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遗书》又称《河南程氏遗书》，是北宋理学家程、程颐的语录合集，由其门人所记，后南宋理学家朱熹根据各家收藏的二程语录综合编订而成。

当时从游之士十分喜爱二程学说，在二程生前及其身后便有大量的二程语录本子问世。但这些不同版本的二程语录之间，无论是卷数还是文字都存在较大差异，且搜罗不全，讹误之处较多，不利于二程思想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朱熹便决定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编订一部较为完善的二程语录，以维护二程思想和学术的纯正性。全书共二十五卷，又根据其他书中记载的二程经历、年谱及大家所写的悼词并成一卷，附在书后。一至十卷，语下有“明”字的为程颢的话，有“正”字的是程颐的话，大多数没有说明是何人的言行。十一至十四卷标明是程颢语录，十五至二十五卷标明是程颐语录。

在该著作中提出了以“理”为最高实体的天理论，强调理先气后。在认识论上，认为人生来就有良知，主张在心上反省内求，就可以认识一切真理。人性论上，《二程遗书》提出了“天命之性”与“气禀”之性的二元划分，主张性即理，本来至善，人性之恶为气禀所成。在人性论的基础上，《二程遗书》则提出了用“存天理，去人欲”与“主敬”的方法进行道德修养。这些哲学思想为宋明理学哲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二程遗书》的编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二程思想和学术的研习，助力洛学发展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同时也为朱熹控制住了二程思想诠释的话语权，成为宋代道学的正宗传人起到了助力作用。

《二程遗书》是北宋理学家程颢、程颐的语录合集，由其门人所记，后南宋理学家朱熹根据各家收藏的二程语录综合编订而成。因二程讲学活动主要在河南伊川进行，后来又葬于河南，故又称为《河南程氏遗书》。

《二程遗书》是朱熹根据各家收藏的二程语录编辑成一本书，共二十五卷。又根据其他书中记载的二程经历、年谱及大家所写的悼词并成一卷，附在书后。一至十卷是《二程语录》，语下有“明”字的为程颢的话，有“正”字的是程颐的话，大多数没有说明是何人的言行。十一至十四卷是程颢语录，十五至二十五卷是程颐语录。其中，卷一《端伯传师说》曾获程颐首肯，列于首篇。卷十《洛阳议论》是熙宁十年（1077）张载途经洛阳时与二程的谈话记录，在诸录中时间最早，因杂有张载语，故列于“二先生语”之篇末。卷十一《师训》等四篇，系程颢早期门人刘绚所录，最能反映程颢的思想与风格。卷十五《入关语录》系程颐于元丰三年（1080）赴关中与学者论学的记录，其余诸录为程颐门人刘安节、张绎等所记，均在元祐元年（1086）之后。

程颐（1033年一1107年），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易学家和教育家，理学创立人之一。字正叔，又字正道、正伊，洛阳市人，因居临伊川县，世称“伊川先生”，官至崇政殿说书。因反对王安石新政，赵煦时被列为奸党贬至四川涪州，从事讲学和著述活动达三十余年，与兄题学于周敦颐，同为理学奠基人，世称“二程”。

赵祯明道二年（1033年），程颐出生于黄州黄陂区县草庙巷（今湖北武汉黄陂区前川街道），家中世代为官，自幼聪慧，十四五岁时与兄长程颢拜师周敦颐，十八岁时上书宋仁宗欲面陈国事利弊，未受召见。嘉祐元年（1056年），受主管太学的胡瑗赏识，被授予学职。嘉四年（1059年）廷试落第后，长期在外讲学。赵煦即位后，得司马光举荐，入仕担任侍讲，高调宣扬洛学。和苏轼为首的蜀党发生洛蜀党争。最终接连被贬至涪州（治涪陵县，今重庆市涪陵区），又在钩深堂讲学著述，完成《周易程氏传》四卷。赵佶即位后，曾短暂恢复其官位。但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将其判为元祐奸党，焚毁其著作。大观元年（1107年）九月十七日，程颐病逝于洛阳伊川，葬于府店镇（今河南省伊川县）西郊，卒年七十五岁。

程颐在哲学上主张天地亦物，万物皆被“理”主宰，而作为人要遵从道德层面上的“理”即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提倡去私欲、明天理，并认为仁是最高的道德修养。在教育上主张对学生因材施教，让他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格物明理；以孔孟为师，志存高远、循序渐进地去抵达仁的境界；提倡国家重视教育。在政治上主张王道和以人为主的法治。在经济上主张轻徭薄赋，重农抑商。程颐和哥哥程颢一起开创的洛学被朱熹继承发展后形成了“程朱理学”，成为中原地区后期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他一生从教治学，著述颇丰。著有《周易程氏传》《二程文集·伊川文集》《经说》八卷等，教授出谢良佐、吕大临、杨时、卢焞、朱光庭等学生。

