽、西夏、金对峙时期，依然延续着“事大”这种外交传统，如《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若以元昊于北朝失事大之体，则自宜问罪。”南宋对金朝也不得不行“事大”之策，在1129年金军猛攻南宋、赵构逃亡海上之际，曾下诏说：“如金人尚容朕为汝兵民之主，则朕于事大之礼，敢有不恭！”也就是说只要能苟安，便愿意向金国恭行“事大”之礼。不过总的来说，大一统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事大”在中国只是特定时期才被运用。

“主义”是近代日本对英语“-ism”后缀的翻译，最早将“事大”和“主义”绑定在一起的也是日本人。据考证，“事大主义”的概念发轫于1884年12月15日的日本报纸《时事新报》中一篇名为“朝鲜事变”的报道中：

“韩廷之臣僚中，苟依赖支那人者重权在握，则争献媚于邻国，云大国之命不可不从，云大国之政府不可不事，称之事大之主义，甚至有发议愿以举国内附中华者，在其最高潮时，独国王与一二近臣窃不悦之，终究守自国独立之大义……特别是如其外戚闵姓亦所谓事大党之一……然此近臣之核心者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徐光范等之流，其主义之所乃辅佐国王陛下，成全朝鲜国独立之名实，附之以党名，则称其为独立党虽恰如其分……然于朝鲜之国内而执独立之主义者，有时云日本党。既云日本党，则彼事大党命名为支那党，如同日本与支那相对，实则日本国对朝鲜唯国与国之交际，固不可参彼国事。况行于其朝臣等之间，于其内部之情实，断非我国所知。故假令其中谁云彼为日本党，亦仅偶然之名耳；于彼之国情之实际，则不过事大党与独立党二派。……综上所述，今回之事仅为朝鲜国内部之变乱，且如暗杀或诛戮大臣，为彼国常见之事，自是与在朝鲜之日本人毫无关系。”

这则报道是1884年12月4日朝鲜开化党发动了“甲申政变”却很快被驻朝清军镇压后，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其主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的评论。紧接着的12月17日，福泽谕吉又撰文点名“事大之主义”的代表者是闵泳翊，从此对“事大主义”、“事大党”等词汇的运用一发不可收拾，“事大主义”的概念也就逐渐传开了。据分析，福泽谕吉为了开脱自己及日本与甲申政变的干系、掩盖自己曾支援过开化党的事实，于是选择了“事大”一词来描述朝鲜当局的理念，并构造出“事大主义”与“独立主义”、“事大党”与“独立党”的对立模式，试图以此取代之前常用的“支那党”与“日本党”的说法，表明甲申政变只是朝鲜国内持有两种不同理念的派别的争斗，与日本无关。由于福泽谕吉在近代日本所具有的话语优势，“事大主义”的用语很快被广泛运用，而且这个概念最初的登场仅仅是用于说明特定情况（甲申政变），后来逐渐引申到描述整个朝鲜王朝及朝鲜半岛历史上的对华政策、乃至朝鲜民族的国民性。

朝鲜半岛臣服中原王朝已有上千年历史，而新罗、高丽和李氏朝鲜三朝皆对中原地区唐、宋、辽、金、元、明、清诸朝采取“事大”政策。不过，新罗、高丽都吕振羽中原王朝发生冲突，而且有学者指出统一新罗区虽然加入了以唐朝为中心的华夷秩序，但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的影响并不彻底；高丽王朝甚至还曾采取“天子”、“皇城”等称谓，持有多元的世界观。所以当时的“事大”更多是一种为了“保国”的策略性的外交手段，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汉文化不断深入影响朝鲜半岛，作为一种理念的“事大主义”也在朝鲜半岛生根，特别是元朝征服高丽后，高丽不得不取消一切越、严格落实诸侯体制，朝鲜王朝建国及巩固后更是发自内心地“事大”。与“事大”相应的是中原王朝的“字小”（爱护小国），朝鲜“事大”愈是恭顺，中原王朝的“字小”也愈是宽宏，形成了“事大以礼”和“字小以仁”的一种互动，反之若被中原王朝察觉出“不恭”，那么就会对两国关系造成负面影响（例如明初的状况）。总体而言，朝鲜是中原地区明朝和清朝最典型、最亲密的属国，在《明史·外国传》和《清史稿·属国传》中名列第一。《明史》称“朝鲜在明虽称属国，而无异域内，故朝贡络绎，锡便蕃，不胜书”，所以朝鲜王朝也是东亚宗藩体制中最恪守“事大主义”的国家。因而“事大主义”无疑最适用于1392年到1895年的朝鲜。

