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武将军碑》，又称张产碑、立界山石祠碑、前秦建元四年（368年）《广武将军碑》。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品文物，为国家一级文物。

《广武将军碑》为前秦建元四年（368年）刻（东晋），原存白水县苍颉庙。清乾隆始出土。1972年存入西安碑林。竖形、尖首，高174厘米，宽73厘米。碑阳刻碑文十七行，行字数不清，额刻“立□□山石祠”五字。碑阴及两侧部将姓名。书体均为隶书。因剥蚀严重，从碑文中只知将军名，其姓已不可知。此碑书体在隶楷之间，笔画细长纵逸，结体平直宽博，行笔恣意雄肆。受近代书法家于右任推崇，曾作《广武将军歌》以赞之。世存前秦石刻极少，仅此碑与前《邓太尉碑》，故尤为人所珍视。

《广武将军碑》是1500多年前立在陕西白水、宜君县地域内与胡人的界碑，是研究前秦历史的重要资料。于右任对其十分赞赏，作了多首《广武将军歌》加以称颂。康有为也认为这是北碑中的“古雅第一”，称得上是陕西省的“楷隶之冠”。2023年7月，《广武将军碑》列入国家文物局关于《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公元3世纪末，渭河平原、陇西县屡次被氐、羌族侵扰。当时有一个名叫江统的大臣深虑外夷乱华，认为应该防微杜渐，作《徙戎论》上奏司马衷，痛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提出将氐、羌等族迁出关中，并明指太原市的匈奴部落为国家隐患，应发还其本域。也许是操作过于困难，晋朝刘盈司马衷并未采纳他的意见。“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

公元350年，氐族人苻洪占据关中，称三秦王，不久后建立前秦。前秦共历六主，享国44年（350年－394年）。因其所据为战国时秦国故地，故以“秦”为国号。后为区别于其他以“秦”为国号的政权，史称前秦。苻洪称王渭河平原未久，遭人毒死。352年苻健称帝，定都长安，居西汉长安故城一隅。之后东晋屡次派褚裒、殷浩、桓温等率军伐之，苻健皆成功抵御，国势渐固。当年苻坚率军挺进江南，为人们留下了《广武将军碑》和《邓太尉碑》。

明末清初，《广武将军碑》有少量拓本传世。但到了清代乾隆初年又不知踪迹，时陕西巡抚毕沅根据旧拓称原碑“在宜君县”，后人苦苦寻访于陕西宜君一带，终无所得，传已轶失。

清乾隆年间，《广武将军碑》出土。《广武将军碑》原立于何处，毕沅《关中金石记》言之凿凿：“在宜君”其后著录此碑者便众口一词，说碑“在宜君县”。但在宜君县根本找不到这块碑。同治年间在陕做过学政的吴大徵，还有于右任，都曾亲至宜君访碑而不得。

碑不存在，拓本遂成至宝。进入民国后，这块古碑才又现身于与宜君县相邻的白水县。1920年7月，于右任由沪回陕，正在渭北主持陕西靖国军。一日，靖国军第三路参谋李春堂去白水县公干归来，向于右任奉上一件新出古碑的拓本。酷爱金石的于右任展读之下，发现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广武将军碑》，欣喜之余诗兴大发，写下那首传诵一时的长诗，而李春堂则被认为是此碑复出的发现人。1923年，来陕，在张友松一处见到了拓本，并为拓本题跋曰，康有为既是碑派书法大家，又是碑学理论的支持者，在他眼里，《广武将军碑》自然“古雅第一”。于右任得见其碑拓，喜曰：“千年出土光腾射”“老见异物眼复明”。

此碑最旧版本为明拓，其他拓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上海图书馆藏。1920年，复出后有新拓本。

1949年以后，《广武将军碑》几乎不再椎拓。现存此碑拓本基本皆为民国拓制。

1972年，《广武将军碑》存入西安碑林博物馆。2023年7月，《广武将军碑》列入国家文物局《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

广武将军碑有阴及两侧，书体在隶楷之间。

《广武将军碑》为圭形，无碑穿。高174厘米，宽73厘米，碑阳碑阴及两侧都刻字。正面碑文17行，行31字；碑阴题名18行，行33字；碑阴额部题名15行，行字不等；碑左右两侧也刻满题名，行字不计。碑阳的下部和中部，碑阴的下部和右部，均剥蚀严重，已无字迹。

碑阳正文分三段，第一段为碑主家世履历和事业；第二段为碑主会同当地显要，与冯将军、抚夷将军等划分疆界的经过，以及自己疆界内的部族、吏民情况；最后一段为铭文。碑阴和碑侧为立碑人姓名。其中不但存有前秦渭北疆界的划分、职官的设置、部族的分布等信息，而且残存的134个题名中还包含了大量的官名。