程颐与其兄程颢的学说，后为南宋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有《易传》《颜子所好何学论》等，后人将他与程颗的著作合编为《二程全书》。1981年中华书局校勘出版《二程集》。

程颢（1032年—1085年），字伯淳，后人称其为“明道先生”，俗称“大程”。其先祖世居河北中山，后迁居河南省。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与其弟程颐共创洛学，二人并称为“二程”。程颢是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者，与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颐并称为“北宋五子”，

赵祯明道元年（1032年），程颢出生于黄陂县，青年时与其弟程颐师从周敦颐。嘉祐二年（1057年），程颢考中进士。先后出任京兆府县主薄，江宁府上元县主簿，泽州晋城县令，政绩显著。赵顼时，王安石变法，程颢任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后改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太常丞、知扶沟县县、监汝州市酒税等职。在此期间，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数次辞官，后居住在洛阳市，与程颐一起讲授孔孟之道。元丰八年（1085年），赵煦任命程颢为宗正丞。可是程颢还未上任就病逝了，终年五十四岁。程颢死后葬于伊河，时潞园公太师文彦博题其墓表，称“明道先生”，后来学者皆尊为“明道先生”。赵扩嘉定十三年（1220年），赐谥号“纯公”；赵昀淳祐元年（1241年），追封为河南省伯，可入孔子庙祭祀；孛儿只斤·图帖睦尔至顺元年（1330年），追封为豫国公。

程颢与程颐的哲学思想都是以“理”为最高范畴。其中程颢更为注重内向的体验，具有主观的心本论倾向，而程颐则更倾向于客观的理本论。他们各自成为以后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两大学派的先驱。程颢是理学初期最主要的奠基者，确立了“理”的哲学概念，提出并阐述了“仁”“定性”“诚敬和乐”“与物同体”等重要哲学命题。二程创立的洛学被朱熹继承发展后形成了“程朱理学”，成为中原地区后期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程颢与程颐的讲学语录合编为《二程遗书》《二程全书》等，二程的学生有谢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等人。

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字元晦，一字朱熹，斋号刘健、考亭，晚称赵冷月，又称紫阳先生、紫阳夫子、沧州病叟、云谷老人，行五十二，小名郎，小字季延，谥文，又称朱文公。祖籍江南东路徽州府婺源县（今江西省婺源），生于福建省路南剑州尤溪县（今尤溪县）。南宋理学家，思想家、利奥六世、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学者尊称朱子。

朱熹幼时，父亲去世，朱熹随母亲生活在崇安区（今武夷山文庙），19岁中进士，22岁被任命为泉州同安区县主簿。卸任后，专心于儒学。30岁至50岁，朱熹挂职宫观（有薪而无事的闲官），主要进行讲学和著书工作。朱熹任地方官期间，积极发展地方教育。如整顿同安区学，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所订《白鹿洞书院学规》，成为南宋以后各地方学校和书院共同遵守的学规。在漳州市，首次刊刻《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四书”名称，由此形成，并作为一套经书，流传社会。在潭州，修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朱熹从政之余，亲自执教，从事教育达50年。朱熹是唯一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子庙的学者，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中。 朱熹是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任南康区、漳州市知府、浙东地区巡抚，做官清正有为，振举书院建设。官拜魏元旷阁侍制兼侍讲，为赵扩皇帝讲学。

朱熹著述甚多，涉及哲学、经学、历史学、文学、乐律以至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在教育方面发生重大影响的，有《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资治通鉴纲目》等。 后人辑有《朱文公文集》100卷、《朱子语类》140卷等。

二程语录是程颢、程颐兄弟一生传道讲学言论的结集它们都出自二程弟子们的记录，在二程思想和学术体系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当时从游之士十分喜爱二程学说，所以在二程生前及其身后便有大量的二程语录本子问世，仅朱熹所编《二程遗书》和《二程外书》中提到的就有时氏本、胡姓本、胡氏别本、陈氏本、罗氏本、冯氏本、游氏本、吴本、昭远本、赵本、莆田本等。而在这些众多的二程语录本子中，除吴本、昭远本、赵本、莆田市本等编者不详、内容无法确知外，其余各家皆可考见。但这些不同版本的二程语录之间，无论是卷数还是文字都存在较大差异，且搜罗不全，讹误之处较多，不利于二程思想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朱熹便决定在前人的基础上重新编辑一部较为完善的二程语录，以维护二程思想和学术的纯正性。