在朝鲜王朝时期，其外交政策是“事大交邻”，所谓“事大”，即是指侍奉中原王朝；“交邻”则是指与日本等邻国的往来。因此“北不失礼，南不失信”成为朝鲜王朝的祖训，而“事大”则成为朝鲜对华政策的代名词。众所周知，朝鲜王朝是以威化岛回军为契机而建国的，1388年，高丽策划明成祖北伐明朝，大将李成桂坚决反对，指出出兵北伐有“四不可”，其中第一个就是“以小逆大”。但王禑还是执意北伐，李成桂率军行进至鸭绿江威化岛时发动兵变回师，其理由便是“以小事大，保国之道”，而北伐明朝之举违背事大主义，“今不俟命，犯大邦，非宗社生民之福也”。李成桂在威化岛回军后就夺取了高丽的政权，在1392年取代高丽王朝，建立朝鲜王朝，并立刻遣使通报明朝，称臣于明朝，由朱元璋下赐“朝鲜”国号。可以说，朝鲜王朝本身就是在事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的。到了李芳远时，终于获得了来自明朝的册封，从此将事大主义奉为基本国策，几乎与朝鲜王朝相始相终。

在明朝时期，朝鲜王朝对中原地区的事大主义主要表现为：

第一，在政治上向明朝称臣，奉大明正朔，使用明朝年号与历法，定期朝贡，并于节庆时遣使朝贺，朝鲜派遣的使节名目有定期的正朝使、冬至使、圣节使、千秋使及不定期的谢恩使、陈奏使（或奏闻使）、进贺使、进香使、问安使、告讣使等，统称为“事大事行”。《大明会典》载：“李成桂代王氏，请更其国号，诏更号朝鲜，永乐初赐印。自后每岁圣节、青衣（嘉靖十年，外夷朝正旦者俱改冬至）、皇太子千秋节，皆遣使奉表朝贺、贡方物，其余庆慰谢恩无常期。若朝廷有大事、则遣使颁诏于其国，国王请封、亦遣使行礼。其岁时朝贡，视诸国最为恭慎”。与之相应的，朝鲜国王、王妃、世子必须经中原地区朝廷册封方为合法，并且其死后必须由中国朝廷主持祭祀，并赐予谥号，因此作为共主明朝亦派遣册封使、吊祭使等使节。此外皇帝向天下颁布诏书时，也会派遣使节来朝鲜宣诏。在中国“天使”抵达朝鲜首都汉阳（今韩国首尔）时，朝鲜国王必须亲自前往西郊迎恩门（初称迎诏门），举行盛大的“迎敕”仪式。可见朝鲜王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是非常完备周到的。

第二，朝鲜王朝盛行“慕华”思想，许多事物模仿明朝，如导入大明衣冠、以中国的儒家性理学统一思想，正如朝鲜古书《象院题语》中所说：“虽在海外，三纲五常，中国一般了；敦行孝悌，遵守礼法，行政法度，依着大明律条行；冠婚丧祭，依着朱熹家礼（朱子家礼）行。”这种“慕华”思想既是事大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是事大主义的重要体现。1444年李祹创制谚文（训民正音），大臣崔万理等便上疏反对道：“我朝自祖宗以来，至诚事大，一遵华制，今当同文同轨之时，创作谚文，有骇观听。……若流中原地区，或有非议之者，岂不有愧于事大慕华？”可见在朝鲜士大夫心目中，“事大”与“慕华”是紧密相关的，朝鲜的所作所为不能丝毫违背于中国，否则就是违背事大主义。在这种事大慕华观念的影响下，朝鲜将共主中国奉为“天朝”、“中华”，而自诩为“小中华”（参见词条小中华思想）。