康有为提到《广武将军碑》晚王羲之《兰亭序》12年（实际应为15年），这个时期是书法史上承前启后、风格多样的时期。一方面，以王羲之为典型的东晋人士追求“江左流美”的书风，开创了尺派书法；另一方面，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碑刻，形成了既有别于东汉隶书碑刻，又有别于北魏碑刻的特殊风格。这一派中，以《广武将军碑》最为奇古。该碑融隶、楷为一体，故康有为赞它为“古雅第一”“为渭河平原楷隶冠”。

此碑书体在隶楷之间，笔画细长纵逸，结体平直宽博，行笔恣意雄肆。姚茫父叹曰：“于《爨宝子碑》见古隶之结局，于《张产碑》（即《广武将军碑》）见今隶之开宗。”康有为指出其书与汉简相近，意指此碑还具有草书之味。其文字布局不拘条框，刊刻率意，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率朴不羁的性格，是古代碑刻书法的一枝奇葩。此碑所处的时代，是中原地区文字和书法发展嬉变的重要时期。肇始于，至魏晋时已开始流行的楷书、行书、草书，在十六国时期更加普及。当时，古籍和佛经的写本，以及日常往来的文书，都用楷书、行书或草书，和出土的这一时期有纪年的文书墨迹，为我们提供了实物证据。但这一时期的石刻铭文仍用隶书，其中有规范的正体，如《邓太尉祠碑》的记文部分，也有比较随意、夹杂楷法的隶书，如《广武将军碑》。这种不规范的率性书写，使人们感受到一种古逸至异的美感。

章法方面，特点主要体现在行间明确，偶有交接。字距较小，分布灵活不一。虽结构取横势，但行气颇为通畅。尤其碑阴更加自由率意。《广武将军碑》隶楷之间，技法丰富，章法自由。好碑者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取法，汲取其书法风格为自己的东西是可取的。此碑虽是珍稀石刻，但风格过强，换言之书者习气很重。创作中稍加其活泼灵动就已经足够，如果沉迷其中，完全按照碑中的书写习惯进行创作容易呈现狼藉之气。

残存碑文的内容，除碑主口产的家世功业外，主要记述碑主会同当地官员与冯翊护军苟辅，划分疆界，树立界石，建“立界山石祠”的经过，并记其属界的范围和其中部族和吏民实况等。此碑一个重要特点是，碑文和题名涉及当时各级文武官秩相当多，是研究前秦乃至北朝官制的重要史料。属军事系统者，仅将军名号就有广武、建忠、建武、鹰扬、立节、建节、广威、建威、扬威、立义、宁远等10余种，还有各级将军属下的司马、参军、功曹、主簿、军监、军禁、都统等。属郡县系统者，则有主簿、录事、参事、功曹、金曹、兵曹、贼曹、户曹书佐等属吏。另外，题名中还出现属部落系统的酋大、部大、大人等官号。据马长寿考释，称酋大者，多系西羌之酋帅，称部大者，多系氐酋和杂胡之酋帅，称大人者仅一人，白姓，应为龟兹人。此碑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保留了大量少数部族的姓氏。在现存134个题名中，冠以酋大、部大、大人名号显然为少数部族者，就有费城76人队，超过一半，涉及姓氏16个。如果加上姓氏相同而未冠以官号者，应已超过百人。其中，属西羌姓者有夫蒙氏、□蒙氏、雷氏、同蹄氏、井氏，属氐姓者有杨氏、樊氏、韩桓惠王、王氏，属龟兹王姓者有白（帛）氏。另外，还有冠以部大头衔的董氏、张姓、李姓、爪氏、秦氏等，亦为少数部族姓氏，只是尚难判断其族属。

《广武将军碑》为研究十六国时期羌、氐、屠各（匈奴）、杂胡等少数部族入居渭河平原，及其在关中各地的分布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23年11月，西安碑林海峡两岸临书展（2023-2024）征稿评审工作结束，本次征稿活动从今年6月开始。本次征稿活动要求作品为临摹西安碑林博物馆中《山刻石碑》《广武将军碑》等34块名碑。本次稿件来源地域广泛、作者年龄和职业分布广泛、来稿时间和临摹作品集中等特点。

此碑书体在隶楷之间，笔画细长纵逸，结体平直宽博，行笔恣意雄肆。（终南印社副社长、西泠印社社员 陈根远 评）

此碑还具有草书之味。其文字布局不拘条框，刊刻率意，融入了北方游牧民族率朴不羁的性格。（康有为 评）

受近代书法家推崇，曾作《广武将军歌》以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