《二程遗书》于南宋乾道四年朱熹编订成书，宋元明多次单行刊印。宋原刻书今已不存完本，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宋代原刻残本2种，一是《二程遗书》宋刻残本三卷（卷一、卷二十二和附录一卷），二是宋刻《二程遗书》附录一卷均已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此书于明成化十二年收入段坚刻本《二程全书》，以后各种版本均从之。

乾道二年（1166年）秋天，《二程遗书》初稿编成，随后即付梓，即《诸儒鸣道集》中所收录的《二程语录》。朱熹在编辑《二程遗书》初稿时，首先是以家藏旧本为基础把自己所搜集的一些篇目按照时间先后、记录者、语录内容等相互之间的关系，附在旧本的后面。其次是调整了一些篇目的顺序，如把记录时间最早的《洛阳议论》放到后面，而把李吁记录的《端伯传师说》移到最前面。另外是对一些文字的异同初步进行了校勘，并改正了其中的一些讹误。但由于时间紧迫，校勘不够精审，旧稿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在这次刊印时并没有得到彻底改正。

由于《二程遗书》初稿还存有诸多问题，朱熹决定对其重新进行校订。但由于自己事务繁忙，一时难以独立完成，朱熹又委托许顺之、柯国材、徐元聘、陈汝器、王近思等人对其进行一次全面而细致的校勘。这次重新校订活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第一，调整了卷数及部分语录条目的顺序，校书者对初稿的卷数重新进行了分合，他们或把初稿中的数卷合为一卷，或把一卷分为数卷。第二，增删了部分内容。第三，把初稿中明显的错误直接改正过来。第四，指出某些文字的异同，但不进行改正。第五，根据“疑者传疑”的原则，对那些一时考证不清无法断定孰是孰非的问题，只提出疑问，不作处理。乾道四年（1168年）《二程遗书》初稿校订完毕，随即就在泉州市刊行。

《二程遗书》初稿校订刊行之后，朱熹感到《二程遗书》卷浩繁，不便于一般读者阅读学习。于是他又动手编辑二程语录的删节本，并就此事写信与吕祖谦进行了讨论。该删节本没有流传下来，当代学者赵振认为很可能是由于《近思录》的刊行或其他原因所致。但赵振推测，《宋史·艺文志》“子部儒家类”所著录的《语录》二卷即此书，因为该书紧随《程颐遗书》（即朱熹编《二程遗书》）二十五卷之后，并注云“程颐与弟子问答”，与前者当为同一编者所编的二程语录本子，而卷数只有两卷也似乎与节本的篇幅相吻合。

在《二程遗书》中，程颢提出“天者理也”的命题。所谓“天”，指最高实体，认为“天即是理”，就是认为“理”是最高实体。他认为，这个“理”是永恒的，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为社会上有尧那样的好人就存在，也不因为有桀那样的坏人就灭亡，个人行为的好坏，不影响“天理”的变化。“理”永远如此，不生不灭，不增不减。这“理”的一个重要涵义是指伦理纲常，是社会关系、人伦关系的伦理准则。程颢的“天即是理”的学说的意义之一就是把封建伦理关系神圣化，把维护封建君权和父权制统治的道德法则看成是永恒的绝对的真理，看成世界的惟一根源。

程颐认为，“理”是万事万物所根据的法则，是物质世界的“所以然”。程颐肯定万物都有各自的理，但在根本上，万物之理只是一个“理”。他曾提出“理一分殊”的说法，认为万物之理是一个，而每一物又彼此不同，互有分别。但他特别强调万物一理，这个统一的理也就是物质世界的所以然。他认为天地万物都有其所以然，其实也就是认为世界是以“理”为依据的，“理”是宇宙的最高实体。这实际上构成了理一元论。

二程强调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形而下的即是物质世界，他们认为这不是根本的；形而上的是“道”和“理”，他们认为这才是最根本的。当时张载提出气一元论的学说，肯定气是最根本的实在。二程从理一元论的观点反对张载的气一元论学说。

张载认为，太虚是气的原始状态，是物质世界的最初根源。张载的气一元论肯定物质是永恒的、不灭的。当时张载认为气只有聚散，但永远存在。在《二程遗书》中程颐则认为气有生有灭，气不断地产生，不断地消灭，而“理”则是永恒的，气被产生出来是由于理的作用。理是第一性的，气是从属于理的。