第三，朝鲜依附明朝，获得明朝保护，确保国家安全。16世纪末日本丰臣秀吉要求朝鲜借道，以便日军“超越山海，直入于明”，遭到朝鲜的严正拒绝。丰臣秀吉遂于1592年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史称“壬辰卫国战争”。朝鲜不敌日本，国王李昖直奔中朝边境的义州郡，向“父母之邦”明朝求援，朱翊钧遂派大军援助朝鲜抵御日本侵略，到1598年终于驱逐全部日军。朝鲜通过明朝庇佑得以复国，亦将此视为“再造之恩”，事大主义更加强化。总而言之，以“礼”作为媒介，朝鲜王朝诚心事奉明朝，政治上朝鲜依从儒家礼仪制度，外交政策则采取朝贡方式，思想文化上归依中华文化，并接受明朝保护，这就是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的体现。

在清朝时期，朝鲜王朝仍然奉行事大主义的基本国策，但相比明朝已有所变化。1627年，清朝的前身后金入侵朝鲜，史称“丁卯之役”，朝鲜与后金确立了“兄弟之邦”的关系。1636年，皇太极率领清军直捣汉城，征服朝鲜，史称“丙子之役”。朝鲜国王李倧被迫投降满清，向清朝称臣，其“事大”的对象由明朝变成清朝。在1637年春朝鲜与清朝签订的确立两国宗藩关系的盟约中明确规定：“其圣节、正朝、冬至、中宫千秋、太子千秋及有庆吊等事，俱须献礼，命大臣及内官奉表以来；其所进表、笺程式及朕降诏敕，或有事遣使传谕，尔与使臣相见，或尔陪臣谒见及迎送、馈使之礼，毋违明朝旧例。”也就是说，朝鲜对清朝的事大主义在形式上承袭明朝，特别是1644年清军入关、逐渐统一中原地区以后，中朝关系恢复了明代的正轨。不过，正如韩国学者全海宗所说：“朝鲜对明朝真诚地奉行着事大主义，而对清朝只是采取事大的形式”。朝鲜对明朝“事大”不仅仅是由于明朝是大国，更是出于内心对明朝的仰慕与认同。朝鲜对清朝则不然，完全是屈从于清朝强大的力量，内心则鄙视和仇恨满清，甚至在李淏即位后掀起了“北伐论”，而“尊周思明”的思想也两个世纪的时间里弥漫着朝鲜社会。这一方面是出于儒家思想的“华夷之辨”、朝鲜自居“小中华”而将满清视为蛮夷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朝鲜不能摆脱旧的主人（明朝）的阴影而对其异常怀念，对于新的主人（清朝）则一时无法适应，这在本质上也未脱离事大主义的范畴。

随着时间的流逝，朝鲜对清朝的仇恨逐渐淡化，甚至在18世纪后期发展出“北学”（即学习清朝）思潮，进入19世纪以后已经心甘情愿地做清朝属国，在继续尊崇明朝的同时内心承认清朝为共主，接受清朝保护。进入近代以后，在英国、法国、美国等欧美列强相继叩关之时，朝鲜即以事大主义标榜，恪守“藩臣无外交”，拒绝与之通商。19世纪后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中主张效忠清王朝的官僚也被称为“事大党”。

尽管明清两代的状况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朝鲜王朝在这五百年间一直坚定奉行事大主义，朝鲜人也将小国依附大国视为天经地义之事。丙子之役后，朝鲜致皇太极的降表开头就表白：“小邦以海外弱国，与中原地区绝远，唯强且大者是臣是服，丽朝之于辽、金、元是也。”李昑年间，朝鲜一度谣传西鞑（准噶尔汗国）将攻入，但朝鲜大臣却晏然自如，表示：“我国弱国也。蒙古来，则待之如清人；西鞑虽来，亦如之而已。”可见朝鲜的事大主义已形成一种根深蒂固的惯性。然而朝鲜自19世纪后期逐渐打开国门、开拓眼界之后，受到了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和主权观念的冲击，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开始怀疑、批判和摒弃事大主义，并试图摆脱共主清代的控制，寻求独立自主，这些人主要以朝鲜上层的“开化党”为主。开化县党领袖金玉均明确称朝鲜是清朝属国乃“万无之耻”，另一名开化党人尹致昊则对事大主义更加系统地批判道：

“今我国与清国干系，五洲之众，三尺之童，孰不知之？然而以今比古，事变顿异：古则为其属邦，甘处其下，不但势所使然，亦是保国一策；今则惜守宗国，苦守旧规，何事宜无益，反必则国乃已。且古则输诚事上，惟望其庇；今则甘心居下，却受人辱，必须勉图自振，以期独立。”

也就是说，开化党人认为事大主义在古代固然合理，但到19世纪后期应当完全抛弃。开化党在这种独立思想的指导下，于1884年发动“甲申政变”，杀死亲清的大臣，宣布“朝贡虚礼议行废止”，不过很快被袁世凯率领的驻朝清军镇压（“事大主义”的概念产生背景也是这个事件）。除了开化党之外，当时的朝鲜国王李熙（朝鲜高宗）也颇有独立思想，“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并企图借助欧美日本等列强力量脱离中原地区。1890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以共主身份派往朝鲜的使节续昌、崇礼以吊祭神贞王后赵姓的名义抵达朝鲜时，高宗千方百计地回避前往迎恩门“郊迎”并行三跪九叩之礼等延续了数百年的事大传统，但最后还是被袁世凯强迫前去。从这一事例中可见朝鲜高宗对事大主义的反感。

当时的朝鲜既有反对事大主义的一派，自然也有坚持事大主义的一派，这些坚持事大主义的朝鲜官僚被称为“事大党”，他们效忠清朝，希望借助清朝的力量抵制外国干涉，更有甚者（如李昰应）还提议将朝鲜设为清朝的一个行省。随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战败，朝鲜王朝奉行了五百年的基本国策——事大主义亦走到尽头。1895年李熙宣誓《洪范十四条》，第一条即称“割断附依清国虑念，确建自主独立基础”。朝鲜半岛与中华帝国上千年的宗藩关系就此终结。而后朝鲜拆毁了迎接中国“天使”的迎恩门，接着改建为巴黎凯旋门式的“独立门”，以庆祝脱离中国独立。

虽然表面上的或者狭义上的事大主义（即对华事大主义）结束了，但这种政策和理念对朝鲜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就以不甘于朝鲜做清朝属国的金玉均和朝鲜高宗而言，金玉均主张“深结外国中公正且强之一国，始终赖其保护之力”，可见其仍未克服事大主义，只是对象不再是中原地区而已；李熙也在获得“独立”后反复尝试依赖某大国来抵制日本的侵略，仍是事大主义的体现。而1910年日韩合并，朝鲜人所“事”的对象由中国变成了日本，并且日本是实行殖民统治而非古代中朝的封贡体制，但本质上仍属于事大主义。事大主义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延续至今。