二程的认识论是一种理性主义，他们认为人的心中本来是有知的，在心上反省内求，就可以认识一切真理。在《二程遗书》中程颢指出真理的来源在于内心，内求于心，就可以认识一切真理。二程认为“穷理”和“尽性”是一回事，程颢更认为人生来就有良知，所谓良知即天赋的先验认识。

程颐把认识过程讲得比较曲折。他认为心中有知，心中本来具有完备的知识，但心却又不能直接认识自己，必须用格物的工夫，然后才能达到心的自己认识。在他看来，格物所得之知乃是心中本来固有之知。在《二程遗书》中程颐提出对于《大学》所谓“格物”的新解释。他以为“格”是“至”的意思，“格物”即是“至物”，即是就物而穷其理。穷理的途径主要是读书讨论和应接事物。虽然他有时也讲研究自然界，但他更注重内省工夫。他还认为，穷理须先一件一件进行研究，积得多了，就能豁然贯通，认识最根本的理了。

在《二程遗书》中，程颐还讨论了知行问题，提出知先行后的学说。他认为，知是行的根本必须先有认识，有了认识，自然会照着所知去做，如没有认识，就无法行动。他认为，人不吃有毒的东西，因为深知它有毒；人不向水火里走，因为深知水火能致人于死。由于强调“知”的作用，程颐还提出行难知亦难的观点。程颐宣扬认识就在于体认“天理”，在他看来，只要认识了“天理”就无往不合于道。

二程为了把封建的道德标准说成是人的本性，同时又要对于人在实际上何以有不符合这些道德标准的行为作出理论的说明，提出人性二元论的说法他们认为，人性有二，一是“天命之谓性”的性，一是“生之谓性”的性。“天命之谓性”的性，是在人未生以前就已存在的性，程颢又称之为“人生而静以上”之性，程颐又称之为“极本穷源源之性”。这性是最根本的，也就是作为宇宙根源的理在人心中的体现，是绝对的善。“生之谓性”的性，程颢又称之为“气禀”之性，程颐又称之为“才”，这性是有善恶的，是从“气”来的。

在《二程遗书》中程颐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认为“天命之谓性”的性就是“理”，也就是“五常”，所谓性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信”。这实际上认为“五常市”是一切人固有的先天的本性，是人内在的固有的东西。而由于气有清浊之分，于是人的思想感情就有善有恶。人们“恶”的行为是从先天禀受的气质中带来的。

二程根据他们的人性论，提出“存天理，去人欲”。他们宣称，天理人欲是势不两立的，应该克服“人欲”，保持以“天理”为内容的本性。二程注重修养，认为存天理，去人欲，就是修养之道。程颢认为，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仁。他所谓仁就是“万物一体”的体验境界，在这个境界中觉得自己和万物合而为一，觉得对万物无有不爱。他强调要以天地为大我，要泛爱万物，认为这是“至仁”的境界。

程颐还强调“敬”，在《二程遗书》中他强调“涵养须用敬”，反对道家和佛教屏去思虑的说法，主张以“敬”为基本的修养工夫。他认为人常常有很多思念，无思无虑是不可能的，惟一的方法是经常集中注意力，时时警惕自己，集中注意力，严格遵守道德的规定，克服一切不符合道德原则的思想，这就是所谓“敬”。

《二程遗书》在宋代曾单独刊行，又与作为其补编或续编的《河南程氏外书》《河南程氏文集》《河南程氏经说》合刊，称为《二程四书》；明、清两弋，又将《二程四书》与《河南程氏粹言》《河南程氏易传》（又称《伊川易传》）合并刊行，称《二程全书》。近人王孝鱼校点、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的《二程集》亦收有《二程遗书》。

《二程全书》 是北宋程颢、程颐兄弟著作的合编。包括《遗书》二十五卷，附录一卷（行状），《外书》十二卷，《明道先生文集》五卷，《伊川先生文集》八卷，《伊川易传》四卷《经说》八卷，《粹言》（杨时订定，张栻编次）二卷。以清末金陵书局涂刻本为佳。1982年中华书局以此为底本，校勘撇号，题为《二程集》。

《二程外书》又称为《河南程氏外书》，十二卷，成书于南宋乾道九年。朱熹在编辑《二程遗书》时搜集了许多有关二程语录的资料，除一部分收入《二程遗书》外，尚余部分鱼龙混杂、一时难以考稽之作，于是他便用这些资料编辑了一本《二程外书》，以补《二程遗书》之疏漏。《二程外书》卷一、卷二出自宋刊本朱光庭编《程氏杂说》。《程氏杂说》，十卷。明成化十二年，二程外书》收人段坚刻本《二程全书》。现宋刻本《程氏杂说》《二程外书》已无留存。