从1895年起，朝鲜半岛脱离中国，正式开始与事大主义决裂；而对于事大主义的批判，也一直在进行中。这种对事大主义的批判的直接表现就是否定中原地区。1896年创刊的朝鲜报纸《独立新闻》写道：““朝鲜人从不知独立为何物，而且对外国人蔑视朝鲜人无动于衷。朝鲜君主曾经每年派使到清代朝拜，取用清国历法，在公文中亦使用清国年号，朝鲜人虽自知属于清国，但数百年间从未考虑洗雪此耻，而一直甘于其属国地位。倘考虑此种懦弱之心理，岂非可悲之人生乎？”而亲华事大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对外总是宣称自己小、弱、丑，请扶起我”的无能国家。《独立新闻》还指出“朝鲜人身边虽有清国这样因拒绝开化而备受列强侵辱的例子，却仍有一部分人坚持效仿世界上最被鄙视、最为羸弱的清国，这样的朝鲜人是官民的仇人，是致使国家走向灭亡的罪人。朝鲜应该把这些人装进黑船，运往清国，使他们‘朋友’相聚，这对朝鲜亦是一大庆事。”甚至还扬言“朝鲜如果能从同样的迷梦中醒来，全力学习富国强兵的学问及风俗，那么朝鲜也可以去抢占清国的辽东和满洲、获得八亿八千万的赔款。但愿朝鲜人民能痛下决心，十年后占据辽东与满洲以及日本的对马岛。”由此可见，《独立新闻》猛批事大主义演变为对中原地区的鄙视和仇恨。

20世纪初为爱国启蒙运动时期，批判和清算事大主义也是其主要内容。著名启蒙思想家申采浩号召韩国人成为20世纪的新国民，湔雪数百年沉醉于事大主义之旧耻。他剖析道：“三国以前，汉文未盛行，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支那虽大，却常视为我之仇敌……三国以后，几乎家家储汉文，人人读汉文，以汉官威仪埋没国粹，以汉土风教断送国魂，言必称大宋、大明、大清，堂堂大朝鲜，反认作他国之附庸属国，充满奴性，长陷奴境。”同时他又强烈呼吁祛除事大主义劣根性：

“夫今天下之势，固与汉唐时不同。泰西多瓦拉有六十八独立国，而我韩乃以二千万众求人庇护，则岂其情理乎？且明室之亡，今己二百有二十五年矣；清人近亦不振，甲午一败，遂成让退矣。未知诸公其将谁事耶？事俄、事美，必有所居，幸以一言相示如何？以愚所料，莫若以我人民事我国家矣！”

除了申采浩之外，柳寅植也强调事大主义是朝鲜衰落的原因之一。他指出，自朝鲜王朝建立之后，“尊王事大之论，遂为一部义理，而深入于全国之脑髓，养得依赖之习惯，缺乏自主之性格”。还有人痛心疾首地写道：“那所谓的以小事大被视为天经地义，将用夏变夷作为鬼训神诰来迷信，将尊中华攘夷狄视为春秋大义，在这种问题下为圣宋大明而排斥胡元蛮清，敢于付出许多牺牲，反而招来不少蹂躏，历史上的绝对耻辱，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也难以很快消除其痕迹的绝对的耻辱。”

以上对事大主义的批判不可不谓严厉深刻，并普遍将事大主义视为耻辱。但是，这些批判大多缺乏理性，过于激进，有失偏颇，这也是朝鲜近代史危急存亡之秋的背景所致。而且这些对事大主义的批判大多数流于单方面批判中原地区，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朝鲜民族的事大主义，还对中朝关系造成负面影响。

1945年朝鲜半岛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继而分裂为朝鲜和韩国两个国家。朝鲜和韩国均对历史上留下的遗产——事大主义持否定态度。事大主义被韩国当代的部分学者认为是朝鲜王朝末期妨碍朝鲜近代化的原因之一。而大韩民国总统朴正熙亦曾对事大主义进行批判。他对其事大主义这样定性：“纵观李朝五百年历史，其基本的对外政策是事大主义……事大主义意味着对中原地区明朝的屈从”。他指出“李朝以前，我国人民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民族”，而李朝实行事大主义则“损害了我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尊严”。朴正熙认为朝鲜太祖李成桂实行事大主义的初衷是“考虑到韩半岛的地缘战略特征”的“政治原因”，但“这种方式在我们知识分子的头脑中被歪曲成为对中国的崇拜”，导致“形成了一种奴性十足的模仿他人的风气”。他将“对中国的奴颜婢膝”的事大主义盛行的原因归为一下四点：

我们的地缘政治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

新罗区借用唐朝的军队统一三国。从那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内部发生麻烦时就依靠外国的力量。

1.我们的地缘战略位置要求我们对大国保持和平的外交政策；

2.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纠正这种依附性的对外关系；

3.高丽以后，在照抄中国这种普遍情结的鼓励之下，我们倾向于牺牲我们固有的文化为代价，引进诸如儒家学说之类的外国文化；

4.新罗借用唐朝的军队统一三国。从那以后，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习惯：每当内部发生麻烦时就依靠外国的力量。

总之，朴正熙认为事大主义是“朝鲜王朝的有害遗产”。不过，亦有韩国学者从另一角度评价事大主义，比如姜万吉写道：“外交上重视实利的事大主义，既可作为避免强国侵略、保全自己的策略，又可以成为以和平方式吸取先进文化的方法。因此，外交策略上的事大主义，如果只是出于保全自己和吸取先进文化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区分其对象是大明还是清代，只能以追求实利为标准。”即认为朝鲜王朝实行事大主义，不仅保全了自身免遭侵略，也获得了实利，因而对事大主义所起到的历史作用给予肯定。此外还有韩国学者认为，日本人在殖民朝鲜半岛以后，恶意滥用事大主义一词，将其延伸到国民性或民族性方面，声称韩国人有依赖外人的劣根性，以此证明韩国被外国支配是其宿命。其实事大主义只是古代韩国人在对外关系认识上的一种特性而已。另外不是“事大主义“而是“事大”确实是韩国传统世界观的基干，这是在韩国家族主义的文化传统中绵延下来的。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对事大主义的批判远甚于韩国，朝鲜的开国领袖金日成更是不遗余力地批判事大主义。金日成说：“事大主义就是崇拜大国的思想，也就是屈从大国的思想。”他还指出事大主义的三个反动本质是“事大主义首先是背叛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出卖祖国和背叛民族的思想”、“事大主义其次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它盲目地轻视自己的东西，眼里只有大国的东西好”“事大主义的反动本质还表现为容忍大国主义，助长大国的专横”。金日成认为：“在高句丽繁盛时期，我们国家没有事大主义。高句丽人民屡次击退邻近大国隋、唐的侵略，勇敢地捍卫了国家的主权，从而使国威大振。然而，高句丽灭亡之后，我国腐败的封建统治集团开始信奉‘以小事大’的反动儒教教条，这种事大主义到了李朝末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金日成还说：“历史经验证明：人犯事大主义，就要变成傻瓜；民族犯事大主义，就要亡国；党犯事大主义，就要断送革命和建设。”朝鲜劳动党所提倡的主体思想即一种否定事大主义，追求独立自主的思想理论。朝鲜劳动党章程中亦明确将“事大主义”列入斗争对象之一，可见事大主义在朝鲜是政治上的一大忌讳。

金日成全面否定事大主义，除了表面上的民族大义以外，还有出于政治斗争的因素。1956年金日成表示既要反对亲苏派（即“莫斯科派”）的“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亲华派（即“延安派”）的“事大主义”，因而展开了对这两派的肃清。20世纪70年代主体思想确立之时，“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也被定为“主体思想的主要斗争对象”。不过“事大主义”在朝鲜已鲜少被用作亲华的代名词了，而成为亲美的代名词。1975年朝鲜便认为“在南朝鲜，反动的崇美事大主义大肆泛滥，腐蚀人民的民族自主意识和民族自尊心，麻痹人民的革命精神”。21世纪以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亦多次抨击韩国总统李明博、朴槿惠等“亲美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