北宋程颐解释儒学经典的著作汇编。包括《易说》《书解》《诗解》《春秋传》《礼记》《孟子解》《中庸解》，共8卷。其中，《易说·系辞》非程颐所作，《书解》《诗解》《论语解》是二程的杂论合集，不是专著。《礼记》则包括了程颢的《大学》改本。《春秋传》系专著而未成。《孟子解》所录“皆后人篡集《遗书》《外书》之有解者”，故不复载，只存其目。《中庸解》朱熹已辨明其为吕大临“讲堂之初本、改本”，非程颐原著。程颐的经说，借解经发挥了理学思想，反映出以义理解经的特点。《经说》版本卷次不一，《书录解题》称宋刊本为7卷，即《系辞》1卷、《书》1卷、《诗》 2卷、《春秋》1卷、《论语》1卷、改定《大学》 1卷。《四库全书》收录本与之相同。明徐必达编《二程全书》，并《诗解》为1卷，增《孟子解》1卷、《中庸解》1卷，而为8卷。1981年中华书局据《二程全书》本校点出版的《二程集》亦收录8卷本《经说》。

《程氏易传》又称《易程传》《伊川易传》，共四卷，是程颐理学的代表作。该书是程颐对《易》的经和传所作的注释。元符二年，程颐 67岁，著成《程氏易传》。程颐晚年病危之际，将《易传》传授给了学生尹焞、张绎。靖康年间尹惇在从河南逃到蜀地的路途中，将所传《程氏易传》稿本遗失，后又为尹焞找到后为吕祖谦所得。此本也成为后来流传的祖本之一。宋《程氏易传》六卷上下篇义一卷为宋人刊行于学官，史称学官本。史志目录以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等私人目录都有著录。现在此书宋刻六卷已失，唯存上下篇义一卷，藏中国国家图书馆。之后，学官本在元代至正年间被覆刻，国图藏《伊川程先生周易经传》十卷，元刻本一套，复旦大学藏《晦庵先生校正伊川易传》元刻残本一至四卷，就是这种覆刻本。

另外，《程氏易传》除了单刻流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流传形式，便是从南宋开始出现了程颐《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的合刻本，此本始于宋咸淳年间董楷合刻的《程朱二先生周易传义》元代多次覆刻。此宋刻本现已经遗失，元代覆刻本尚存全本七套，不全本三套分藏于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北京市文物局。

《二程粹言》是程门高足杨时用文言文改编的二程语录，该书并未见诸宋元书目，程门后学亦无一人提及此书，元代至治年间谭善心搜集和校刊二程著作及成化，弘治本《二程全书》也未收录该书，直到明万历年间徐必达刊印《二程全书》时始收录该书。最早著录《粹言》的是明代杨士奇等人编著的《文渊阁书目》，题为《程子粹言》，且不著编者和卷数。宋濂《诸子辨》对该书有较详细的辨析，其曰：“《子程子》十卷，一名《程子粹言》，乃程颐叔子书，后张重新编次。”相对于朱熹所编二程语录来说《粹言》一书取材比较广泛，除大部分内容与《遗书》和《外书》相同外，还有一部分内容源自《二程文集》《河南程氏经说》和《周易程氏传》，实际是二程语录的改写本，所以不少学者认为《粹言》只能算是一种了解二程思想和学术的参考性读物，不能作为研究二程的一次文献。

在朱熹编撰《二程遗书》前，社会上流传有众多不同版本的二程语录，但这些版本的语录无论是卷数还是文字都存在较大差异，且搜罗不全，讹误之处较多，不利于二程思想的传播。朱熹所编《二程遗书》和《二程外书》刊行后，以其搜罗完备、编写周全、校勘精审等特点而得到世人的承认，极大地方便了人们对二程思想和学术的研习，并迅速在社会上传播开来，助力洛学发展成为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潮，并取得官方哲学的地位。

朱熹通过对二程语录及二程其他作品的整理和编辑活动，不仅为人们学习和研究二程的思想与学术提供了一个较为完善的读本，更重要的是通过文本的统一实现了思想的统一，从而奠定了他在二程思想诠释方面的权威地位。因为朱熹在整理和编辑二程的著作时，虽然也参阅了其他学者所编的文本，但他却通过自己的整理和编辑活动，巧妙地削弱甚至是消除了其他学者的声音，特别是胡安国家族的影响。这样，朱熹就牢牢地控制住了二程思想诠释的话语权，并毫无争议地成为宋代道学的正宗传人。